陈文婷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275)
共同体是以共同情感为基础、共同利益为纽带的价值综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与物质生产实践长期互动的展现。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象征标识和意义载体。作为文化意义文本的符号化具象方式,文化表征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象征行为与文化建构的意指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由此出发,以文化符号的表征模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内蕴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建构的情感归属、意义传播的利益团结和象征再生产的价值凝聚的符码演绎,而且展演于民族成员普遍自觉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体理念的意指实践,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材料的总和”[2],这个总和表现为符号交互作用的系统产物,内蕴人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化。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高度凝练的象征标记,文化符号既是具有抽象能力的人类思维的创造物,又是民族文化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具象化的媒介载体与总体表征。斯图亚特·霍尔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循环理论提出了文化循环的表征模式,认为文化表征是通过象征符号的意指性实践进行主体间意义的生产、交流与互动,并最终建立文化世界的符号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