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

□文/王秀勤

（西安财经学院 陕西·西安）

［提要］ 陕西自古是蚕桑之地，宋代以前，陕西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之一，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张骞是古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乌氏倮是丝绸之路的实际发现者。

一、古丝绸之路概述

古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又分为陆路和海路，其中陆路分为“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人们通常讲的“丝绸之路”是指“北方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东起长安（今西安），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跨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部分的独联体、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而达地中海东岸（今罗马），全长7，000 多公里，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总长4，000 多公里。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以产自我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

二、张骞——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张骞，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是西汉时伟大的探险家。他被派遣出使西域，历经13 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是中原去西域诸国的第一人。

当时，汉朝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抗击匈奴的战争。张骞以郎官身份应招，肩负出使大月氏的任务。他们沿天山南麓，经过焉耆、龟兹、疏勒，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盆地）。这里是中亚的一个富裕之邦，人口数十万，有70 余城镇，盛产“天马”。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当听说汉朝使节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欣然派出向导、翻译，护送张骞来到大月氏国，但是此时大月氏的国情已发生很大变化。大月氏已在大夏建立了新王朝，改称“小月氏”，从事农耕，国富民强，时过境迁，对匈奴已无图报之志。张骞仔细考察了西域诸国的山川地理、城网市镇和民风民俗。他还来到这一带的大邦大夏国都蓝氏城，发现这里有高度集权的王室，民多事商贾，兵弱怯战，这些情况张骞一一记在心上。张骞在大夏等地考察了一年多后启程回国。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地区，改道向南。他们翻过葱岭，沿昆仑山北麓而行，经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进入羌人居住地区。途中为匈奴骑兵所获，又被扣押一年多。公元前126 年，匈奴内乱，张骞等3 人乘机逃回汉朝。汉武帝详细地听取了他对西域情况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封他为博望侯。公元前119 年，他又率队从四川出发，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探险活动，但因蛮人阻杀而失败。之后，他又以中郎将身份，第二次出使西域，取得了外交进展。公元前114 年，也就是二次出使西域后一年，张骞病逝于长安。人们以“张骞凿空”四字概括了他出使西域的贡献和传奇的一生。

张骞出使西域后15 年，汉朝军队在西域打败匈奴，控制了张掖、酒泉等关口，疏通了西域交通线。约公元前105 年，汉朝派出了一个丝绸商队到达安息（伊朗高原古代国家），使边境出现了中国与西域间的物产大交流。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三、乌氏倮——丝绸之路的发现者

11 世纪以前，世界贸易的中心在地中海。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贸易的壮丽画卷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城邦国家和中国展开的。特别是公元前4 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兴起，欧洲人大量需要东方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华丽的丝绸。在古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丝绸在当时的中亚、西亚乃至非洲、欧洲都被视为珍品。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中国丝绸用途很广，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他们需要寻求一条通向中国的陆上贸易通道。而这一历史发展的需要，却被一个叫乌氏倮的秦国商人偶然发现了。

（一）乌氏倮之所以能够发现丝绸之路，首先在于陕西自古就是蚕桑之地。陕西是我国古代蚕桑丝织的主要发祥地。在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冰川期，陕西是温带地区，气候比较温和，黄帝夫人“螺氏兴蚕”就是发生在陕西的故事。而《诗经·幽风》大量描绘了关中蚕桑事业的兴盛，其中最优美的《七月篇》就记载了陕西姑娘兴蚕丝织的盛况，“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周代随着养蚕、丝织技术的进步，还出现了一种绚丽华美的提花织物——“锦”。“织素为文曰绮，织采为文曰锦”，是说凡是用素色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为“绮”，而用彩色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为“锦”。而且，在周代丝绸是商品化的，周代《曶鼎铭文》就记载有“匹马束丝等于五名奴隶”的著名交换公式。

秦汉时期，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方式已经完全成熟，在农桑生产旺季，妇女们都被动员起来从事蚕桑活动，冬天里都不得休息。《汉书·食货志》记载：“冬，民既入，妇人相从夜绩……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宋代以前中国丝织的中心在北方。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有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记载。而且，丝织的规模也很大。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到昭帝时期，“富者褥绣罗纨，中者素娣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基本上是“全民皆丝”了。这都充分说明陕西是古代蚕桑生产的发祥之地和中国丝绸的主要产地。

（二）乌氏倮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养牛牧马，发展畜牧。到秦始皇时期，倮已成为当地一个大牧主，拥有马、牛、羊不计其数。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货币，在全国范围内通行货币“秦半两”，给商品交易提供方便。聪明的倮看到周围的戎人只会放牧，而不懂养蚕、织丝，她就把马、牛、羊贩卖给关中农耕地区的农民，然后收购珍异物品、丝绸和日常生活、生产用品，带回来销往牧区，再换回牲畜销到内地农区，一来一回，做着利润十分丰厚的绢马交换生意。倮还常向居住在大山深处的戎王进献丝织品，戎王也高兴以价值相当于丝织品十倍的牲畜和畜产品酬报她，使其财富不断增值。这种不等价的绢马交易，使倮成为西北地区出名的大牧主兼大商人而闻名于朝廷。

乌氏倮是第一个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被正史记载的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一个叫“乌氏倮”的富人说：“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公元前216 年，他向秦国政府索要了一批丝绸，并用这批丝绸同他所在的部族首领交换牛羊。而他们的部族首领则用这些丝绸，向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换他们从中亚、西亚、罗马人手中交换来的黄金。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和散居中亚北部的塞人，通过常年的游牧生活，充当了中原与西域各国间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而东西方之间辗转的丝绸贸易直到乌氏倮手中才最终连通，大月氏也从中西交通的中转站真正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中转站。后来秦始皇在巡视云中郡时，了解到乌氏倮通过贩卖丝绸发财致富的消息，具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为了给修长城、戎南岭、筑帝陵的秦帝国开辟获取黄金的路径，便支持和推动了这一交换。他将乌氏倮册封为贵族，可以定期觐见皇帝，由此肯定了她发现丝绸之路的历史功勋。

77 年后，由于匈奴的兴起直接阻挠了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月氏和塞人的交换行为，使得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国家力量夹击匈奴，以保证和维护这条丝绸贸易之路的安全和畅通，因此才有了汉武帝派张赛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历史过程。此后，西汉政府又在今甘肃境内设立了河西四郡，并在通往今天新疆和中亚西亚的版图上设立了四大“西域都护府”，将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从此，从长安通向中亚、西亚和罗马的丝绸之路开始畅通无阻，中国和西方商人奔走在这条欧亚的主要贸易通道上，丝绸之路也迎来了它的繁荣。

由此可见，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秦国大商人乌氏倮是丝绸之路的实际发现者，秦始皇是丝绸贸易的推动者，而张赛则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四、秦商——丝绸之路的主要经营者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春秋时期产生的秦商，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以国家商人的姿态活跃在丝路贸易的征程上。这是由陕西处于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二元化经济结构结合部的历史地位决定的。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西连陇坂，北接伊盟，正处于中国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的分界线和结合部。二元化经济结构使得陕西成为不同经济区域产品交换发生的高端地区，而且这一交换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秦地商人的交换活动一开始便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商业利润，而是与国家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显然，秦地商人将中原的丝绸、茶叶贩运到西部，满足了西部少数民族的生活所需，对于保证西部边疆的安宁与和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他们从西部贩回黄金、马匹，对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备力量又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说明秦商产生伊始便具有国家商人的性质，他们的经济活动充分表现了商业“上以利国，下以济民”的社会性质。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秦商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丝绸之路基本上是秦商经营的。在近代左宗棠征西以前，西部以其自然环境恶劣和生活条件艰苦而使南方人不敢涉足，西部少见南方人的踪影。而宋元以前陕西又是十三朝国都所在，这便使得经营丝绸之路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秦地商人的肩上，驱使他们在这条漫漫商路上整整奔走了两千余年。

（一）汉唐时期，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是秦地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及秦文、德、缪居雍（今凤翔），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今临撞），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业。”而通过丝路贸易而发财致富的秦地商人自然不在少数。如“关中富商大贾，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又如“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杜陵人“张安世……家童七百人。使之从事手工业生产，家财富厚”，这七百童仆也主要是在张安世妻子督导下从事手工丝织生产。此外，还有扶风人士孙奋（字景卿），年轻时做过郡中小官，后迁居长安，经商兼营高利贷，家财多至一亿七千余。马援（字文渊），茂陵人，少时立志走边塞从事农耕畜牧，后因故逃亡北边牧区，经营畜牧生产，各流佃客多归附马援门下，后属客户达数百家，因其经营有方，致使牛、马、羊数千头，积谷达数万斛，而其重义乐施，粮食畜产尽散亲朋故友，后弃商从戎，被称为“伏波（降伏波涛）将军”。他们都是在西部经商起家。

到唐代，长安已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除来往长安的胡商，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还是秦地商人。其中著名的如：大唐西市商人窦义，经营麻布鞋，做“法烛”起家，后从事丝绸和房地产生意，他家的丝绸生意做到了罗马，号称“窦家店”。窦义在经商中结识了胡商米亮，一次向米亮捐资金钱五千文，两人结为生意伙伴。还有长安大丝商邹风炽，“其家巨富，曾见唐高宗请买终南山中树，愿每株树给绢一匹，自称树尽而绢不竭，从此富名遍传天下”。长安商人王元宝，“唐玄宗尝（曾经）召王元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可见他们都是经营丝路贸易的大商人。

（二）明清时期在丝路沿线城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多是陕西商人。宋元以后，国都东移，陕西被边缘化为边疆地区。但明清时期产生的陕西商帮，仍以丝绸之路为贸易通道，主要还是从事东西部的商品交换。长武、平凉为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活动着大量陕西商人。隆德“铺户多系山陕人营业”，尤其“茶商初多甘陕人”，他们的活动使“街市喧闹，乡人买卖交易亦卷方便”。通渭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榆中更是兰州的门户，明天启元年就有山陕客商集资修建的双层歇山式结构的“西会馆”。出兰州的陇西三大都市甘、肃、凉州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凉州（武威市）“商人以陕籍为多……陕商多贩卖土产及湖北白布、蓝布等，本县所需棉花，向持陕西运来”。张掖（甘州）为甘新两省之枢纽，“市面繁盛，人口稠密，商肆货柜横列门首”，陕西商人于光绪年间修有陕西会馆，现仍有遗址留存。肃州（酒泉市）为甘肃极西之锁钥，商贾往来，为商品转运市场，“输入品由东大道来者，以陕西之大布及纸张为大宗……商人以晋人为多，秦人次之”。

（三）进入清代以后，出阳关而入哈密，新疆依然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他们走的还是丝绸之路的老路。那时陕西商人以哈密为中心，形成对新疆贸易垄断经营达三百年之久的繁盛局面。其活动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右左分岐，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刺沙尔、库东、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面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丝绸之路的各个主要城镇。如，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入关喉吭，“土著缠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其中仅陕西的回民坊就有“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巴里坤，“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巴里坤经商的陕西人很多，三原人蒋晓光的祖上就是清代道光年间来到巴里坤，经营着巴里坤八大商号之一的“仁和兴”商号，他家运货的骆驼就有1，000 多峰；昌吉，“陕甘回民尚有百余户，多经商者”；精河，清中叶已是“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贸易者十之八九，陕西籍居其半”；伊犁，“所集民人，半集雍凉（地名陕甘青海一带）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并由此而趋中亚、西亚直达欧洲。

清代陕西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经营活动，尤以渭南商人赵均瑞的活动最为典型。赵均瑞，陕西渭南县回民，他从25 岁起在甘肃和新疆从事贸易活动，前后共21 年。这期间六上阿克苏，四上叶尔羌，一上伊犁，一上库车，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总行程十多万公里，异常艰辛。其所经营的商品包括靴子、羊、瓷器、茶叶、绸子、棉花、官玉、杂货，包罗万象；经营形式包括长途贩运、开杂货铺、开饭铺子，多种多样，凡能赚钱的营生都涉猎了；经营的效果有赔有赚，几经折阅，坚忍不拔，一次不利，再战，战而失利，又战，直至父子接力。一个商人一生有如此之能量，令人叹为观止，将明清陕西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及其顽强、坚毅和敢做敢为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秦商是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力量，是他们艰苦卓绝的历史活动创造了丝绸之路数千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