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家庭的传续与再造
——基于义乌跨国家庭的实证分析

马 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在跨国主义、家庭策略等理论产生影响之前，跨国家庭研究多涉及家庭在居留地社会结构下的单向被动的变化。在移民家庭问题上，人们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家庭对异质社会的适应过程中所起到的消极作用而非积极作用[1]。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新移民”的研究才渐渐开始关注家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其代表如F.科布林的“移民共同体”研究分析了与移民经济相关的家庭伦理和亲属纽带的各种因素[2]；K.G.金在对美国韩裔的家族企业研究中发现了传统家庭文化在跨国适应过程中发挥的能动作用[3]；戈尔德通过对移民家庭教育水准、语言掌握、资产数额等的分析提出了对家庭研究的数个重点问题[4]；C.E.斯卢茨基则关注了移民家庭每个成员的心理动态，进而提出移民适应过程的几个阶段性特征[5]。至21世纪前后，相关研究进一步延伸到跨国家庭内部，如Rouse 关于美国加州墨西哥移民家庭、日本学者长坂格对意大利的菲律宾劳务者跨国家庭和亲属网络、韩国学者姜有珍有关美国韩裔移民家庭教育等的研究。上述成果都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并间接或直接地涉及家庭策略的理念。

家庭策略即指移民家庭的适应策略，其强调家庭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其在复杂多元化社会中的调整与适应，并对家庭的运行和发展做出合理的安排。通过这一视角来解释和探讨跨国家庭形成的原因与模式、家庭成员的迁移策略、在海外的适应与发展过程中家庭的跨界网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作用、家庭的结构与功能的跨界分化等问题[6]。

一、案例追踪

穆赛(化名)47岁，2020年他基本上都因疫情被困在哈萨克斯坦。本来他想通过投资获得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居留权，但最后他被骗了钱，并因此滞留当地。30年前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上海同济大学的留学生学习土木工程，5年后，学成回到也门国家建设部设计局工作，工作5年后，又重新来到中国，在义乌开了一家外贸公司。穆赛曾经和一位中国姑娘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后来还是回也门结了婚，并把家安在了义乌。穆赛的三个孩子都在中国长大，大儿子现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大二，女儿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中文，小儿子准备去加拿大读书，目前，手续还在办理中。他说：

我们全家在中国已生活了25年。我的孩子们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也门的生活。我的大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坐飞机回也门，快降落时他就哭闹着要回中国。

穆赛是笔者追踪了10年的调查对象，30年前的留学生活注定了他及整个家庭跨国生活的命运。30年间，他的生活所发生的变化是其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对于他和家人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贸易链”中并不轻松。他所说：

虽然国际贸易的回报很高，但你所要承受的风险却是别人难以想象的。除了市场的波动，更重要的是家庭无法一直安定下来。

全球化对其所触及的任何事物都有影响。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卷入各种全球化链条的家庭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穆赛的妻子虽然在中国生活多年，但是她几乎不会说汉语，其社交圈基本上局限在丈夫朋友的家眷们，还包括个别懂阿拉伯语的中国女商人。一旦出了这个范围，穆赛的妻子常常需要丈夫或孩子们帮她处理外部世界的诸多事物。孩子们却不同，虽然他们的朋友圈也主要以父亲朋友的孩子们为主，但在学校里可以继续扩大朋友圈，还因为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他们可以随时接触到中国的孩子们。穆赛的三个孩子在上大学之前，辗转在中国本地学校、阿拉伯语学校和国际学校之间，这无疑扩大了他们的选择机会，给他们未来的移民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通过长期追踪，可以看到跨国家庭性别政治与代际政治的内部轮廓，即在家庭迁徙过程中，家庭内部已经成为一个竞争场域。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家庭的适应策略是多方位的，家庭结构、家庭文化以及家庭模式都在适应过程中面临着再造与重构。与此同时，跨国家庭作为跨国社会最小的社会组织，对其所处的区域社会和全球化文化不断地进行构建，并对全球化发展产生影响。

二、贸易全球化与义乌的跨国商人

“贸易全球化”在麦高登看来被认为是“全球多数人经历着的全球化”[7]。无论是在他对中国广州特定的非洲贸易商的全球化研究中，还是相关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全球贸易网络的研究，义乌的跨国贸易都是被提及的。在一定意义上讲，除了广州的非洲人，义乌也是贸易全球化的典型代表。

义乌跨国商人群体正是全球贸易链中草根跨国商人的典型代表，其主要来源地集中在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北非等国家和地区。2018年，中国放宽了对专业人士和高技能工人的签证要求，并首次设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以管理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不过，对于草根跨国贸易商人来说，获得中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的可能性还是小之甚小。在田野中，笔者得以接触到义乌一个大概有270人左右的“跨国媳妇”微信群，群里集中了当地大多数跨国族际通婚家庭的中国主妇，这种跨国族际通婚的模式基本上是跨国商人最主要的获取中国长期居留权的途径。而大多数的跨国家庭是一种流动或漂浮的状态。它们最终会演化出多重的跨国家庭形态，如家庭中的母亲和子女选择可以移民的第三国定居，父亲留在义乌做生意，而大多数亲属则生活在母国。父亲则每年奔波在母国、中国和第三国之间。穆赛在中国生活的30年间，他的家从未搬离过义乌，但他最终还是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的定居国。他选择了哈萨克斯坦，但这一投资移民计划的失败，让我们看到，想要在一个陌生的第三国定居是很不容易的。

总的来说，多重跨国的选择并不是义乌跨国商人们的一个普遍选择，更多的人可能还是会如当初所预期的最终回到母国。像穆赛的家庭一样，义乌跨国家庭大多经历了30年左右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大的阶段，家庭成员中的第二代已经适应了跨国生活，而第一代也正在谋求一种更为稳定和现实的全球化生存方式，他们的家庭模式已经具有典型的全球化特征，是非常成熟的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家庭的代表性样本。

三、婚姻策略与跨国家庭类型

跨国家庭的婚姻类型总体上可分为“内婚”和“外婚”两类，内婚家庭的婚配双方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族群内进行的“同族”婚姻，外婚家庭主要包括跨国族际通婚、临时婚姻和两头家。从传统意义上的亲属和婚姻研究的角度来看，跨国婚姻家庭的结构形式在现实情境中已经超出了特定的单一文化系统的婚姻“规则”，而成为一种面对多重的复合的带有不确定性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时的适应性“策略”。

(一)婚姻策略：一个分析的框架

关于婚姻策略，布迪厄认为，亲属和婚姻发生关系的重要场域，其实质都是进行着各种经济交换的经济场域。因此，婚姻恰恰“提供了进行货币交换和象征交换的一个重要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婚姻由于能决定物质和象征资本的增加、保存或耗费，故无疑是任何社会结构的动力学和静力学的原动力”[8]47。因此，布迪厄的“婚姻策略”所指是一种受经济因素支配的、门当户对、符合家族利益、捍卫或增加家族物质或象征资本的系统。

尽管时代背景不同，但“婚姻策略”所蕴含的作为一种婚姻行为的选择性安排的实践意义却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它既强调婚姻主体策略实施的主观性,同时又强调客观结构的建构性，将婚姻生活紧紧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9]。基于此，跨国婚姻即是跨国行为者婚姻实践过程中的一种选择性安排。

首先，跨国行为所涉及的跨国空间，表明了跨国是一种跨越或穿越了多重社会空间的模棱两可的特殊空间状态，可以将其看作一种特定的“场域”。对于跨国行动者来说，跨国场域就是其实践空间，只要行动者踏入这一空间，他就带着策略投入到了这个场当中。

其次，场域并非一个实体的物质空间，而是“由各种客观位置组成的关系网络”[9]56，整个社会就是多个场域的构成。相应的策略在关系空间运作的过程中，将行动者与场域的客观结构，以及将行动者之间关联起来，婚姻正是在跨国这个特定的关系网络中实践着，并不断地调和、构建以致重构诸多空间之间具有不同社会文化惯习差异的关系网络。

最后，婚姻一方面使得生物学意义上的家族成员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又是婚姻双方及其家族运用一切可能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影响家族未来的有效途径。跨国婚姻所要考量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境地，最大限度地保证家族的延续和家族未来的发展。可见，跨国婚姻所处的多重且不确定的特殊空间场域使之成为突破了某种特定社会系统和文化规则的一种策略选择。“流动”“漂浮”和“不确定”构成了跨国婚姻的特殊意涵。

(二)“内婚”跨国家庭的策略实践

“内婚”跨国家庭，主要指举家迁移到他国来工作生活的核心家庭。它保证了家庭内在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延续性，但也将家庭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了对外的日常实践和适应策略。然而，文化适应并非一种单线性的行为活动，而是在不同家庭成员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反过来又对家庭内部文化和结构产生反作用。

1.家庭成员责任分担与适应策略。理论上，举家迁徙要求所有家庭成员都要逐渐地适应跨国生活。但实际上，每个家庭成员适应跨国社会环境所需要的时间、方式以及最终能够达到的适应程度都有显著的差别。这些差异导致跨国家庭需要采取特定的适应策略，也由此使得跨国家庭形成一种独特的家庭文化和空间形态。在这个空间中所强调的文化要素不仅是跨界的，是双重的或是多重的，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分层，即对内的文化空间和对外的文化空间。在跨界状态下，对内文化空间是以母文化为主导的，表现为家庭内部成员的常用语言、饮食习惯、礼仪风俗、着装打扮，等等；对外的文化空间是通过家庭成员相互协调和帮助下对外界的适应与接纳，表现为使用居留地当地的语言、与当地人的交往模式和方法、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着当地人的服饰装扮，等等。跨国家庭一方面希望家庭成员保有母国的文化习俗，加强与母国的各种联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鼓励家庭成员们接纳外界环境，克服各种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适应跨国社会的生活方式。

通常情况下，家庭作为一个“团队”，主内与主外有着不同的团队分工。但是，举家跨国的家庭中，家庭责任和义务总是由最先适应居留地社会生活的一方来承担。义乌的跨国人群多来源于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北非等地区且以中青年男性商人为主体，他们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通常也是最先适应居留地生活的男性家长。由跨国造成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的障碍，给大多数跨国商人的妻子和未成年子女带来了诸多适应困难，使得跨国家庭内外事务的处理主要由男性家长来承担。

最初我一个人来中国做生意，不得不一边学汉语，一边做贸易，那时候年轻，学东西很快，也有用不完的精力，并没有觉得自己很辛苦。等到结了婚，妻子跟我呆在中国，她不懂中文，也不感兴趣学习汉语，而生活却变得复杂起来，各种需求都在增多，我不得不忙里忙外。后来孩子们陆续出生，我们需要请小时工、孩子上幼儿园、上学，每天都要和当地人打交道，这些基本上都需要我去解决。

(巴基斯坦人，男，43岁，外贸商人)

我妻子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家里。在家其实很无聊，她因为不懂汉语也很难自己出门，日常事务我都得自己做。

(叙利亚人，男，41岁，外贸商人)

在我们国家，女人是不出去工作的，甚至不能独自出门。但是，来到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允许她们自己去超市，接送孩子，或者做一些日常事务。但是去医院、短途旅行等复杂一些的涉外事务，还是需要丈夫或家庭中成年男性的陪同。

(约旦人，男，37岁，外贸商人)

上述案例中的家庭生活模式并非个案，大部分举家迁移的跨国商人家庭由于原生文化本身就是“父系家长制”，加之女性家长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使她们的生活圈仅限于十分狭窄的母语文化圈。这些家庭一旦处于“异文化”中，男性家长不得不主导整个家庭的内外生活，从而使得父系家长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家长制”被勒·普莱定义为：家庭内的权力集中在父亲身上的家庭形态[10]96。而韦伯则强调，家长制是具有家长权的男子统治和支配其家庭成员的家庭形态[11]96。

在跨国家庭中,多数家庭中的母亲对跨国生活难以适应，不仅面对与社会生活脱节的境况，在很大程度上，她们也与自己家庭成员的生活发生了脱节，她们的母文化和现实的文化境遇都迫使她们的生活局限在了家庭的内部，这不仅使她们难以跨越家庭与外在的世界相处，而且也使她们难以理解丈夫与子女们所接触的外在世界。这是跨国家庭的一种独特的现实状况，它不仅深化了父系家长制的家庭形态，也对家庭其他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2．家庭结构变化与母子位移。在具体的家庭中，从属式地置身于跨国家庭各种状态的未成年子女和各位母亲所面临的形势可能比作为家庭主导的父亲更为严峻。在占有较大比例的举家迁移的跨国家庭中，家庭的结构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些改变几乎都是从处于家庭从属地位的母亲和子女的空间位置的变化开始的。

笔者在关注家庭结构----夫妇与子女的三角关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认识母亲及子女存在的意义，还要探讨她们在家庭中的结构性意义，因为家庭中三角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体现跨国家庭特殊性和变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认识跨国家庭全貌的一个途径。传统的父、母、子的三角结构揭示了家庭中夫妇关系和亲子关系这两种最重要的关系模式，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11]。而举家迁徙的跨国家庭通常以父母子的核心家庭为主，与母国和传统家族社会在空间上的隔离导致核心家庭与其它亲属关系的疏离，使得夫妇之间的结合与合作关系最为优先，夫妻关系在跨国家庭迁徙过程中成为了家庭中的主导和核心。然而，随着在居留地生活的渐趋稳定，家庭功能的重心转移为应付各种对居留地社会的文化适应，家庭结构随即也随着家庭成员的适应程度的不同而产生新的变化。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父亲在家庭决策中仍旧具有主要的支配权和决策权，家庭中文化适应最快的未成年子女重新构建了家庭的中心，他们成为了连接家庭与外界社会沟通的一个主要渠道。与此同时，母亲角色在迅速地弱化，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丈夫，在与外界的沟通方面需要丈夫与未成年子女的帮助。

刚来时，孩子们小，我整天照顾家里很忙，现在他们长大了，我又变得没事情可做。我老公鼓励我去学一点儿汉语，开始我去学习班学习，但是很难坚持，后来他给我请了一位老师，每周来我家三次，这些可以帮我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我有时可以自己出去办理一些事务，不过孩子在的话，通常是他们陪我去，这样比较方便(沟通)。

(乌兹别克人，女，32岁，外贸商人的妻子)

上述个案并没有着重从跨国家庭未成年子女的角度去了解家庭成员的个人处境，而是呈现了夫妇双方对跨国生活的主要感受。仍旧不难看出，孩子们作为移民的第二代，他们通过学习生活，比其父母亲更直接地与居留地当地社会发生联系，他们适应得更快、适应性也相对更强。其结果是他们成长为家庭中的一种对外的媒介，并以一种自我意识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而他们的这种自我意识有别于由父母亲所代表的过去一贯的那种族群认识。与此同时，家庭中母亲的处境最为艰难，大多数跨国移民家庭的母亲在子女没有上学之前，忙于照顾家庭而失去了自我独立适应居留地社会的机会。等孩子上学后，随着子女社会关系的扩大和生活的自立，家庭中的母亲逐渐发现自己处于家庭和外部社会的夹缝中，出现了对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双重不适应：既难以找到自我的生活圈子，又难以融入丈夫和孩子们的生活。而这种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也导致了子女与母亲关系的表面化。

我放学回家会帮助妈妈做一些事情，比如跟移动公司联系、帮她买东西、跟理发店预约等等。其实我上学回来挺累的，学校的事情讲了妈妈也不懂，所以我就看电视，最喜欢去朋友家玩儿。

(叙利亚人，男，14岁，外贸商人的儿子)

我们可能明年就要回国了，我们跟妈妈回，爸爸留下工作。我不能想象回国的生活，那儿没法跟这里比，可是妈妈坚持要回去。

(伊拉克人，男，16岁，外贸商人的儿子)

从未成年子女角度看，母亲的生活已经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重合。这本来是子女渐渐长大后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跨国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已经感受到了母亲对居留地的不适应。可见，跨国家庭中母亲处境的变化，母亲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随着子女的成长、跨国文化的不适应、与母国文化的脱离等问题的出现，母亲成为了引起家庭中焦虑与冲突的中心。随着子女的成长和母亲与双重文化的脱节，其在家庭中已经越来越处于从属的地位。

举家跨国的核心家庭多是一种暂时性的家庭策略，其中包含了家庭成员各自发展轨迹的多变性和多面相。家庭成员对居留地社会适应的过程也大相径庭。家庭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层面，一是家庭经济，二是家庭与外在社会的各种联系，加之家庭教育随着子女学校教育的介入而不断的弱化，这些都不同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家庭结构的改变。在大多数跨国家庭的母文化中，夫妇的横向轴是家庭的主轴，父亲、母亲和未成年子女构成了家庭结构的次序。而跨国的现实情境是，由经济所决定的父亲的位置没有改变，未成年子女所承载的家庭义务不断地增大，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力，而家庭中母亲角色的势弱越来越凸显。由此，在诸多跨国家庭中，可以看到母与子发生了空间结构上的位移，承担了传统家庭中不同的义务和权力。

(三)“外婚”跨国家庭的构建与策略实践

“外婚”跨国家庭的构建与策略包含了对婚姻的选择和对婚后生活的预期与相容两个部分。婚姻选择本身就体现了跨国的策略实践。跨国族际通婚是适应居留地社会和规避制度性限制的优质策略，但是真正合法的跨国族际通婚家庭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增加了家庭成员相互间文化适应的成本，并且离婚率偏高。实际上，由于举家迁徙的成本过高、不确定性很大，构成跨国人口的主体以中青年单身男性为主，这造成了跨国人口比例的严重不平衡，因此“临时婚姻”和“两头家”成为一种较高比例的“外婚”跨国家庭模式。

1．跨国族际通婚家庭。跨国族际通婚有利于跨国个体解决居留地的各种社会关系问题和制度性困境，更是跨国生存获取有利的身份及社会位置的途径，亦是融入当地社会的路径。

跨国族际通婚家庭的构建包括了婚前选择策略和婚后适应策略。在择偶时，婚姻选择多是建立在婚姻所要达成的现实需求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潜在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往往被有意识地过滤掉，这就给后期的婚姻家庭内部调适带来诸多挑战。在多数跨国族际通婚家庭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夫妇双方在相互适应过程中充满了对文化相容性和角色一致性的期待。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按照一定的社会、文化或亚文化和家庭的规范来对角色提出期待[12]。而实际上，在跨国族际通婚家庭中，角色的不一致和角色的不相容性在不同阶段不断发生着变化，比如在子女出生前后，相容性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子女出生前，家庭内部文化的不相容更显著，而在子女出生后，相容性会明显增强。人们更愿意包容彼此的文化习惯，以维持家庭的稳定。

在婚姻中，最有保障的是我的财产和孩子们，我们的财产基本上都在我和孩子名下，但是我还是希望丈夫给我稳定感。孩子出生之前，我是不太顾及信仰的，但是等到孩子们出生，我突然觉得一个稳定的家是多么重要，我开始自愿戴头巾，做礼拜，我希望我的丈夫更信任我。

(宁夏人，女，34岁，外贸商人的妻子)

我和丈夫是一见钟情，在一次谈生意时认识，很快就结婚了。婚后仍旧一起做生意。开始几年相处地很好。但是，过了几年，随着我在公司决策权的增大，他变得越来越消极，这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有对孩子教育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比较好，但他认为孩子一定要回沙特受教育。

(浙江人，女，29岁，外贸商人)

我已经离婚了，我的公司、房子，还有女儿都归她了，我几乎一无所有。但是，最痛心的是我的女儿，在她妈妈的教育下，不但讲究吃穿，而且还不喜欢学习，整天玩游戏。我常批评她，她就渐渐不愿意跟我见面了。现在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最后悔的事情，是跟她生了一个孩子。

(土耳其人，男，47岁，外贸商人)

跨国族际通婚的比例总体上并不是很大，而且离婚率也偏高。其中原因，除了夫妇双方母文化的差异之外，还因为婚姻也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夫妇双方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双方的家族和亲属，还要接受相互的母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结婚时间越久，双方对家庭各方面相容性的要求也就越高，家庭文化的再造也将面临更多困境。但是，作为一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跨国族际通婚能够很好地规避各种不利的制度性因素，如若能如期实现角色相容和文化相容，是适应全球化生活方式的一种不错的策略选择。

2．“临时婚姻”与“两头家”。“临时婚姻”与“两头家”，在中国法律框架下是一种“非法”模式，但这种婚姻家庭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合法的跨国族际通婚。临时婚姻在一小部分跨国商人的母文化中是合法的，被称为“穆塔尔”(Mutaa)。此外，“两头家”是早期华南侨乡移民在“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框架下一种集体选择的家庭策略。“两头家”是中国学界关于侨居于南洋的华侨群体的特殊婚姻家庭形态的一种指称。但暂时不能作为家庭结构的一种特殊类型来看待，其只是侨民应对家庭生活、家庭养老的权宜之计，是儒家文化和家观念与华南侨乡的社会背景相结合所孕育出的婚姻家庭形式[13]。在很大程度上，“临时婚姻”已然成为部分跨国群体处理特殊境遇时的一种家庭策略。跨国个体随着个人境遇的不断改变，一边尽可能地维持传统婚姻家庭形态，一边对现实的家庭形态不断地进行改造。

我们在我老家安徽领的结婚证。结婚5年，有两个儿子，我是在老二出生3个月时知道他在沙特又娶了个老婆，还生了一个孩子。当时，我真的很崩溃。但他给我讲他们国家是允许的，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安徽人，女，34岁，外贸商人的妻子)

结婚时，我就知道他在索马里有妻子，并且有5个孩子。他结婚前就坦白了，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我还是决定和他结婚。去年，我带着我们的儿子和女儿去看望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们的兄弟姐妹。没想到我的孩子们很开心，跟他们相处得很好。这种情况在这儿不止我一个，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夫妻间的感情很好。

(新疆人，女，45岁，外贸商人的妻子)

在跨国婚姻家庭的构建中，特殊的空间场域使得“临时婚姻”和“两头家”的出现都存在极大的可能性。虽然在一定社会是非法的，但在特定的跨国文化圈内，不仅被群体中的大多数所认同，而且还形成为一种特定的家庭文化模式。尽管对家庭和个体而言具有不确定性和特殊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临时婚姻”和“两头家”存在的特定文化环境，成为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广泛存在的跨国家庭策略。这里的“临时婚姻”和“两头家”所要表明的，正是通过对传统概念的引用来阐释一种新的跨国家庭模式。

结语

跨国家庭表现为其对传统母国社会文化与居留地区域社会文化的再造与重构。贸易经济本身的诸多不确定性、跨国人口的比例不平衡、居留地社会的制度性困境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跨国家庭”的适应策略。一方面，它使得家庭成员将外在的文化适应不断内化为家庭内在的各种变化，如跨国家庭在代际分层中主轴关系的位移，家庭成员中权力关系的结构性改变，都深刻影响了跨国家庭及跨国家族的未来发展；另一方面，婚姻模式从跨国行为者各自的传统文化中结合了居留地特定的社会背景而不断演变，并因此产生出使之合法化的特定“婚姻文化圈”。

全球化生活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模式的改变不言而喻。反之，跨国家庭不断演化出来的适应模式也构建了全球化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如草根跨国贸易商在跨国过程中身份的突然改变----从商人变成难民、为满足家庭中第二代教育而选择多重跨国、为养老而重新投资移民等，都反映了跨国家庭在各种困境中适应全球化生存的努力。但其本质是针对特定跨国空间场域的一种策略性实践，目的在于实现家庭的社会功能，即维系家族的繁衍与传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