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歌”之辩中的翻译论题与中国当代诗歌的语境化阅读

郝琳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基础部，北京 102202)

0 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译研究与实践主要由国内或华裔译者发起；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英语母语译者开始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译工作，也有更多的海外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当代诗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探讨与争论。1990年开始蔓延至今的“世界诗歌”之辩，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这场由宇文所安掀起、无数学者关注并参与、前后绵延20余年的论争，以一种吊诡的方式撕开了所谓“世界语言”的遮羞布，同时也打破了“全球化”“地球村”的虚幻美梦。而我们之所以将这场论争形容为“吊诡的”，是因为其话题由翻译范畴中的“可译性”而起，却少有学者(包括宇文所安在内)真正去阐述何为“可译性”，以及所谓“可译性”的限度。正如中国当代诗歌的译本在与英语读者相遇时，后者的目光极少真正聚焦于文本之上，反而对超出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更感兴趣。

本文寻根溯源，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在这场论争中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翻译论题，从而揭示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真实境遇：中国当代诗歌一方面通过世界“主流”语言——英语——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读者与荣誉；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诗歌借用“世界语言”而走向世界所带来的不止鲜花和声名，同时也夹杂着冷漠与挤压——即便在语言翻译思潮盛行一时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也少有译者或学者真正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语译本就语言层面予以关注。宇文所安所谓的“可译性”指责，恰恰反映出当下我们需要警惕的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语境化阅读方式”。因此，当我们在为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所收获的关注与喝彩洋洋自得时，也要对这种“语境化的阅读方式”产生警惕。

1 重访：“世界诗歌”论争中的翻译问题

1990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新共和国》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世界诗》的文章。在文中，宇文所安指责中国当代诗歌太“可被翻译”，并以北岛的诗歌以及杜博妮对其诗歌的翻译为例进行分析，得出“译本就是原作”的结论。文章发表后，一场关于“世界诗歌”的论争断断续续绵延至今。在此过程中，经过无数学者的思辨，“世界诗歌”俨然成了一面多棱镜，在某种意义上启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当代诗歌在历史、写作、文化语境等方面的更深刻的思考。

然而，当我们梳理这场论争中学者们林林总总的观点与论据，便会发现他们往往更容易偏向一种文化式的辩论，而恰恰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逃避了宇文所安原本重点提及的“翻译”论题。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完全忽视宇文所安关于“世界诗歌”观点的合理性，他选择了北岛的诗歌及其翻译为靶子，第一次勇敢地揭开了连中国当代诗人自己都不敢面对的部分事实与可能——中国新诗的源头与存在的合法性；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在文化上过分严厉的审视者。宇文所安引发“众怒”的原因在于，他想当然地站在自我文化的立场上，将中国当代诗歌看作一个“抄袭”了西方现代主义元素的不伦不类的“落后者”，而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其实不止宇文所安一人。只不过其他学者在论及此点时大多一笔代过，而宇文所安作出一篇文章对之进行陈述。然而，“部分事实与可能”意味着我们并不认同宇文所安的大胆与“想当然”，相反，我们需要追源溯流，以一种并不想当然的方式，去辨析“世界诗歌”论争中的各种想当然与事实：这一论争的源头，恰恰是宇文所安在开始便明确提及、而后来的学者们却少有触及的翻译问题。

在《什么是世界诗》中，宇文所安认为，《八月的梦游者》里的诗“大体上是国际诗歌”，“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文字(文字总是被困在语言的国籍里)，而在于只有用文字才能写出来的意想中的画面”(Owen，1990：28-32)。也就是说，在宇文所安看来，北岛的“国际诗歌”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读者所接受，是因为其诗歌中较少有中文语言层面的特质，即语音、节奏、特殊含义的词汇等，它们更多是以普遍性的意象的堆叠取胜，而这些意象“有其美的瞬间，可它没有历史，也不能留下可以构成历史的痕迹”(Owen，1990：28-32)。他以杜博妮译《雨中纪事》(“Notes in the Rain”)为例：

……

书打开在桌上

瑟瑟作响，好像

火中发出的声音

好像折扇般的翅膀

华美地展开，在深渊上空

火焰与鸟同在

……

译文：

the book lying open on the table

makes a rustling noise, like

the sound of a fire

or fan-like wings

gorgeously opening, flame and bird together

in the space above the abyss

…

(Bei Dao，1990:99)

宇文所安指出，如同深渊上空华美展开翅膀的飞鸟般的书确实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可能都是优美动人的，但是杜博妮把充满可替换意象的世界诗歌翻译成了真正的英文诗，靠的正是文字的排列、特殊的词汇和突出的音调效果(更不用说英美诗歌在其译诗中的数处回响)。”(Owen，1990：28-32)英语读者在读到这首译文时，会赞赏诗歌优美的意象本身，但“诗的节奏、诗行中间语气停顿的位置、用字的选择，以及字的排列顺序”才是其真正出彩之处。在这样的境况下，读者们会遐想在译本中便已然如此优秀的诗歌，若以原文来呈现该是如何震撼人心，殊不知，译文便已是原文本的全部。

那么，以杜博妮为代表的优秀译者们是否真的只需要发挥自己对母语炉火纯青的把握，便可以将中国当代诗歌不做丝毫损减地呈现在异域读者面前？以北岛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人们的诗歌，是否又如宇文所安所批评的这样简单透明？要回答以上的问题，首先我们便需要对杜博妮的翻译思想进行辨析。

2 细读：“可译的”与“被省略的”

杜博妮是最早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理论有着相对体系性建构的西方翻译家，她的译作涵盖了鲁迅、何其芳、王安忆、阿城、北岛等从现代至当代、从小说至诗歌等数位作家的作品，她发表了多篇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的相关论文如《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问题及可能性》(“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文学翻译的快乐原则》(“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leasure in Translation”)等以及一部有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当代中国翻译地带：威权命令与礼物交换》。但是杜博妮一生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成就还是对中国当代诗人北岛的英译。

同许多将中文译为英文的英语母语译者一样，杜博妮最早的翻译经验可以溯源至本科的学术训练。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她翻译了近30首杜牧的诗歌。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学生，她在翻译时“战战兢兢”，对每个词语、每个意象都极尽忠诚。杜博妮的硕士论文则关注了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在这次翻译实践中，她逐渐开始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1980年，杜博妮来到外文出版社担任英文编辑。在中国工作期间，杜博妮经私人介绍与北岛相识。经过北岛本人的授权，杜博妮开始翻译北岛的诗歌。

1983年，由杜博妮编译的北岛的诗歌译本《太阳城札记：北岛的诗》(NotesfromtheCityoftheSun:PoemsbyBeiDao)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北岛第一部个人英译诗歌集。译本出版后，不仅北岛在英语世界声名大作，杜博妮的翻译水平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可。不过在这部译本的前言中，杜博妮并没有就自己的翻译过程与心得作过多的阐释。1991年，杜博妮在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第25期发表论文《翻译当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与可能》(“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详尽阐释了自己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诗歌在内的翻译经验与方法。

显然，此时的杜博妮已不再是本科时期战战兢兢的、“忠诚”的学生，她将自己体认为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中介人”。杜博妮援引Roy Harris在TimesLiterarySupplement中对后结构主义翻译的概括：“译者最主要的功能不是模仿，而是归纳。”(Harris，1987：924)指出译者需要为自己的翻译假设一种类别的读者，以确定“归纳”的方式。在这一情况下，杜博妮所“设想的是非学术读者群，他们并不首要关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信息化阅读，而是更希望能够领略诗人在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学价值”(McDougall，1991：39)。在译文中拥有相应形式的同时，更要照顾其文学价值，这是杜博妮为自己的翻译所定下的两点标准。因此，杜博妮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往往会根据中英文语言或文化的差异进行具有个人风格的改写：在形式方面，当代中国诗人一直在使用相对放松和随意的韵律，它造成了令人震惊的现代效果，不过这种效果在现代英语诗歌中无法通过相同形式的缺席获得回应。于是杜博妮放弃在译文中使用韵律，而是对每行诗句前大写与小写字母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来对应北岛诗歌原文中韵律的缺席——大小写字母的变化是20世纪英语诗的重大改变，大写字母的缺席可以创造与中文诗格律的缺席相似的现代效果。比如北岛早期的诗歌《回答》(“Answer”)是一首有着明确传统格律和诗节的作品，杜博妮就在每行诗的开头使用大写字母；而在没有格律或者是非传统结构的作品中，她便几乎全部使用小写字母。在意象或内容方面，杜博妮认为，早期北岛的诗歌中依靠一种直白的、标准的诗学语言，比如生活、死亡、爱、梦想等意象，都可以译为英语而不损失任何意义。不过，其诗中也有一些具有特殊意味的意象，比如“太阳”的政治指涉，《白日梦》中“病树”的古典指涉，“孤独的垂钓者”暗示被君王忽视的学者等，这类词语对西方读者来说需要一些解释，但“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些本土化的指涉，而不将其带入一种学术性的枯燥叙述” (McDougall，1991：47)。在杜博妮看来，自己译本的目标读者为普罗大众，脚注与尾注都会岔开读者的注意力，前言与附录中对词汇的阐释，对于解释一些特定的政治标语最为有效，但诗歌显然并不适合这种方式。因此，杜博妮最终采取的方式是：“由于这些典故较少出现，由于我的译本面对的是普通读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忽视。” (McDougall，1991：48)

杜博妮承认“北岛诗歌的天赋在于具有冲击力的意象，而非文字游戏或声音模式”，另外，他的诗中“即便偶尔的对话也是用平易的白话语言，而非俚语或方言”，因此，他的诗歌的确是“可译的”(McDougall，1991：48)。然而杜博妮也声明，“我并没有声称原文本中的一切都在这里”。事实上，当杜博妮在《八月的梦游者》中，提及北岛的诗歌是“可译的”，其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说明“翻译1980年代充斥着俚语、方言与政治术语的中国白话小说给她造成的困境”(McDougall，1991：48)，相较之下，北岛的诗歌给了她更大的空间来实践自己“形式与内容兼顾，文学审美价值至上”的翻译准则，她并没有想到所谓的“可译性”会被宇文所安拿去换了概念，用来指责以北岛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人们所创作的这类具有西方现代诗歌特点的作品，是一种迎合国际读者所创作的“世界诗歌”。

如今看来，“可译的”早已是翻译研究中的陈词滥调，无数学者已经阐明，在文学翻译中，原文本与译文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有着更为深广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也就是说，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带有文化背景、个人意愿、多重目的的行为活动。即便杜博妮认为北岛的诗歌是“可译的”，她也并不宣称“原文本中的一切都在这里”。她的文章多次提及自己作为译者在翻译时以审美为目的对原文本进行的改写。比如上文中提及的《雨中纪事》，其诗节短小精炼、用词简单，甚至没有过于复杂的逻辑与构词关系。的确如宇文所安所说，诗中的意象经过语言的转换，不会给译语读者的阅读造成任何障碍，他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宏大壮丽带有“普遍性”的美感。然而，宇文所安却忽略了一点，在中文的传统语法中，带有修饰、限定、说明作用的定语往往在主语之前，而英文则恰巧相反；同样，中文中从句在主语之前，而英文中从句在主句之后。北岛的这段诗歌在原文本中是对传统中文句式的完全逆写，这种陌生化与格律的缺席一样，造成了一种现代的效果，然而杜博妮在译文中倾向于使用符合英文语法的自然顺序，显然这使译文更具流畅性与可读性，但却是以牺牲原句中的高潮感为代价的。

杜博妮在翻译中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改写并不能被指责为是一种强势的文本操纵，更不应被冠以“西方中心主义”之标签。但需要承认的是，杜博妮对于译文“文学价值”的追求也确实没有呈现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实验性。这种翻译方式与译文流畅性的阅读结果，契合了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论断：

一个翻译文本……只有读起来流畅、明晰而没有任何语言或风格的怪异，大多数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才会认为它是可被接受的……流畅的话语效果、译者通过运用当下的习惯表达、保持连贯的语法规则、确定精确的意义而努力确保明白易懂造成了译本明晰的错觉。此处这种错觉如此明显，它掩盖了大量翻译行为的前提，首先译者对外来文本进行了极大的干预。(Venuti，1995：2)

也就是说，并非由于北岛的诗歌是一种特地为国际读者所创作的“世界诗歌”而具有“可译性”，而是在译者杜博妮以“文学价值”为目标对原文本进行干预后，译文才呈现出一种“译本即原作”的错觉。面对宇文所安的评价，杜博妮的回应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我也好奇有些评论家是否在寻找一个‘他者’甚或是更加异域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也许已经在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所写的中国诗歌中彻底消失了”(McDougall，1991：49-50)。

3 警惕：并非“完美”，只是“不在乎”

事实上，自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翻译学界便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兴起产生了语言学转向，文学翻译成为一门显学得到人们的关注，曾经隐身的译者也开始从幕后进入前台，他们不仅拥有了对原文本与译本的阐释权，同时更与其翻译的文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者们的研究之中。然而，相对于主流学界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文学翻译研究，1949—1990年41年间，虽然英语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论文并不少，但竟然没有一篇专门论述中国当代诗歌翻译的文章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此时，宇文所安提出的这一论题便显得尤为珍贵。

作为一位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知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半生沉浸于中国文学。他痴迷中国古典文化，同时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有着专业而独到的见解，他翻译的英文版《杜甫诗》全集，被奉为中国古典诗歌译介领域的里程碑。这样一位对中国文学有着极深翻译与阅读经验、在世界文学空间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宝贵的翻译论题，它本应开启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翻译领域更加深入、体系性的研究序幕，但宇文所安在其文章中的论证与结论却并没有落在语言文本之上，他打着看似中立、客观的“可译性”的旗号，却并没有在文章中对翻译文本进行认真品鉴与审视。有趣的是，宇文所安之后，众多参与讨论的学者似乎也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性遗忘了论证所谓的“可译性”本身，从而使论争始终徘徊于文本之外，向更广阔的文化、社会领域延伸开去。

显然，不论对宇文所安还是大多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说，中国当代诗歌所承载的文化与社会内涵远比其自身的语言更值得关注。本文并不意在否认宇文所安及其引发的“世界诗歌”之辩，相反，这是一场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值得被书写的论争，它揭开了中国当代诗歌内在的最大隐痛，也让中国当代诗歌在不断地自省与自辩中寻得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若期待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以文学性获得更广泛的读者，或逐渐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走向经典化，仅仅靠文化与社会内涵来吸引关注远远不够，一个好的译本从来都是异域文本在异语空间中立足的根基所在。而跨文化译介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行为，正如我们前文中所论证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译本远未至“完美”之境，相反，其粗糙、尚需打磨之处数不胜数。但西方译者或读者在对译本进行介绍或反馈时，却极少针对翻译的语言层面进行详尽的论述。大多数中国当代诗歌译本的书评者往往会在文章的结尾以类似“(译者)竭尽所能忠诚于原文，并且在诗学、流派和风格的译法方面与众不同”(Galla，1967：387)、“本卷作品的翻译标准很高，译作都很好地完成了”(Link，1984：191)，有时甚至只是简单一句“她为读者提供了很好的翻译”(Pollard，1984：888)。

华裔澳大利亚学者欧阳昱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译实践便是另一个鲜明的案例。欧阳昱是一位“叛逆”的译者，他往往在翻译中会打破目标语的惯常用法，创造性地发挥译者的造词能力，以达成一种陌生化和异化的效果。“欧阳昱从来都没有(关于选稿或翻译的标准)，事实上(他)一直在抵抗代表性和责任。”(Maghiel van Crevel，2019：338)。比如在《打破新天》中，欧阳昱将“风景”译为“windscape”，而标准英语中通常都会使用“landscape”，对此，他认为“需要使用源语言中看似无趣平常的东西添加在目标语中，填补目标语中的漏洞，同时增加了译文的陌生性”(Ouyang，2013：9-10)。而除了译者自觉的“叛逆”外，其译文里还有语言中更加微妙且无意识的“离经叛道”。荷兰汉学家柯雷指出，在欧阳昱的翻译中可以找到多处对本土语言惯习的背离。那些非母语者极难掌握却又终生渴求习得的一些语法标准与熟练度，比如冠词、小品词、介词、标点符号、动词时态、单复数等细节的组合与使用，作为非母语英语译者，欧阳昱的译文显然不能用“完美”来形容(Crevel，2019：340)。

当然，我们并非意在批判这种不仅“不完美”、甚至看起来像是一种“误译”的翻译。正如柯雷所说的，“存在许多样子的英语；英语的霸权地位的缺点也在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并且可以搅乱它。谁又说你不可以使用这种用法？” (Crevel，2019：340)我们希望探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欧阳昱译文的“不完美”并没有阻止他的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澳大利亚诗人、小说家Tina Giannoukos甚至还在书评中称赞欧阳昱“清晰明白的翻译凸显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活力”(Giannoukos，2014)。对此，柯雷戏谑地提及，英语世界的读者对波德莱尔的译本可远没有如此宽容(Crevel，2019：340)。

4 结语

宇文所安曾将世界文学场域比作一个充斥着各种无形偏见和潜规则的美食广场，在这里，每个国家的文学都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而若想要脱颖而出，它们便必须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以引起食客味蕾的“条件反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中国当代诗歌在英语世界拥有一批世界读者。但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或翻译上是否完美并非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更渴望解决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符号的“中国当代诗歌”，是否在观感上符合他们在走入美食广场之前的苍白想象。这是一个弱势文明在进入充斥着隐形霸权的“世界文学”场域之初所必须承受的阅读方式，美国华裔学者黄运特将之称为“语境化的阅读”：“所谓语境化的阅读通常是将一首中国诗的翻译，扭曲为一个极易制造出某类主题的版本，这个主题与预设的‘语境’或‘民族学’化的事实相吻合。”(Huang，2002：167-168)黄运特的论点一语道破了中国当代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真实处境：对于非中文阅读者来说，“完美的”翻译并非他们的首要阅读期待，作品中所描述的场景与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东方”特质或意识形态才是大部分读者的猎奇目标。

因此，当中国当代诗歌在为自己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所收获的关注与喝彩洋洋自得时，也需要对这些关注中的“语境化阅读”产生警惕。因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对语言层面的宽容，有时并不代表“接受”，它也许意味着“冷漠”或“不在乎”——这种态度往往在文学体系的边缘更有可能发生。这表明，一个平等的世界文学空间远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