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与“民族”

文/龚浩敏

美国学者琼妮·亚当姆森（Joni Adamson）与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提出，“第三波生态批评”需要“承认民族和国家（ethnic and national）的独特性，且超越民族与国家边界”。他们对生态批评中“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关照与汤姆·林奇（Tom Lynch）的“新生态区域主义”（Neo-Bioregionalism）、厄休拉·K.海斯（Ursula K.Heise）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以及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生态全球”（Ecoglobal）等观点遥相呼应，构成了当下在不同空间光谱中考察生态写作的重要趋势。

生态批评学界对于地理和社会空间议题的关切，显示出在以“当地/在地”“地区”“民族—国家”“区域”“全球”“星球”等概念所构成的光谱中，生态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空间层面的聚焦，其焦点变动不居，不同焦点间构成或对话或对抗的张力。它还揭示出空间问题之于生态批评更为紧要之处，即身处具体地理与社会空间中的人群的认同政治问题：一方面，人群所组成不同的政治认同体与自然环境构成不同关系，对自然和环境产生不同影响，也由此形成认同体之间多种方式的互动和角力；另一方面，人群在自然环境中的活动乃至对自然环境的调控和操作，又形塑了他们政治认同的方式与过程，影响甚至重构了认同体之间的边界。

在上述认同空间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无疑仍是当今世界族群认同最重要的层面，仍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最关键的认同指标，以及其他各认同层面几乎无可回避的参照对象。然而，“民族—国家”又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政治认同架构，其生成与获得现代政治合法性和普世性的过程，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历程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