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踌躇中进取到沉寂中迷失
——唐初江南士族政治适应性述略

解洪兴，朱富春

(1.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 150025；2.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江南士族在梁朝末年连遭沉重打击后迅速衰落，但到唐朝初期这一群体在政治上再次活跃，胡三省明确揭示：“日夕与之(唐太宗)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1]卷192,6023大一统格局下唐初皇帝与江南士族的历时互动中，后者的政治品格存在着适应性变化。江南士族在唐初政治中的适应性调整应是基于对其传统的“扬弃”，而唐初统治者在拨乱反正中接纳并借重江南士族则应是基于现实需要与“选择性磨砺”。主位的专制皇帝碍难“十全十美”，客位的官僚群体又岂能“善始善终”。考察唐初江南士族的政治风貌，对于分析皇权政治的发展，具有较为典型的历史说明意义。

一、唐初统治者优礼江南士族，以巩固大一统政权

(一)统治者雅好南朝文化

南朝虽然被以武略见长的北朝所统一，但文化上的深层融合尚待时日，且出身北朝的唐初统治者艳慕南朝文化。唐太宗对南朝文学情有独钟，如其对陆机的文采不吝褒美：“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晋书》卷54《陆机传》)[2]1487若看李世民本人的诗句，要么“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要么“拂浪堤垂柳，娇花鸟续吟”，完全是南朝的绮丽风格，不见北方气质。上行而下效，唐初上层家家藏有《文选》，初唐四杰则可称南方文学的拥趸。无独有偶，王羲之的书法亦被唐太宗叹赏为尽善尽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晋书》卷80《王羲之传》)[2]2108史载唐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旧唐书》卷74《刘洎传》)[3]2608，不仅影响到儿子唐高宗与曾侍奉他的武则天，且近臣中出身江南士族拾王氏笔慧者亦大有人在。如虞世南“妙得其体”(《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3]2565，太宗命掌文翰；褚遂良“甚得王逸少体”(《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3]2729，太宗诏令充任侍书；欧阳询初亦曾习王体。初唐四大书法家无一不习王体，除了成名最晚的薛稷出身北方外，上述三位均出身江南士族。

(二)江南文学侍臣群星璀璨

优越的文才天赋是江南士族得以接近大一统皇权的重要条件，唐初诸帝近臣中江南文士俯拾皆是。如萧瑀“聚学属文”(《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398；陈叔达“颇有才学”(《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3]2363；虞世南“善属文”(《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3]2565；颜师古“善属文”(《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3]2594；岑文本“美谈论，善属文”(《旧唐书》卷70《岑文本传》)[3]2535；来济“有文词，善谈论”(《旧唐书》卷80《来济传》)[3]2742；许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3]2761。在唐初皇子侍从辅翊中，江南士族出身者更是遍布要津。早在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相互倾轧时，三人便竞相招致江南文士以为羽翼。太子有贺德仁、率更令欧阳询、记室参军事庾抱、洗马萧德言，齐王有文学袁朗、学士袁承序；秦王手下最为壮观，有司马萧瑀、殷开山，记室许敬宗，参军虞世南、刘孝孙，参军事颜思鲁、颜相时、蔡允恭，铠曹褚遂良，文学姚思廉、褚亮、颜师古，太学博士陆德明等。太宗为皇子们选拔师友时格外注意文才，出入诸王门下的多为江南文学才俊。旧太子李承乾受业于陆德明，友右庶子虞世南、洗马蔡允恭及中舍人萧钧、殷闻礼；吴王受业于功曹刘子翼，友刘孝孙；晋王则友姚思廉、太保萧瑀、太子宾客褚遂良、右庶子许敬宗、率更令萧钧、文学许叔牙及太子司议郎来济、陆柬之等。以上诸人所任荣显清近官职，备受中外瞩目，如太子司议郎始设于贞观后期，重臣马周曾因不得历此官而怏怏不快(《新唐书》卷98《马周传》)[4]3900。

(三)江南士族参预决策机务

无论是统治者对南朝文学书法的心慕手追，还是江南士族以文采得近水楼台之利，都有利于唐朝巩固大一统局面。较之北方的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亡国之余的江南士族的投效更能在文化上缘饰唐王朝的正统性。所以草创基业的李渊父子非常注意吸纳江南士族精英力量为己所用，甚至委以参决机务的紧要官职，唐初权力中枢中始终活跃着江南士族的身影。李渊自晋阳起兵伊始，即用陈叔达为主簿，“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叔达所为”(《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3]2363；又亲以书招萧瑀，任为内史令，“凡诸政务，莫不关掌”(《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400。武德时期，颜师古以中书舍人掌机密；贞观时期，岑文本继以中书侍郎典机要。岑文本卒于高丽前线，许敬宗继以中书侍郎草诏于马前；太宗临终，草拟遗诏的顾命重臣则是褚遂良。

(四)江南士族修撰典章经籍

李渊父子在拨乱反正中推诚信用江南士族，不仅在决策军机中借重于其才学，还使其成为营造隋唐革命文治气象的主要承担者。史载高祖开基，“国典朝仪，亦责成于(萧)瑀”(《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400；太宗时颜师古奉诏撰成《五礼》，封禅泰山也以其所撰《封禅仪注书》详定仪礼。武德七年(624)，诏欧阳询、陈叔达、袁朗等撰《艺文类聚》；贞观时，诏颜师古等撰《五经正义》，其中《易》取王弼注、《尚书》取孔安国传、《春秋左传》取杜预解，与南并于北的天下统一正好相反，经学统一却是北学并于南学[5]。皇子们也多致力于大型典籍的编撰以邀时誉，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太子李承乾命颜师古注班固《汉书》而自行表上，魏王李泰则招纳学士萧德言、顾胤等就府修撰《括地志》。高宗时，太子李弘曾组织许敬宗、姚璹、孟利贞等人撰《瑶山玉彩》，太子李贤也曾招集许叔牙等人注范晔《后汉书》、侍读李善等人注《文选》、太子洗马秦景通撰《诗谤集》。而在唐初的修史工作中江南士人最为集中，萧瑀、陈叔达、殷闻礼、颜师古、孔绍安、欧阳询、姚思廉、褚遂良、许敬宗、岑文本、顾胤、许圉师、刘胤之等皆一时俊彦。其中，褚遂良、许敬宗执掌起居注与实录修撰，尤为突出，这是关乎帝王生前身后功烈名誉的工作，宰相薛元超曾以不得预修国史为平生之憾[6]。可见最高统治者对江南士族信重之隆，反之亦不难发现江南士族踌躇满志的进取锐气。

二、唐初江南士族依附皇权的适应性经营

(一)江南士族风气的转变

江南士族的文才造诣固然令唐初统治者十分看重，这一群体的适应性转变亦是唐初统治者倾心收用的历史条件。南朝士族中盛行“雍容令仆，裙屐相高”[7]的虚浮气象，“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8]。南朝倾覆之后，安流平进不复存在，劫后余生的江南士族无法再优游自如，务实进取的风气转而渐渐兴起，到隋唐革故鼎新之际，江南士族的新气象已经蔚然可观。此时，“士庶之际，实自天隔”[9]的虚伪观念在江南士族婚姻中早已荡然无存，萧琮嫁妹于羌与虏[10]，许敬宗甚至嫁女于南蛮与出身奴隶之人(《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3]2762-2764。贞观十六年(642)与显庆四年(659)的禁婚诏令中，则均找不到江南士族的身影[11]。江南士族后人中，虞世南的外孙袁谊对门户与婚姻的见解最具代表性：“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旧唐书》卷190上《袁朗传》)[3]4986兰陵萧氏齐梁房在唐代出了九位宰相(《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一下》)[4]2288，“世家之盛，古未有也”(《新唐书》卷101《萧瑀传》)[4]3963；岑文本、岑长倩、岑羲三代宰相，史载“或众务繁凑，(岑文本)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旧唐书》卷70《岑文本传》)[3]2536唐初江南士族中“端正鲠亮”(《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398者大有人在。如虞世南曾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宫体诗不宜作，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姚思廉谏幸九成宫；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谏封禅东岳；刘洎谏太宗不宜与群臣论难。太宗亦曾明言自魏征亡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旧唐书》卷74《刘洎传》)[3]2611四位谏臣中除马周外都出身江南士族。

(二)江南士族更具依附性

唐初对关中本位政策的调整，也为江南士族的仕进提供了契机。黄永年先生指出，太宗不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在唐初消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如前所述，无论高祖兴兵时的元从勋贵，还是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网罗的扈从班底，并未限以地域，都是兼容并蓄的。只是高祖身上传统色彩尚强烈一些，曾抱怨李世民“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3]2415-2416。如果说李世民招致秦府学士还是出于为夺嫡而经营，那么玄武门之变后设立弘文馆学士就没那么简单了。史载：“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1]卷192,6023具体情形亦如后来元稹所言：“太宗为太子，选知道德者十八人与之游；即位后，虽闲宴饮食，十八人者皆在。”(《新唐书》卷174《元稹传》)[4]5224一方面，长于文治的江南士族更适应唐初偃武兴文的局面；另一方面，别无奥援的江南士族较之传统关中抑或山东人物对专制皇权有更明显的依附性。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曾拉拢过李靖、李勣，不想两人不愿冒险以蹈不测[13]；唐高宗立武后时，遭遇贞观旧臣长孙无忌等的激烈反对，李勣则仍然不介入。不过，在玄武门之变的危急关头，无论秦王府中江南士人的矢忠不渝，还是武德朝重臣中江南士人的倾情回护，甚至许敬宗在事后的曲笔文饰[14]，都令唐太宗在如释重负中得以肆逞快意；而在改立武后的困局中，许敬宗谄媚之语“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1]卷199,6292，则使备受孤立、内心虚弱的高宗与武后顿时盛气十足起来。最受信赖的褚遂良在晚年的唐太宗眼中忠顺昵洽——“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3]2453，有关后者的林林总总在前者眼中均洞若烛火，甚至身未动而影先行，随时化作笃绵醇酒浇却人主胸中块垒。早在唐太宗宠信魏王李泰时，褚遂良即已见微知著，及时指出“嫡庶不分”(《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3]2731的祸患，令有玄武门之变经历的李世民猛醒，转而属意于羽翼尚未丰满的晋王李治。唐太宗自投于床又抽佩刀欲自刺，褚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李治[1]卷197,6196，君臣的双簧配合得何其默契。临终前则将长孙无忌托付给褚遂良：“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1]卷199,6267可见唐太宗何其倚重这位顾命亲信的能力与忠诚。

(三)江南士族因其群体性政治操守备受优礼

武德、贞观两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大臣在政治品格与道德操守上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萧瑀，李渊誉为“志怀忠确”[15]，唐太宗亦赞其“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402。虞世南，太宗言其“志性抗烈”，“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3]2570可见德行、忠直居先，而博学、文辞、书翰尚在其次。姚思廉，唐太宗言其“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有临危殉义的“节义之风”(《旧唐书》卷73《姚思廉传》)[3]2593。岑文本，太宗誉为“弘厚忠谨”(《旧唐书》卷70《岑文本传》)[3]2538。唐太宗担心玄武门之变“贻讥千古”[1]卷191,6013，坚持要看起居注，这种掩耳盗铃的行径在江南士族面前碰了钉子。褚遂良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太宗转而逼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此问貌似虚弱却又戾气十足。面对这样涎皮赖脸的公然纠缠，褚遂良非但没让步，反而报以更为有力的回击：“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刘洎则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1]卷196,6175太宗后来迫使房玄龄做出让步，不想又遭到朱子奢的抢白：“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1]卷197,6203色厉内荏的专制统治者虽然最终无耻地达到了目的，却被刚正耿介的江南士族群臣弄得灰头土脸。

这种不约而同表现出来的一致素养，应是江南士族这一失去奥援的群体在朝堂上得以安身立命之所寄；而最高统治者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会对此有意加以磨砺与标榜，并对其人有所回护。高祖李渊对萧瑀极尽优容，“每临轩听政，必赐升御榻”，“与语呼之为萧郎”，还曾赐金并附以情意绵绵的手敕：“得公之言，社稷所赖。运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纳谏者之言，以金宝酬其德。今赐金一函，以报智者，勿为推退。”(《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400唐太宗亦曾赐萧瑀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402；还曾赐好佛的萧瑀佛绣像一幅，佛像侧则绣有萧瑀的形貌。太宗任萧瑀为太子太保，下诏说：“师入谒，太子出门迎拜，师答拜；每门，让乃入；师坐，然后坐；书前后著名，称惶恐。”(《新唐书》卷101《萧瑀传》)[4]3951虞世南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太宗曾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生前身后可谓极尽殊荣。陈叔达病中遭母丧，太宗怕他忧劳过度，提前“遣使禁绝吊宾”(《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3]2363。刘洎、岑文本等递日直东宫，唐太宗命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而他慰留萧德言的诏书更为动听：“卿年齿已衰，教将何恃！所冀才德犹茂，卧振高风，使济南伏生，重在于兹日；关西孔子，故显于当今。令问令望，何其美也！”(《旧唐书》卷189上《萧德言传》)[3]4952-4953萧德言93岁才被恩准致仕，然居家后还要常常“乘舆至肃章门引见”(《新唐书》卷198《萧德言传》)[4]5653。这样的耋耄老人除了供皇帝用以磨砺士风，笔者实在不能想象还能有什么作为。既然皇帝需要礼遇自己至死，萧德言也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江南士族渐次沉寂，早期风貌颓废迷失

(一)江南士族由适应性戒惧转为恭顺

封建皇权的优礼是对江南士族适应性士风磨砺中的规定性塑造，依附性的江南士族是被动的角色，皇权阴影下的依附性难免导致江南士族风貌渐次弱化，乃至不约而同地迷失曾有的锐气。早在贞观之初，许多有个性的江南士人对皇权即已表现得异常恭顺。如岑文本曾上《藉田颂》《三元颂》，虞世南也写过《圣德论》，后者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令李世民也觉得难以消受：“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1]卷194,6098到了贞观后期，一些江南士人所表现出的恭顺则越来越夸张，已有戒惧谄媚的嫌疑。萧瑀被太宗面谕“守道耿介”但失于“善恶太明”，前者立即诚惶诚恐地拜谢曰：“臣特蒙诫训，又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402无独有偶，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欲以岑文本兼领东宫官职，但岑文本却回奏：“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旧唐书》卷70《岑文本传》)[3]2538明明婉拒却又不忘刻意取容，如此戒惧恭顺无疑显得有些矫情。而素以直言敢谏著称的近臣褚遂良，时而也会逢迎皇帝的虚荣。史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曾卖弄自己功过古人之五事，却又问褚遂良是否属实。褚遂良则马上迎合说：“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1]卷198,6247

(二)皇权刻薄暴戾导致士风矫伪谄媚

到唐太宗晚年，前述江南士族令人读来发哂的恭顺行径，已非出于臣下对明主的投桃报李抑或抱有工于禄利的心态那样简单。笔者还是愿意相信，皇权驭下亦有一张一弛，不仅有礼遇恩泽，更有暴戾淫威，江南士族恭顺失度应该也拜暴戾磨砺所赐，尤其是遇到愈到晚年愈猜忌重臣的唐太宗。萧瑀曾因忤旨而被唐太宗罢贬达五次之多，最让人瞠目的一幕是萧瑀因出家一事反复遭受明诏训斥。这纸夹枪混棒的诏书开篇就以“舟浮楫举，可济千里之川；辕引轮停，不越一毫之地”指摘萧瑀在君臣之义上的失德，接着开始无限上纲：“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旧唐书》卷63《萧瑀传》)[3]2403-2404不仅萧瑀对李唐两代君主之情义及所建功业化为乌有，“朕犹隐忍至今”六字更将萧瑀置于任其鱼肉的境地。其所以肆逞谩骂之快，不过是因为臣下竟敢在自己面前如此自慊，即使是无心的违忤也碍难容忍。其实，刻薄乖戾是唐太宗一贯的作风，此前他就威胁过尉迟敬德：“今视卿所为，乃知韩、彭夷戮，非高祖过。国之大事，惟赏与罚，横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悔可及乎！”(《新唐书》卷89《尉迟敬德传》)[4]3754尉迟敬德从此谢宾客不与通。李靖则甚至“虽亲戚不得妄见也”[1]卷194,6116。功勋卓著的武将尚且惕慄无以自处，无所凭藉的江南士族又怎能不如履薄冰呢？刘氏彭城房的刘文静因酒后怨言被高祖杀掉，而南阳房刘洎被太宗赐自尽，肇因则不过一句忧惧人主病情的情急之话(《旧唐书》卷74《刘洎传》)[3]2612。岑文本拜相，受吊不受贺(《旧唐书》卷70《岑文本传》)[3]2538，个中情形正如魏征生前所言：“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1]卷195,6161

(三)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江南士族加剧颓废沉寂

贞观晚期江南士族矫伪谄媚的风气已成，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更是每况愈下。羽翼渐丰的唐高宗越来越不耐烦顾命遗臣干预自己改立武后一事，褚遂良即以“悖戾好犯上”[1]卷200,6300惨遭放逐，甚至一再驱逐至今越南境内。绝望中的褚遂良只好哀哀求告：“臣力小任重，动贻伊戚，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新唐书》卷105《褚遂良传》)[4]4029，高宗武后则无动于衷。唐初政治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只会催生臣僚的适应性顺从，史载“内外以言为讳将二十年”(《新唐书》卷105《韩瑗传》)[4]4031。与此同时，才优行薄的许敬宗在缘附皇权上则越来越露骨。唐高宗在处置亲舅长孙无忌时一度举棋不定：“若果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则以汉文帝杀亲舅薄昭天下以为明主的典故说之[1]卷200,6314，高宗遂不再犹豫，冷血流放了其亲舅。许敬宗满腹的才学被他随心所欲地滥用，为专制权力的暴虐冠冕堂皇地镀以公义与正道，若论为虎作伥再无更甚。显庆元年，许敬宗终于爬上了相位，并被恩准乘马入内省；死时，高宗“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3]2764，礼遇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许敬宗品行上的无耻与所获殊荣合于一身，这样的“示范效应”遂使富于适应性的江南士族更为颓废沉寂。到了更为颐指气使的武则天临朝之时，江南士族的风节也就流为一江春水了。岑文本侄子岑长倩汲汲陈奏符瑞，上疏请改皇嗣姓氏为武氏；姚思廉之孙姚璹“访诸山川草树，其名号有‘武’字者，皆以为上膺国姓，列奏其事”(《旧唐书》卷89《姚璹传》)[3]2902；萧德言曾孙萧至忠辗转依附于武三思、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其情形正如当时一位佞臣所言：“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旧唐书》卷90《杨再思传》)[3]2918人格卑下至此已是江南士族后人的时代群相。

结 语

隋唐革命，巩固政治大一统的文化整合是理性的拨乱反正；亡国之余的江南士族早已不复昔时风流，士风也由虚浮转为务实。唐初统治者与江南士族在接纳与适应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风度，在踌躇满志的良性循环中实现了互动。然而，专制皇权与封建官僚的关系不可能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16]的简单交换，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氛围下，“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17]卷1,38，士大夫很难再有先秦士人“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1]卷1，19的独立人格，只能被动接受，“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德充符》)[17]卷2,49。唐初形势稳定的同时，专制皇权的主导性越来越强悍，不断膨胀的欲壑使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虚伪暴戾，江南士族群体则不约而同地变得异常恭顺甚至谄媚。这种新的适应性转变令江南士族的早期风节在沉寂中渐渐模糊起来，这一迷失了的群体再难有峥嵘个性呈现给世间了。排除道德层面的评价，江南士族在唐初政治适应性上表现为由踌躇进取到被动沉寂，对专制皇权更多表现为缘饰，这一点不失为皇权政治发展的说明性表现。虽然政治品格与本我性情存在密切联系，但由于唐初江南士族群体所承受的专制权力本身的强悍性，遂锻造出其这样一幅群体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