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红色出版：革命战争与时代发展之依托

王 娟

(吕梁学院 历史文化系，山西 吕梁 033000)

吕梁红色出版，意为1937-1949年抗日与解放两大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进步革命组织，在今山西吕梁境内进行的出版活动。

1937-1949年间，吕梁作为晋西北、晋绥革命根据地的主阵地，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的所在地，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是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前沿阵地。得益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中共的有力领导等重要因素，吕梁红色出版蓬勃兴盛，为吕梁乃至山西的抗日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是中国红色出版的重要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当代价值。

关于吕梁红色出版的考察，目前主要有《晋绥日报简史》《晋绥边区出版史》《山西期刊史(1900-2008)》等论著略作涉及，尚缺乏专门系统的整理研究。本文梳理吕梁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重要的出版机构、出版物及出版活动，从三方面对吕梁红色出版进行历史回溯及价值考察，旨在确立吕梁红色出版的地位，引起对吕梁红色出版的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

一、革命战争之先锋：吕梁红色出版的萌芽成长(1937.9-1939.12)

1937年9月中共在晋西北建立根据地，直到1939年12月晋西事变期间，晋西北主要由阎锡山势力统辖，中共在此处于配合辅助、甚至受压制的地位。此阶段，吕梁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一部分，红色出版萌芽成长，具有明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物的特征。出版物主要是报刊。具体表现是以中共领导的战动总会、牺盟会等进步革命组织的报刊居多，中共直属的报刊较少。这些报刊，规模小、时间短、力量散，但出版速度快、时效性强、分布区域广、携带方便。此中影响较大者应属：战动总会的诸种报刊、牺盟会的诸种报刊、晋西南区党委《五日时事》。

战动总会(全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诸种报刊，此处主要是指晋西事变以前，中共领导下战动总会在吕梁的各种红色出版物，是吕梁红色出版的拓荒者。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战动总会被迫外迁，先后辗转岢岚、吕梁汾阳与离石等地，期间在吕梁创办红色报刊：《战动通讯》《动员》《战动周刊》。其中，《战动通讯》为日刊，油印，主要是利用电台抄收出版国内外要闻，发布各县动委会送来的消息，便于各地动委会、各支队灵活有效地开展工作。[1]此外，战动总会的吕梁各地动委会也创办了多种红色报刊，如临县《战旗》、《抗战形势》，岚县《岚动》，兴县《抗战》等。

牺盟会(全称“牺牲救国同盟会”)的诸种报刊，此处主要是指晋西事变以前，中共领导下牺盟会在吕梁的各种红色出版物。此中以《新西北报》最具代表性。《新西北报》1939年1月28日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领导下创刊，初为其机关报，后为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晋西北行政公署前身)的机关报，为当时晋西北影响最大的报纸。社址初在山西岢岚，1939年7月移驻吕梁兴县、岚县。后随着《抗战日报》的创刊，此报停刊。《新西北报》始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间日刊，石印，4开2张，约出版160期。此报主要刊载国际新闻、各地抗战动态与重要消息、牺盟会或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和通知等。此外，牺盟会的吕梁各地分会也创办了多种红色报刊，如牺盟会临县中心区《西北战旗》，临县牺盟会《临县战号》，孝义县牺盟会《孝义人报》、《战斗报》等。

《五日时事》，是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间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机关报。社址初在吕梁孝义，晋西事变时随区党委转移至吕梁兴县。后随着《抗战日报》的创刊，此报停刊。[2]《五日时事》为五日刊，油印，4开2版，主要是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主张，报道时局、战争情况及日军的侵略罪行，介绍根据地民主政权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此报作为抗战初期吕梁地区中共直属的红色报纸，为中共在晋西南一带掌握舆论主导权、宣传抗日思想、进行抗日活动等做出积极贡献。

萌芽成长期的吕梁红色出版，及时传布时事要闻，宣传抗日救国与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共政策与主张，组织发动群众，广布革命火种，发吕梁各地抗日事业之先声，对当地乃至周边的抗战起着舆论引导与思想动员的先导作用。

二、革命战争之利器：吕梁红色出版的百花齐放(1940.1-1949.9)

晋西事变后至解放战争胜利(1940.1-1949.9)期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共在晋西北确立了主导地位，吕梁兴县成为中共晋西区、晋绥边区各种党政机关、办事机构，以及革命进步组织的驻扎地。此阶段，吕梁红色出版进入百花齐放期，多种红色报刊、图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版格局上，以中共直属的党政机关、部队、出版社等的红色出版为主，各种进步组织的红色出版为辅。出版内容上，以红色党政时政与通俗文艺为主。此阶段的吕梁红色出版，种类多样、主题鲜明、力量集中、质量较高、时间较长，为抗战与解放事业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舆论引导、思想指导、文化教导等重要作用，是革命战争之利器。

(一)红色党政时政出版

党政时政，是吕梁红色出版的首要任务与主要内容。此中以抗战日报社(晋绥日报社前身)、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前身)、晋绥分局、晋西北新华书店(晋绥新华书店前身)等的出版为代表。

抗战日报社(晋绥日报社)，位于吕梁兴县，①是吕梁红色党政时政出版的基地，代表出版物是《抗战日报》(后更名《晋绥日报》)。《抗战日报》组合了《五日时事》《新西北报》等出版力量，[3]1940年9月18日在吕梁兴县正式创刊；1946年7月1日，适应解放战争形势，更名《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终刊，共出版2171期。[4]该报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全区影响最大的抗战报纸，是晋绥根据地红色报刊的一面旗帜。

此外，抗战日报社(晋绥日报社)，还出版有《通讯生活》(后更名《通讯研究》《新闻战线》)、《半月文摘》《人民时代》等红色报刊，以及大量红色党政时政图书。代表图书如《时论丛刊》时事政治评论系列丛书(共16种)、《晋绥边区生产会议总结》《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宣言及其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驳斥<中国之命运>》《反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昆明惨案真相》等。

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与晋绥分局，位于吕梁兴县，其红色党政时政报刊图书出版，是吕梁中共党政机关、部队单位等红色出版的代表，对吕梁红色出版具有示范引导作用。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红色出版，主要为红色党政时政报刊，如《行政导报》《工作通讯》《战斗周刊》等。晋绥分局的红色出版，主要为红色党政时政图书，如《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整党审干参考资料》《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

晋西北新华书店(晋绥新华书店)，位于吕梁兴县，是山西境内最早的新华书店，也是继延安新华书店之后中国的第二个新华书店，[5]主要是翻印、重版延安出版的党政时政图书，以及出版教材课本。②[6]出版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经济问题与行政问题》《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土地法大纲》《论查田运动》《党员课本》《团员课本》等。晋西北新华书店(晋绥新华书店)，使吕梁成为延安红色出版的重要传播阵地，吕梁红色出版成为延安红色出版的重要辅助之一。

吕梁红色党政时政出版，紧密结合当下国际、国内、本地政治形势，内容或为党与政府的政策法令、领导人物重要讲话、根据地发展形势等，或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情形等，是根据地揭露抵抗日军与国民党罪行、传播发展自身思想政策、理论武装全党全民的有力舆论工具与前沿阵地。

(二)红色通俗文艺出版

通俗文艺，是吕梁红色出版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直观活泼的形式，开化民智、引导社会价值观念、传播中共思想主张、提高民众革命斗志热情，为文化落后的吕梁的抗战解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吕梁红色通俗文艺的出版，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晋绥出版社前身)的通俗读物、晋西美术工厂的美术作品出版为代表。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晋绥出版社)，[7]位于吕梁兴县，是一家面向工农兵群众，出版通俗文艺读物、教材课本等的红色出版机构。1940年9月，该社由中共晋西区党委筹建成立；1948年冬，更名晋绥出版社；1949年7月停办。代表出版物是《晋西大众报》(后更名《晋绥大众报》)、“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获奖作品丛书、《吕梁英雄传》。

《晋西大众报》，1940年10月26日在吕梁兴县创刊，1945年6月5日起更名《晋绥大众报》，1947年5月因编辑人员参加土改运动休刊，1948年9月复刊，1949年7月24日停刊。先后为周刊、五日刊、三日刊，共出版445期。此报是一份面向粗通文字的干部群众的通俗报纸，主要特点是：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

“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获奖作品丛书，来自1944年晋绥边区举办的纪念“七七”事变七周年活动的29种获奖作品。其中包括戏剧类12种、散文类5种、图画类6种、歌曲类6种。戏剧类如《大家办合作》、《王德锁减租》。散文类如《侯圪坦和他们的少年队》《张初元的故事》。图画类如《温象拴》、《日军守备队的生活》。歌曲类如《变工好》、《党在敌后方》。此丛书皆为反映当时根据地军民减租减息、开荒运动、变工合作、对敌斗争、新旧生活等，以及劳动英雄、少年队、妇女等不同人群的战斗与生产生活的通俗文艺作品。1945年5月6日，冯牧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称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作品为“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

《吕梁英雄传》，由新华社晋西北分社(位于吕梁兴县)编辑马烽、西戎撰写，以传统通俗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描写晋绥根据地的抗日英雄和抗敌模范。该书最初以《吕梁民兵斗争故事》的总题名在《晋绥大众报》连载，人物事迹主要来自1944年12月举办的“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材料。后在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建议下改名为《吕梁英雄传》。1945年6月5日至1946年11月20日间，每5日1期，共95回。[8]1946年4月，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就当时现有章回开始出版。原书计划出版四册，实际出版二册(第一册17回，第二册20回)。剩余章回，因作者忙于土改暂未整理成书，该出版社未出版。(按:建国前夕，作者将全书整理为80回，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

晋西美术工厂，又称晋西木刻厂，是晋绥根据地重要的红色美术宣传机构。此厂成立于1941年3月，厂址在神府县杨家沟(今陕西省神木市贺家川镇杨家沟村)；创办之初，隶属驻于吕梁兴县的晋西区文联；1942年，合并为《抗战日报》的美术科。此厂专门负责设计印刷各种美术作品、刊头、插图、封面、领袖像等。如《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物等的图画部分。晋西美术工厂并编辑出版有《大众画报》(后更名《人民画报》)。

《大众画报》，1941年3月在吕梁兴县创刊，1942年底停刊。此间共出版11期，“刊登445幅插图，木刻作品105幅，大小宣传画120幅”。1946年1月5日复刊，更名为《人民画报》，半月刊，到1947年5月终刊，此间共出版32期，刊登567幅插图，其中连环画79套。《大众画报》的形式主要为连环画、漫画、宣传画、剪纸等图画。《人民画报》的形式主要为连环画，每期的连环画独立成章，以便读者能够在单独一期内看到完整的故事。

吕梁地区，地处山区、土壤贫瘠，建国以前生活困苦、文化落后。吕梁红色美术出版，面向文盲、半文盲、识字水平低的读者群体，采用一目了然、形象生动的图画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宣传中共政策主张，介绍国际国内形势与根据地情况，引导普通群众积极向上、共克时艰。因此红色美术出版，是吕梁红色通俗文艺出版的重要组成，对吕梁乃至晋绥的抗战、解放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党政时政、通俗文艺外，文教、经济等也是吕梁红色出版的重要内容。如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审定、晋绥新华书店出版的《(初级)国语课本》、《(高级)国语课本》、《历史课本》、《卫生课本》、《算术课本》等，是晋绥根据地学校教育的重要教材，有利于提高吕梁的教育水平，推进晋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三、时代发展之良辅：吕梁红色出版的沉淀播散(1949.10以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吕梁红色出版进入了价值的沉淀播散期。作为中共领导下吕梁乃至整个晋绥地区抗击日军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产物，吕梁红色出版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是时代发展之重要依托。吕梁红色出版的时代价值可归纳为以下七方面。

一是积淀中共思想之价值。吕梁红色出版，是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绥根据地摸索、建立中国道路的重要实践，宣传路线政策方针的重要途径，理论武装全党与民众以及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舆论工具与思想武器。它彰显了中共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与经验总结、对人民群众的重视与保护、对进步组织的团结与合作、对新闻出版的开发与利用，彰显了中共执政思想的成长与发展，具有积淀中共思想之重要价值。

二是发展出版印刷之价值。作为晋绥根据地新闻出版的中心与思想战斗的武器，吕梁红色出版对内是宣传思想、团结民众、扩大战果、促进胜利的重要手段，对外是宣传根据地状况、扩大影响的重要窗口，可成为中国红色出版史的重要代表。又，吕梁红色出版丰富了当地新闻出版的内容和形式，培养了出版人才，积累了出版经验，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基础。出版时使用的木刻、版画、油印、石印技术，发展了当地美术印刷事业，培养了美术印刷人才，是对中国传统印刷术的传承与发展，是新中国美术印刷事业的重要来源。因而，吕梁红色出版具有发展出版印刷之重要价值。

三是提升文化教育之价值。吕梁红色出版，是抗战解放时期中共在晋绥根据地进行社会教育的工具，促进带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思想觉悟与文化水平，是晋绥大众文化运动与文化教育发展的有力媒介，可为新时期地方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借鉴。又，吕梁红色出版文化，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是唤醒国家民族意识与抗争压迫反动主义的重要文化阵地，可作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文化教育、党史教育等的重要基地。因而，吕梁红色出版具有提升文化教育之重要价值。

四是拓展通俗文艺之价值。吕梁红色出版，出版了大批通俗文学作品，以及大批连环画与通俗画报，发展了山西梆子、眉户剧等地方戏剧，孕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强化了通俗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提高了通俗文艺的思想文化深度，是中国近代通俗文艺史的重要板块，具有拓展通俗文艺之重要价值。

五是丰富学术研究之价值。吕梁红色出版，记录了1937-1949年的红色历史，见证了抗战解放时期中共与晋绥的成长发展，是研究此时期中共政治理论水平、战争思想、新闻出版思想、土改运动思想等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此时期晋绥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晋绥抗战解放历史过程，乃至新中国建立过程等的重要史料。在纸质媒介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抗战解放时期，吕梁红色出版的研究价值显得尤为可贵。

六是传承民族精神之价值。吕梁红色出版，于枪林弹雨中谋得生存与发展，于民族危难中进行救亡与图存，体现了中共及其领导的进步组织、人民群众的顽强意志与爱国热情，蕴含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舍死卫国的中华民族优秀品格与宝贵精神财富，积淀了丰富的精神能量与品格，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内涵。

七是带动经济文化之价值。吕梁红色出版，曾导引吕梁的抗战与解放，记录吕梁的抗战解放历史，促进抗战解放时期吕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吕梁红色出版，承载了吕梁的红色精神与深刻社会记忆，是吕梁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与吕梁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作为吕梁的一张文化名片；与红色出版相关的红色遗产，亦可作为吕梁的一个旅游特色。吕梁红色出版，可成为发展红色吕梁、文化吕梁、经济吕梁的重要支撑。

总之，新时代吕梁红色出版这批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的整理与研究、传承与发展，对播散吕梁红色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1)抗战日报社常在日军扫荡期间移驻黄河西岸神府县杨家沟村，但主要工作一直以吕梁兴县为中心地，报纸上的出版地点也标为“山西兴县”。

(2)据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载，晋绥新华书店“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在边区发行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同志著作有六十六种，编印出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艺等各种读物一百二十三种，发行总数达一百余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