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古籍工作体制机制的初步建立与第一届古籍小组成立始末

□文│周 杨 王 琪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全国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明确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的统筹协调职责。古籍小组的前身，是1958年2月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建立开创性地构建了党和国家领导全国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为60多年来我国古籍事业的蓬勃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古籍小组组建这一段历史，对做好新时期古籍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初步探索

整理出版古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传承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其自身也是古典学术的一种重要载体和形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正确看待古籍和开展古籍工作，很快就成为摆在知识分子、学术文化机构和党政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1.学术界、文化界的思考和实践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自觉地按照“批判地继承”方针，积极探索新时期继承文化遗产的方法途径。学者宋云彬于1950年4月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谈整理古书》一文，提出古书“到今天，应该来做‘结帐式’的整理工作了”，所谓“结帐式的整理工作”是指在全面梳理以往考证注释成果基础上的整理研究方式。[1]一些学者受到这篇文章的鼓舞和启发，如夏承焘就说：“予念词学今日亦应结账，颇思发愿为《全唐宋词集提要》。”[2]郑振铎是此时文化部门主要领导之一，也是这一时期积极倡导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学者，他不仅亲自整理《水浒全传》，主持《古本戏曲丛刊》编纂，推动《楚辞集注》影印，还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52年1月19日，郑振铎在写给徐森玉的信中就提出：“我意必须编纂若干部空前的大书，将过去的文化艺术作一个总结。承前启后，今正其时。隋树森编有《全元曲》，拟请其钞录副本，请各专家校阅后，再行出版。《全宋诗》、《全明曲》亦可着手。十三经、廿四史之类，也必须加以整理。工作实在太多，若能集中众力，必可完成许多伟大的工作也。”[3]他还强调做好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4]这些意见在文化界形成了较大影响。

一些机构和学术组织也着手开始组织开展一系列新式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如从1950年5月起，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委员会组织专家编选《中国古典文艺丛书》。1952年2月，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就着手安排《红楼梦》《宋诗选注》等古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似乎可以认为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落实‘中国古典文艺丛书’的设想”。[5]又如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组织翦伯赞、范文澜等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陆续出版，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资料所作的一次系统整理。

2.出版界的初步探索与尝试

随着出版业进入到专业化分工的调整重构新阶段，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逐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于古籍整理工作的成果主要以出版物的形式展现，因此出版领域成为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发展的起点和着力点。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三年工作目标大纲》（草案）中提出了“实现出版专业化的方针”，要求“三年内中央及地方建立各种专业出版社30个，做到全国公私出版事业从过去无政府状态走向计划性”。[6]出版总署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公营的文学出版社”，有计划地编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等。[7]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按照“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思路，该社将“普及古典文学而着重于编选、注释和批判的整理工作”作为工作重点，1952年推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精心校订的文学古籍新版本《水浒》，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经过整理的文学名著，同时又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副牌影印出版了一批为研究服务的古典文学作品。[8]这些将古籍普及与学术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和实践，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创新性探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立和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在学术界、文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在1952年4月7日的日记中就评价道：“如此看来，中央对于整理古籍已在初步推动。”[9]

3.古籍出版机构的初步筹划

出版总署于1952年9月26日呈报给中宣部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中提出，“以普及与提高并重，逐步推行计划化为总方针”，计划在五年内逐步建立财经、人民卫生、字典辞书、古籍等15个至20个专业出版社，[10]这是首次在公开的出版业文件中出现明确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统筹安排的计划。

古籍出版社的建立得到了政务院和中宣部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曾对成立古籍出版社相关工作作出批示。1954年3月1日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陈克寒向“仲勋同志并中央宣传部”所做的报告中大略披露了批示的具体内容：“我们同意仲勋同志对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为了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团结一部分学术研究工作者，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的。……的确如仲勋同志批示上所说的那样，工作可由少到多。”[11]

贯彻落实习仲勋的批示精神，出版管理部门围绕建立古籍出版社建设开展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和积极的筹备工作。陈克寒在这个报告中对建立古籍出版社的背景和当时古籍工作的形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由于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开始与开展，古籍的需求逐渐增加”，但由于“其他任务繁重”，特别是古籍出版专业领域在机构和人才方面存在较大困难，“没有一个编辑出版的班底子可作依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缺乏具备古籍出版工作能力的人，出版总署未能实质性推动工作，但“再不下手就更加落后于需要了，……如果一味等待，不从现在开始做起来，将来是不会大起来的”。[12]在明确了加强古籍出版工作必要性和做大古籍出版预期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一个一揽子建社计划。

一是“建立一个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中国古籍与汉文字典、辞典”，“由齐燕铭同志主持”，“齐燕铭同志最少要以一半的时间来主持这个出版社，为了帮助齐燕铭同志，请调东北人民大学的佟冬（该校研究部副主任）、华北局宣传部的陈道（在华北局作理论教育工作）两同志经常负责该社的工作”。[13]这是目前公开文献上齐燕铭与古籍工作直接发生联系的首次记载，当时齐燕铭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出版总署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由齐燕铭主持古籍出版社工作，是极不寻常的。但可能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并不成熟，齐燕铭与古籍工作真正结缘还要到3年多之后。

二是“古籍与字典、辞典的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与学术研究工作相配合，因此，古籍出版社应该受中宣部科学处的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几个历史研究所应该经常给古籍编辑出版工作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14]1954年，中宣部将原科学卫生处调整为科学处，直接联系中国科学院，加强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此时的中国科学院被赋予了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部分。中国科学院当时有三个历史研究所，分别是郭沫若任所长的一所、陈垣任所长的二所和范文澜任所长的三所。这说明筹建中的古籍出版社的主要出版方向是历史类古籍。这条意见明确提出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不是单纯的出版工作，而是与学术研究工作相互配合的，古籍出版社既归党和政府的出版管理部门领导，也应受党的科学管理部门领导。

中宣部于1954年3月12日举行部务会议讨论这个报告，决定以中华书局的品牌和古籍出版力量为基础建设古籍出版机构。“在中华书局内设编辑所，但用古籍出版社名义出书，由小到大，从影印古籍工作做起，整理古籍工作放在第二步”。[15]

4.古籍出版社的建立与实践

为进一步落实建立古籍出版社的工作，出版总署组织召开两次座谈会，商讨建社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筹建步骤，并于1954年9月17日以出版总署党组的名义向中宣部和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呈报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因人力、物力条件限制，暂时采用一套机构两套招牌的方式”，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分设为古籍和语文、辞书出版社两个专业出版社。报告明确了该社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方针是“保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古典著作和出版研究古典的著作”，“以供各方面研究参考之用”。具体任务是“编辑和出版中国古籍和近代研究古籍的著作”，“协助出版总署调整有关出版社的出版任务与出版计划，并推动其实现”。在组织机构上先设立古籍编辑室，“协助我署统盘筹划全国古籍的出版，及近人研究古籍的有价值的著作的重印，分配、调整和督促各专业出版社有关古籍的出版工作，同时拟订一部分选题计划，自行组织专家进行一些断句和必要的校勘工作”。[16]可以看到，筹建中的古籍出版社不仅仅是一个编辑出版部门，而且被赋予协助统筹全国古籍出版工作的职能。在领导关系上，报告明确了该社“在编辑出版方针上受中宣部领导，并就有关业务与中国科学院建立联系，受其指导”。而由于当时正处于机构调整期间，出版总署已经基本明确合并入文化部，因此报告指出该社在行政、出版业务和企业管理上受文化部领导。在机构调整期间，出版总署依然呈报这个报告，及时接受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和指导，足可证明各方面对建立古籍出版社的重视程度。

在机构调整完毕后，1954年12月10日，文化部党组即向中宣部呈送关于重印古籍及近代学术著作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是明确古籍整理出版的目的、原则、方法和标准等问题。报告指出在古籍和语文、辞书出版社的古籍编辑机构已初步建立的条件下，古籍整理出版的目的是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参考资料，保存“古代及近代的有价值的著作”，同时“适当照顾一般读者（尤其是古典文艺作品，读者范围较广）”。在出版方法上，提出考虑到整理古籍的难度及人力有限，“为了应急起见，在一定时期内，不加工或少加工的简单重印的办法不能不多加采用”，同时也应“物色人才，开始作加工整理工作”。[17]

1954年下半年的这两个报告对古籍出版社进行了总体设计，虽然相隔时间不长，但是在一些内容上一脉相承，也有所发展。比如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建立专家委员会的设想，9月17日的报告中提出“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并拟成立古籍编审委员会，邀请这方面的专家，参与顾问”，[18]而12月10日的报告则明确“鉴于此项工作对学术研究工作有密切关系，必须吸收各方有关专家参加，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为此，拟成立古籍出版委员会，以叶圣陶为主任委员，郑振铎、范文澜、翦伯赞、向达、尹达、侯外庐、金灿然、曾彦修、王任叔、傅彬然、恽逸群、武剑西、王寅生为委员”。[19]这个专家委员会涵盖了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学术文化机构专家，已有了之后古籍小组成员的雏形。

再如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对古籍出版工作的统筹。9月17日的报告明确了古籍出版社与人民文学、美术、卫生出版社等其他专业出版社及上海出版单位的分工安排，并提出“如有不易划分的，则以经常的调整选题计划予以解决”。[20]而12月10日的报告则进一步有意识地在古籍出版方面进行调控，“任何私营出版社不得将其他出版社旧版书籍进行翻印”。[21]

特别是在古籍整理出版计划上，12月10日报告在9月17日报告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初步选出各类图书700种”，并考虑在征求“有关各机关和学术工作者”意见的基础上逐步安排出版。[22]这也说明古籍出版社协助出版管理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规划的职能。

总体来看，古籍出版社的筹建，是在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推动下，适应新的科学文化管理体制建立，是党和政府统筹安排全国古籍工作的一次自觉行动和有益探索。这项工作是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推进的，得到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重视，相关工作在明确组织关系、组建领导班子、协调学术机构、建立专家委员会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之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开展的整理标点《资治通鉴》相关出版工作即由新成立的古籍出版社承担。1956年10月，《资治通鉴》标点本出版，得到了毛泽东主席肯定。这次由学术界与出版界密切配合，并由古籍出版社完成出版工作的古籍整理项目，也成为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探索实践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为下一步统筹规划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统筹协调的深化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强调中国在短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方法是“全面规划”，指出：“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应该作出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发展规划，并且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实现”。[23]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负责十二年科学规划编制工作，陈毅为主任（后为聂荣臻），委员共35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郭沫若、周扬、张稼夫、潘梓年、钱俊瑞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负有制定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十二年规划的职能，但其成立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十二年科技规划方面。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表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也纳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但陈毅同聂荣臻都知道这件工作有中宣部在领导，因而从不过问此事。”[24]中宣部成立了“研究制定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计划九人小组”，周扬为负责人，中宣部科学处负责具体工作。[25]

在中宣部指导组织编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已经有开始全面规划古籍整理事业的考虑。目前可以看到的一则材料是顾颉刚1956年1月15日的日记：“看《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的主要任务和措施》草稿，即加批。中宣部马志瑞来。”在日记的最后，顾颉刚发出感叹：“中宣部派人来商谈整理古籍事，以现定十二年计画，在此期内须将重要古籍统行整理也。此真一大事也！”[26]这里提到的马志瑞，即是中宣部科学处干部。[27]具体负责编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中宣部科学处派员就古籍整理工作征求顾颉刚的意见，说明全面规划发展古籍整理事业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项共识，这项工作已经列入了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重要议程。

在此大背景下，以古籍出版社统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总体安排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也反映了古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28]针对这一情况，1956年5月15日，文化部党组专门就古籍工作向中宣部提交了一个报告，对几年来古籍出版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由于我们对中央指示的关于古籍出版工作的方针，领会得不深刻和传达得不全面，特别是对整理出版我国古籍的标准和步骤、如何组织力量缺乏全面规划；国家出版社在制定古籍选题时，互相之间缺少联系，对读者的需要更缺乏调查研究。”[29]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加强古籍出版工作的几方面举措。

一是进一步明确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报告指出：“积极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在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的原则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对富有人民性科学性并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重要著作，进行较多的加工并尽先出版；要求在今后12年内，陆续将各个门类的较重要的古籍基本上出齐。对整理出版古籍的工作应加强思想领导，一方面反对玩弄孤本秘笈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烦琐炫学的校勘态度（但并不排除有用的孤本秘笈和科学的校勘工作）；另方面也要反对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审定古籍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使古籍出版工作密切适应人民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和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30]

相较前一个阶段，这个方针更加深入、明确、有针对性，所提出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十二年工作目标，与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紧密衔接，与前述中宣部科学处提出的考虑基本上是一致的。根据上述方针和出版工作这一具体环节的特点，报告将古籍大体上分为三类，作为选择出版古籍的具体标准：第一类是在历史上已有定评的、对我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代重要典籍，富有人民性和科学性同时又为广大人民所需要的著作；第二类是具有相当文化学术价值，为一般研究工作者所需要的著作；第三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工作者进行专门研究所需要的著作。这种划分一方面按照内容价值对古籍进行评判，大致区分了重要、重点、一般三个层次，同时从使用范围上形成大众化、一般性、专门化三个整理出版层次，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总的来看，上述归纳基本符合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实际，对之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初步拟订十二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报告提出“计划在今后12年内（1956—1967年），用各种加工整理方法有步骤地分批地出版较重要的古籍 1500种左右”，[31]并从学术思想、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语言文字、总类等6个方面初拟了一个分类选题计划。同时还较详细地提出应该对上述三类古籍予以不同处理的办法。在整理方法上，三类古籍分别采用今译今注、分段和标点（或断句）或不加工等方法。在出版先后次序上，主要应根据需要的缓急确定。在发行方式上，第一类应着重推荐，广泛发行；第二类多采取预约办法，作一般发行；第三类中大部分只作内部发行。

三是提出了统筹协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措施。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完备的古籍整理工作分工方案，即配合学术研究需要的古籍均由中国科学院统一负责规划整理，其他整理项目由古籍出版社组织，“将某一类书或一批书交给某一研究机关”分工包干的办法推进，明确了哲学所（学术思想），三个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北大历史系（历史地理），北大文学研究所、北大文学系（文学艺术），科学院（天文、算术等方面）、卫生部（古医书）、农业部（古农书）、水利部（水利方面古籍）等单位和机关负责。报告提出吸收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出版机构等各方面负责人和专家组成古籍编审委员会，“加强对古籍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并使之与学术研究工作密切结合”，[32]并建议由齐燕铭担任主任委员。报告提出将文学古籍刊行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年中华书局公私合营后改组为该社）的古籍出版部分均并入古籍出版社，集中古籍编校人员，加强古籍出版社的力量，并要求该社加强古籍选题的制定统筹和稿件的组织、编校和出版工作，收集古籍出版资料，加强经验交流等方面工作。

与前两年的三个报告相比，这次报告所提出的古籍整理出版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更加成熟，反映出古籍出版社成立两年多的实践中，出版管理部门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握得更加充分，工作的格局和视野也更为开阔。其中开展的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工作，提出的古籍整理分工设想等，已经是古籍小组统筹协调的雏形。但报告中提出的成立古籍编审委员会的计划，仍然有待于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创新与落实。

三、古籍小组的建立与统筹协调体制机制的基本奠定

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实施，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特别是古籍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1.学术界的新要求和出版机构的新调整

从1956年下半年起，全国各个学科纷纷加强了各自领域的规划工作，展开了大范围学术讨论，各方面对整理出版古籍提供更多学术资料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工作设想。如1956年11月，法学界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座谈会，提出对于散见于古籍中的法制史材料，要“组织力量对这些古书做些注释工作”。[33]1957年5月，在当年初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基础上，哲学界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强调了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整理的价值和意义，并对整理出版的范围、种类和书目提出建议，有学者在会上提出成立古籍整理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不少与会学者的赞同。[34]

在此期间，党和国家也进一步加强对古籍出版机构的部署安排。1956年12月，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中华书局获得独立经营、专业化发展的契机。1957年年初，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担负起原计划由古籍出版社承担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任务。

2.建立国务院科委专业组模式的统筹协调机制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充分酝酿，全国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统筹协调机构的建立已经呼之欲出，只欠临门一脚了。1957年6月，国务院第四十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科学规划委员会新的委员名单，从原来的35人增加到106人，齐燕铭、郑振铎、翦伯赞等一批直接参与古籍工作筹划的领导和学者均予列入。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制定十二年国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中，形成了一种“专业组”的工作模式，即把分处于科研、教学和生产系统的同一个专业或学科的代表性科研人员和各个方面的、全国性的科学技术领导在不脱离各自工作岗位的条件下组织起来，形成领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政治和技术相结合的专业组，以调动和发挥各方面专家协同作战。专业组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分组。[35]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曾经成立过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教育等专业小组。

这种专业组模式给谋划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主事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1957年6月30日（当天为周日）的日记中记道：“六时许，黄洛峰、金灿然、王任叔、齐燕铭、周扬、林默涵、吴晗等，在此便餐，讨论编印古书事。这次下了决心，已有结果。由齐燕铭同志组织规划委员会，负责进行。”[36]此时，原计划的“古籍编审委员会”已经调整为“规划委员会”，纳入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体系，成立古籍小组体制机制障碍也最终得以清除。日记中提到的几位文教战线领导是筹划建立古籍小组的核心成员和重要推手。

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建立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报告并得到批准。报告提出确定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制订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才方案这三项古籍小组的主要任务，拟定了由科研、出版、文化及管理部门负责同志为主的19位古籍小组成员名单和小组下设主要由知名学者参加的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成员名单，形成了古籍小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明确“小组的日常工作，依托以出版古籍为专业方向的中华书局负责”。[37]在此前后一段时间，齐燕铭已经开始安排三个分组的负责人分头组织遴选起草古籍规划的书目。

1958年1月21日，齐燕铭又给“周扬同志并中央宣传部”提交报告，介绍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下设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情况。报告强调“目前的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古籍出版“力量都很薄弱”，“在全国说来，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更缺乏整体的规划。这些计划既零散又与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研究计划、教学计划缺乏密切的配合，同时也没有把可以动员的力量广泛组织和发动起来”，“目前对于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明确指出建立古籍小组是为了加强“领导和计划性”，“负责总揽全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小组近期中心工作是“组织力量领导制订一个整理和出版文、史、哲古籍十年到十五年的长远规划，和一个较具体的5年计划”。[38]之后，中宣部就古籍小组的主要任务和组成人员名单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报告，彭真同志批示“拟同意”，又经刘少奇、胡乔木核阅同意。[39]

1958年2月9日至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人员讨论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上级领导部门有关负责人与会讲话。古籍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有组织有规划的新时期，也标志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格局的初步建立。会后，古籍小组进一步推进古籍规划相关拟目的修订完善并征求各方面意见，指导中华书局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3.古籍小组的稳定发展与古籍规划的编制实施

古籍小组成立后不久，国家科学领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59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的通知》，要求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担负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在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调整下，古籍小组的机构和人员均得以保留，转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另一方面，古籍小组成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相关运动、“批判”不断，也给古籍小组开展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齐燕铭领导古籍小组坚持组织编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但经验不足、人力不够以及编纂思路调整等原因，进展也不顺利，经历了一些波折。

1960年1月，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中国古籍和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和文艺著作问题的意见》，指出当时整理出版中国古籍“仍然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出版的计划性不强，目的性不够明确，质量还不高”，“无论是中国古籍或外国历代的著作，只要是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都应该整理出版和加以翻译，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坚定的方针”，要求“在三年到五年以内，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把最重要的东西首先加以整理和翻译出版”，提出应建立整理中国古籍的专业机构，“将担负出版中国古籍的中华书局逐渐充实力量，改变成整理出版中国古籍同时又担负出版工作的专业机构”，成为整理和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的专业机关。[40]这个意见给古籍小组的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在此基础上，齐燕铭组织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个规划的时间下限仍按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时间进行安排。经报中宣部批准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于1960年10月、11月向全国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发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按照规划逐步落实规划任务。至此，第一届古籍小组完成了阶段性任务，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早期体制机制得以基本建立并初步稳定下来。

四、结语

从以上梳理的情况来看，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古籍事业是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化、出版工作专业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发展的，特别是与国家首次哲学社会科学中长期规划编制紧密联系。古籍小组的建立，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由郑振铎、齐燕铭等文教领域负责同志倡导并团结带领一批高水平知识分子共同推动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探索统筹全国古籍工作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标志着我国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得以初步建立。第一届古籍小组所确立的统筹协调、编制规划、培养人才等重点工作，成为历届古籍小组的重要职能。从新中国古籍事业发展的历史看，古籍工作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推动古籍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期待在《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部署下，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有力推进新时代古籍事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