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河南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评估与政策靶向

吴旭晓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统计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1450）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综合竞争力不断跃升。1978—2020年河南省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4.5%提升到5.4%；2004年以来河南省GDP 一直稳居全国第五位和中部地区第一位，成为支撑中部崛起的重要引擎；2005年、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河南省GDP 依次迈过1 万亿、2 万亿、3 万亿、4 万亿和5 万亿元门槛，目前正全力以赴向着6 万亿元的隘口冲击。同时要看到，虽然2011年以来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但市场导向的效率优先发展模式仍然引发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发展红利并没有在河南省城乡区域之间和不同人群之中得到公平合理分配，进而导致城乡区域之间绝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20年，河南省12周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仍然超过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9.3%，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第28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仍然在2 倍以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全国的76.1%；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1.0%，排在全国末位；全省进出口总额只占全国的2.1%，远低于江苏的地级市苏州；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为9183 项，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大省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甚至落后于中部地区的安徽、湖北和湖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大潜力可挖。2011—2020年河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内需对经济的贡献率仍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城镇化率一直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8 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化引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让全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委、省政府根据经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2021年10月，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化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随着发展阶段演进而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因此需要对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进行科学度量和动态评估，以便精准把握各阶段共同富裕取得的实质性进展。随着国家共同富裕战略部署的渐次展开，国内专家学者对共同富裕的量化研究持续升温。陈正伟和张南林（2013）将共同富裕分解为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构建了包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3 个指标的共同富裕度测算模型，对2010年我国31 个省（区、市）进行简要的实证分析[1]。宋群（2014）从反映发展总体水平的基础指标、反映发展差距的核心指标、与国际水平比较的辅助指标3 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由23个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2]。田雅娟和甄力（2020）从收入视角，基于乘法测度模型，利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等收入群体富裕程度、居民收入差距3 个变量实证测度了2004—2014年我国共同富裕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共同富裕指数呈波动式上升态势[3]。陈丽君和郁建兴等（2021）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 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含81 个具体指标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4]。刘培林和钱滔等（2021）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含24个具体指标的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5]。杨宜勇和王明姬（2021）从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出发，构建了包含27个具体指标的共同富裕系数测算指标体系[6]。胡鞍钢和周绍杰（2022）从生产力、发展机会、收入差距、发展保障、人民福利5 类指标出发，设计了包含20 个具体指标的衡量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7]。

当前学术界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量化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但由于指标数据获得性差而没能开展实证分析；二是运用极少数的几个指标进行实证研究，指标体系过于简单，评估模型科学性有待提升，难以真实有效地反映区域共同富裕实现水平。整体而言，对区域共同富裕尚缺乏相对全面、深入的定量研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精准把握河南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是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厘清共同富裕概念外延和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对熵组合赋权模型测度了河南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分析了共同富裕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找出制约河南省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探索新时代后发地区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靶向，为新发展阶段我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省域参考范例。

二、指标体系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中萃取主要指标，并参考已有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从总体富裕程度、发展质量效益、就业收入分配、缩小发展差距、精神文化生活、宜居生活环境、安全社会环境7 大维度出发构建包含39 个具体指标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1.总体富裕程度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共同富裕首先建立在区域进入富裕社会的基础上，社会整体达到富裕水平是共同富裕的首要含义[8]。总体富裕程度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民收入水平、要素利用效率、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进行考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人民收入水平用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 之比来衡量，前者反映了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后者描述了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要素利用效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表示。人民生活水平用户均汽车拥有量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衡量；区域共同富裕的短板主要在农村，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体现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侧面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2.发展质量效益

高质量经济发展意味着财富创造能力的大幅跃升，并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9]。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主要从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经济循环和市场主体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创新能力主要从研发投入强度、专利密度、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成效来考察，研发投入强度用研发投入占GDP 比重表示，专利密度用万人专利授权数描述，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成效用高技术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GDP 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衡量[10]。经济循环从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外循环用外商投资占GDP 比重作为替代指标，内循环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间接反映。市场主体主要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一般而言，在经济规模相同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活力越强的地方，其容纳的就业人口就越多，因此，用非公有制经济就业占城镇总就业人数比重来间接反映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水平；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公有制经济发展质量用公有制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描述。

3.就业收入分配

共同富裕不仅要求“把蛋糕做大”，还要求“把蛋糕分好”。就业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主要从就业情况、收入分配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进行考察。就业情况用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和非农产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来衡量。收入分配重点考量工资收入、非工资收入以及二次分配的情况，用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农村居民非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民生财政支出占比等指标反映。其中，工资收入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初次分配，农村居民非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反映了农村居民增收的渠道多元化情况，民生财政支出属于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主要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节能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和住房保障共8 大类型支出。人力资本开发是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是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11]，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用每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反映。

4.缩小发展差距

缩小发展差距主要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两方面来考察。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石；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从医疗、教育、通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选取每万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每百普通初中生专任教师数、互联网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等指标。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主要考量人口的城乡空间分布以及城乡居民在收入、支出和消费等方面的异质性，选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城乡人均教育文化支出之比、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指数4 个指标进行描述。

5.精神文化生活

共同富裕不仅包含“钱袋丰富”，即富裕的物质生活，还包含“脑袋丰富”，即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缺乏精神文化生活，人民的思想就会“缺钙”，干事业就会缺乏精气神，就难以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堤坝”就会坍塌，也会摧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受到性别、价值观、收入水平、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主观性比较强，部分指标量化相对困难，把国外的以幸福感指数、人文发展指数、居民预期寿命和自由程度等为重要变量的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指标生搬硬套过来会“水土不服”或者“力不从心”。一般来说，我国现阶段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品质主要来自阅读、影视和旅游等方面，因此，选取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电视覆盖率、国内旅游人均花费3 个指标反映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准。

6.宜居生活环境

共同富裕必须以人为中心，设置生态资本“度量衡”，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态福祉。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共赢的健康宜居生活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是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的具体表现，主要从遏制环境污染增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和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进行考察。201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终结和城市社会的来临；与之相伴，二、三产业比较密集和人口相对集聚的城市就成为新时期各种污染物的主要产生地。因此，选取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城市污水处理率为反映治理环境污染成效的指标，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反映生态环境改善程度，选取单位能耗GDP 产出反映能源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7.安全社会环境

安全社会环境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底线约束，又是体现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窗口。构建舒心、安心、放心“三心”社会环境，是应对系统性社会风险的重要“防弹衣”。生活安全、生产安全和社会治理效能是安全社会环境的主要体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日益集聚的人口和产业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数量和强度有上升的趋势，保障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是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前提。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政府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保障社会和谐安定有序发展能力的标尺。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可比性，在研究中选取人口火灾发生率和工伤保险参与率分别反映生活和生产安全状况，用人均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间接描述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三、研究模型

1.指标数据标准化

为了实现选取指标的可比性，需要统一各评价指标的单位与量纲。按照以下方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uij=［xij-min（xj）］/［max（xj）-min（xj）］

逆向指标：uij=［max（xj）-xij］/［max（xj）-min（xj）］

式中，uij为第i 准则层第j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该值最小为0，最大为1；i∈N（N=1，2，…，n）；j∈M（M=1，2，…，m）；xij为样本i 的第j 个指标的原始数值；min（xj）为所有样本第j 个指标的最小值；max（xj）为所有样本第j 个指标的最大值。

2.指标权重的确定

（1）运用序关系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

序关系分析法是一种直观便捷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与层次分析法相比，它的突出特色是既兼有层次分析法的优点，同时无需构建判断矩阵，省去了一致性检验步骤，大大减少了计算量[12]。运用序关系分析法确定指标主观权重的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评价目标对指标Xi（i=1，2，…，m）从高到低进行重要性排序，从而得到指标之间的序关系：

x*1＞x*2＞…＞x*m-1＞x*m

然后，根据指标xk-1与xk之间的重要程度：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赋予它们之间相对重要系数值rk：1.0、1.2、1.4、1.6 和1.8。rk=wk-1/wk，k=m，m-1，…，3，2

最后，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

（2）运用CRITIC 法确定客观权重

CRITIC 法是一种兼顾熵值法和均方差法优点的客观赋权法。CRITIC 法通过指标变异性和冲突性两个维度来描述指标的信息量Cj；一个指标的信息量Cj越大，意味着它在指标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分配给它的权重Wj就越大。指标j 的变异性用它的标准差sj来描述，指标j 的冲突性用Rj衡量，Rj是相关系数rij的函数。CRITIC 法计算式子如下[13]：

式中，rij是指标i 与指标j 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两个指标正相关性较强，表明两个指标之间冲突性较低，Rj值较小；如果两个指标相关性较低或者负相关，说明这两个指标之间冲突程度较高，Rj值较大。

（3）相对熵组合赋权法确定综合权重

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无论是采用乘法合成法还是加法合成法，均无法有效说明指标组合权重的合理性[14]。因此在研究中采用相对熵组合赋权法[15]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

对于任意两个权向量fg和vg（g=1，2，…，n），它们之间的相对熵记为：

记F=（f1，f2，…，fP）为单一赋权方法集合，ftj是第t种单一赋权法中第j 个指标的权重（t=1，2，…，p；j=1，2，…，m），则各种赋权方法的集结权重D=（d1，d2，…，dm）可通过如下数学规划求解得到：

以上线性规划模型的全局最优解为：

式中，dj为相对熵组合赋权的指标权重。

3.共同富裕实现程度评价

获得指标层权重dj后，按照下式求得子系统发展水平指数Bi：

进而求出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Common prosperity realization index，简记为CPRI）：

式中，vi和Bi分别是第i 个子系统权重和发展水平指数。

四、实证分析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严峻复杂国际形势的巨大冲击，2020—2021年河南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民生福祉等方面一些指标数据偏离正常轨道，出于不拔高标准、不吊高胃口以及避免出现“跳票”等考量，本文将研究时段锚定在2012—2019年。研究中，以2013—2020年《河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为主要数据来源，得到相关指标2012—2019年的具体数据，在此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由于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以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为参考样本，以百分制形式，取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为60 分，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共同富裕实现度进行动态监测和比较分析。

1.共同富裕实现程度评估

根据共同富裕评价指标和研究模型计算得到2012—2019年河南省18 个地市共同富裕水平指数。为了分析方便，仅列出节点年份2019年共同富裕子系统发展水平（表2）和2012—2019年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表3）。

表2 2019年河南省各区域共同富裕子系统发展指数 单位：%

表3 2012—2019年河南省各区域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 单位：%

（1）各区域子系统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2019年河南省总体富裕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有郑州、安阳和南阳；发展质量效益指数整体偏低，仅有郑州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郑州、商丘、驻马店的就业收入分配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缩小发展差距方面，河南省整体比较出彩，仅有濮阳、南阳和商丘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精神文化生活维度，河南省整体水平比较低，只有郑州、洛阳、三门峡和济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生活环境宜居度总体较高，仅有三门峡和济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这两个区域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均不足1 个百分点。安全社会环境发展指数呈现明显的层次性，三门峡和济源属于第一层，安全社会环境发展指数超过90 分；开封处于第二层，安全社会环境发展指数在80—90 分区间内；焦作、濮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处于第四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9 个区域发展指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60—70 分区间内，处于第三层。2019年总体富裕程度、发展质量效益、就业收入分配、缩小发展差距、精神文化生活、宜居生活环境、安全社会环境的发展指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占比依次为16.67%、5.56%、16.67%、83.33%、22.22%、88.89%、66.67%。

2019年河南省不存在7 个子系统发展指数均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市，郑州7 个子系统发展指数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郑州的总体富裕程度、发展质量效益、就业收入分配和缩小发展差距4 个子系统发展指数位居全省第一，精神文化生活、宜居生活环境、安全社会环境子系统发展指数位居全省首位的区域分别是三门峡、许昌和济源。2019年周口的总体富裕程度指数全省最低，信阳的发展质量效益和驻马店的精神文化生活指数全省倒数第一，就业收入分配和宜居生活环境指数全省最低的均是济源，南阳的缩小发展差距指数全省最低，濮阳的安全社会环境指数全省倒数第一。

（2）共同富裕水平分析

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CPRI）的大小对共同富裕进程实行阶段划分：温饱阶段（CPRI＜0.3）、脱贫攻坚阶段（0.3≤CPRI＜0.4）、基本小康阶段（0.4≤CPRI＜0.5）、共同富裕准备阶段（0.5≤CPRI＜0.6）、共同富裕初级阶段（0.6≤CPRI＜0.7）、共同富裕中级阶段（0.7≤CPRI＜0.8）、共同富裕高级阶段（0.8≤CPRI＜0.9）、共同富裕全面实现阶段（0.9≤CPRI≤1.0）。

郑州共同富裕实现度指数在全省遥遥领先，由2012—2014年的共同富裕准备阶段上升到2015—2017年初级阶段，2018—2019年再提升至中级阶段。开封呈现波动式上升态势，2012—2014年、2016年处于基本小康阶段，其余年份为共同富裕准备阶段。洛阳实现“三级跳”，由2012年脱贫攻坚阶段提升到2013—2015年基本小康阶段，再上升至2016—2018年共同富裕准备阶段，2019年跃升至共同富裕初级阶段。平顶山表现出波动式上升势头，2012年和2014年为脱贫攻坚阶段，2013年、2015—2017年处于基本小康阶段，2018—2019年再上升至共同富裕准备阶段。安阳和新乡情形比较类似，均由2012—2014年基本小康阶段上升到2015—2019年共同富裕准备阶段。鹤壁和许昌均实现二次跨越，先从2012—2014年基本小康阶段上升到2015—2018年共同富裕准备阶段，2019年跃升至共同富裕初级阶段。焦作与漯河均由2012—2016年基本小康阶段上升到2017—2019年共同富裕准备阶段。濮阳、南阳、商丘共同富裕实现进度类似，先从2012—2014年脱贫攻坚阶段上升到2015—2018年基本小康阶段，2019年上升为共同富裕准备阶段。三门峡共同富裕实现度指数呈现逐年上升态势，2012—2015年处于基本小康阶段，2015—2018年属于共同富裕准备阶段，2019年跃升为共同富裕初级阶段。信阳、周口、驻马店步调一致，2012—2014年为脱贫攻坚阶段，2015—2017年上升为基本小康阶段，2018—2019年跃升至共同富裕准备阶段。济源共同富裕实现度指数一直位居全省第二，2012—2013年属于基本小康阶段，2014—2016年进入共同富裕准备阶段，2017—2019年处于共同富裕初级阶段。

与2012年相比，2019年南阳共同富裕指数提高了21.98 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最大；郑州、洛阳、三门峡提升幅度在20 个百分点以上；商丘、信阳、驻马店、鹤壁、周口、平顶山、开封、济源共同富裕指数提升幅度在15—20 个百分点之间；许昌、焦作、安阳、濮阳、漯河共同富裕指数提升幅度在10—15 个百分点之间；新乡共同富裕指数提升幅度最小，只有9.34 个百分点。从提升比例看，与2012年相比，2019年南阳、商丘、信阳、驻马店、洛阳共同富裕指数提升比例均在50%以上，南阳甚至达到69.05%；三门峡、周口、平顶山、鹤壁和郑州共同富裕指数提升比例在40%—50%之间；濮阳、开封、焦作、安阳、许昌、济源和漯河共同富裕指数提升比例在30%—40%；新乡共同富裕指数提升比例最小，只有19.24%。

从全省平均值看，河南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整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2012—2016年河南省整体处于基本小康阶段，2017—2019年河南省整体处于共同富裕准备阶段。同时要看到，截止2019年，只有郑州、济源、三门峡、鹤壁、许昌、洛阳和开封7 个区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尚有近三分之二区域滞后于全国发展进度；2019年河南省共同富裕平均实现程度指数落后全国平均值1.35 个百分点。因此，河南省还须加压奋进，方可与全国同步实现共同富裕。

2.共同富裕区域均衡性评价

河南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动态过程，因此，不仅要考虑河南各区域共同富裕的充分性，还要考量区域之间共同富裕的均衡性。区域之间共同富裕的均衡性用均衡指数（Equilibrium index，简记为EI）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φ 和η 分别为评价指标的样本标准差及平均值。EI 是均衡指数，属于正向指标，EI 越大表示各区域之间发展越均衡。EI 划分标准如下：EI＜0.3，表示严重失衡；0.3≤EI＜0.4，表示中度失衡；0.4≤EI＜0.5，表示轻度失衡；0.5≤EI＜0.6，表示勉强均衡；0.6≤EI＜0.7，表示初级均衡；0.7≤EI＜0.8，表示中级均衡；0.8≤EI＜0.9，表示良好均衡；0.9≤EI＜1.0，表示优质均衡；EI=1.0，表示同步发展。

从图1可以看出，河南省18 个地市共同富裕的均衡性比较好，2012—2017年处于良好均衡状态，2018—2019年步入到优质均衡状态，表明河南省地市之间共同富裕差异性不断缩小，均衡性不断提升。从共同富裕各子系统来看，河南省地市之间总体富裕程度指数的均衡性虽然有所波动，但一直处于良好均衡状态；发展质量效益指数均衡性相对较低，2017年以前一直处于初级均衡状态，2018—2019年进入中级均衡状态；就业收入分配指数和精神文化生活指数的均衡性变化态势类似，2012—2014年处于中级均衡状态，2015年以后一直处于良好均衡状态；缩小发展差距指数的均衡性不断改善，由2012年初级均衡状态上升到2013—2015年中级均衡状态，2016年以后提升至良好均衡状态；宜居生活环境指数的均衡性呈现先升后降演化趋势，由2012年中级均衡状态上升到2013—2016年良好均衡状态，2017年上升到优质均衡状态，然后下滑到2018—2019年良好均衡状态；安全社会环境指数的均衡性在良好与中级均衡状态之间多次切换：良好均衡（2012—2013年）→中级均衡（2014年）→良好均衡（2015年）→中级均衡（2016年）→良好均衡（2017—2018年）→中级均衡（2019年）。

图1 河南省共同富裕及各子系统均衡指数演变趋势

3.共同富裕系统动态协调性分析

共同富裕是由7 个子系统耦合联动而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内涵清晰但外延信息不完整特征。因此，可以运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GM（1，N）模型分析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发展情形。将核心子系统设为行为因子，记为E1，将其余子系统设为作用因子Ei（i=2，3，…，N）。对于具有N 个数列、数列长度为M的原始数据，其建模步骤如下[16]：

第一，为了降低数据变异带来的干扰，提升模型精度，先对所有变量Ei进行初值化处理，得到数列矩阵

第三，构造矩阵X（A，B）=B，即生成数据累加矩阵B 和常数项向量Y：

其中：Z（11）为E（11）的紧邻均值生成数列。

第四，运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系数向量，计算公式为：

第五，根据系数向量建立动态协调GM（1，N）模型：

GM（1，N）模型各系数反映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驱动、相互制约等关系。（-a）是系统发展系数，反映系统可持续发展程度。bi（i=2，3，…，N）为系统作用系数，反映作用因子影响行为因子的大小和方向：bi为正数，表明发挥促进作用；bi为负数，表明起到阻碍作用。bi绝对值大小反映作用强弱程度。

根据当前河南的具体省情，在现代化进程中“做大蛋糕”处于优先位置，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就是提升总体富裕程度。因此，将总体富裕程度设为行为因子，其余6 个子系统为作用因子，根据GM（1，N）模型的建模步骤和方法，得到共同富裕系统中总体富裕程度子系统与发展质量效益子系统、就业收入分配子系统、缩小发展差距子系统、精神文化生活子系统、宜居生活环境子系统、安全社会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分析模型：

由以上模型可以看出，系统发展系数为0.9431，表明河南省共同富裕系统沿着不断完善的轨迹前行。发展质量效益子系统、就业收入分配子系统、缩小发展差距子系统和精神文化生活子系统的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它们对总体富裕程度的提升起到制约作用。就业收入分配子系统的阻碍作用最大，作用系数绝对值大于5。精神文化生活子系统和发展质量效益子系统的限制功能也比较突出，作用系数绝对值都在1 以上。缩小发展差距子系统的障碍作用相对较小，作用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宜居生活环境子系统和安全社会环境子系统的系数均为正值，它们对总体富裕程度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宜居生活环境子系统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作用系数高达9.3511；安全社会环境子系统的促进功能也比较显著，作用系数达到2.7122。

五、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序关系分析法和CRITIC 法分别确定指标的主、客观权重，然后运用相对熵组合赋权模型确定各指标的综合权重，以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对2012—2019年河南省18 个地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进行综合测度，运用均衡指数分析河南省共同富裕区域均衡特征，并利用GM（1，N）模型实证分析共同富裕系统内部动态协调性。得到以下结论：总体富裕程度、发展质量效益、就业收入分配、精神文化生活是河南省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2019年它们的发展指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占比依次为16.67%、5.56%、16.67%、22.22%。2012—2019年河南省18 个地市中，郑州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处于全省领先位置，共同富裕指数提升比例最大的是南阳，最小的是新乡。河南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整体上处于逐年上升通道，2012—2016年河南省整体上处于基本小康阶段，2017—2019年河南省整体上处于共同富裕准备阶段，2019年河南省共同富裕裕平均实现程度指数落后全国平均值1.35 个百分点；虽然河南省18 个地市各子系统发展指数的均衡性参差不齐，但共同富裕指数均衡性比较好；河南省共同富裕系统沿着不断完善的轨迹前行，发展质量效益、就业收入分配、缩小发展差距和精神文化生活等子系统对总体富裕程度的提升起到制约作用，宜居生活环境和安全社会环境两个子系统对总体富裕程度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2.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为了在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进程中快速缩小河南省共同富裕指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当前河南省工作重心应该放在提升总体富裕程度上。基于补短板、强协同的系统思维，河南省应该围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优化就业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4 个方面下功夫，提升共同富裕的充分性，确保全省共同富裕实现跨越式进展。

（1）协同推进创新驱动和数字赋能，实现经济发展质效跃迁

锚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导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郑州、洛阳、新乡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载体，打造郑州都市圈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强磁场”。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导向，以河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需求为牵引，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主线，聚焦“新高特精优尖”产业创新主战场，积极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步伐。完善科学家、创业家、投资家链接互动平台，推动政策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数据链、资金链精准对接、相互嵌入和深度融合，构建全产品生命周期服务的多螺旋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深挖国有企业创新潜能，突出民营企业在创新创业中的主力军作用，强化从“0”到“1”的源头创新。以建设知识产权运营示范省为抓手，在全省18 个地市前瞻性建设差异化应用场景，缩短创新成果从“1 到N”产业化裂变进程。以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以数字赋能跃升价值链生态位，推动河南省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双提升，夯实河南省共同富裕的根基。

（2）创新人才培养和收入分配机制，催生橄榄型社会结构

面向市场和社会需求，广泛宣传“人人皆可成才”理念，在全省范围推行研究型和应用型并重的“H”型双线制全覆盖人才培育机制，为社会输送科研人员、技能人才和专业工匠；“双一流”高校侧重培养研究型人才，其余高校侧重培育应用型人才；同时加大财政科教支出，开设专业技能培训学校，消除户籍和性别壁垒，确保城乡居民根据自己兴趣公平享受职业教育机会，学到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发挥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构建劳动力、技术、知识和管理等要素资本化的制度安排[17]，确保个人所得与工作贡献相匹配，工资收入与经济发展的步伐动态协调；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制度[18]，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结构，让发展红利普惠人民；构建先富帮扶和带动后富的激励机制，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19]。营造公平合理的就业分配环境，激发各种人才依靠专业技能通过合法劳动增加收入的积极性，打通城乡低收入居民向中高收入阶层流动的渠道，提升专业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3）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按照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中心城市“起高峰”、县域经济“成高原”战略部署，发挥中心城市龙头带动作用，构建现代化城镇体系，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效应，增强河南省共同富裕内生动力。打通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堵点，推动农村资源与城市要素高效对接，架起城乡资源要素耦合融通的桥梁，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和协同共进。加快农村资源向创富资本转变，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探索农村土地金融化新模式，让农民成为新农业的股东，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资源要素收入；以美丽健康乡村建设为抓手，把农村建设成为宜居创业乐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大通道，将风景转化为资本，变绿色为生产力，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强化以城带乡、城乡一盘棋思维，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公共服务均等化、共生共荣的新发展格局，缩小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差距，交出新时代河南省城乡融合发展高分报表。

（4）推动精神文化服务结构性改革，共享高品质文化生活

精神文化生活的丰裕程度不仅是度量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而且是人民生活品质高低的显示器。实施春风化雨式文化惠民政策，打造一批全民覆盖的群众文化品牌，推出一系列温暖人心、鼓舞人心的群众文化活动，确保城乡百姓便利获得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坚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齐头并进的方针，在病态的势利文化流行中弘扬主旋律，实现价值坚守、美美与共和文化自信，凝聚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的民心，增强与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借助“互联网+”，发挥新媒体力量，贴近公众实际生活，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精神文化服务精准度。根据地方特色、人口结构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新需求，合理布局建设博物馆、艺术馆、图书室、文化宫、科技馆、体育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乡村文化驿站，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让人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文化大餐、接受艺术熏陶，让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创意驱动，突出美学引领，大力发展文旅文创产业，串联碎片化的生态资源，整合优质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不仅给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还让民众感受到华夏历史厚重意蕴和自然生态之美，尽享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