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见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阐释
——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

何银春， 张慧仪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2.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基地，湖南长沙 410081）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奠定我国多民族团结与统一的重要基石[1]。纵观中国历史，各朝各代从来没有停止过形式多样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自夏商周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完整的大一统，分分合合的历史进程并未中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反而在一次次的民族迁徙、流动与大融合过程中不断碰撞，中国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可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趋势，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自2010 年1 月西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到2017 年十九大首次将其写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成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2019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国各民族“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2020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遗产云冈石窟考察时又指出:“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 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断为推进研究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各民族“三交”史实，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发展方向。

文化遗产是包含知识、技术、艺术、制度与实物等在内的综合形态，作为民族性在当代的具体表达[2]，其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价值是一种历史沉淀过程，并能与时俱进地为当代民族“三交”工作提供实践价值与经验。现有关于民族“三交”与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文化遗产促进民族“三交”的实践指导价值，主要在梳理文化遗产与民族“三交”关系的基础上提炼出对当前民族“三交”工作的经验与启示，分析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具体表现在以苗疆传统体育、茶马互市等为研究载体，总结历史经验并分析出实践理路[3，4]。第二是通过文化遗产挖掘民族“三交”的历史见证价值，主要通过历史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等方法梳理民族节庆、宗教文化、文学古诗和碑刻铭文等载体中的各民族“三交”素材[5-8]，为当前民族史研究、整理、发掘和宣传提供了一定学术养分。纵观现有民族“三交”与“文化遗产见证价值”的研究，多数集中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以文化遗产为主体的研究虽有涉及，但或是局限于文化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功能，如基于大运河漕运功能的“三交”历史挖掘[9]；或是拘泥于时代限制，如明清时期蒙晋冀长城金三角区域文化遗产的“三交”内容阐述[10]。历时态视角下将文化遗产的物质文化要素和非物质文化要素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全面、完整梳理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方面存在一定不足。而文化遗产作为历史记忆的符号表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过程”，与增强文化认同、创造社会文化价值和促进民族间的交往紧密相连[10]。因此，从历史的长河中透过文化遗产找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可进一步增进人们对民族“三交”的历史渊源、演进过程和重要性的了解。“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文化遗产本土理论构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发展和坚持中华民族叙事立场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也有助于文化遗产通过文化共享和旅游实践更好地促进民族“三交”，促进中华文化符号共享机制的发展，从而让千年遗产焕发勃勃生机。

二、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概况

中国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各王朝在西南、西北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地区土著首领世袭官职，代替中央王朝以管理、统治民族地区的一种制度。该制度承袭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佐证和彰显了自古以来“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宏大叙事，凝聚了汉族、苗族、仡佬族、土家族、藏族和蒙古族等诸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痕迹，而永顺土司尤与土家族关系密切[11]。公元十世纪至十八世纪，湘西酉水流域一直是永顺宣慰司彭氏家族的世居之地。五代梁开平四年（910 年），彭氏袭职溪州刺史；南宋绍兴五年（1135 年），第11 世彭氏政权首领彭福石迁至灵溪河畔，始建永顺老司城；清雍正五年（1727年），第35 世彭氏政权首领彭景燧献土归流，迁至颗砂城，老司城废弃。其间世袭27 代共35 位土司王，前后经历818 年[12]。

永顺老司城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城东20 余公里处的灵溪镇老司城村，本名福石城，为土司王朝八百年统治的古都，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九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是湘西彭氏土司800 多年辖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也是湘、鄂、渝、黔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善、最典型的民族文化遗址，被文物考古专家誉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军事性城堡”和“全国保存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遗址和新区包括宫殿区、衙署区、街巷区、墓葬区、宗教祭祀区等八个功能区。2015 年，永顺老司城遗址联合湖北唐崖土司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土司遗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三、从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各民族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的交融史。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老司城民族人口的流迁、地缘空间的共有、中原文化的影响、土司政权的鼎盛、频繁的交流互动，共同塑造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情境与现实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存在于物质、制度、行为和观念等文化系统的各个层面，如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社会和人口等方面[13]。作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典范和民族自治的案例，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所见证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老司城本身所涵盖的文化遗产实物表征与精神表征两个方面，其所表征的民族间共同性要素是民族“三交”的结果和鲜明生动的历史佐证，这些表征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基础。

（一） 城址布局与建筑的相互影响

老司城里土家族特色建筑颇丰，但又与一般的土家族村寨不同，而是一座功能分区明显、城市规划明确、建筑施工精细的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城址。土司时期老司城建筑大致可以分为槅檩式建筑和干栏式建筑两大类型，前者受汉式建筑影响，后者代表土家族传统的建筑风格[12]。永顺老司城遗址的基本格局和周边相关遗存都因地制宜地借鉴了中原王朝都城的建筑风格，中心区遗址内依地形地貌分布着宫殿区、衙署区、居住区、紫金山墓葬区等古代都城主要功能区，城外分布着宗教区、苑墅区、军事训练区、贵族及平民墓葬区等功能区。城市分区明确，城市功能完善，其中土司办公区与生活区——宫殿区与衙署区等位于老司城的中心，且外围建有城墙，遵循汉族传统建筑的“前门、中堂、后寝”的形制，借鉴了汉族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建筑规制，史料记载的“八街九巷”也都有各自的布局特色与功能。城外宗教区祖师殿为重檐歇山顶，穿斗抬梁式结构，空心青砖花脊，三跳斗拱古朴雅致，这种梁架结构与做法既吸纳中原官式风格，又具有土家特色，充分展现了多民族建筑技艺融合之景象。此外，中心城址外围还分布有城堡、烽火台、关卡等军用建筑，表明老司城的防御军事修建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原地区的建筑规则。永顺老司城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加上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多雨潮湿天气居多。为适应自然环境，土家族民居以干栏式建筑（吊脚楼） 为主，可有效改善居住环境。迁入老司城的其他民族居民为适应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基本沿袭了土家族的干栏式建筑传统，在建筑风格、装饰样式等方面已很难看出差别。建筑装饰方面则以各种寓意吉祥的花、鸟、鱼、兽和几何图案为主，皆表现出中原传统手艺中祈福的审美夙愿和各族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更体现出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信念。此外，象征高官俸禄、多福多寿的传统儒家观念的图案纹样如麒麟等符号也出现在老司城建筑装饰上，反映出汉族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影响之深厚，深刻折射出民族之间在建筑文化上的互联互嵌过程和交融特质。

（二） 土司政治与军事文化的交流

作为中央王朝的下属地方机构，为表示对中央的服从与归顺，地方土司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这不仅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对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文化的互动发展有深入影响。作为羁縻制度的沿袭，历代永顺彭氏土司就以朝贡的形式与中原保持接触交往。如：乾德四年（966 年），南渭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千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咸平五年（1002 年） 正月，天赐州蛮向永丰等二十九人来贡”，“洪武九年（1376 年），永顺宣慰彭添保遣其弟羲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14]，“永乐十六年（1418 年），永顺宣慰使彭源遣其子率土官部长六百六十七人朝贡。”[15]据永顺土司朝贡的史实记载，随着土司制度的逐渐完备，彭氏土司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也日益重视。进贡的物品日趋多样，从单一的铜鼓向带有“五溪”色彩的虎皮、麝香、朱砂、楠木、雄黄、桐油等多元土特产品转换。进贡的队伍渐趋壮大，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如此众多的人员深入中原腹地核心区域，对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工具与技术、风俗文化等都有切身体验。随着朝贡次数的增多，土司地区“攻木者雕缕刻画，攻金者铸枪炼刀，及一切农器莫不精致坚牢。其他各艺皆日异月新”[16]。更有外地和本地手工业者“彼此相习，艺亦渐精”[16]。此外，土司允许外来民族入境开垦经营，设立商贸市场，并在老司城积极推广中原社会发达的生产技术与工具，如筒车、纺车、养蚕等。这进一步开发了老司城社会，使地区贸易交换逐渐活跃，造就了一批永顺土司地区的商贸中心，如老司城、王村、里耶等。各民族的交往和发展进入了高潮[17]，从而建立起了相互认同的桥梁。

军事征调的交流互鉴也是重要的民族“三交”表征方式。土司时期的军事征调由来已久，一方面，统治阶级需依靠土兵维持国家统治秩序的安定以“统一寰宇”，另一方面也是其执行“以蛮制蛮”政策的需要。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土兵征调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17]。如： 《明史》 卷三百一十载，“（嘉靖） 三十三年（1554 年） 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是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及“王江泾之战，保靖兵犄之永顺兵角之，斩获一下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15]如此规模的军事征调，土司的积极参与不仅表明土司地区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也表示其成为中原王朝抵御外患的一员，强化了中原王朝对地方政权的治理。同时，永顺土司的军事文化也随着土兵的出征而被中央王朝传播使用。如永顺土兵在战斗时，负责监督本旗土兵的旗头会位于队列最后，若土兵出现畏惧、退缩的情况，则立斩于队伍前。这种情况下的土兵只能冲锋陷阵，奔赴战场，军队战斗力得到提高。明朝官员也称该套阵法和技术为“用兵者要诀”，称永顺土兵“凡战必捷，人莫被撄”[18]，因而该套阵法受到当时明朝军队的广泛认可和传播。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也借鉴该套阵法创造了独特的鸳鸯阵法，还将其写入《纪效新书》一书。清代魏源也曾说:“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之法。”[19]由此可知，通过军事征调这一方式，民族地区优秀的军事文化得到中央王朝的认可与借鉴，明朝的军事作战能力得以提高。在土司制度规制下，老司城为保全自身统治利益，通过政治依附的方式将自身的身份与明王朝的正统性联系起来，这延续了其在管辖地区的统治和地位，也强化了其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

（三） 土司墓葬文化的借鉴

老司城的土司家族墓葬区也是多元文化借鉴融合的结果，尤其是对众多的墓碑或墓志铭的碑刻文字内容进行分析后，我们就能清楚看到当时土司社会文化交流的兴盛和土司制度的发展进程[20]。土司贵族砖石墓的内容、结构和装饰等都吸取了中原的传统墓葬文化，折射出其严格的昭墓制规制。从墓志铭来看，志盖反映出多民族文化交融汇聚的深刻影响。如：在考古挖掘的紫金山M17 墓中，其志盖以篆体刻“诰封怀远将军彭君讳宗舜字子孝号忠轩之墓”，从外观上看，该志盖是以汉字刻出的，碑面字体竖行整齐排列，遵循了中原文化体系的墓葬风格；从内容上看，“诰封”显然是中央王朝为彰显墓主的高尚品德而授予的官方荣誉，将官方赏赐刻在碑文上，借鉴了中原地区的碑面写法。此外，墓志铭的撰写者、书丹者与篆盖者皆为当时中央王朝的达官显贵。如：紫金山M11 彭世麒夫妇合葬墓中昭毅将军思斋彭侯故室淑人向氏墓志铭刻有“赐三品服四品正大夫修正尹直文尚宝司卿勑提督中书事墓修官周惠畴撰文，赐进士第奉正大夫广西按察司佥事前刑部山西司员外熊祥丹书，赐进士第中顺大夫知重庆府事前刑部郎中文澎篆盖”，周惠畴、熊祥、文澎都属于中原文化圈，这也反映出当时民族间相互联系、相互嵌入的程度之深。在空间分布上，凡墓地必靠山面水，前有案山，左右有“砂”，说明土司时期中原文化中的风水观念已深入人心。整个紫金山陵区的过道由卵石铺成，“花带缠腰路面”“八瓣花”“四朵梅”等图案精致美观，土家族传统特色鲜明。从土司墓葬文化可见，永顺老司城是多元文化相互借鉴的智慧结晶。多民族文化在此交相辉映，体现民族间交往交流的深入与融洽，并成为永顺老司城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表现的重要部分。

（四） 老司城宗教、教育与习俗的融合

老司城多元的宗教信仰在日常交往交流中逐渐被彼此所认同。祖师殿、文昌阁、关帝庙等道教神庙、佛教遗址观音阁和土家本土宗教八部大神庙等遗址的保留无不揭示了土司时期多元宗教彼此影响的事实。如关帝本是道教神仙，在此文化影响下，关公也逐渐成为土家族人民的崇拜对象，永顺土司彭元锦写下《铜钟铭》以祭奠关帝，关帝也受到土官、土族以及土民的祭祀。这表明土家人民并未排斥外来文化，反而积极接受与吸收。此外，受儒家影响，老司城几乎家家户户的堂屋内都供奉有祖先的神龛与牌位。宗族、宗法结为一体，对祖先极端崇拜，儒家思想的实质是将家庭视为信仰单位，将宗祠视为礼拜场所，并以“天地君亲师”为重。土家原始宗教和外来道教、佛教等宗教信仰在老司城的风行反映了宗教文化的影响交流，发挥着凝聚地方、人文互通的正向作用。

土司时期的文化教育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土司积极汲取其他民族的教育精华上。明王朝广施教化，明弘治十六年（1503 年），朝廷下令:“土司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6]受此严令影响，土司、土官将其子弟送往附近州县求学，子弟们学习各民族先进文化，主要以学习儒家文化为主。此外，明朝还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奖励入学国子监的土人。明万历十五年（1587 年） 彭元锦担任永顺土司期间，还在城内修建了若云书院，召集土司土官子弟入学，聘请外地名师传道授业，文化得到传播交流，民智得到开化。若云书院是湘西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也是湘西腹地学习、借鉴中原文化的鲜明例证。

对于多民族聚居地的永顺老司城来说，不同民族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这一现象并不罕见。譬如汉族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也是永顺老司城土家族人民过的节日，过节的方式和习俗也都大体相同。“赶年”（腊月二十九） 是土家特色鲜明的传统节日，“赶年”这一天是土家族吃团年饭的日子，但腊月三十与汉族无异仍除夕守岁，因此土家族也有过两个年的习俗，老司城的土家民众“赶年”时也会邀请其他民族一起共享节日的欢快氛围。在饮食方面，无论是土家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喜欢吃糯米食品，有红薯粑粑、荞麦粑粑、蒿子粑粑等各种糍粑。酸辣是老司城土家居民菜肴口味的主要特点，老司城家家都有用以腌制酸菜的酸菜缸。此外，腊月时节的老司城家家户户都熏制的腊肉，是逢年过节、招待贵宾的佳肴。婚嫁习俗也体现了永顺老司城多民族之间的交融，这是因为族际通婚通常只有在不同民族间互相包容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并且，长期的族际通婚还能进一步加深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具体而言，土家族一整套结婚仪式流程“准备嫁妆—哭嫁—过礼—祭祀土王—拦门—背亲—端煞—拜堂—回门”大体上也与中原地区的流程相同，但也保留了本地区的特色如“哭嫁”“祭祀土王”等环节。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永顺老司城废弃“边墙”，解除了跨民族通婚之禁，各民族青年不论双方民族是否相同皆可自由通婚。

四、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见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阐释

（一） 政治价值：助推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依据

作为我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和延续，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是在土司制度下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和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历史的体现。尤其，老司城代替中央管理湘西辖区，参与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平定其他土司叛乱与和平接受“改土归流”等一系列事迹，为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交出了“司城答卷”和“司城智慧”。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所反映出来的民族“三交”也为当代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各民族在不断交往融合过程中积淀的文化基因和记忆对于当前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强化国家认同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深入挖掘、整理和宣传以永顺老司城为代表的文化遗产蕴含的各民族“三交”史实也有助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形象，发挥文化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 经济价值：提高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永顺老司城虽地处湘西，偏居一隅，但在与中央王朝往来的过程中，地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无论是向中央进贡地方特产、运送楠木还是从中原地区引进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都大大提高了当时湘西地区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使偏远的湘西地区也诞生了一批贸易活跃的商贸中心。这种自古以来各民族共同发展、共生共荣的时代主线正是当下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各地区“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由来。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各民族“三交”也可通过文化遗产旅游的方式，推进其历史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 文化价值：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来源

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承载的民族“三交”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民族文化根基、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古时老司城各民族“三交”提高了地区文化水平，尤其是在广传“儒家”思想、兴办学校教育的背景下老司城逐渐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教育成果，从而“使人日渐教化”。另一方面，其文化价值还表现在促进了少数民族对“正统文化”的认同，从而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诉求，群体间的文化认同逐渐产生。而文化水平的进步和文化认同的强化又为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提供了历史土壤，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文化基因表达。此外，各民族文化交流遵循的“和而不同”价值理念也为当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奠定了历史基础。

（四） 社会价值：建设美好生活家园的重要体现

永顺老司城文化遗产的民族“三交”过程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生活地理空间、共同建设美好生活的过程。老司城先民在特定的山区自然环境下开发出了一座“土司王城”，并成为永顺彭氏土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平管辖溪州地区八百余年。在“儒家”教育推崇的影响下，“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规范逐渐深入人心，这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稳定、宽松且适宜的社会环境。在新时代建设人民“共居”“共乐”型社会能从永顺老司城的发展中找寻到历史依据，为建设生态宜居、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了强大力量。

五、结论与讨论

历史上，共居于老司城的多民族居民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借鉴，和谐共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瑰宝，是绚烂多姿中华文明中多元的一笔；新时代，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司城反过来又见证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研究民族“三交”的物化载体。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创造了永顺老司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以独特的政治联结强化民族认同，以特殊的行政制度见证中华文明，佐证了“西南蛮夷”融入中华、共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案例，从城址布局与建筑的相互影响，土司政治与军事文化的交流，土司墓葬文化的借鉴，老司城宗教、教育与习俗的融合等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寻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证据，并提炼出文化遗产中多民族交融汇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内蕴价值。老司城各族群众在物质空间上的“互嵌”和文化心理上的“交融”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牢提供生动的微观例证。

首先，永顺老司城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与中国土司制度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土司制度的创立、繁荣与没落皆反映出土家族与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即使老司城随和平而宁静的“改土归流”被废弃，但景观考古挖掘、世界遗产申报等又使其往日的繁荣得到重新呈现并熠熠生辉。其次，政治力量在老司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代替中央管理地方事务的地方政权，老司城的日常政治、经济、军事等都被中央所管辖，文化也受到中原主流文化的影响。但土司在内部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因而文化发展也具有相对自由性。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一方面为中原文化的进入提供了适合的环境，另一方面也给予土家文化成长的土壤。最后，老司城作为历史上多民族彼此接触互动的空间，逐步发展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政治、经济、文化汇聚之所，也为“天下大同”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增添绚烂一笔。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西南历史实践，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表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独特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于当前民族团结工作的开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我国是世界文化遗产强国，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单元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祖先的荣耀，更是中华儿女珍贵的财富，在中华的长河中不断衍生，奏响了一曲民族互嵌互融的赞歌。不同的文化遗产承载了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史实。封建时代中国王朝频繁更迭，形成了众多的民族聚居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遗产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三交”特点和规律。如何了解并把握各个文化遗产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这需从梳理文化遗产本身所蕴含的客观的民族“三交”史实资料入手，全面剖析文化遗产见证民族“三交”的文化脉络，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加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完整性。本研究从文化遗产所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出发，为研究文化遗产所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阐释提供了一定借鉴参考。这对于当前我国文化遗产本土理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探索价值，对于新时期深度挖掘文化遗产证实价值、更好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顺利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