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腐败与红薯进黔江

文_龚明举

红薯传入重庆黔江地区，是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红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再由福州传入黔江，陆路3000 里，走了170多年。

公元1492 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原产于中南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地的红薯逐渐从美洲传到了世界各地。传入中国的途径据说有三条：一说明朝万历十年（1582 年）由广东商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引入东莞地区；一说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由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今菲律宾）引入福州地区；一说万历年间由广东林怀兰医生从交趾（今越南）引入电白县（今茂名市电白区）。当下，学界持公元1593 年传入中国的论述居多。

把红薯从东南沿海引入重庆黔江地区的人，叫翁若梅。他是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进士，次年九月暂时担任黔江县（今重庆黔江区）知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得以正式任命。

红薯的传入，与当时的封建社会吏治腐败背景和自然灾害频发息息相关。翁若梅任知县后，很快碰到黔江大饥荒，加上官吏腐败，致使民不聊生。他多次向上司请求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无奈粮食库存不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翁若梅又捐出个人积蓄，派人到重庆府、夔州府等地购粮赈灾。虽然灾情有所缓解，但毕竟杯水车薪，粮少人多，饥荒依旧蔓延，灾情难以控制。“言念斯民有痛，自引咎而已。”翁若梅一想到灾民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深深自责、寝食难安。他忧心饥荒如果得不到控制，饿殍枕藉的惨剧会随时上演，而自己也将成为黔江历史上的罪人。

封建时代，天灾人祸之下，极易引发饥荒，我国有史可查的大饥荒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小饥荒更是数不胜数。特别在封建时代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往往灾难更为深重，腐败横行，饥荒肆虐，人口锐减，这几乎成为噩梦般的历史轮回。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其父母和长兄都在元末旱蝗大饥荒中死去。早年，他曾给地主放过牛，还出家做过和尚，讨过饭。为了有饭吃，朱元璋随朋友一起，参加了起义军。十余年烽火硝烟，在武力吞并其他势力之后，朱元璋于公元1367 年派大军北伐，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次年建立明朝。

民以食为天。饥荒岁月，谁能提供食物，谁能让老百姓有饭吃，谁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历朝历代都会重视土地和粮食问题，明朝早期统治者也不例外。早在义军时期，朱元璋就广泛推行屯田以资军粮。建立明朝后，他又严厉反腐、鼓励垦荒，并推行“粮长”制度，为国家粮食生产分配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到了明朝晚期，吏治腐败，绝大多数土地和财富都集中在皇族、官僚和地主手中，贫富差距悬殊，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随处可见。

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明朝与后金开始长期征战，耗尽国力，明朝内部大小官员也借此机会大肆敛财，“辽响”等苛捐杂税，刮尽民脂。人祸加天灾，造成西北和中原饿殍遍野，流民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发动起义。能吃上饭，不被饿死，就是人们最大的欲求和生存动力了。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上吊自杀，明朝灭亡。

到了清朝，腐败依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代几乎无官不贪。乾隆宠臣和珅以8 亿两白银高居贪官榜首。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敕令查处的官员有云贵总督恒文、李侍尧，两广总督富勒浑，闽浙总督陈辉祖、伍拉纳，陕甘总督勒尔谨，山东巡抚国泰，贵州巡抚良卿，江西巡抚郝硕，浙江巡抚王亶望、福崧，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云南布政使钱度，山东布政使于易简，山西布政使蒋洲，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高官。这些贪官中，伍拉纳、王亶望、良卿、郝硕、高朴、蒋洲、王廷赞、钱度等被处以死刑，陈辉祖、勒尔谨、国泰、于易简、索诺木策凌等赐令自尽。

有清一代，水旱蝗灾频发，即使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人食树皮” “立人市鬻子女” “父子相食” “人相食”等文字亦屡见诸史籍。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乾隆皇帝为庆祝自己六十寿辰，下旨再免全国地丁钱粮一次，折合白银2794 万两。同年，由富察·傅恒率领的大军打了败仗撤兵，傅恒忧愧而死。而在临近黔江地区的贵州，贵州巡抚富察·良卿欺上瞒下，违法贪赃，造成帑银大量流失，府库巨额亏空，被问罪处斩，其子富多、富永被发配到伊犁为奴。这一年，全国并无大灾大疫记载，可黔江地区还是发生了大饥荒。荒年饥岁，哀鸿遍野，催生了红薯进黔江。

《黔江县志》记载：咸丰元年（1851 年），全县有田303 倾，地161 顷；有常平仓21 间存谷5450 石，社仓80 处存谷8644石。按道光三十年（1850 年）清查，全县实有承粮花户7036 户，29076 人。

常平仓始创于西汉，由县级以上官府出资建管，主要作用是平抑粮价。社仓又名义仓，始设于隋代，物资靠各地士绅捐赠和租税附加，由公推的社首经管，主要作用是荒年救灾。以史料计算，如果地方官员不中饱私囊、贪赃枉法，不用荒坡充良田、陈谷充新谷、空仓充满仓，则当时的黔江县这两种仓储的存粮能在灾害或战乱时，勉强维持全县三四个月口粮。

但自古以来，种有庄稼的田野才是最大的粮仓。各家各户囤垛间、板仓内、米桶中、陶缸里、地窖下……才是真正可靠的粮仓！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九月，翁若梅收到福建故友陈世元寄来的一本《金薯传习录》。该书记载了陈世元六世祖陈振龙将红薯由菲律宾引入中国的曲折经历，并详细讲解了红薯的生长特性及种植方法。翁若梅读后，大受启发，如获至宝，大发感慨——若推广种植红薯，黔江民众何至于刨蕨、采蒿、捕鼠甚至挖观音土为食啊！遂召集各乡里长老，责令全县种植红薯。第二年便喜获丰收，让多数人摆脱了饥荒，还一改传承了数千年的稻粟、荞麦、高粱、豆菽为主的膳食结构，有益于人口增长。

红薯地不择贫沃，易栽种，产量高，生熟皆可食，能充半年米谷，还有滋阴润肺、通便养胃等药效。黔江地区从此普遍栽种，虽晚于重庆江津地区（1765 年引种），亦属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最早引种红薯的地方，后又向周边地区推广。

翁若梅除引种红薯，抑制饥荒外，还“修举废坠，扬表幽潜。案牍余闲，亲课文艺。待士子，宛如师生”，尊师重教，教化百姓。他多方筹资，带头捐款，修缮城墙、学校，以及名宦、乡贤、节孝等祠庙，如三台书院、柳敏祠，又修建黔江河堤，治理水患，政绩比之前的官员都要突出。黔江民众曾树碑多处，记述翁若梅的勋绩，县志中亦有大量记载；他主持修缮的三台书院至今仍藏身于黔城之中。

常言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只红薯，浓缩了我们千百年来对抗饥饿的历史，也让我们永远铭记像翁若梅这样，当官不为发财，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