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原理》解放观对启蒙的超越

陈太明，范子谦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014)

《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作为承接《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中间性”文本，决定了它具有的承前启后地位。也正因这一定位，《原理》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被相对忽视，似乎它的存在只是更加光芒照人的《宣言》之预演。就写作形式来说，《原理》亦较素朴和简单，它采用的是极为简洁明了的问答形式。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原理》本身就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同盟所撰写的政治纲领性文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二是它所要面对的读者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知识水平以及政治觉悟上高下有别，为了达到受众的最大化，恩格斯巧妙地选择了这种通俗化、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写作风格。《原理》由25 个问题和回答组成，通过发掘这25 个问题及其回答之内部逻辑可以发现，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设想，一方面承继了启蒙的解放意识，一方面又超越了被启蒙所误读了的人类解放观。正是借助逻辑上层层递进的问答逻辑之推进，《原理》运用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将唯物主义这个主线贯彻始终，并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手段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理念，最终作出了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界定，从而实现了对启蒙解放悖论的超越。

一、《原理》的解放意识

《原理》在问题1 中开宗明义地对“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1]295这个问题首先明确了《原理》的中心论题——解放。恩格斯早年受启蒙精神的影响颇大①恩格斯早年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对于启蒙的理性批判精神的认同，对于启蒙批判宗教、君主权威的赞赏，以及启蒙在推动人类政治制度的进步方面的认可等方面。特别是启蒙运动对于宗教权威的批判更是影响了恩格斯，他从人的本质去界定神的本质，不可谓不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关于恩格斯早期的启蒙主义世界观，参见郭大俊、张锴《论恩格斯早期启蒙主义世界观》(《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 期)。，虽然《原理》并未明确解释这里所谓的“解放”与启蒙运动的解放观念内在的精神关联，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文本中找到两者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在距《原理》写作时间较近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恩格斯说:“德国哲学就这样回答问题:神是人。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不应当到彼岸的太虚幻境，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不是到存在于世界之中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寻找真理，而应当到最近处，到人的心胸中去寻找真理。”[2]521恩格斯这段话是对卡莱尔批评宗教虚伪性的评价，也通常被视作其对宗教批判的经典表述，其矛头指向的是中世纪基督教打着宗教圣洁的口号行各种肮脏龌龊之事的虚伪行为。在此，不难解读出，恩格斯十分赞同启蒙运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基督教之做法，虽然启蒙主要不是从唯物主义角度认知宗教的本质，但它主张人应该从对宗教的盲从中脱身，用自己的理性进行自我筹划的观点，深得恩格斯赞赏。按照恩格斯这段话中所表露的观点，主宰这个世界并让这个世界为人所用的不是神而是人，人的认识和实践成就、人的道德和审美的诉求、人的自我理解皆源于人的理性成就，所谓的神不过是理性未获得解放情况下人的愚昧状态所产生的幻象，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

西方的启蒙运动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得益于其对人类理性的阐扬。作为人类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转折性事件，启蒙点亮了人类源于自然的天赋理性。被禁锢已久的理性之解放带来了人类在自然、社会以及人的思维领域一场旷日持久的解放运动。作为一种主要以精神革新为出发点的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启蒙直指长久以来统治人类思想的基督教传统，而其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共鸣，至少有一点原因不能忽视，即它始终坚持人的解放理想。正是从启蒙运动开始，不论是苏格兰的情感启蒙，还是法国的政治启蒙，又或者德国的理性启蒙，虽然启蒙的方向有所差异，其中所蕴含的将决定权交还给人、重新发现并以属于人的情感和理性来寻求解放却是其共同主题。

启蒙精神开启了与其所反对的时代的一种断裂意识，其基本口号就是通过意识的转换塑造“新人”。它意图通过唤醒人类理性自觉来赋予有限的自我以无限的理性建构能力，从而在理性所构建的思想和观念体系中进行自我规划和自我论证。对于这种精神解放，德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康德曾有过精到论述。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给予了明确说明:“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3]这里所谓的“受监护状态”指的显然是精神的不自主，其延伸的意义是行动者受他者的指导、规训和控制从而无自我意识的一种被动状态。这个他者既可以是神性的存在，以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为核心所指，也可以是世俗社会的权威，譬如君权、父权等等可以任凭自己喜好对他人发号施令的存在者。这一点托多罗夫曾经有过合乎原旨的说明:“启蒙思想的第一个建构特征在于给人们自主选择和决定的东西以优先权，全然不理外部权威强加给我们的东西。”[4]从康德和托多罗夫对启蒙的解读来看，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其解放理念的要旨则在于，通过理性的重新发现，从被权威者规定的无自我意识状态中脱身而出，进入理性的自我筹划、自我论证状态。

启蒙的解放理念与基督教意图通过虚构的神的形象主宰世俗生活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产生了断裂，自此以后，人的世俗生活不复是天国的不完满显现，一切都交还给了人，尤其是人的理性。在这层意义上，恩格斯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其寻求探索自然辩证法的努力与其接受启蒙精神具有直接关系，而其在《原理》中一直强调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欺骗，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找到无产阶级寻求自我解放道路的理论诉求，皆与他接受启蒙的反抗精神有直接联系。当然，启蒙运动虽然影响深远，但其在后世的发展也展露出自身的悖论性，这又决定了启蒙的解放之路带有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因而，进一层分析启蒙的内在矛盾，反思其在解放问题上的不足，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启蒙的解放悖论及其反思

启蒙在精神层面上解放了人的理性，同时也意味着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导人霍克海默所指明的一样，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5]。启蒙一方面让有理性者认识到其是理性自主因而可以自我规划、自我设定和自我选择，另一方面它也开启了工具理性受目的导控而不顾价值尊严的方便之门。不得不承认，启蒙在其后来发展的走向中把理性局限于工具理性后，它确实通过其理性成果的可评价特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使基于等价交换原则的商品经济成为主宰社会关系的基本经济形态并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启蒙实践了它的断裂意识，与此前的非启蒙状态相比，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对自然操控能力的增强，基于公平原则的利益交换及为获得更大利益而努力实现的价值增值冲动，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个体主义。是故，启蒙所希冀的解放精神不管是在自然、社会还是个人身上，实际上采用了一种用利益和效能进行计算并对结果进行评价的工具性行为作为评价标准，正如著名的启蒙研究者萨莱诺所言:“启蒙运动导致了对自然界的活体解剖，以失去人性为代价强化了专业化及系统性。”[6]可以肯定的是，启蒙所带来的断裂有其积极效果，但其消极后果同样明显，纵使这一系列负面效应并非启蒙哲学家发起启蒙的原初规划，但其事实上在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追求中策动了理性的片面化解读。

启蒙在此陷入了一种悖谬式的自我生成逻辑，启蒙的解放经历了从物的异化到人的异化的转变过程，康德所追求的不要把人仅仅当作工具而是始终要当作目的的“绝对命令”越来越背离其理想。在被启蒙所解放了的工具理性之推动下，工业革命的大机器、大工业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就像恩格斯所说:“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织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1]295－296具有高生产效率但无价值与意义诉求的大机器逐渐取代人，无产者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成为被启蒙的解放精神所抛弃的那部分，他们未能在启蒙的解放诉求中成为获得精神自主的理性自决者，恰恰相反，在工具理性之可计算性评价标准下，无产者成为可以被用数量关系之增减加以衡量的被计算者。换言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和资本的不断扩张，机器大工业在科学技术的辅助下迅猛冲击无产阶级的自主性，使他们沦为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2]534，身体成为纯粹养家糊口的工具，个体的人则成为满足资本增长需要的僵死物。

由是而论，启蒙运动虽提出人的解放问题，但其思想内涵以及所造成的现实结果证明启蒙存在着双重悖论:一方面是学理层面的，它表现为实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悖论；一方面是现实层面的，它表现为人的解放和被排除在外的无产阶级未获得解放的悖论。启蒙通过单向度的理性造就了“单向度的人”，“人们普遍孤立，具有各自‘粗鄙的个体性’，一切生活关系混乱不堪、杂乱无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普遍的精神沦丧，缺乏‘灵魂’即缺乏真正的人的意识”[2]510－511。所以，启蒙最终解放的仅仅是只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对这个社会中占绝大数的无产阶级却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少数资产阶级的解放恰是由多数无产阶级的未解放而成就的。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全然是由启蒙所造成，但不容忽视的是，对隐含在启蒙中的对理性的极端化理解，确实跟现实中未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之事实具有因果关联。所以，毫无疑问，启蒙的解放工程是不成功的，其内涵将自身狭窄化的基因，导致启蒙运动专注于精神解放而忽视了对决定精神解放的社会关系之科学分析。

造成启蒙未能成功实现解放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点是它没有认识到人的解放的经济根源。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和异化的根本，正是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存在才是人类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这一点卢梭早就先知般地予以揭示。恩格斯正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原理》的问题14 到20 都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答。问题14 中，恩格斯给出了这一回答:“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1]302－303启蒙以维护私有财产作为其解放任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曾被视为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一项重要贡献，而这也恰成为其存在悖论的根源，恰恰是因为私有制观念和私有制现实才造成了人的非解放状态。

显而易见，启蒙并未如其所愿地带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解放，它的解放观要么停留在观念层面，要么实现在少数资本家身上。更为致命的是，启蒙并未意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当然也不能在自身发现导致悖论的根本性原因，即使近世被归为启蒙思想家的一些哲学家对之作了反思，但仍未遏止启蒙理性异化冲动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换言之，虽然后来诸多对启蒙进行批判并试图纠正启蒙路向的哲学家(譬如法兰克福学派)深刻批判了启蒙辩证法的深层悖论，但或者对之作出悲观判定比如霍克海默，或者依然在启蒙的理性梦想中通过重建理性的方式接续启蒙(比如哈贝马斯)，都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支持其解放精神。《原理》可以视为接续启蒙路向的一种科学努力。其科学性体现在，它不是着重分析理性的意识条件和政治完成，而是着眼于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自身肩负的时代使命，以此找到实现真正解放的道路、措施以及最终实现状态。

三、废除私有制是解放的根本

承上所论，启蒙的解放工程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走上了错误道路，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启蒙所规定的抽象语境而进入现实历史的分析。人应该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恩格斯的《原理》正是秉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精神从而将解放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论域中予以解决。在启蒙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最为核心的乃是没有认识到人解放的根本在于废除私有制。《原理》不仅以现实的经验考察探讨了私有制的前世今生，以及伴随其发展而得到壮大的无产阶级之历史，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分析发现了私有制是导致无产阶级未能获得解放的根本原因，并最终得出结论:废除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才是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根本路径。

《原理》在问题1 中明确了所谓共产主义就是对无产阶级解放条件进行科学分析的理论之后，在问题2 中接着给出了无产阶级的定义:“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1]295无产阶级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只能满足其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基本所需，这使得无产阶级陷入了一种等价交换的虚假观念中，“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1]297。何以如此? 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私有制。私有制使得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能靠出卖自己唯一所能支配的身体来换取生活所需。所以在问题7 中恩格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1]298无产阶级的境遇因为私有制的存在而比其他历史上存在的无产者阶层更为糟糕，奴隶被一次卖掉，而且并不需要竞争，但无产者是按照时间单位日复一日反复地出卖自己，农奴尚且可以逃到城市成为手工业者，也可以通过交钱给地主而成为自由佃农，甚至可以把封建主和地主通过暴力赶走使自身成为有产者，他们都可以在不废除私有制的前提下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无产阶级却只有废除私有制这一条根本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原理》由此发现了私有制是造成无产阶级未能获得解放的根本原因。虽然说无产阶级在反抗私有制造成的压迫和剥削过程里也有意识地组织了一些反抗斗争，并借助了某些保守理论家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思想，但是因为未能认识到私有制这个根本，寄希望于通过资本家的道德自觉来改良已经完全工具化地对待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他们没能真正深入社会条件的分析找到问题的症结。马克思从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机器大生产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以及自身必然因为这种不断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而使自己走向灭亡的规律。这样，无产阶级推翻私有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生产方式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而长期被欺骗和被压迫所形成的反抗意识也越来越使其结合为一个有着共同诉求并能够保持一致行动的群体，如恩格斯在问题11 中所说:“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1]301伴随着资本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日益扩大，越来越集中在工业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伴随自身不断恶化的处境，诸多因素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呼之欲出。

无产阶级革命根本和首要的目标是废除私有制。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从道德批判角度对私有制进行指责的思考方式极为不同，恩格斯坚持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入手，通过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私有制界定为适合某种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并非向来就有的，而且就其历史角色而言，它也确实在历史上发挥了适应某种生产力水平，并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恩格斯在问题15 中说:“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1]303但是，随着工业革命所促成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私有制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伴随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节制追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越来越陷入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恩格斯在问题12 中分析了这一现象:“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1]301资本家试图关闭工厂缩减生产，但是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会重新使其陷入无序状态，新的经济危机又会到来，而且其形式与之前并无二致。

私有制显然已经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但是废除私有制不是一蹴而就的，应适应时代情况和无产阶级自身特点，分步骤地进行。恩格斯在问题17 中谈到是否可以一下子废除私有制时这样说道:“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304这即是说，与私有制的生成逻辑一样，私有制的灭亡也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和被决定理论，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实现的，因为各个国家、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不能期望一瞬间在世界范围内全部废除私有制。只有无产阶级借助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出足够高的生产力和足够广泛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足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被废除。

可见，《原理》的解放精神最终实现在共产主义的现实社会关系中是它超越启蒙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共产主义的解放是一种真正的“人”的解放，它的解放观不仅是理论的而且是现实的。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把所有人都纳入解放之中。所以共产主义解放精神一方面是具有科学理论支撑的一种对未来社会关系的合理推论，另一方面也是具有经验支撑的真正的可操作和可设想的现实。其最终实现是在一个符合人性理想、超越丛林法则、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属于人的社会中。这决定了它所以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废除和对产生于私有制之上的私有观念之摒除。在废除了私有制之后，生产资料由社会来统一使用和管理，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对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也会由此消失。“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1]307生产力获得发展，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凭借其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某个阶级因其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而去剥削和压迫其他阶级的现象，也不存在民族、群体、国家之间的斗争和领土争夺。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真正地以其他人为目的，人的解放不是在理性经过独白论证推己及人式的“绝对命令”中实现自主，其劳动亦不再被局限于特定部门分工，依靠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职业伦理来完成职业目标，从而实现劳动的价值。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道德因不再被私有观念所局限而没有“私”的自我意识，劳动也允许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合理调度，从而实现劳动自由。就像恩格斯在问题20 中所说，在片面解放的人那里，“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1]308。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会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通过产业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308。分工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观念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因为不存在私有制，不存在固定的社会分工，当然也在此意义上实现了超越启蒙个人主义的解放理念。

四、《原理》解放观对启蒙的三重超越

综上所论，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原理》对解放的命题给出了超越启蒙的科学论述。《原理》的解放观超越启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用在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超越了启蒙运动抽象的、原子式的人。启蒙运动追求理性人的抽象同一性，通过牺牲差异的方式获取普遍性，造成了人类社会被理性的抽象所同化的后果。伴随着资本的无限制扩张，整个世界在理性抽象原则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和强制化，所谓的启蒙沦为强者对弱者的霸凌，国际上强权国家对弱势国家的霸权如此，国内主流文化对少数文化的压制亦是如此。《原理》所阐扬的解放观将解放的主动权交还给了现实的人，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寻求全人类的解放，解放后的人之间是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相互平等关系。其二，用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超越了启蒙对自然不计后果的无限索取的关系。就人跟自然的关系来说，恩格斯也通过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反思性理解超越了启蒙的思想内涵中所隐含的加剧人跟自然紧张关系的工具理性思想，就像刘森林教授所指明的，恩格斯通过“反思批判资产阶级启蒙过分功利主义地榨取自然，才是恩格斯更先进的启蒙立场”[7]。其三，用废除私有制超越了启蒙对私有制的辩护。恩格斯已经明确意识到启蒙追求的解放没有深入到工人阶级，所以不能解放的根本即私有制，这一点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说得更为明确，他说:“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2]533无产阶级的解放最终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私有利益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来到其存在，这种获得解放的主体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主体，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前提并形成于社会关系中。总之，相较于启蒙的解放理念，《原理》的解放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而非思想的理念中，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和理性建构的绝对精神，而是经验的、现实的与每一个处在该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都发生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解放观念乃是一种真正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的理论，一种关注现实的人如何摆脱被私有观念束缚从而产生无尽斗争和剥削这种非人状态的真正人道主义。它将目光投向人的全面解放理论之外同时也关照现实。所以，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确认了这一判定:“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422启蒙运动的解放观根本上乃是一种以个体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精神解放，这种解放寄望于通过逻辑论证达到普遍化，并将其实现在现实中，但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1启蒙总是以一种理念的形态来界定解放，其现实的实践并未将思想变成现实，这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其解放的理念脱离了现实，它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个体树立为一切目的之中心，由此造成了思想和现实之间难以弥合的分裂状态。人生活在社会中，以社会作为确证自我存在的前提，但启蒙的极端个人主义恰恰破坏了社会得以整合的人际关系基础，这是私有制观念残留在启蒙解放观中必然造成的结果，也是《原理》解放观所以超越启蒙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