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慕到融入：水东宋氏土司华夏文化认同研究

王兴骥，杨庆麟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管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行政制度，是面对这些地区风俗、文化迥异于中原而采取的特殊管理方法。通过土司制度的实施，中原王朝将这些“化外”地区纳入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中。而实施土司制度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地区也因为这种制度的实行，使王朝的典章制度和华夏文化渗透进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并促使地方社会逐渐产生了对中原王朝从倾慕到文化认同的国家认同观。

认同是人的一种主观情感和态度，是一种归属感，也是一种用于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行为。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通常表现为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行为规范。[1]现代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2]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国家认同的含义是由三个层面的认同所构成：第一层是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第二层是对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认同；第三层是对超越某个具体王朝而存在的，被称为“中国”的政治共同体认同。[3]对于边疆地区的土司而言，他们对国家的认识通常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因此，土司的国家认同往往是指对大一统王朝中央集权制度与以儒家宗法价值观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的认同。其中，文化上的认同是古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

一、水东宋氏土司概况

五代末期，水东宋氏始祖宋景阳率军入黔，经过一系列的争战，控制了今开阳县与贵阳乌当区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十二马头来进行统治。“宣慰宋氏亲领夷汉民十二部，谓部长曰马头”。[4]元朝初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随着土司制度的推行，不仅贵州地区，而且包括“水东地区”也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中，隶属于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明朝取代元朝后，在贵州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水东地区也被纳入到明王朝的统治疆域之中。明初，为了保持贵州地区社会稳定，明朝通过设立贵州宣慰使司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水东宋氏被委任为贵州宣慰使，负责管理其亲辖地和十个长官司，成为明代贵州的四大土司家族之一。在明中前期，水东宋氏认真履行明王朝制定的土司规章制度，不仅在土司承袭上严格遵守承袭条例，认真学习儒学，还多次协助明朝军队平定贵州地区的苗乱。为此，明王朝也予以积极回应，如给予丰厚的回赐，“贵州宣慰使宋诚母刘氏来朝贡马赐以纱罗袭衣米三十石钞三百锭寻又赐衣三袭遣归”。[5]明中后期，随着水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朝政府对水东地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增强，水东宋氏的统治被削弱，使得水东宋氏开始对明王朝产生不满，先是在明朝平定播州之乱时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后又在奢安之乱中主动协助叛军围困贵阳城，最终于崇祯三年被明王朝废除宣慰使一职，亲辖地——十二马头也被改土归流。

纵观水东宋氏的发展历程，其能够长期统治水东地区的关键在于中原王朝的支持，尤其是元明时期，作为中原王朝委任的土司，水东宋氏通过协助地方政府稳定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不仅巩固了自身的统治，还实现了家族的发展。如元代的宋阿重，因协助元朝平定蛇节、宋隆之乱而得到嘉奖，“有曾竹长官宋阿重，弃家走京师，陈灭贼计。成宗赐衣一袭，授为顺元路宣抚同知……生获隆济以献，擢靖江路总管，佩三珠虎符”。[6]而中原王朝对水东宋氏的重视，与其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明王朝在水东地区推行华夏文化

明初在扫清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力量后，为了保障西南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明朝政府除了在云南建立大量卫所来稳定地方外，还完善了湘黔滇驿道，用来保证中央与云南的沟通渠道。而被称为“云南锁钥”的贵州就成为确保驿道畅通的关键节点。为此，明朝初年，中央政府就沿驿道两侧先后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卫所，其中水东地区就有贵州卫、贵州前卫、威清卫和龙里卫。这些卫所的出现，除了能彰显明朝政府的统治权威，保障驿道通畅外，还为地方带来了大量的汉人移民，逐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由于这些卫所移民多来自科举兴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十分热衷于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因此，随着他们在水东地区的扎根，崇儒兴文的风气也就逐渐影响到水东宋氏。

对于边疆地区的管理，明朝政府认为仅仅武力震慑并不能使土司畏服，还需要在土司地区进行教化以实现稳固的统治。朱元璋曾言：“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礼仪，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6]以此思想为指导，明朝制定了在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的政策。

首先，对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提供相应的优待。明代关于土司子弟入国子监的举措一共有三种，分别为特恩、岁贡和选贡。[7]其中，特恩是明初朱元璋针对归附土司所采取的特别措施，土司子弟不需参加任何选拔考试，即可入国子监学习。如洪武年间，朱元璋因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的主动来朝，除赏赐米纱等物外，还以准许其子弟入学作为奖赏，“十五年，普定军民知府者额来朝，赐米及衣钞，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8]而岁贡和选贡就是允许地方可以向国子监推荐优秀的生员进去读书。对于贵州地区的土司学来说，岁贡是“三年贡二人”。[9]而选贡的要求是“有成才者，不拘常例，从便选贡”。[9]简单说来，就是尽可能地鼓励土司子弟入国子监学习。

其次，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目的是鼓励不便远行的夷民也能学习儒家文化。朱元璋曾言：“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5]

最后，将土司承袭与继承人学习儒家文化相挂钩。弘治五年，明廷下令：“土官袭职后，习礼三月，回任管事。”[9]嘉靖即位后，于嘉靖元年又再一次重申：“土官应袭年三十以下者得入学习礼，不由儒学者不得起送承袭。”[10]

除明王朝由上至下在土司地区强力推行教化这一外部因素外，土司自身对于儒家文化的兴趣也是土司产生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对于水东宋氏土司而言：一方面是其本身对汉文化的倾慕与向往。据史料记载，时人多言水东宋氏是“衣冠同华人、颇通汉语、识文字”。[11]故当明朝提出鼓励土司学习儒家文化时，宣慰宋氏会积极响应。另一方面，主动协助明王朝在水东地区推行儒家教化，也是一种符合水东宋氏自身利益的举措。同时其又身处黔中腹地，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面临水西安氏和播州杨氏的威胁，尤其是水西安氏土司。长久以来，水西安氏土司一直希望将其势力延伸至黔中地区，自宋朝起，就多次侵入鸭池河以东地区，与水东宋氏发生过多次争斗。先是北宋初，水西侵入水东地区，但被宋氏击退，后又在北宋末再次侵入矩州，并将宋氏逐至蛮州。[12]因此，进入明代后，随着双方实力差距越来越大，为避免水西对其辖地的进一步侵夺，水东宋氏通过学习汉文化来增强自身对汉文化的认同感，以此赢得明王朝的支持，从而稳固自身对水东地区的统治。

三、水东宋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关于宣慰宋氏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文化认同，我们现在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贵州宣慰使宋斌时期，水东宋氏就已经在家族中广泛推行儒学教育。《黔诗纪略》记载：“宋斌颇读书，喜近文士，每恨土酋家习弄兵，不晓笔札。”[13]时人为其所撰的墓志铭中也言其“好古而嗜文”。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当文史资料第9辑》，第104页。这说明宋斌本人对儒家文化的喜爱。不仅如此，除了自己喜好儒学外，宋斌还严格要求自家子侄也要学习汉文化，“（宋斌）严督诸子向学以振俗陋”。[13]为此，当听闻被谪戍至都匀的廖驹“有诗名”，他就迅速前去拜访，并“厚币延教诸子”。[13]

正是在宋斌的严格督促和大力推动下，水东宋氏的儒学水平得以迅速提升。其子宋昂和宋昱不仅自幼就饱读诗书，好学攻文，而且还随着自身儒学水平的增长，渐渐地获得了不少地方官员和汉人士绅的认可，成为明代贵州地区有名的诗人，比如宋昱，后人称其所作诗文“诗格清丽”。[14]后来，宋昂之子——宋炫还将两人的诗词整理成册，名为《联芳类稿》。

正统年间，随着宋斌老退，宋昂成为新的贵州宣慰使，不仅自身继续坚持学习儒学，以士大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延续了宋斌时期的不少做法，如督促子侄学习儒学和汉人习俗，其子宋炫也因此成为嘉靖时期贵州颇有名气的诗人。故万历时期的贵州巡抚郭子章称赞其为“守廉持俭，爱民礼士，又多收致经史，以崇文教”。[14]

四、水东宋氏对儒家宗法观念的实践

所谓家谱是指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其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15]虽然修谱这一行为并非汉族所独有，其他诸如彝族等少数民族也存在类似行为，但毫无疑问地说，只有汉族将修谱一事同自身文化进行了高度的融合。对于汉族而言，编修家谱不仅要厘清家族世系传承，在家族中建立宗法制度，更是士大夫对儒家“尊尊亲亲”理念的实践。因此，对于土司家族来说，编修家谱除了可以通过溯源先祖世系，以此来实现亲附华夏民族外，也是其自身模仿士大夫践行儒家礼法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土司获得中央王朝认可的主要手段之一。

水东宋氏修谱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宣德年间，当时担任宣慰使的宋斌，除了培养子侄学习儒学外，还积极进行家谱的编修。关于这一家谱具体内容，因家谱的佚散，已不可考。不过宋斌请当时的詹事王直所撰写的《宋氏世谱序》因被明人收录进方志中，而有幸被保留至今。尽管明代编修的家谱没能保存下来，但是并不意味着水东宋氏家族家谱的消失。从清代开始，其后裔就曾多次进行过家谱的续修，远的有宋国时期的《宋氏节谱》和《黔宋史略韵编》，近的有今人所编写的《黔中宋史》和《红边宋史》。为更好地理解编修家谱与水东宋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现将谱序抄录如下并加以分析。

“宋以国为氏，周武王灭商而封微子启于宋国。亡，子孙散徙他邑，因以为氏。历汉唐多有显人，至宋而真定之族为盛。开宝中，有景阳者以军功累官至节度使，平定西南夷，诏就大万谷落，开总管府，以景阳为总管镇抚焉。夷人安之，遂世有其爵与地。历十四世，曰阿重，始仕元，改顺元等处军民宣抚使，开治于贵州。又三世曰钦，以功升昭勇大将军，顺元等处都元帅。国朝兵入贵州，钦遂内附以为贵州宣慰使，世守焉。盖自景阳至今尚德十八世矣。尚德思前人树立之不易，而冀传之远，乃作世谱载其德以示后，使善继而永保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易师之上六曰：‘开国承家盖师之终，功之成。’大者开国，小者承家，所以报之也。景阳之受爵土有家于贵州，盖以武德自奋者，非幸而致也。其延于后世宜矣哉。我国朝受天命，一海宇，凡郡县皆置守令，惟西南夷则因其帅长以抚焉。以先世尝有德于斯人而人从之，庶几其得所也。当时奉命守土者，非一姓，然四五十年之间，败亡相继，子孙之不肖，不思前人树立之难，而纵欲以逞，安得不及于祸哉。自古有家者，皆欲相承于无穷，然其传世之久近，必视其德之有继与否。宋氏传十八世，几五百年，而尤盛，其世德之绩可知矣。予闻尚德忠敬以事上，宽惠以抚下，其言动必以礼，其教诸子亦如之。宋氏之德又有继矣。庆泽其可穷也哉。后之人观是编者益思继述而引大之，虽百世可知也，尚德因予友，贵州按察司佥事郭公绪以首简属予言，予深嘉其意而序之。”[16]

在编修家谱时，西南土司纷纷攀附名地望族，重组自身的历史记忆，重构家族先世身份，意在去少数民族化，摆脱土著身份，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华夏文化认同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追求。[17]水东宋氏亦如此。在水东宋氏这篇序的第一部分，就自述其先祖乃是微子启后裔。微子启，商王帝乙之子，“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18]而帝乙先祖契又是帝喾后裔，“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18]通过这一方法，水东宋氏就顺利地将自身同炎黄后裔的身份连接起来，“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18]接着谱序又介绍入黔始祖宋景阳是出身于河北真定，来突出家族的汉族身份，进一步将自身与水东土著居民进行区分。而在叙述水东宋氏家族发展历史这一部分中，除了强调自身在水东地区悠久的统治历史，“盖自景阳至今尚德十八世矣”外，还多次指出家族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中央王朝的授予，既彰显自身对中央的认同，又再次强调了水东宋氏与内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之后文本介绍了修谱缘由，宋斌担任宣慰使时期，思州田氏土司因私自互相攻杀，招致明朝政府镇压一事不过十余年。曾经煊赫一时的思州田氏土司由于继承人的恣意妄为而转瞬间就烟消云散，给其本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为了能让家业得以延续，避免类似不肖子孙出现，宋斌在序中告诫子孙想要能够世守其土，其关键在于“有德于斯人而人从之”，并强调继承者“必视其德之有继与否”。为了能够更好地教育后人，在序的最后部分，撰写人以宋斌及其子为例子，告诫宋氏后人只要能“忠敬以事上，宽惠以抚下，其言动必以礼”，就能让水东宋氏家族绵延百世。

宋代以来，随着修谱活动逐渐从官修转为私修，家谱的内容和功用也逐渐发生变化，从过去的“别贵贱、分清浊”变为“传其家教，以为修身处世之法”。在厘清世系的同时，更加重视家谱的教化功能。宋代以降的家谱通常包括谱序、源流、谱例、世系图、谱系本纪等内容。其中谱序和源流分别记述家谱编修及续修情况、先世仕宦与德行、编修家谱的意义与族姓来源、宗族迁徙经过。[19]而明代家谱编修基本继承了宋代特点，因此，再次审视水东宋氏家谱谱序，可以明确看出，其所叙述的内容不仅有家族源流的介绍，对修谱缘由和迁徙的解释，也包括了对华夏文化的倾慕和融入的过程，更包含了对后人劝诫与建议。可以说是一篇严格按照儒家宗法观念与汉族士绅家族修谱标准撰写的谱序。

五、水东宋氏对华夏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模仿

在认真学习儒家思想并通过编撰家谱等行为来践行儒家宗法伦理的同时，水东宋氏还积极模仿汉族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自身对于汉文化的认同感，强化外界对其汉族身份的认识。

有明一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都有崇佛信道的习惯，尤其是明中后期，随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越发明显，很多士绅都普遍拥有捐资修建寺庙、道观的经历。唐宋时期，佛道先后传入贵州，但发展较为缓慢，直到元朝时才传入水东地区。明朝统治贵州以后，随着大量汉人移民的到来，佛道才逐渐在水东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地方士绅和民众捐资修建寺观的行为也随之影响到地方土著居民。水东宋氏在长期与地方官员的互动中，渐渐接受了对于佛道的信仰，并开始模仿官员士绅捐款修庙的行为，在水东地区主持寺观修筑活动。先是宣慰使宋昂在其辖地洪边马头建了一座道观，“崇圣观，在治城北八里，天顺间宣慰宋昂建”。[20]不久之后，宋昂子宋然在承袭后又建了一座佛寺，也在洪边，“通化寺，在治城北八里，成化间宣慰宋然建”。[20]

“八景”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相融合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种审美形式起源于北宋时期，经历南宋和元朝的发展，到明代已发展至兴盛时期。[21]明朝年间，随着王朝统治在西南地区的确立，作为汉文化代表符号的“八景”文化也随之传播到土司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水东宋氏开始其家族“八景”文化的创造，最终在其亲辖地——洪边，建立起被称为“洪边八景”的园林景观。据方志记载：“洪边八景”分别为“翠屏旭日、绣岭晴霞、北庄绮陌、南谷琼林、环溪素月、鉴沼清风、马陇灵泉、螺崖飞瀑”。[20]从命名上来看，水东宋氏的“八景”以自然风景为主，反映出当时洪边马头的秀丽自然风光，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宋氏土司对汉文化的喜爱。“洪边八景”建成后，除水东宋氏自己欣赏外，还邀请许多官员和文人前来游览与观赏，并留下了不少描写“八景”风光的诗词。

洪武年间，明王朝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派大量军队到贵州进行军屯，并修筑起大量的城池和汉式风格的民居。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汉式建筑风格也逐渐影响到土著居民，除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外，也开始在地势平坦的地区修建汉族样式的民居，如水东宋氏亲辖地之一的马头寨。马头寨，位于今开阳县禾丰乡，地势较为平坦，是典型的平坝地区。元明时期水东宋氏在此设立底窝总管府来管理十二马头中的六个马头，现今还保留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老民居。[22]这些留存的明清建筑多是以穿斗抬梁式砖木结构为主，如兴隆寺、七大爷院、八大爷院等，同时在堂屋、门窗、走廊上也运用了万字纹或寿字纹等汉字纹饰作装饰。除马头寨外，水东宋氏也在其他马头修筑了不少汉式风格的建筑，如洪边马头。洪边马头是水东宋氏亲辖的十二马头之一，同时也是其在明代的治所所在地。按照明王朝的要求，贵州宣慰使司衙门被安置在贵阳城内。为了方便同明王朝沟通，水东宋氏遂选择了离城较近的洪边马头，作为其家族的居所。明中前期，因历代土司均“崇儒兴学”，经常同地方官员交流诗词、经义，故宋氏土司在洪边马头修建了不少汉式风格的建筑用来招待他们，如云锦庄、会景亭、万松亭、无边风月楼等。

综上所述，在古代中国，文化认同就是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的认可。水东宋氏出于自身对华夏文化的倾慕和稳固自身统治的目的，通过积极学习儒家思想，在家族中践行儒家宗法观念，模仿汉族士绅的生活方式，向明王朝展现自身对王朝的忠诚，以获取支持。在此过程中，原本就存在的对于汉文化的认同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是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23]随着文化认同这一基础的不断深化，水东宋氏同中原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对于构建于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大一统王朝的认同感也在逐渐增强，最终关于王朝国家的认同观念也随之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