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后真相时代”的另一条路径
——从“三重现实”说起

□陈钰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这类“黑天鹅”事件，成功使得“后真相”一词进入大众视野。《牛津词典》认为“后真相”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如今，“后真相”这一现象已经从政治领域溢出，成为当下整个时代的表征，“后真相时代”也代替“后真相”成为大行其道的热词，它广泛地与虚假新闻、反转新闻、民粹主义、阴谋论等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汇总型的指称，体现了目前复杂的信息生态。

关于“后真相”的讨论长盛不衰，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知识网络，牵涉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对“后真相”的探讨多集中在概念界定、具体表现和影响层面，对其成因的研究数量虽然不少，但是思路都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少有综合性的对话和探讨。因此，本文将从另一条路径来省思“后真相时代”的动因，即李普曼提出的“三重现实”——客观现实、象征性现实、主观现实，并进行相应的反思。

哲学省思：重归对于真相的讨论

对于“后真相”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真相”的元问题上。对于“真相”的讨论从古至今讨论不绝，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简言之，对“真相”的讨论大多遵循两条路线——符合论和建构论。符合论认为真相的存在必须要有客观性的经验证据，要符合外在世界的存在，而这也通常被视为新闻求真的主导理论。[1]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写下“以不是为是，就是假；以是为是，就是真”，表达了其符合论的真相观。而建构论则认为，社会知识并不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发现和描述，而是人们的一种发明和创造，是人们建构的产物。[2]沿着这一路径走向极端的莫过于尼采，他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认为视角制造事实，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存在，从而走向了虚无主义。

符合论和建构论这两条路径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符合论的难题在于：首先，客观现实是变动不居的，对客观现实的阐述永远无法第一时间臻于完善，真相永远是一个历时性的逼近过程，也就是当下的符合性并不代表永远的符合性；其次，符合论要求的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僵硬反映，忽视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而建构论认为现实是被建构的，真相人言人殊，但是这一视角无法解释独立于人的主观视角的客观现实，也无法解释谎言的存在。

符合论和建构论分属两个不同的范式，库恩说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3]但并不是否认不同范式之间完全不可以比较与沟通。符合论强调有一个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强调对世界的追索是有意义的，但是过于僵化刻板。建构论则是瓦解了客观性的意义，走向了相对主义的陷阱，但是又未尝不是一个理解“真相”的新角度。既然如此，何不超越范式之争对“真相”进行另一重思考？

李普曼提出的“三重现实”正是试图调和符合论和建构论之间的龃龉，并且对“真相”进行批判性思考。在李普曼看来，“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的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虚拟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4]李普曼对真相的思考综合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逻辑，它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是认为世界太大且过于复杂，人们无法认清，所以必须借助报刊等媒介去了解超越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物。因此，人们的“主观现实”虽然基于客观现实，但是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可以看出李普曼跳脱出了本质主义，认为真相只能是再现的而非本真的。[5]

李普曼突破了相对主义的藩篱，走向了多元主义的康庄大道。他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认为新闻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它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让人们注意到这个有限区域内发生了什么，但是其他的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由此观之，真相的呈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通过捡拾一块一块的事实碎片，从而拼凑成一块完整的真相图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相是一个有机体式的存在，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多元主义的真相观为人们认识“后真相时代”提供了更多的包容性，有学者甚至指出，“后真相”自身就是当代真理的表达方式，它不是有待克服、规训的情景，而是当代社会真理展现自身的唯一方式。[6]从2016年以来，在对“后真相时代”的讨论声中充斥着担忧、焦虑的情绪，追求绝对真相或真理的学者们已经为“真相已死”写下了一曲曲的挽歌。有人曾用“另类事实”来置换客观事实的存在，但是“另类事实”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因为事实就是世界的样子，而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种，但对同一个事实的另类描述是存在的。[7]“后真相”并不意味着真相的消逝，它指的是一种事实与立场混杂在一起的混沌状态，而真相往往需要在多样化的冲突中进行甄别。

技术变革：繁荣的真相市场

囿于认知能力的局限，人们所谓的真相永远是经过一定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8]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主要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建构的象征性现实去了解客观世界。专业的新闻媒体以其客观中立、不偏不倚报道事实的职业精神赢得民众的信赖，成为权威的真相界定者、记录者和传播者。在传统媒体时代并不是没有对传媒所报道的事实进行质疑，但是民众苦于没有其他中介去了解世界，这种质疑声往往只是昙花一现，难以动摇传统媒体作为垄断性的真相界定者的地位。

然而，传播技术的更迭迅速改变了以往的信息生态。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普遍应用，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专业新闻媒体的垄断性地位分崩离析。民众获取真相的途径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上往往呈现出碎片化的事实线索，这些线索来自当事人、目击者、利益相关者、各种机构等，一时间众声喧哗，真相市场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使得传统新闻媒体往往来不及对事件作出反应，社交媒体上就已经有铺天盖地的爆料和线索，这种现场直播式的社交媒体直接给了传统媒体狠狠一击。由于有着这些碎片化事实的支持，民众对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实经常持怀疑态度，阴谋论的论调时常唱响，专业新闻媒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基于速度的优势，社交媒体揭示了传统媒体真相的制作过程，同时也削弱了其真相界定者的可信度。

在政治传播领域，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特朗普的“推特治国”的策略，他直接跳过新闻媒体或者机构媒体，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发布似是而非的事实或者观点煽动舆论，经常打专业新闻媒体一个措手不及。《华盛顿邮报》从特朗普上任后就开始计算他说了多少错误或误导的话，数量令人吃惊。糟糕的是，这些未经证实的事实，在社交媒体时代以病毒式的速度进行传播，所谓“谣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真相还未穿上鞋子”就是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

在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之下，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奋力追赶与社交媒体的差距，经常来不及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报道，就匆忙草率地将新闻事件呈现于大众面前。然而，既成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追不上事实变化的态势，本来在传统媒体时代本可以详细调查的新闻，在社交媒体时代却一再成为反转新闻，这让新闻媒体的声誉一度跌入谷底。

在这样的一个繁荣的竞争性真相市场中，民众反而变得更加迷茫，困于碎片化事实线索中，这些线索没有逻辑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在一些事件中，某一方为了获得舆论支持，提供的线索通常会将真相和捏造的东西混在一起，让人分不清真假。众所周知，内容全为捏造是达不到最好效果的，真假参半、具有迷惑性的鼓动才最有效果。“事实胜于雄辩”以及“有图有真相”在后真相时代失效，因为事实和立场愈加难以分开，立场先行使得在当下通过裁剪事实来达到符合立场的行为成为常态。多样化的事实碎片和信息线索在真相市场中激荡冲突、自我否定、更新迭代，民众陷于信息洪流中逐渐对何为真相不感兴趣，而是以吃瓜看热闹的心态对新闻事件进行围观，满足个人窥私的快感，对某一触及到他们情绪的事实碎片生发激烈的讨论。

“后真相”在今天成为显性问题离不开技术的助推作用。新兴媒体解构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力，一方面基于速度的优势，新兴的社交媒体呈现出除了新闻媒体提供之外的更为多元的新闻线索和碎片化事实。但糟糕的是，新兴媒体在解构传统媒体的真相体制之后却无法建立起一个新的真相秩序，导致真相市场混乱无序。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成为民众获取新闻的新入口，在算法机制的影响之下形成一个一个的意见社群。技术系统化地过滤信息，让信息切合人们的想法，如此，持不同意见立场的人无法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在各自的社群之中强化自身的观点，使得社会共识逐渐变得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心理机制：复杂的主观现实

后真相时代的形成也离不开个人内在的心理机制，李普曼提出过“主观现实”概念，即人们在媒介环境所制造的“媒介现实”的基础之上，对媒介信息进行认知、选择和加工而形成的主观现实。人们并非被动的受众，并不是完全按照新闻媒体的意图来认识世界，他们有其主动性。沿着“主观现实”的道路，或许可以从心理机制为突破口开辟一条认识“后真相”的路径。

李普曼曾经提出“刻板成见”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的看法，它是一种简化机制，能够帮助人们快速厘清复杂的事物。然而，刻板成见也会产生相应的问题，即刻板成见一旦固定下来人们就会对符合自身立场的事实深信不疑，对与之相矛盾的事实视而不见。心理学中有和“刻板成见”相对应的概念，即“确认偏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们会去寻找能确认他们既有信念的信息和来源，避免与之矛盾的信息。“道不同，不相为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都昭示着从古至今人们都更倾向于和想法相像的人交谈，这种倾向在以算法为主导的社交媒体时代更为突出，因为找到能够确认自身立场的事实、观点和意见从未像今天这般容易。在信息洪流中，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确认”他们信念的信息来源和支持者，避免可能挑战其信念的来源。

心理学家所说的“动机性推理”是另一个重要心理机制，这种推理方式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是维护既有的立场，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当人们的意见立场受到威胁时，这种推理方式就会无意识的启动，把不符合他们立场的事实意见等排除在外。一个社会越是对立，越是分裂，那么人们进行动机性推理的可能就越大。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有如此多的追随者，因为美国从立国以来就有着反权威和反精英的立场，底层民众更是如此。对特朗普而言，他正是利用这一点，将自己塑造成下层民众的代表，为他们争取利益。因此，无论特朗普做出了什么样的虚假陈述，他的追随者们都会自圆其说，认为特朗普是在维护他们的利益。长此以往，这样的后果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们与观点相反的人讨论得越少，接近真理或者真相的机会就越少。对于个人而言，人们总是擅长挑出别人的错漏之处，而对自身持以宽容的态度，而真理总是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才能越辨越明，谦虚谨慎、善于思辨、侧耳倾听才是后真相时代难得可贵的品质。

反思与启示

在观点胜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新闻媒体应当坚持事实核查，但是事实核查在“后真相时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容易产生“逆火效应”，使人们更顽固地去坚持错误的认知，越是情绪化就越难纠正错误。由于错误的认知已经首先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基于休眠效果的影响，即使人们知道某个信息为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假信息反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就要求新闻媒体在进行事实核查时，不要将重点放在错误信息上并且反复提起，而是要将焦点转移至事实上，尽可能描述事实而不是做价值判断。

“后真相”不是一个新现象，它受到社会、文化、技术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的“显学”，很大程度是源于新兴媒体技术的助推作用。随着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传统新闻媒体不再独享真相的解释权，真相市场中意见与事实混杂。“后真相”之所以为“后”，意味着旧秩序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形成，也意味着新兴的社交媒体无法扛起界定真相的大旗，而这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