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貌换新颜
——图像中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之路

李惠子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农业兴，百业兴。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何改变曾经贫穷、落后的面貌，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要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变革举措。这些举措使得农业从此前薄弱、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迅速得到发展，在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同时，也给中国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新形势下的土地改革

1950 年6 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想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其中一项条件就是需要完成土地改革。毛泽东同志还在报告中强调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6 月30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形势下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导的法律依据。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首次进行土地改革，20 世纪20 年代初期，在井冈山就已出台了《土地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在华北、西北等新老解放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但即便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仍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脚步。基于这种现状并结合过往经验，新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一方面保存了富农经济，只没收地主“五大财产”[1]；另一方面，对小土地出租者发布了政策和相关规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大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土地改革法》颁布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其总路线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具体在各地实施时，一般会先派土地改革工作队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进而发动农民群众、划分阶级，没收或征收土地财产，再予以分配。分配完成后则进一步动员翻身的农民安心发展生产，努力丰收，改变生活。

作为身处时代洪流的艺术家，1950 年，李可染及中央美院师生在京郊参加完土改工作后，又前往广西参加土改，由此创作了一批相关作品，如《咱们有了土地》《村干部会议》《新分黄牛牵到家》等。其中《新分黄牛牵到家》以墨线为主，施以赭色，将地主家的牛和农民家的孩子置于同一画面中，并通过牵牛这一行为传达出土改运动后农民分得财产的喜悦之情。事实上，如同画面中农民分到黄牛的情景一样，自1950 年至1953 年完成的土改运动，使得当时全国3 亿多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 亿亩土地及其他大量的生产资料[2]，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仅短短三年，土地改革的完成不仅令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社会政治地位发生巨大变化，还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劳动积极性显著提升，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改善。更为关键的是，农业的兴旺还对国家以及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也在此刻彻底宣告结束。

新分黄牛牵到家李可染

集体化的到来：互助合作

土地改革完成后，尽管在关于农业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根本原则上没有动摇，但具体步骤如何进行却产生了一些分歧。有的认为当下可以立即将互助组提高一步，使其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有的却指出应当使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予以过渡。在此现状下是应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还是马上转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争议的焦点。1951 年9 月，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由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党中央从来认为……要使广大贫困农民……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3]此后，广大农民开始展开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据统计，1950 年全国加入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仅占全国总农户10.7%，而1952年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号召下，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比已升至39.95%。其具体加入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数也由1950 年的1131.3万户大幅度增长至1952 年的4536.4万户，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4]。这也说明，土地改革之后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1955 年夏季，农业合作化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初期的互助组阶段，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展不同的组织形式，针对情况较为薄弱的地区，可以进行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一般多是农忙时予以组织，其目的就是相互调节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并不存在任何分配关系。当这些薄弱地区发展至有一定初步互助运动基础时，则开始推广有更多内容的常年互助。对比临时互助形式，常年互助较为固定，部分互助组还有了一些集体财产，这为后续合作化奠定了基础。比常年互助形式更进一步，是在那些有着丰富互助经验、基础也更为夯实的地区，重点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也是当时互助合作运动的最高形式。在此阶段，其相关制度与产权安排是在自愿和互利原则的前提下，在农民土地私有产权基础上，允许组员投入资金，分配时按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予以计算。

1953 年，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当时农业发展需要，中共中央于12 月16 日又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特别明确农业要由临时或常年互助组形式发展为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方向。这一发展方向意味着其生产关系由此发生了变化，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私人独有，而是转为半集体所有。就初级合作社来说，其在基本承袭互助组自愿互利原则的前提下，不仅对入社社员上交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统一经营使用，还可以对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按照有偿方式转为公有。在1955 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里已明确指出调整为公有性质的财产，不再允许社员分割公积金，个人无法索取。除此之外，在接续此前按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分配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已明确要求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同时，社内重大事务实行民主管理。如此调整实际上是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联合使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物尽其用，在调动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以说，初级合作社已经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组织，它也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推动农村经济由个体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重要过渡形式。

1955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经由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编辑修改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强调了要加快办合作社的速度，以及要在初级社的基础上推进高级社[5]。这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以及由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有重要推动作用。1956 年1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就已指出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初级合作化的当前，部分地区在1957 年，多数地区在1958 年，要基本完成农业合作高级化[6]。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应当看到，相较于过渡性质的初级社，高级社具有本质性变化，一方面自愿入社的农民除需要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统一交由合作社使用外，其相应的所有权也归为集体所有；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上取消了此前具有的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这两方面的改变使得高级合作社成为了农村土地集体化完成的标志。

入社去 张文新

说什么我也要入社 汤文选

在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为响应号召，中国美术家协会专门开展了关于“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工作布置”，指出，一是要通过学习相关文件，参加具体工作，通过绘画速写等方式收集素材，创作该主题作品；二是要筹办农业合作化美术展览，集中呈现这一运动开展期间的风采风貌。这当中，不乏经典力作。比如，张文新的《入社去》捕捉了农户们积极去往合作社道路上的情景，真实呈现了在合作化运动开展期间，农民群众的热情响应与拥护。画面中，每人或拿牲畜，或拿农具，满脸充斥喜悦之情，准备将各自的生产资料交由合作社，互帮互助，合作搞好农业生产。与张文新犹如照片定格般的艺术表现手法不同的是，汤文选的《说什么我也要入社》整幅作品构图简洁，仅以一个老农蹲在金色的稻田中作为视觉中心。作者没有直接表现合作化运动的场景，反而借助人物神态内心着力于这一运动即将带来的成效。画面中，老农形象在作者细致深入的刻画下显得更加饱满笃定，加之其精光内敛的眼神、身旁金黄沉甸的稻穗，共同传达出农民对于入社之后生产提高、生活美好的变化憧憬。

1959 年，高潮创作的《走合作化道路》则以宏大的场面、群像的形式，几乎构成了一个时代性的历史总结。画面人物众多，热闹非凡，具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加之场景中大红色的横幅、喧嚣的锣鼓，以及农民群众喜悦欢快的表情、争先恐后想要加入的动态，集中显现了他们响应并拥护合作化道路的高涨热情。这些情感也因作者透亮的色彩和高明度和谐的光影空间处理，显得更加真实、诚挚，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走合作化道路 高潮

据统计，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至1956 年年底，全国共建立高级社54 万个，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7]，由此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首先，在劳动生产方面，由于初级社开始便以工分制作为各农户取得劳动报酬的依据，这对提高其劳动生产积极性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特别是发展至后期，很多合作社会根据耕作条件和工序难易程序合理计分，明确多劳多得，使农户心中有数；其次，合作化的推行也令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切实提升。特别是此前因缺乏生产资金、耕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农户，因为互助合作，摆脱了贫困。据1958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比之1955 年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生产706 斤粮食，合作化高潮时期初级社已多产约15%，高级社多产约37%，农户收入也同比相增加，生活大幅度改善。除此之外，农业合作化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条件。特别是在产品和资金方面，这一时期经由合作社促成所交的农业税收已占国家预算收入的10%，足见其重要程度。

农业合作化带来的深刻影响也成为艺术家们所积极表现的主题。1956 年，李桦的《合作社的收获》即以套色木刻方式生动展现了这一运动带来的成就。画中有几处构思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构图上，以三分之二的位置展现了不同农户集体劳作并收获的场景，右边三分之一处则是农妇与儿童愉悦的日常生活景象，其中一位正聚精会神地摆弄着玩具。如此安排，使观者不免联想到入社后农户生活的提高和改善；二是在色调上，作者整体以金黄色铺陈，昭示着收获季节的到来。当然，作者创作时并未夸张式呈现快速发展时轰轰烈烈的生产场景，反而使整个氛围透出一种诗意、祥和之感，让人觉得美好且幸福。

不过，互助合作带来诸多成就的同时，也不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譬如，部分实施过程中较为粗糙，操作较为随意，特别是高级社阶段就曾出现了经营管理混乱和盲目生产等现象。这也为农业合作社如何接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挑战。

改革春风下的新农村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而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明确了此前农业发展遇到的束缚和存在的问题之后，安徽和四川两省率先行动起来，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又“请”了回来。包产到户因为是将劳动成果直接与农民收益相关联，因而较为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并在广大农民中间获得了极大支持和认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调整农村政策之际，部分地区便再度恢复了这种做法。对此，党中央采取了不争论和允许试的态度，并逐渐放宽限制，支持其探索和创造。1981 年1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8]1983年1 月2 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高度评价了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强调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必将令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具体道路更切合实际，获得新发展[9]。正是在党中央明确肯定和政策积极引导下，农村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仅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获得极大调动，农业生产也获得连年丰收。据统计，自1979 年至1984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达到8.9%[10]。

于是，用艺术形式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变化，将农业丰收的景象以及处于新农村变化下的农民精神面貌表现出来，表达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真诚愿望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大重点。例如，黄宗瑞于80 年代创作的年画《添牛》即是如此。画面集中呈现在夏日骄阳下，农家小院喜气洋洋的氛围，是为“双喜”：一喜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夫妻辛勤劳动，喜获丰收；二喜则是家里的大黄牛产下小牛犊，生活从此蒸蒸日上。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沈大慈于1978 年创作的《丰收地里有亲人》，不仅直接表现了稻谷丰收时，农民群众欢快喜悦的收割场景，同时还借此表达了对帮助搬运稻谷的人民解放军的感激之情。画面主体中戴着红领巾，手捧苹果、葡萄、西瓜的孩童，正准备将新鲜的瓜果送给子弟兵们解渴，正是犹如亲人般感情的最好见证，也说明了当时利农惠农政策为农业发展的积极向好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期还有一些艺术家在创作时并未直接去表现观者熟知的生产和丰收题材，而是着重呈现了在新农村发展变化下新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戴恒扬、马勇民和刘国才于1984 年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记农民管乐队》，画中吹奏的农民铜管乐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质朴的农民们拿着金灿灿的乐器，奏响属于自己的乐曲。小号、长号、大号等乐器被着意描绘成金色，既与金色田野的场景交相呼应，还在细节反光处运用红黄蓝原色渲染了欢乐热烈的氛围。其奏响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此时也不再只是纯粹的歌曲，而是俨然象征着沐浴在改革春风下的一代农民的新希望。

上图：添牛 黄宗瑞

下图：丰收地里有亲人 沈大慈

在希望的田野上——记农民管乐队戴恒扬、马勇民、刘国才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78年实行的农村经济改革，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有力推动了农村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搞活了农村市场。一方面，确立了农民利益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使农民拥有了更多的劳动支配权，由此共同激活了农村生产力，极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这种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探索实践，使得亿万中国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农村进入到奔向现代化的新时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的当代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安定首要目标下，其中心任务仍然需要坚持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同时扎实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于此，一路走来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实践之路，既是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锐意改革之路，也是全面改善、深入推进、稳定和谐之路，其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无疑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1]五大财产是指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2]杨崇祥、宋周：《新农村建设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 页。

[3]彭干梓、吴金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703 页。

[4]王琢、许浜：《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年版，第45 页。

[5]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6]《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7 页。

[7]荆建林、杨治业编著：《农村合作经济比较研究》，农业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6 页。

[8]《1982 年1 月1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参见党校政治经济学教材联合编写组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献资料选编》，新华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3 页。

[9]马洪主编：《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农村改革卷·城市改革卷·政治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 年版，第161 页。

[10]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年版，第2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