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初期意识形态话语权下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研究

贾秀涛

“反共产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的特征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和政府。”[1]美国犹太人(American Jews)有组织的反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1906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简称AJC)的成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是美国犹太人社区中古老而富有影响力的全国性防御型组织。该组织成员大多是德裔犹太人，多属社会精英阶层。主要致力于维护国内外犹太人的权利。二战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试图加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开展活动众多，但大多围绕捍卫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展开。因此，它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行反共意识形态，以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爱。为了避免“双重忠诚”的指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成为美国犹太社区中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Non-Zionist)。(1)美国犹太人组织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这类组织较多；二是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t)，美国犹太教委员会是犹太人社区中唯一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三是非犹太复国主义者(Non-Zionist)，属于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立者。冷战爆发之初，在美苏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之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积极投身反共活动，成为犹太人组织中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正如学者查尔斯·S·利伯曼(Charles S.Liebman)所说，“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犹太组织，它不仅代表美国富有犹太人的利益，而且与美国政策制定者关系密切。”[2]关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直接针对其与冷战相关内容的研究寥寥无几。(2)关于美国犹太人与美国外交相结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或利益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或以色列政策的影响。直接针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研究非常少，较知名的如Marianne R.Sanua，Let Us Prove Strong：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45—2006，NH：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2007；涉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反共产主义问题研究主要参见Aviva Weingarten，Jewish Organizations' Response to Communism and to Senator McCarthy，London：Vallentine Mitchell，2008。本文主要利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档案和新闻报纸等，(3)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档案(AJC Archives)网址：https：∥ajcarchives.org/ajcarchive/DigitalArchive.aspx。研究冷战初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组织宗旨、反共产主义的主要途径、突出特点等，窥视美国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千丝万缕联系，以及美国犹太人组织如何利用冷战氛围来捍卫族裔利益，以期进一步丰富东西方冷战中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

一、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组织宗旨缘起

二战后，斯大林认为苏联犹太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自己的国家，使之脱离苏联，在那里建立起美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3]因担心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自治区，斯大林在全国掀起了反犹主义运动，这迅速引起了世界犹太人的关注。如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WZO)和“犹太劳工委员会”(Jewish Labor Committee，简称JLC)一样，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也迅速对苏联反犹主义运动做出反应，并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解决这一危机的犹太人实体。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苏联的反犹主义运动对世界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构成了直接威胁。此时，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已在美国不断弥漫。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指出，“斯大林攻击犹太人是为了争取德国、西欧、近东和拉丁美洲的法西斯势力支持，以期最终征服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就像希特勒一样，反犹太主义再次被用来团结民主的敌人。”[4]换而言之，在苏联反犹主义运动和东西方冷战的社会氛围下，反犹主义不仅被视为对犹太人的威胁，而且被视为对美国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把美国犹太人与共产主义分离开和教育犹太人遂成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冷战初期最重要的组织宗旨。

(一)关注苏联反犹主义

斯大林上台后，虽然宣称各民族平等，但实际上对犹太人并不友好，尤其是冷战期间其反犹主义倾向明显。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倾向是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除了受沙皇俄国反犹主义传统和斯大林排除政敌影响，还受冷战国际环境影响。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并在冷战中倒向美国，一直忠于苏联的200万苏联犹太人被斯大林描绘为潜在的“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5]尽管斯大林不喜欢犹太人，但他曾经支持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建立，他希望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在中东的卫星国。但随着以色列领导层对苏联的做法表现出敌意，斯大林越来越担心苏联的犹太人亲以色列。1948年秋，首位以色列驻苏联大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抵达莫斯科，加剧了斯大林的担忧。当梅厄在赎罪日访问莫斯科的一座犹太教堂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其中许多人高喊“愿以色列人平安!”这对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是民族复兴的传统主张，但对斯大林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的危险信号，是在颠覆苏联国家的权威。[6]历史学家阿尔伯特·S·林德曼(Albert S.Lindeman)和理查德·S·利维(Richard S.Levy)指出，“1948年10月，在神圣的日子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聚集在莫斯科中心的犹太教堂周围，纪念首位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尔，当局对犹太人的不满迹象特别警觉。”[7]1948年11月，苏联政府发起了一场消灭犹太文化残余的运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被逮捕，他们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并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以服务于美国利益。之后，苏联国家机关及各领域的犹太精英被大清洗。

早在斯大林反犹主义运动爆发之前，“犹太劳工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美国犹太人组织就已经开始关注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但当时还未出现激烈的反共情绪。1945年11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创办了一份新杂志《评论》(Commentary)，据《评论》撰稿人美国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说，工作人员的反共情绪并没有在杂志创办早期明显表现出来。格莱泽回忆道，“我似乎记得，在对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时，我有些犹豫。也许我们是被这样一种想法所束缚，即作为一本犹太杂志，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只有在影响到犹太人时才属于我们的合法权限。”[8]1948年，面对苏联斯大林的反犹主义，《评论》开始刊登苏联反犹太主义的文章。因为苏联的反犹主义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十分担心：一方面，它害怕苏联对犹太人的指控会证实犹太人阴谋的神话，为反犹主义者提供证据。(4)犹太人阴谋指的是犹太人将占领世界，这一说法来自杜撰的《锡安长老议定书》。另一方面，它害怕国内的反犹主义者因美国犹太人曾与左翼团体共事过，而把美国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进而证明犹太人的不可靠，质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忠诚度。

早在二战前，一些美国犹太人的确与政治左派存在联系，但到二战后，美国犹太人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已经减弱。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给了犹太共产党沉重的打击。虽然大多数犹太人在政治上仍属于左翼，但他们当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远多于共产主义者。尽管从人口统计学上讲，美国犹太人在共产党党员中占有很大比例，但这个党既不完全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人占绝大多数。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犹太人口超过了400万，犹太共产党员达到了5万左右的顶峰。[9]正如只有少数美国共产党人是犹太人一样，也只有少数美国犹太人是共产党人。虽然大多数犹太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认同政治左派，有些人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当时相当多的美国人继续把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并根据种族或国籍来判断谁是好美国人。1948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21%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犹太人是共产主义者”。另一项调查发现，当被问及哪个“民族、宗教或种族团体”是共产主义者时，19%的人回答“犹太人”。[10]尤其处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氛围中，越来越多人怀疑美国犹太人是共产主义者。1949年，“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称ACE)的一份出版物指出，诸如“犹太人与无神论者”和“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者”这样的修辞组合经常出现在各大出版物中，甚至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也可以发现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混为一谈的倾向。[11]尤其“罗森博格案”的发生，令一些美国人更愿意相信犹太人与共产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假说。因罗森博格夫妇及其同谋者都是犹太人，所以一些美国极右分子试图让公众相信犹太人与共产主义有联系。与此同时，大多数主流美国犹太人组织主动与罗森博格夫妇划清界限，因为他们担心，任何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联系都可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潜在的危险。

基于苏联的反犹主义和美国社会把犹太人视为共产主义的错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冷战初期的组织宗旨就是致力于把犹太人与共产主义分离开来。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领导层试图证明苏联是犹太人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二)利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

东西方冷战对美国犹太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反犹主义利用冷战意识形态，攻击犹太左翼；另一方面冷战也为美国犹太人摆脱“犹太人是共产主义者”的假想提供历史机遇。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NSC68)文件的出台，反映了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大肆渲染共产主义威胁论，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推向极致。这种紧张、恐惧的氛围，令美国“犹太人是共产主义者”这种假想众口铄金，美国犹太人的忠诚再次遭到严重的怀疑。

从1950年8月份开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不断利用冷战术语为其反共产主义活动寻找依据。它认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其他美国人组织应该采取措施确保维护国家安全，基本自由不被威胁，个人尊严不被损害……”。[12]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以捍卫国家安全为由，充分利用冷战反共情绪，积极投身反共产主义事业。“在与共产主义斗争中，我们几乎不可能需要寻找盟友。我们的问题是选择最有可能推进我们制定目标的团体和个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没有必要在美国制造反共情绪。它已经存在，而且似乎还在不断增加。我们的工作是鼓励这种情绪的表达，不仅仅是一种模糊的、无定形的敌意，而是在我们特别关注的具体主题方面。”[13]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层对美国时局敏锐的洞察力，让其反共产主义活动得到了犹太社区乃至非犹太社区的普遍关注。

致力于社区关系的防御性组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肩负着双重使命。对外，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试图从社会层面切断犹太人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抵制共产主义者对美国各个族裔公民和政治团体的渗透。在东西方冷战的社会氛围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一直担心犹太共产主义者会给其族裔带来潜在危险。正如其在一份反苏议程声明中所言，“尽管犹太共产主义者占美国犹太人口总数很少，但仍存在一个严重的潜在危险，即共产党中引人注目的犹太少数族裔将使这个国家强烈的反共情绪延续到对所有犹太人的反对，而这种想法是可以被理解的。‘布拉格审判’提供了一个惊人的客观教训，那就是应该减少仍然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犹太人数量，进而降低这种危险。”[14]对内，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希望通过苏联反犹主义的事实，打破一些犹太圈子里认为苏联并不反犹的神话。实际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希望通过实现内部目标来追求外部目标的实现。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吸引人们注意共产主义的本质，并在东西方冷战中充当引人注目的领导者，是犹太人的一项特殊责任。作为苏联侵略的最新受害者，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犹太人应该担负起谴责苏联政权的责任，和“犹太劳工委员会”一样，他们把冷战看作是赢得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对决。尽管美国犹太共产主义者数量很少，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仍有许多美国犹太人对苏联怀有同情之心。的确如此，如美国历史学者哈西亚·迪纳(Hasia Diner)所言，“一些战后的美国犹太人支持苏联，尽管歇斯底里的情绪席卷了美国，但他们仍支持共产主义。”[15]291因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提出，“我们需要让美国犹太人了解更多关于铁幕后犹太人的生活事实，以及铁幕后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犹太人的策略。”[16]这样有利于彻底消除美国犹太人圈子中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想。

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共产主义的主要途径

冷战初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围绕其组织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反共产主义活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专门设立共产主义员工委员会(AJC staff committee on communism)，在犹太人社区内，指挥一场集中的反共运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犹太人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共立场。为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不但要防止共产主义者渗透到犹太机构和社区，同时还要把犹太机构中的已有共产主义者排除出去，并与共产主义组织或其附属机构划清界限。[17]例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驱逐与共产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犹太人民兄弟会(Jewish People’s Fraternal Order，简称JPFO)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犹太人民兄弟会在犹太社区只是一个小分支，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人民兄弟会的一个地方分支可能并不显眼。然而，有一天你们当地的报纸把它渲染成你们城市共产主义传播的主要焦点，那么对该组织和成员的宽容就会令他们成为公共关系的牺牲品……作为美国人和犹太人，我们现在应该意识到，哪里有共产主义，哪里就不会有美国主义或犹太主义。”[16]事实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视犹太人民兄弟会为苏联的“前线”组织，在其内部文件中，曾多次运用“前线”这样的字眼。这种将左翼或亲共产主义组织排除在犹太社区之外，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模式。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反共活动除了由其共产主义员工委员会负责之外，还同时协调各部门行动。比如，公共教育和信息部(Depart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专门负责各种宣传资料的规划、研究与印发等；电台及电视部(Radio and Television Division)专门负责电影、广播、电视、新闻等媒体宣传活动；科学研究部(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负责民意调查等。可以说，在反共产主义问题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机制，这也令其效率颇高，成为犹太社区反共的领头人。概而言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冷战初期的反共产主义活动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为了实现反共产主义目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联合美国犹太人组织，如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简称AJCongress)、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简称ADL)、犹太福利委员会(Jewish Welfare Board，简称JWB)等，积极从事反共产主义活动。例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反诽谤联盟通过建立协调委员会达成合作，在反共产主义问题上实现互通。[18]美国犹太反共产主义联盟(American Jewish League Against Communism，简称AJLAC)是专门反共产主义的犹太人组织，成立于1948年，由一群右翼犹太人组成，但与其他犹太人组织不同的是，它与麦卡锡主义联系紧密，属于激进的反共产主义组织。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犹太人组织相对来说更温和些，他们反对麦卡锡主义的疯狂，因此形成了“自由反共产主义”。

除发动犹太人组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积极呼吁各种非犹太人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希望获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以及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退伍军人的帮助。因此，1951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参加了由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赞助的全美反共产主义大会(All-American Conference to Combat Communism，简称AACCC)，并成为其中唯一有会员资格的全国性犹太人组织。通过加入该大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其他组织取得联系，在对抗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宣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层也经常参加全国社区关系咨询委员会(National Community Relation Advisory Council，简称NCRAC)举办的关于共产主义问题会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甚至利用劳工组织，例如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国际自由贸易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Labor Unions)等，将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到美国大部分地区。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认识到动员宗教类组织的重要性。宗教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源泉，具有天然的否定无神论共产主义的特性，利用宗教进行反共，亦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其关于社区应如何应对共产主义问题的文章中指出，“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反共的，就像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本质上是反宗教的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加强与宗教机构的联系来促进我们的公共关系。”[16]为苏联反犹主义问题提供信息服务是美国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的一项业务，它将其出版物分发到美国各大教会场所，该理事会成员沃尔特·范·柯克博士(Dr.Walter Van Kirk)向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简称VOA)发表了一项反共产主义的声明，该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也在其半年度会议上发表了类似的声明。[20]因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强烈呼吁全国教会理事会和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等基督教组织共同对抗共产主义。

虽然上述非政府组织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外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获得他们的支持并不困难。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来说，更具挑战的是争取那些对其“自由主义”仍持有怀疑态度的美国人的支持。在努力应对苏联反犹主义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既要与实际问题对抗，又要与那些错把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的假想观念对抗。因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选择与之交往的组织同它自己的言行同样重要。如果美国犹太人被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可疑的群体，那么他们的苏联同胞的困境肯定会被置若罔闻。同样地，如果那些以“自由主义”而闻名的组织没有积极地加入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中，那么他们的努力将继续背负“共产主义诡计”的污名。因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积极争取与“自由主义”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共同对抗共产主义。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自由欧洲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简称NCFE)、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文化自由委员会(Committee on Cultural Freedom，简称CCF)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ACLU)等“自由主义”组织密切合作，尤其与“自由欧洲委员会”的合作最为突出。“自由欧洲委员会”是中央情报局的前线组织，“为自由而战”(Crusade For Freedom，简称CFF)运动是美国从1950年到1960年的一场宣传运动，其公开目标是为“自由欧洲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简称RFE)筹集资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联合反诽谤联盟呼吁所有犹太社区委员会，号召其组织成员为“为自由而战”运动签名，并给予它们财政支持，等等。[18]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下属调查委员会(AJC’s Survey Committee)负责人理查德·罗斯柴尔德(Richard Rothschid)报告说，他将同“自由欧洲委员会”的一名主管弗兰克·阿特舒尔(Frank Altschul)进行协商，以期更多地参与其活动。[21]1950年9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对该运动进行了调查，并指出，“‘为自由而战’运动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犹太人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与有新闻价值的名人建立起联系。”[22]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布劳斯泰(Jacob Blaustein)在“为自由而战”理事会中任职，并代表全国组织参加活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地方分会休斯敦、达拉斯、辛辛那提、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协助当地犹太人开展“为自由而战”筹款和收集签名活动。[19]虽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预见到了与“自由主义”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一系列挑战，但它仍然希望通过对苏联反犹主义的谨慎处理，推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使公众对犹太人的看法发生明显转变。

(二)利用出版物、广播媒体宣传反共思想

除了与各类非政府组织合作，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通过利用其出版物、参与广播电视新闻等宣传手段，为犹太人与共产主义在观念上的分离、教育犹太人进行了不懈努力。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利用其创办的《评论》杂志，发表了数篇关于犹太教和共产主义不相容，以及共产主义对各地人民自由的威胁主题文章。有些《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被作为小册子再版，还有一些被单独冠以《新红色威胁》(The New Red Menace)的名字出版。苏联反犹主义运动爆发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铁幕背后的犹太人”研究成果。《苏联犹太人》和《苏联卫星国的犹太人》是关于犹太人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地位，以及苏联制度对犹太人生活的影响的最基本研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最畅销的宣传读物是欧文·罗斯(Irwin Ross)所著的26页通俗小册子，题为《共产主义——公民自由的朋友或敌人？》，罗斯详细描述了共产主义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领域的虚伪，对民主的危害，以及如何对抗共产主义。关于怎样分发和利用这本宣传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共产主义员工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以期最大限度发挥小册子的功用。[23]这本宣传册受到犹太社区关系委员会(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s)、劳工、黑人、宗教团体、社会福利等组织的追捧。[24]此外，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编写了“这是我们的家”“艾索之手”(The Hands of Essau)等一系列极具宣传性的小册子，更简单直白地表达了同样观点。各种宣传小册子揭露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约翰·斯劳森所说的“铁幕后犹太人生活在绝望中”，这些宣传材料对打击美国犹太人社区内亲苏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25]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向电台、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等提供反共产主义宣传小册子和相关文件，直接或间接向重要人士或组织发放。例如，全国教育广播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Broadcasters)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制作了7集的广播节目，名为《共产主义下的人们》；[26]《胸骨之光》(Eternal Light)和《早晨教堂》(Morning Chapel)等节目也是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提供的反共材料为蓝本。在1953—1955年期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编辑出版大量宣传材料，以文章、小册子、广播、电视、杂志访谈等形式呈现其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通过与其保持联系的所有媒体资源和国家组织，向公众不断传播宣传资料。

针对一些涉及犹太人的重大问题，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积极发声。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分会认为“斯德哥尔摩和平请愿”(Stockholm Peace Petition)在美国(以及其他40多个国家)的广泛传播是一种苏联意识形态武器，用来迷惑和软化其他国家的民众。[27]因此，它公开谴责“斯德哥尔摩和平请愿”，呼吁犹太组织警惕和平请愿的共产主义性质及其企图。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纽约分部对共产主义的谴责在媒体上的宣传效果非常好。[18]关于“罗森博格案”(The Rosenberg Case)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第一时间向犹太人组织发出警告，称共产党人正在策划一场猛烈的歪曲“罗森博格案”运动，目的是在国内外制造对美国政府的敌意。[20]同时，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要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向他们提供信息，“以打击共产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宣传”[20]。后来，为了向公众澄清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罗森博格案的事实与虚构》(《The Rosenberg Case—Fact and Fiction》)一书，以及关于这个主题的各种文章和备忘录。[28]通过这些努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1954年12月份的调查中发现，“令人欣慰的是公众对犹太人与间谍活动有联系的印象减少了，从原来的14%下降到0.4%，在18个月内减少了10倍。”[29]

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反共产主义过程中，呈现出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二战期间纳粹的大屠杀是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如何避免相同的悲剧重演，是每个犹太人心中坚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也是他们捍卫自身权利和地位的动力。尽管大屠杀到冷战初期已过去了近十年，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仍然担心，他们害怕苏联的反犹主义重蹈纳粹反犹的覆辙。为了更彻底地吸引公众，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试图通过颂扬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来谴责苏联的反犹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是美国犹太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是美国犹太人能够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有利因素。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极权是“对民主进程的破坏，是对美国社会最终自由的威胁。”[30]为此，1952年6月，在莫里斯·法恩(Morris Fine)的领导下，它成立专门的共产主义和公民自由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munism and Civil Liberties)，负责在反共产主义过程中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

1952年末发生的布拉格审判，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反共产生了巨大影响。审判中暴露出公开反犹主义问题，使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诡计。此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试图把犹太人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敌人和自由民主的朋友。这种说法早前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就提及过，“共产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共产主义是犹太人事业的敌人。”[31]在1952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国人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传统上认同人权的犹太人，是共产主义的天敌，也是苏联不可避免的敌意目标。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将犹太人等同于共产主义的等式改变为反犹太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14]正如哈西亚·迪纳(Hasia Diner)所描绘的那样，“反过来，美国的犹太机构和社区试图证明，犹太人在反共产主义的同时，仍然坚守自由主义。”[15]274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敦促犹太人大胆表达他们对苏联行为的愤慨，这样世界就不会把犹太人视为共产主义最热诚的信徒，而是它最凶猛、最强大的敌人。1952年12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宣布，“记住，对于斯大林来说，我们的沉默或仅仅是含糊不清地反对，可以是最有力的辩护。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向这些文件发布抽象的决议，以表明我们反对罪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必须公开地站起来，加入积极反共的行列，作为捍卫自由和自由人民的主要见证人……”[32]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保护美国不受共产主义的颠覆和渗透，同样有必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33]

在反共产主义同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非常重视保护民权。比如它不同意无证据的解雇教师，除非能证明教师利用职权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其结果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美国犹太人大会、反诽谤联盟等犹太人组织一样，坚持“自由反共产主义”立场。换而言之，他们既反对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也反对麦卡锡主义的极端恐怖，这使得他们可以在反共产主义的同时捍卫民权。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不仅希望将西方民主作为共产主义的替代品，而且将两者对立起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恰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不谋而合。这样一来，它不仅为反共产主义注入了新的元素，而且向那些对苏联抱有同情色彩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证明，他们如此珍视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东方并不存在，只有他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才能给予他们真正的民主自由。虽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通常会以一种厌恶和屈尊的态度接近那些仍然相信苏联优点的人，但它仍然希望改变这些人的立场。作为桥梁，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寻求促进和赞助一系列教育项目，帮助这些犹太人用现实代替幻想，帮助他们抵消幻想破灭可能带来的精神和心理冲击。早在1949年，为了对美国犹太人进行有关犹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若干问题的教育，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协助成立了犹太人态度委员会(Jewish Attitudes Committee)，该委员会同时也关注犹太人对共产主义和一切形式极权主义的态度。[31]

当然，在反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亦存在矛盾心理，有时它会担心自己的行为被误解，进而削弱其组织领导力。当它试图把犹太人描绘成信奉西方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爱国公民时，很容易被理解为犹太人“太急于”表明自己的反共立场，从而引起人们对其行动真诚性的怀疑。当它试图区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其对手可能会用后者进一步指控前者。因为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一些做法来看，它既坚持自由民主，同时又限制犹太人的某些自由，它认为这些自由民主会给共产党提供可乘之机。概而言之，在面对意识形态斗争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倡导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反共产主义基础之上，但有限制的自由民主为其对手留下了可攻击的借口。

四、余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族裔自卫

众多学者把冷战归为意识形态斗争，“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共主义和输出民主的理想”“从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国家伟大、全球责任和(自由)世界领袖信念”和“源自种族主义的文化等级观念与东方主义偏见”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34]在面对东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时，美国犹太人立即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与美国政府遏制苏联的安全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以实现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忠诚，更好地让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塑造独一无二的美国犹太人。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反共产主义成效显著，其员工反共产主义委员会调查表明：“大部分调查对象相信在过去几年里，共产主义者对犹太社区的影响在下降。”[35]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犹太人是反共产主义的，正如美国犹太组织所认为的那样，“宗教、教育和社会机构是对抗共产主义的最佳选择，这些机构积极反对共产主义，并将其作为维护和加强美国生活方式这一更大使命的一部分。”[30]在美国犹太人这一整体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是犹太社区内反共产主义最积极的组织，其活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美国全社会的“冷战共识”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其折射出的却是美国犹太人在冷战初期出于族裔自卫的一种选择。正是这种顺应时局的不断自我调适，才造就了今天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冷战初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积极从事反共产主义活动，并非完全出于冷战意识形态之争的考虑，而是基于美国犹太人族裔自卫的现实利益博弈。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想要捍卫美国犹太人的最大安全，认为“保护公民自由和促进公民权利捍卫民主社会才能确保犹太人的最大安全”；[12]另一方面，它需要捍卫自己在犹太社区的重要地位。而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成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实现自身目标的助推器。事实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目标不仅局限于国内，它的使命与美国民主在全球的扩张休戚与共。尽管世界不同的犹太社区之间存在着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坚信，所有的犹太人，无论他们归属于哪个国家，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能繁荣发展。它相信自己的使命具有普遍性。因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自己比任何其他犹太组织都更能代表世界犹太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