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 价值 挑战：对施蒂纳研究的反思
——基于思想史的视角

罗俊杰， 姜迎春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向中国思想界引介了“以极端个人主义现于世”的“德人斯契纳尔”，称其欲“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1〕1926年，郁达夫在《文艺论集》中更详细地撰述了《自我狂者须的儿纳的生涯及哲学》。但随着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代的逝去，在作为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中本就不是主流的施蒂纳及其哲学迅速被人遗忘，或者说，从来没有占据过某种思想焦点的地位。他更多存在于马克思或鲁迅思想转变史专门研究者的背景参考资料里，作为两位伟人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一种刺激性因素被提及。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又一次“西学东渐”背景下解放思想潮流的涌动，逐渐有人重新发现和引介了这一近代西方思想史中的冷门人物。〔2〕1989年，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中译本问世，距鲁迅的初次介绍已很久远。同一年，开始有人尝试突破述说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思想“前史”的惯有说法，将施蒂纳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不可绕过的思想环节的高度。〔3〕直到21世纪，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内，研究、解读、重估施蒂纳哲学的一股“施蒂纳热”至今方兴未艾。本文基于思想史的视角对这股热潮下的施蒂纳研究提出三点反思。如果不是从一般概念的连接和区分或学者自身学术方向的角度直接比拟施蒂纳与马克思某些方面的观点，而是首先借助施蒂纳哲学在更广范围思想史中的多重面相呈现，可以提示我们反思施蒂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域中出场的前提为何；其次，集中体现施蒂纳影响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本身在思想史出场前的遭遇，可以促使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自觉，反思马克思主义思想解读工作的总体意义限度以及特定文本、特定思想史个案研究的理论价值；最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理解史中有关施蒂纳批判的“圣麦克斯”章的思想地位的起伏，可以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的施蒂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遭遇重大挑战时需要面对的时代任务。

一、施蒂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角色出场的前提反思

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被称作“最后一个”，也是“最有逻辑性的一个”黑格尔主义者，〔4〕以其唯一一部大部头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1848年革命前的德国思想界独树一帜、轰动一时，并留名于后世。

(一)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史中的施蒂纳

施蒂纳造成的轰动昙花一现，他在思想史上的显性影响迅速相对衰落，无法与其同时代的个体存在论的倡导者克尔凯郭尔并驾齐驱。直到19世纪末，随着尼采哲学的兴起，和尼采的虚无主义和超人哲学具有明显相似性的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迎来了第一次史海回澜，以至施蒂纳有了个(19世纪)“四十年代尼采主义者”的称号。后来有尼采研究者考证，尼采年轻时可能通过与健在的老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穆萨克(Eduard Mushacke)的交往，深受施蒂纳的影响，但尼采出于某种原因从文本证据上却有意回避了施蒂纳的存在。〔5〕许多研究者更愿意指出的是，尼采与施蒂纳有显著的差异，代表的社会阶层和理想追求不同，但施蒂纳的哲学很可能碎片式地为尼采提供了思想质料。20世纪存在主义大潮中的许多思想家也都承认受到施蒂纳哲学的影响，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以及诸多文学艺术界名人。因为，“存在先于本质”就像是施蒂纳“自我先于本质”思想的翻版。〔6〕当代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对施蒂纳的先驱作用一般予以关注和承认。

(二)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中的施蒂纳

在《什么是所有权》中第一次提出无政府主义理论但却没有深入阐发的蒲鲁东在1848年革命后出版了《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恩格斯在对此书的批判分析中多次指出了施蒂纳思想的影子。恩格斯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直指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大敌巴枯宁抄袭了施蒂纳，并把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思想混合起来。恩格斯更称施蒂纳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7〕普列汉诺夫在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史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明确承认“施蒂纳有十分充分的权利取得无政府主义理论始祖的尊号”。〔8〕19、20世纪之交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特凯尔(Benjamin Tucker)和麦凯(J.H.Mackay)都是施蒂纳的积极宣传者，后者耗多年之力发掘、整理了施蒂纳的生平传记和著作。〔9〕当代无政府主义的研究者对施蒂纳多有关注，认可其对后世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普遍影响，并认为其直接开启了异质于以俄国传统为主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大潮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施蒂纳之问”

和上述领域思想史中施蒂纳哲学在19世纪末以来有所回潮和渐被承认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施蒂纳虽然从不曾被人遗忘，但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关系即便被提及，也往往只是以其为单纯的反面教材而简略带过，如常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著作和教科书。我们不准备在这里专门探讨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准确地说是“唯我主义”)、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尽管明眼人已可看出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论域施蒂纳研究状况并非无关实质的影响。直接定性从而简略带过的做法在施蒂纳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原则区别的判断上没有大的问题，却可能是未经思想史反思和思想实质研判的相对贫乏的简单否定，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和“从哪里来”，按被马恩〔10〕讽刺的施蒂纳喜欢的说法，这“总还有一点区别”。〔11〕

一部分对施蒂纳有所注意的研究者确实作了一些考证和分析，除了个别人从精神分析视角判断施蒂纳思想缺少理性意义或因马恩对施蒂纳批判文本的冗赘烦琐没有再深究施蒂纳的影响力外，往往也难以深入地确定、阐明施蒂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响。这些广泛流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青年黑格尔派人物的思想史传记和著作包括梅林、悉尼·胡克、以赛亚·伯林、卡尔·洛维特、科尔纽、戴维·麦克莱伦、科拉科夫斯基、马利宁和申卡鲁克、德里达等人的作品，当然，他们之间的观点判断和阐述明晰度、深刻度还有不少差别。

其中，戴维·麦克莱伦作了一些自感不够满意的探索，却提出了一个代表性问题，可称之为“施蒂纳之问”：“人们已经正确地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是马克思著作的这个阶段的终结，但是人们还没有看到的是，紧接着的题为‘圣麦克斯’的这一更大的部分，不仅使这个阶段必然达到终极而且使这个终极成为可能。‘圣麦克斯’这一部分也许写得过于夸张，而不值得阅读，然而却值得问一下，为什么在这里写这一部分。”〔12〕阿尔都塞在解读《资本论》时提示了思想史中“症候”意识的重要性。解答问题开始于明确地意识到、正确地提出问题。施蒂纳作为思想角色出场的前提问题，是关于施蒂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个案研究绕不开的首要实质问题。麦克莱伦的“施蒂纳之问”是最接近于对“施蒂纳—马克思”这个思想关系组中间那个连接符的“症候”的发问。不对这个“症候”作自觉的发问，只会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文献序列中将施蒂纳作为一个人名、“词句”，而非“事件”来滑入惯性论域。

(四)“施蒂纳之问”引起反思的实质

麦克莱伦想表达的是，为什么在关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述说中，从黑格尔到(中经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宗教批判的精神洗礼，前者主要影响恩格斯，后者主要影响马克思，卢格和赫斯又分别在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期对主要是马克思产生过特定影响并做过马恩特定时期的同路人)费尔巴哈通常被认为是主要的思想关口，而在著作时序上最后在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拆了青年黑格尔派几乎所有人的台，在形而上学批判逻辑上实际完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内部极化终结的施蒂纳，却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某种“应有”的重视。

我们不讨论“施蒂纳之问”于麦克莱伦自己理论立场的意义，但对于此问，也许应该反思，和其他思想领域中谱系学内部的先驱、滥觞、实存名亡等“幽灵”〔13〕角色对比，施蒂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域中的出场，其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是什么？作为一个“前谱系学”人物，在历史唯物主义〔14〕诞生最后关头的思想质变中，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总体思想逻辑推进中，施蒂纳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的何种层面上、何种程度上发生了何种关联？他到底是否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最后重要影响的人物，到底马恩从他那吸收了什么确定的思想？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哲学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否取决于施蒂纳的关键一推？施蒂纳的“幽灵”是否像共产主义的“幽灵”困扰着马克思时代的欧洲一样困扰着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马克思？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是施蒂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域中出场的实质性前提。

施蒂纳研究如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才可能确立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重要个案的自身理论价值的持久存在。如果仅仅将施蒂纳当作思想史上一个看似新鲜的“人头”，作一番“理论上的事务主义”式的研究，那施蒂纳哲学很可能只是契合了市场条件下个人利己主义泛滥的思想氛围，成为滑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场中的一种“对冲剂”“稀释剂”，对重大实质问题的解答无助，反而模糊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诞生的思想史界限。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关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前提自觉而需要作出的反思，结合施蒂纳“幽灵”寄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思想史出场“前史”的情况，探讨马克思主义标志性文本研究和思想史个案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限度何在。

二、施蒂纳研究作为依托特定文本的思想史个案研究的理论价值反思

从文献出场的“前史”出发，能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自身的思想史命运起伏，并非无关历史唯物主义实质理解的单纯文本出版的文献史问题，反之恰恰反映了文本个体和思想史个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总体意义限度，以及在这种总体意义限度下，对文本理解史链条上特定的关键问题的回答，可以呈现出的文本个体和思想史个案研究自身特定的理论价值。

(一)历史实践中被尘封的历史唯物主义起源地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没有实现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的愿望，时过境迁后也放弃了最终完成并出版这一在表面内容上主要是和革命前旧时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纠缠纷争的著作的打算。他们只是在后来的个别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以及一些书信中简略提及了这一著作的存在和题材，但“主要目的”是“自己弄清问题”，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之后可以“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这样的说法，显然误导了除他二人之外的同时代人对这一著作价值的基本判断，以至包括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马恩逝世后也很少有人试图尽早整理、发掘这一手稿，这是恩格斯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仍然迟迟未能面世的显性原因。

另一层原因，在下一个时代，除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有其自身各种认识上的问题从而握有手稿却不积极出版外，以列宁、卢森堡为代表的其他各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大多从当时已公开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恩格斯后期的原理阐释著作以及马恩成熟期的诸多主要政论著作中，结合第二国际早期晚年恩格斯的各种教导以及作为马恩亲属、战友和学生的德法两国党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们对马恩思想原理的阐发，结合本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理论奠基，确实已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成熟形态下的基本原理和活的灵魂，并将主要精力放在战争和革命形势迫近之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任务上，不过多执着于对马恩思想前件的溯源、非成熟期思想的挖掘和界划等缺乏当下直接意义的理论诉求。

(二)实践指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本质

列宁对马克思世界观在《德法年鉴》时期的“双重一次”转变的判定，从当代学术研究的深度看来也许有些简单，甚至可能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学徒对一般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的实质区别的理解，但实际上要知道，这对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向当时文化水平和紧迫形势下的普通同志和群众作新世界观的解释、宣传、鼓动、号召，已属足够，过犹不及。这恰是时势使然，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服务于时代课题和实践要求的本质精神。这一历史也提醒我们，如果不仅仅作“马克思学”的学术研究，而是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那么，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不宜简化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转化才是这一工作的优先旨归。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总体意义限度所在，不限于特定的革命紧迫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待《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15〕因此，丢给老鼠一类看似过于轻视的处理和表达，本身不能脱离阶级斗争重要性优先于理论阐明必要性的总体决断，而作孤立的理解。从他们每到反思自己的思想道路时必要重读、重提这一被老鼠“批判”过的手稿可以看出，不是这作为关键思想里程碑的手稿不重要，而是他们自己一生都还在继续延展新的理论领域，继续孜孜以求地完善自己的世界观，探索者还在探索的道路上。并且，他们不认为新世界观是他们自己的理论私产或共产党人的教义问答。从他们已经不断提供的更成熟的思想养料中充分领会他们新世界观的精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指南而非教条，自觉进行理论开拓，独立探索新世界观的真理领域，或专注面对现实斗争，从游泳中学习游泳，用革命方式作出无产阶级的大胆创举，这些才是他们对于他们的追随者和同路人的殷殷期许。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及其文本个案研究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定点考古”的工作服务于对理论和理论的时代课题关系规律的认识，后者又服务于优化每一当代理论—实践转化运动的实际效能的任务。正如考古学服务于历史学研究，历史学又服务于人们更好地创造当下的历史。历史不是历史学理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本本”出发的建构主义，而施蒂纳眼中的历史则是典型的诸精神、“幽灵”“怪想”的游荡史和统治史。所以，面对诸精神、“幽灵”“怪想”背后的“实体”世界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者又不能像施蒂纳的唯一者那样只凭借“创造性的无”就可以任意地获得“我的权力”，成为世界的“所有者”。世界是需要“武器的批判”的，“批判的武器”则是需要时时打磨的。世界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改变世界的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世界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理论工作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改变人的实践能动的方面。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有其归旨于实践的总体意义限度，但在正本清源，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没有正确的革命行动、不能正确地理解自身就不能正确地改变自身和世界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还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空间。

那马克思主义文本个体和思想史个案研究的独特意义又在哪呢？就在于辨识思想史个案的里程碑定位，夯实理论价值空间中的标志性文本基点，为这一空间的塑造、开拓提供可靠的坐标系参照和骨架支撑。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文本个体和代表性思想史个案既是马克思主义面对文本当时世界中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时的集中理论反应，也是当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时重大根基性问题上遭遇的主要理论冲撞点。

从下面《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思想地位的历史起伏上可以看得更清楚，施蒂纳个案研究中还需要对重大理论问题上新的时代挑战作出反思。

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史地位遭遇的挑战与施蒂纳研究的关系的反思

在后马恩时代，梅林虽然主持、参与过德国社民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选出版工作，但由于当时党内领导层对马恩遗著出版任务优先性的不够重视，马恩遗稿继承权、存放地的分散，马恩手稿本身的零乱未整理状态，以及伯恩施坦、梅林本人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手稿的篇章所属和重要性质的误判，其生前没能编辑出版甚至整理出、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部手稿。他只是根据马恩生前出版著作和书信中的一些提示和主要由伯恩施坦整理出版的不完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的内容，作出了“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圣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都更加冗赘烦琐的‘超论争’”的判断，不过他接着指出了，“如果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说了些什么，那一定是更有教益的”。〔16〕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与“费尔巴哈”章的意义共识

这一时代，并非只有投身于直接革命斗争的革命家，还有一位全力专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收集、整理、出版的专业的文献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军者。在大卫· 梁赞诺夫的努力发掘、组织下，“费尔巴哈”章、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德文原文于1926年、1932年分别发表于苏联出版的“马恩文库”和MEGA1(阿多拉茨基实际上继承了梁赞诺夫的工作，梁赞诺夫下台后也对全书的出版撇开自己的功劳有所不满)。梁赞诺夫指出，梅林曾经也意识到，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面世，“就不可能认识清楚马克思从《神圣家族》(在其中马克思还在批判鲍威尔)到《哲学的贫困》(在其中这种批判就弱化了)之间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在以上两个理论活动期之间有个“空缺”。〔17〕梁赞诺夫认为，这个“空缺”表明“到目前为止从所谓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到革命的共产主义之间还没有某种形式的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解释清楚”，“而且整个德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即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过渡问题，也是不清楚的、未被研究过的。”〔18〕

从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诞生地被找到了，大量研究者进入这块宝地勘察思想地貌的“过渡”。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理论跃迁，唯物史观的高原从此耸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是“青年马克思”从人道主义思想高峰滑落的转折，从此开始步入“成熟马克思”思想人文价值的低谷；“断裂论”者独树一帜，认为这里甚至与之前的意识形态思想大陆之间有着断裂的鸿沟，从此往前是一片新的历史科学的思想大陆。总之，马恩虽未在文本上完善，但至少在思想上开拓了一块崭新、完整、系统的新世界观地平，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至于对这块地平海拔高度或与之前思想地貌连续度的判断分歧，都是另一层面上的事。

因此，长久以来，集中阐述了唯物史观正面观点的“费尔巴哈”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绝大多数关于马恩新世界观确立过程的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梁赞诺夫版之后，阿多拉茨基、巴加图利亚、广松涉等人的“费尔巴哈”章的版本，流传广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文第一版、英文版和德文版著作集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卷，都是将此书看作“书”、“费尔巴哈”章看作未完成的导论性质的“章”来理解的。这种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和各部分篇章价值比重的认识，并非仅有表面上看来的纯编辑观点上的意义。

(二)历史唯物主义起源文本遭遇的思想史质疑及其批驳

在2014年，作为MEGA2编委的特雷尔·卡弗出于对众多“政治史”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的不满，出版了自己的“语境版”(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2017年，继承与卡弗想法暗合的原MEGA2主编陶伯特思路的编者又出版了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正式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Berlin：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7)。这两个版本展现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和“费尔巴哈”章性质、价值的判断，迥异于以往编者和研究者们的通常认识，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作为著作而作为马恩初始计划中的季刊的文章合集来看待，将“费尔巴哈”章不再视为对后来人主观“预设”的所谓唯物史观的系统建构，而只是看作某种类似思想日记的纯时间顺序的零散文本片段。这种西方马克思学惯有的“文本崇拜”“文献考订癖”和解释学转向影响下的编辑思路，在上世纪末关于新MEGA2编辑原则的讨论和本世纪初的“年鉴版”先行本中都有所展现。甚至在戈洛维娜和陶伯特更早的研究中就为这一思路提供了不自觉的客观导引。只是，尤其是作为MEGA2正式卷的出版，立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文本存在提出了严正的理论挑战，引起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舆论哗然和广泛争议。

对这一思想史挑战的批驳，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圣麦克斯”章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不断抽出关于自己的新世界观正面阐述的部分来独立构成作为导言性质的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的想法并作了未完成的初步尝试的事实，在季刊计划夭折后马恩试图以著作形式出版全书的努力的事实，〔19〕以及在马恩后来若干其他著作和书信中一再以著作提及自己这一作品的事实，都证伪了由陶伯特主导开启，由特雷尔·卡弗鼓噪的这一异想天开的编辑思路和思想史判断。由于MEGA2的编辑原则中有尊重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最终呈现思路这一条，又由于“费尔巴哈”章手稿各部分的判定技术上的限度使其不可能完全按精确的时间顺序落实下来，实际上，MEGA2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以一种说一套做半套的方式向梁赞诺夫以来的各种代表性版本的“著作”编辑原则作了一定妥协。

其次，更关键的是，文献学或编辑学意义上的所谓改弦更张，都不能消除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实质存在。无论将“费尔巴哈”章手稿按所谓时间顺序打散成多少片段，其中每个不可再拆解片段内部的核心观点是明确的。无论怎么编号，马恩屡次以或间接或直接、或简略或详细的不同的表达语句开启的这些片段草稿叙述，也都共同指向一种确定的迥异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崭新的世界观、历史观空间。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在主要是“费尔巴哈”章中的文本存在，如同共产主义“幽灵”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实质性寄居存在，不会因为某种外在组织形式的改变就自行消亡。历史学有个常识，“史实”很重要，“史识”也很重要，没有“史识”，“史实”只是事件的罗列。面对同样的德国和欧洲市民社会的“史实”，“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唯物史观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史识”。面对同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史实”，“看见”和“看不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也是两种“史识”，前者的认识论之眼可以“聚光”，后者则只会“散光”。

最后，MEGA2版的编者在否定了“费尔巴哈”章的核心地位后，只能将已经成型的篇幅最大的不可被时间顺序原则肢解的“圣麦克斯”章作为这部原定出刊的“批判文集”的最重要部分来理解。那么，我们不免要反思，依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施蒂纳研究，如果接受这种消解唯物史观的“技术处理”，会因为施蒂纳批判表面上独立价值的增大而更具理论前景，更有助于辨识马克思恩格斯或施蒂纳本人的思想史面貌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没有了标尺的丈量，说什么谁高谁低、孰长孰短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我思”传统下精神史之外支点的思想交锋只是客观主义“纯学术”名义下的智力游戏，只会蜕变为施蒂纳意义上的一个“创造性的无”对另一个“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的“我”的精神“暴动”。

(三)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施蒂纳出场前提问题的初步回答中，超越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挑战的思想史视野

如果我们坚持面向马克思主义的施蒂纳研究，却可以反思，在遇到这种重大理论原则挑战时，如能重审施蒂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出场时所要面对的那些前提性问题，从中体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契机实质，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超越这种挑战本身的认识视野的局限性。

一方面，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批判是在何种层面上提出的？施蒂纳的“唯一者”承认自己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个人存在，费尔巴哈的人类也是自在的感性自然的产物，是直接的物质生命存在，因此，二者的个人、人类都是基于一般唯物主义前提的客观存在。施蒂纳批判的是费尔巴哈的“人”作为类存在的共同性、同质性、普遍性，强调的是“唯一者”的无关性、不可通约性、独一性；他尤其批判费尔巴哈的“人”中蕴含的爱与道德的人格价值追求，强调“唯一者”对精神性人格的否弃、价值自满自足和对外部道德的无视，因此，二人的出发点分歧在于对人的社会属性和意义的认识不同。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0〕

所以，综观之，在关于人的自然肉体存在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层面，施蒂纳、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是一致的。在人的社会属性层面，施蒂纳不承认、不关心，只知有我，是“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21〕费尔巴哈“除了爱与友情”，“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22〕马恩的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23〕在价值追求层面，施蒂纳唯我独尊，视一切共同标准为“幽灵”“怪想”，一切价值追求都是对自我作二元论区分，都是对自我中的“非我”也就是对具有完整“独自性”的自我的否定；费尔巴哈“在感情范围内承认”共产主义的追求，不过基本只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24〕马恩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并且有“必要性和条件”来“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25〕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到底谁是在逻辑亲缘性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更接近的人了。在价值观上，显然施蒂纳与马恩背道而驰，费尔巴哈与马恩在一般共产主义大方向上同路，但明显狭隘、保守。在世界观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层面，无论说个人、人类，三者都是现代无神论者(费尔巴哈也谈人的“神性”，那是价值观上的意义追求)，可以达成一致。关键在世界观的社会历史层面，物质生活生产基础上的现实历史都在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视野之外，施蒂纳只会说只为了精神探索的或诸精神更替统治的想象中的古代史、近代史等等，费尔巴哈对人类、自然都作无历史变化的直观，所以这一层面上，他们和鲍威尔一起归入“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不能为马恩提供历史观的直接前提。

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前夜，真实的思想关系组是这样的，“‘费尔巴哈—(施蒂纳)’—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层级，任何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都不能支撑起新世界观的直接思想地基，费尔巴哈的类“人”和施蒂纳的“唯一者”个体都不能作为马恩的“现实的个人”的直接链接，因为这里更重要的是定语“现实的”，不是名词“个人”。由于费尔巴哈在开启马恩一般唯物主义转向上的贡献和在世界观社会层面以及价值观上与马恩的相对接近，所以，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相比，仍然是对于马恩更首要、更正面的思想前驱，而施蒂纳对马恩确实主要是在价值观取向和世界观社会认知层面虽然看上去更“实际”但实质上更低劣、更反理性的“负促动”(所以隐于括号中)。后面那个连接符的“症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不能说这是某种思想地平的“断裂”，但这里的地平转换无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视野内认清，至少，我们应该到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工艺学、国势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领域的思想史中再作一番巡游。

显然，这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那已经超出了本文对施蒂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何来”“为何”“何为”的全过程意义场域作反思性考察的任务。只是由此知之，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无论人为提升谁还是贬低谁，无论人为怎么编排“费尔巴哈”章和“圣麦克斯”章，除了白纸黑字的历史唯物主义词句没有消失外，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想地基也并不只存在于这一文本的思想史批判中，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矗立于“现代德国哲学”的视野之外，施蒂纳研究如能超越只研究施蒂纳及其哲学原乡，想必可以更有作为。

注释：

〔1〕《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2〕〔6〕汝信：《施蒂纳》，王树人、李凤鸣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3-478、476页。

〔3〕刘北斗：《绝对理性衰落过程中个人的本体性崛起——论施蒂纳人学本体论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1期；胡建：《从施特劳斯到青年马克思——略论唯物史观前提合逻辑的诞生过程》，《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6、7合期。

〔4〕〔12〕〔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4、142页。

〔5〕Bernd A.Laska，Nietzsches initiale Krise：Die Stirner-Nietzsche-Frage in neuem Licht，Germanic Notes and Reviews，vol.33，n.2，fall/Herbst 2002，pp.109-133.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8〕《普列汉诺夫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1页。

〔9〕麦凯还曾通过拉布里奥拉向晚年恩格斯打听施蒂纳的情况并借阅甚至可能试图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恩格斯拒绝了借出孤本手稿和出版的打算，却凭记忆绘制了一幅施蒂纳的肖像以作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41页。

〔10〕本文按通常理解，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上是一致的，不讨论二人具体观点差异；认为二人是本文主要涉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和“圣麦克斯”章的共同作者和概称的全书作者，不讨论主导者争议和其他篇章参与者问题。因此行文中一般以马克思恩格斯并称，为减冗赘，有时简称马恩，后文不再说明。

〔11〕〔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1页。

〔13〕“幽灵”“怪想”“创造性的无”“独自性”“所有者”“唯一者”等一批晦涩概念都是施蒂纳在自己特有的精神史观和唯我主义人生观中的关键词，马恩多在讽刺性意义上使用这些词，但也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使用“幽灵”作比喻，本文沿袭这两种用法，使用时不一一说明。

〔14〕本文按通常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语境下，不做辨析的互用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等用语，认为其中本质涵义是一致的。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这里，晚年恩格斯所说的“争取欧洲无产阶级”所要“立即着手”的“工作”，后来主要落实在帮助共产主义者同盟改组上，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的《共产党宣言》。所以“厚厚的书”没有面世，“新的科学成就”仍然作为发育更成熟的胎儿降临在人间。

〔16〕〔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44、145页。

〔17〕〔18〕〔苏〕大卫·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李乾坤译，《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19〕或者马恩在困难的出版环境中本就做好了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发表自己主张的灵活的准备，比如后来就入乡随俗地以连续分册的形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

〔20〕〔21〕〔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519、520，531，530，525、530，530，527、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