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文脉流变与传续:定州缂丝的历史发展及当代传承创新

2023-01-06 07:08刘立军阴建华武学谦李晓英
关键词:定州缂丝河北

刘立军,阴建华,武学谦,李晓英

(1.河北科技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2.河北省纺织服装技术创新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18)

缂丝,也称为“克丝”“剋丝”“刻丝”[1](P23-24)“刻色”“刻丝作”[2](P101)等,“刻”“缂”“克”通用。缂丝因独特的“通经断纬”工艺及艺术表现形式,很多织品成珍品,被称为“织中之圣”,也素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价值美誉。缂丝的发展已有千年历史,这一古老的传统工艺既是一种技艺,也是一种文化,蕴含着民族思想智慧、价值观念和实践经验。

定州缂丝技艺于2013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21年入选国家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关于缂丝的工艺特点、艺术特色、发展创新等方面的阐释较多,而对定州缂丝从起始渊源到历代发展演变,尤其是定州缂丝不同发展阶段发展脉络的传续呈现等方面尚缺乏系统性梳理。遵循当前最新的工艺美术历史分期法,通过文献查阅、调查访谈等方法,结合当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定州缂丝文化及市场发展潜力,对缂丝工艺的历史文脉、传承和再创造能力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对振兴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3]。

一、定州缂丝的缘起

目前研究定州缂丝最重要的史证文献,当属宋人庄绰的《鸡肋编》,文中提到:“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4](P33)此文献明确提到定州地域名称,阐述了织机大小的特点、用丝的类别,还记述了传统缂织作品中的常用艺术题材以及织造的技法、设色方式,以及欣赏缂丝的方法,阐述了缂丝技艺服饰的技工之重的特征以及缂丝织造花纹的特色技艺。目前关于定州以及其他地方传统缂丝技艺相关研究多基于此为理论基础,并结合一些传世技艺经验等,开展对缂丝的历史文化、功能类别、艺术题材、工序、工具设备、缂织技法的研究,可见定州缂丝发展缘起研究对中国缂丝发展脉络研究的重要影响。关于定州缂丝的发展缘起,现有研究成果中多支持外来引入说。笔者将对西方缂织技艺传入说、本土融合发展创新说、产生的机缘说等三种学说进行梳理分析,从不同的发展缘起路径对定州缂丝渊源进行考据。

(一)西方缂织技艺传入说

缂丝工艺源自西方的缂毛技艺,在起源说中具有较早的考据,以羊毛线为纬的缂毛最早源于西亚。埃及早在3000年前就有了亚麻缂织,至公元前1000年的西亚爱琴海区域仍然流行此缂织物。公元2~3世纪,此织造技术在地中海一带流行,在叙利亚巴尔米拉发现的塔墓中出土了用缂织技术织造的毛织物[5](P1)。之后,缂织技术分两路向外传播:其一是向东传播影响到波斯及东亚地区,其二是向北传播至德国、英国、挪威等欧洲地区。8世纪欧洲开始出现了缂织织物,与此同时出现了缂织技艺与宗教题材、画家绘画相结合的缂织作品。4~15世纪,缂织艺术达到全盛。至今北欧仍保留着传统竖机缂毛技艺。缂织技艺经中亚波斯继续东传,并与西域文化交流,又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逐步引入中国北方边界地区和中原内地。

值得注意的是,除西亚、欧洲外,印加地区也出现过早期的缂毛工艺。南美洲安第斯地区的人们也曾发明了缂织物,以当地动物毛为原料,织造衣服和头饰。公元前900年已经出现了经纬线用棉或者经线用棉、纬线用毛的织物,其与欧亚大陆的缂织物不同,除材料外,经线加捻,纬线无捻或弱捻,与哥普特缂毛、中国早期的缂丝相同。

(二)本土融合发展创新说

中国的缂织技艺历史悠久,在于阗出土的战国时期墓葬中就有缂毛织物。于阗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今为新疆自治区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西汉初年缂毛织物的出土,成为中国较早缂毛的又一例证。按照西方传入说,古代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缂毛,从西向东逐渐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地区,因此新疆缂毛织物有明显的希腊风格,新疆地区当代出土的缂毛类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

河北在古代地处北方边界,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区,当缂毛技艺由新疆沿着丝绸之路到达河北时,域外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当地富饶的资源物产相结合,促成了缂织手工艺与本土丝织材料的融合。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缂丝技艺不断发展演变,最终在民族文化迁徙融合过程中沉积下来,成就了缂丝技艺及整个织业的发展。

(三)定州缂丝产生机缘说

河北的缂织起源最晚应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曾解散宫廷中的机织工匠,“工商杂使,尽听归农”,使得民间手工业更加活跃,促成了定州织锦工艺成为全国高级织物三大中心之一[6](P106)。北朝在拓拔魏早期,也曾设少府,以管理染织生产。后来少府改为太府,设有丝染署,下属京坊、河东(山西永济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中尚方也领有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和定州绸绫局[7](P134-135)。官营织品品种丰富,工艺极其精致。民间丝织也具较高水平,丝织品产地集中在邺、冀州、定州。当时以织物作为税绢及赏赐用品,并引进西域新品种进行织造,北齐政府在定州曾设绸绫局,定州区域丝织中心的地位不断加强,此时应为定州缂丝的形成期,也是定州丝织在隋唐强势发展的先声[8](P134)。

从地理位置看,定州在北朝时地处南北东西交融之地,商业经济发达,物产原料充足,统治阶级的政策导向利于织业发展。该区域繁荣的丝织业为定州丝织与外来缂织技艺的融合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可以说,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地域资源优势,成为定州缂丝形成及发展的重要机缘条件。

二、定州缂丝的历代发展演变

缂丝技艺独具精致名贵的特征,与朝政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及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休戚相关。随着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缂丝技艺的传续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一)隋唐织业繁荣为缂丝上升期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定州作为北方丝织业中心的地位逐渐加强,官民共织、规模庞大,拥有厚实的丝织业基础,成为缂丝发展的上升期。

1.定州丝织业中心地位更加稳固

隋代,北方以河北定州为中心,专设定州绸绫局,机构与产品直属朝廷管理和调遣。唐代,桑蚕技术普及,桑植丝织范围进一步扩大。河北道设有织染署,专门管理生产。官府染织的分工很细①,并且品种多。隋唐五代时除了长安、洛阳作为都城的官府工匠能精工细作外,益州(蜀郡)、扬州(广陵郡)、定州(博陵郡)是三个最著名且稳定的丝织品生产中心[9](P27)。

唐前期,定州是“河北”②乃至整个北方的城市丝织业中心。黄河下游地区是中国桑蚕纺织中心,直到隋唐五代仍保持丝织业优势,其中声誉最高的丝织重镇是定州。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越人娶织妇》中载:“初(大历年间)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此时北方丝织业优于南方,而采用北方织妇提升织造技艺,北方织人南迁为江南织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说明北方定州等地曾是南方丝织业工匠的来源地。

定州民间织机比较普遍,“有时总缣织绢迟,有丝不上邻家机”,反映出农村丝织业相当发达。唐时定州富豪何明远曾有绫机五百张,是很大的私营手工业作坊[6](P131-135)。据《朝野佥载》卷三记载:“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这充分反映出唐前期的定州不仅是河北,也是整个北方的丝织业中心[10](P449-451)。

2.定州出产的丝织品种更加丰富

由于唐代钱帛兼用,丝织品(以绢为代表)还具有充当货币交换的功用。唐代丝绸既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男耕女织的产物,又是用于大宗出口的商品,其城市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前期,丝织品产业以河北定州为中心[6](P133)。唐代定州桑蚕丝织业最盛,“桑麻遍野,户户机杼”,所产绫绢最为著名,为皇家的贡品,部分产品则通过丝绸之路出口至西域。

唐代河北丝织品产量大,品种多。《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中记定州(博陵郡)称:“土贡:罗、紬、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绵绫。”《元和郡县图志》卷18河北道定州记载:“开元贡:两窠细绫十四匹”。《通典》卷6《食货·赋税下》记载:“博陵郡(今定州)贡细绫千二百七十疋,两窠细绫十五疋,瑞绫二百五十五疋,大独窠绫二十五疋,独窠绫十疋。”可见定州所产绫不仅品种丰富,而且上贡数量很大,数量和质量均非常可观,不愧为“河北乃至整个北方的城市丝织业中心”[11](P103)。唐代定州丝织业的兴盛为缂丝工艺进入鼎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唐以后丝织生产的中心开始出现由北方的定州向江南转移的倾向。安史之乱以后,江东的丝织业已有很大的发展[7](P150-154)。

(二)宋代丝织的强盛推动定州缂丝进入鼎盛时期

宋代以定州为代表的丝织业逐渐强盛,促使缂丝技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1.宋代河北丝织业繁荣概况

宋代管理染织生产的机构相当庞大。染织手工业与唐代一样有官营和私营,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比唐代更庞大。私营纺织业有了新的发展,民间织造呈现“千室夜机鸣”的盛况。

尽管两宋时期是河北织造业生产中心转移的重要阶段,但桑蚕丝织业仍保留着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产量和质量上仍居北宋首位。北宋的赋税制度体现了织造业的兴盛,即沿用唐中叶以来的两税法,田税主要是谷、帛两种,涉及帛类包括罗、绫、绢、纱、丝、绸、绵、布、葛等[12](P25)。宋代河北路几乎无处不贡丝织品(见表1)。据统计,宋廷租税收入中的匹帛数,河北东、西两路合计“绫7 315匹,在诸路中占首位,其中,绢23.091万匹,占第5位;绸4.075 3万匹,占第5位;丝绵157.281 2万匹,占第2位”[13](P273)。

表1 宋代河北路府州土贡丝织品情况

河北地处黄河下游京都附近,中部及南部的自然条件适宜植桑,这也是促成河北织业重要地位的客观因素。当时北宋“弱军尚文”“礼遇士子”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也进一步推进了缂丝织物艺术化的发展趋向。因河北为宋辽交界地,也影响了北部少数民族辽、金织造技艺的发展。

2.定州缂丝技艺发展进入鼎盛期

宋代河北丝织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北宋时期,河北丝织业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品种也占有优势,真定(今正定)出产的绵绫、鹿胎、透背,以及大名的绉毂都是名品,定州的缂丝更是誉满天下的珍品[13](P273-274)。此时,定州的丝织手工业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时期,主要表现在工艺水平的整体提升与生产专业化趋向,出现以丝织业为主的机坊、柜户,还出现了雇佣工徒的机坊、染肆等。定州的丝织品质地更加精致,这一点可从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紫鹃绣品残片得以印证。

宋代是缂丝工艺的鼎盛时期,宋代缂丝在中国染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北宋时期经济与文化的提升及重文国策的导向,使得书画艺术自宫廷向官宦、文人志士及以下传播发展,为缂丝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宋代缂丝作品逐步从实用转向装饰化,向单纯欣赏的独立艺术方向发展,“书画织物化”“织物书画化”等缂织名人书画的形式成为主流。《紫天鹿》《紫汤荷花》《紫鸾鹊谱》都是北宋著名的缂丝织物。无论在服饰、装裱、佛教用品还是书画艺术品方面,缂丝技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通过“丝绸之路”走出国门。北宋皇帝徽宗赵佶曾亲手在《碧桃蝶雀图》上题诗:“雀踏花枝出素纨,曾闻人说刻丝难,要知应是宣和物,莫作寻常黹绣看。”可见宋代自上而下对缂丝的认知及重视。

“澶渊之盟”后,宋辽修好,每遇宋帝生辰,辽送的贺礼中就有缂丝御衣,有宋人说徒居华北的回鹃织“尅丝袍”,定州则织刻丝女衣[14](P52)。宋辽均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互相交易的市场,定州作为边境城市,商贸红火,民间贸易、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丰富了汉族和契丹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定州当地最大的孟庄“绫绢互市”,是绸缎、丝线与马匹等生产生活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定州丝织业发展的重要见证。此时的定州缂丝达到发展顶峰,有“宋代缂丝以河北定州所制最佳,以宣和年间制作最盛”[6](P185-186)的说法。沈子蕃是北方定州缂丝名家的代表,《梅鹊图》做为其重要代表作之一保存至今。

(三)金元时期定州缂丝获得延续发展

金元政权在北方建立,并将原来的手工业进行了选择性抑制与扶持,其中织造业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发展,北方的丝织业在金元时期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常年的战乱使北方手工业织造受到强烈冲击,造成经济凋零,导致北方的织染行业势微,定州丝织业中心地位渐趋衰落,丝织手工业也随之逐渐呈现北弱南强的发展态势。

1.元代丝织业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蒙古族统治者征侵汉地之初不重视农业,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导致田地、桑树遭破坏,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到元世祖时才提出了“以农桑为急务”的方针,使传统的丝织工艺得以复兴。

元代统治者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在生产规模和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程度较南宋有一定发展。《元史·百官志》中记述了官营手工业在河北的分布情况,丝织业为主要行业之一[13](P317)。元政府曾在一些手工业机构中设立管理染织生产的司或局,规模极为庞大,有官办和民间两种手工业模式。官办的组织庞大,分工很细,为前所未有。据《元史》记载,专为元代宫廷织造缎匹的织染杂造大都总管府,属于宫相总管府管领,下设织染局、绫锦局、文锦局、中山局、真定局、弘州纳石失局、荨麻林纳石失局、大名织染提举司等。这些局多在河北北方,其中定州仍具有延续丝织业中心的条件。织染机构占比较大,但规模不等,管理着众多织染工匠进行织造生产。据统计:涿州成锦局掌匠户102户,民匠异锦局掌150户;涿州织染提举司掌96户,大都金玉民匠提举司纳锦人匠520户;大名织染杂造两提举司掌领1 500户[13](P318)。元廷每年都从河北民户中征收大量的丝作为赋税,仅河北一地就有数十万斤,足以证明桑蚕业在河北的普及和发达[12](P206)。大量征集丝料的举措为官府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2.元代缂丝的传承发展

尽管有政令颁布要重视桑蚕丝织,但由于河北地处中原北部,元代大都附近,原生产模式受蒙元游牧民族破坏较严重,迫使北方的蚕丝重心逐渐南移至苏松地区。元人徐硕著《至元嘉禾志》卷5《物产·帛之品》载:“丝、绵、绡、绫、罗、纱、木棉、剋丝、紬、絺、绮绣、绤、布”;“剋丝”即缂丝,“克丝(即缂丝)之工,妙于南宋”,这些都反映了南方以嘉兴为中心的丝织品产业状况和发展水平。

元代缂丝的发展延续南宋的缂丝发展态势,缂织用途方面除服用品、欣赏品外,出现为供奉祭拜所织御容和佛像缂织品[14](P53-54)。缂丝工艺上,“制用尤广,进御服饰,参以真金,组织华丽,过于前代,而精雅渐非古法。”[7](P198)随着缂丝工匠不断南迁至苏州、松江、杭州一带,元代工匠逐渐在南方集结。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北方仍然重视丝织行业,加之定州的特殊地理位置,仍具备缂丝工艺生存的重要条件,缂丝工艺在民间仍有传续。

(四)明清时期定州缂丝发展呈衰弱之势

明清以来河北成为京畿之地,带动了一些手工艺的发展。但随着北方丝织业中心地位的减弱,定州缂丝业相比文化艺术气息浓郁的江南织业而显得沉寂。

1.明代河北织业转型,丝织中心南移

元末明初,河北区域开始种植棉花。洪武时期,真定府、保定府已将棉花列入常赋对象。当时桑蚕生产与棉花种植并行不悖,均有很大产量。宣德七年(1432年),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枣桑砍伐殆尽”,劝民多栽种,限定“每丁种枣桑各百株”③;又宣德间交河知县林俊倡植桑枣一事,“视民家有隙地,使各树桑枣,民初烦,后数年,桑长成林,获蚕丝之利。”④明中后期,政府对种棉采取鼓励政策,加之植棉经济效益高且适宜北直隶的土壤气候条件,植棉业推广很快,导致棉织业发展迅速,同时冲击着桑蚕丝织生产,使其逐渐萎缩,退居次要地位,并且在棉花种植区已出现活跃的集市。诸多文献中阐明在整个河北区域丝织生产基本衰落,至明后期,北直隶各地“女勤纺绩,服以木棉”已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出现“耕稼纺绩,比屋皆然”[13](P379-380)的盛况。明代整个河北区域棉织成为主流,棉代替丝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丝织业衰落已成定局,定州缂丝制作的基本原料也随之大大缩减,在地方史志文献中尚未见官方及民间关于定州缂丝的记载。

明代缂丝工艺应用情况在宫廷有记述,宫中设有缂丝匠进行缂织。据记载,明代设有专门管理机构负责缂丝生产,在“御用监”之下有“缂丝作”,主要产地是南京、苏州、北京等地。成化年间(1465~1488年),王绮的《寓园杂记》中也说:“吴中缂丝累漆之属,尤为冠绝”,说明缂丝工艺在南方仍在发展,织造中心在江南。《明会典》记有:嘉靖十年,匠夫留数中,缂丝匠二十三名属于“染织局”。《纂组英华》记有:“南匠北来效技呈能,制作之精不亚宣和。”据朱启钤《丝绣笔记》等书记载,明代各种丝织工艺均能继承古法而又渗入新意,官织之外,民间缂丝亦有相当发展。姑苏齐门外的陵墓镇有不少织作人家,姑苏缂丝当时已较为有名。明代朱棣建都北京以后,尽管有“南匠北来”,但针对定州缂丝的具体传播情况仍待进一步查证。

2.清代丝退棉进,定州缂丝工艺衰退

清代十分重视植棉、织棉,康熙、乾隆时期还推出有《御题棉花图》,推动了棉织业巨大发展,尤其是河北区域棉田面积曾占到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三十,棉花种植已经相当普遍。围绕棉花产业的手工纺织发展、技术改进、商业经济活动等呈繁荣景象。定州地处植棉、纺棉的北直隶中心地区,其缂丝生产条件逐渐丧失,技艺渐趋绝迹。

清代后期凸显国力衰微,对缂丝工艺品需求减少,工艺也不断简化,逐渐失去原来缂丝的意义[5](P44)。关于定州区域的缂丝制作已无任何记载,从原材料、工艺技术层面和社会需求方面,失去了缂丝工艺的生存条件。

民国时期,河北区域整体趋于不稳定,染织业受到很大冲击。缂丝制品缺乏市场需求,缂丝织造技艺无法正常传承发展,工匠艺人散落在民间,缂丝技艺传续处于断档期。

三、定州缂丝技艺的当代接续传承

1949年至20世纪末,定州缂丝曾经历了一段沉寂期。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的重视,定州缂丝技艺以及相关缂丝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一)定州缂丝文化逐步恢复

21世纪初,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推出,针对定州缂丝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得到国内外文化艺术界的关注。定州作为较早的完整记载缂丝技艺的地理概念,政府职能部门及相关专家学者为挖掘传承缂丝文化做了积极努力。赵村镇孟家庄村曾是唐宋时期丝线、绫绢集散地,且是“绫绢互市”遗址所在地,也是定州缂丝的发源地、生产地。在遗址处建立了沈子蕃缂丝文化广场,以纪念南迁的定州籍著名缂丝家沈子蕃。2010年10月缂丝文化研究会在孟家庄揭牌,同时举行了宋代沈子蕃展馆落成典礼。这些举措对挖掘研究定州缂丝文化,传承传统技艺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此以外,孟家庄村还对宋代传统缂丝工艺进行了挖掘、整理、恢复,成立了定州妇女缂绣合作社,并创办了缂丝传习基地。在恢复传统技艺中,成功仿制出了一批宋代缂丝艺术品。2021年,定州缂丝织造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编号:VIII—245)[15],这标志着定州缂丝在恢复、保护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二)定州缂丝传承人得以确立

21世纪初的十多年间,随着对传统缂丝技艺恢复、保护等相关工作的推进,定州缂丝当代传承发展的基础已逐步奠定。程苗欣是定州缂丝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工艺传承可追溯到清末郭氏家族。传承谱系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家族传承的人员接续。程苗欣与丈夫郭斌儒及女儿郭菲努力推进定州缂丝的传承发展,已成熟地掌握了缂丝的传统技艺。不仅能仿制古代定州缂丝的作品,而且深入研究分析传统缂丝工艺,并积极传习,带动一些人从事缂丝织造,创建了定州缂丝技艺传承基地,同时吸收借鉴其他地区缂丝工艺技术进行作品创新,以定制加工为主推动产业化发展。

定州王鹏巍也是一位传承、发展缂丝的实践者,她积极传承、研习传统缂丝技艺,并努力探寻设计创新的发展之路。通过成立文化公司、整合社会相关资源、组织缂丝学研及文化活动等,探索定州缂丝当代创新发展新模式,推进定州缂丝的文化宣传及作品市场化,并创制了一些融合当代设计理念的作品。

(三)定州缂丝传承发展面临挑战

得益于国家复兴传统文化大背景下给予的政策支持、帮扶资助,定州缂丝的文化恢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技艺传承方面也有了清晰的脉络,可以说定州缂丝在当代已经重新建构起了传承的谱系和基地,并且取得了一些社会和经济效益。但缂丝传统技艺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一,缂丝产品有待进一步创新。除传统经典题材外,有些缂丝产品在当代消费市场中略显陈旧,不太符合当代审美意趣,亟需创新转化,解决产品的当代性问题。其二,定州缂丝文化基因传续问题有待梳理。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定州缂丝,需要保留文化基因,并形成品牌发展的原创力。其三,技艺传承需要自主性发展意识。非遗传承保护不能仅靠政府注血式帮扶,还需走独立造血式生存之路,面向未来如何构建新的发展思路?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定州缂丝发展的瓶颈。

四、定州缂丝的当代创新发展对策

针对定州缂丝发展瓶颈问题,需要从技艺与文化的当代创新发展维度思考对策。当代文化创新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工艺价值的思考,应立足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对其传承与发展的文脉、工艺特质及表征进行研究。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文化战略问题[16](P14-21)。定州缂丝历史悠久、文化艺术特征鲜明,并具有独特的缂织技艺,是中国古代织造中的典范,也是河北织造发展历史中浓重的一笔。对接当下社会市场,传统缂丝技艺的发展需与时俱进,在当代文化语义下进行设计创新,实现品牌化发展。

(一)推动定州缂丝的设计创新

解决传统工艺当代价值问题的途径,即实现当代价值的转换。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应体现与当代社会、生活方式、产业发展等现实民生问题的关联,即需要基于当代观念的设计、基于市场需求的设计。

1.观念转变及创新

从消费观念出发,缂丝产品作为珍品,已由原来阶级性、贵族化及宗教性使用,转变为平等性、个性化消费。因此,设计观念需要打破传统“非富即贵”的社会上层专属定位的模式,走向大众、走向平民。当今元宇宙(Metaverse)等新概念、观念影响着人民的审美倾向,也渗透到传统工艺的创作中,在温情的手工技艺与虚拟的网络情感中构筑一种全新的工艺品不失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另外,应将传统的重材美、工巧的观念转变为重语义、内涵的观照,同时在设计中着重体现传统工艺文化的符号化元素。

2.产品多元化创新

从产品类型看,传统缂丝制品多为观赏性陈设或者服饰等实用性产品,而当代市场对于产品的需求突破了传统的应用领域,从实用、观赏型走向复合型、休闲娱乐型等多种类型。随着文化多元性时代的到来,缂丝的功用趋向呈现出个性化、小众型、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可由服与饰的传统应用,跨界到电子产品包装、新型时尚联名设计等方面,这也是传统工艺产品类型创新,增加创意形式的一种新思路。

(二)实现定州缂丝的品牌化发展

1.区域品牌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创建

定州缂丝及其相关的定州区域古代丝织文化已成为地方重要的文化资源。定州缂丝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织造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有一些南方的缂丝文化研究者和工匠来定州寻访缂丝文化遗迹,部分工匠认为定州缂丝具有中国缂丝的“宗主”地位,定州缂丝及所在区域逐渐具有了传统文化遗产品牌效应。这对弘扬传统工艺文化、创新发展缂丝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何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州缂丝在当下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当前创新设计的支撑,这涉及核心的文化基因、地域文化符号语言及创新转化的方向问题。

区域文化创新发展通常要对核心文化符号语义进行传播,这就需要对建立区域文化品牌IP的条件进行系统梳理,从历史文化基因以及时代发展需求两个维度重新构筑新时期的创新发展脚本,即品牌IP的创建。为更好的传承、传播以及创造、创新去奠定基础,也是新时代文化品牌升级和文化资源转化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承载人们情感的IP,需根植传统历史文化,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核,让其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进入市场参与商业规则,经过市场检验,让其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定州缂丝所代表的文化IP,具有可多维度开发的品牌特点,具备传承定州文化、讲好地域文化故事的优势,并具备实现IP跨文化传播的可能和建立IP传播的创新机制[17](P42-53)。

2.品牌产业的拓展延伸

定州缂丝及其相关文化创意产品,是区域传统工艺品牌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文化品牌的重要内容之一。品牌的持续发展要有健全的品牌管理机制、完善的产业链条以及创新的市场拓展理念。传统手工经济产业中缂丝制品因耗工巨大,主要以定制加工为主。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升,进行适度的市场拓展,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缂织产品推向市场,将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除了产品的拓展之外,以“织圣体验之旅”为主题的定州缂丝文旅活动产品的推出,也是品牌延伸的新形式。通过策划丝织遗迹寻访、缂丝历史文化研学、缂丝技艺体验、古代缂丝作品鉴赏、缂丝艺术品收藏等文旅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促进缂丝相关品牌产业的发展。

(三)走文化与创意的双翼发展之路

定州缂丝未来发展需要走文化发展路线,在文化研究、创新创意发展等方面牢固把握文化特色,并在非遗保护、传承、传播方面遵循一定的市场化准则,走独立创新发展之路。

继续推进定州缂丝技艺的历史溯源、发展考证,以及文化传播等系列研究项目,从而进一步在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传统工艺、擦亮省内区域文化建设名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定州缂丝文化研究及传播将成为区域文化靓点提升中的重要内容。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以古代定州缂丝作品为体裁的文化创新设计,以及定州缂丝为应用素材的创意等,将成为彰显区域文化特色的突破点。在服装服饰、工艺美术品设计等方面,要充分发挥创意并突显定州缂丝文化的价值。

(四)非遗生产性保护与多元传承并进

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的过程中,鼓励针对传统手工技艺项目的生产性保护措施的施行。倡导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传承保护由政策主导型向传承人责任机制型和技艺传承传播的开放型转变。

未来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不应限于基地、工坊、作坊等场域,在非遗进高校课堂、进中小学劳动体验课、进传习馆的基础上,可开辟新的传承、传播途径。例如,实物实体的展会及商业空间的展示展览;通过虚拟技术界面以及动画影像技术,以人机互动的方式了解定州缂丝历史发展脉络、立体多维度的认识缂丝织机结构、通过交互设计体验缂织的过程及方法等。未来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对缂丝进行DIY虚拟创作,技术成熟时实施人机对接,实现打印制造等实物性输出,以实现个性化、自主创新为主旨进行缂丝制品的创新性探索。

注 释:

①《唐六典》卷二十二,织染署有:“织纴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絁,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繝,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一曰绌,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

②以上学者所说的“河北”指唐代的“河北道”,其地域范围较今河北省为广。

③《明宣宗实录》卷95。

④民国《交河县志》卷5《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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