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制汉语”与中文扩容

韩筱雅

知识，在人的年龄投放上好像有阶段性偏好—少儿喜甄别，成年爱混一；前者“认识论”，后者“宇宙论”。因自小随父母，后来又一个人在日本读书生活了太长时间，所以印象中，在那里读本科和硕士时，我总能在中日之间发现大量的“不同”：不是惊呼“卡哇伊”“宅急送”“营业中”“录音中”是日语，就是大叫“御姐”“就职”“年下”“社畜”“应援”是中文。及至回国后才慢慢觉得“料理”和“局地”不应该被视为外语，而对刚刚被导入的新词“违和感”，也就不再有什么违和感了。这种变化，可能真是因为知识的阶段性安排已让我进入到整体看待世界的年龄，但同时也确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在提示着我们：渗入到中国人生活各个角落的所谓“和制汉语”，是不是已多到了“爆表”的程度？

据语言学家研究，日本词语，特别是汉词语的大量涌入，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所谓近代期。明治维新的成功，使该时期的日本迅速崛起。随着中国战争后的被动开国，各界多以借道日本摄取西洋文明和“师夷制夷”为目的，引进了大量与法庭、国体、资产、证券、学科、细胞核有关的、充满抽象意蕴的政治、经济、教育、新技术等日人语汇。做这项工作的有西洋传教士、中国留学生、清廷士大夫和文人墨客等（沈国威：《日中交流の話―明治期を中心として―》）。第二个时期，则是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以来的历史阶段。随着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日两国开启了大规模的留学生派遣计划。一时间，无论公费还是自费，中国赴日留学生的数量均呈几何级数量增长。有统计显示，访日的中国民众，一九七八年为七千多人，到了三十年后的二00八年则达到百万人以上。

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在提示大家，除了那些严肃的科技、政治、经济术语外，日语中的日常生活用语，已成为此番流入语词的主力，且令人应接不暇。发挥这一作用的至少有两波人：一是在日本有过经营体验的中国人（含港台同胞）。他们回到国内创业时，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居酒屋”“新发卖”“发卖中”“年中无休”“整理中”等日本招牌文字和“便当”“个展”“卡拉OK”“人气”“外食”“写真”“整合”等日用词语直接搬回国内，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表述在中国大陆居然全无“违和感”。二是对华投资的日本商家。日本对华投资的企业从八十年代的几十家发展到二00七年达到两万三千多家（21世紀中国総研編：《中国情報ハンドブック2009》）。由此，“伊藤洋华堂”“卡西欧”“京瓷”“索尼”“松下”“七星”“优衣库”等音译汉词，开始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流布开来，且越来越多。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已属于旧闻的数据，在后来的数年间，还几乎增加了一倍。

然而，“逆输入”，其实也是一个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日本汉词。可这个“逆”字本身却仿佛在说，汉词原本就是中国的，所不同的是现在又通过某种新的组合方式从外面倒流回来而已。

二0一三年，潘钧教授在《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一书中指出了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即日本从所谓“上代”起，经中古平安时代和中世，一直到近世和近代等多个时期，均与中国有过数次大规模的文字语词交流。据说，日本人一开始是把汉字当作一种魔咒符号来对待的，直到来自大陆的“渡来人”到达后，才慢慢明白了汉字的内涵、价值、权威和意义，于是便借助“大化改新”之势，在日本掀起了全面模仿隋唐政治文化制度包括语言文字表达的学习浪潮。这个过程，自飞鸟时代派出遣隋、遣唐使起，前后跨度达三百年之久。公元七一二年和七二0年，日本先后用汉文撰写了两部历史著作，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日本书纪》是纯汉文体，除地名人名外与正规汉文几乎完全一样，故极有可能是出自渡来人之手。但《古事记》的文体却呈现出与标准汉文不同的文体，如，用汉字表记，可句子却不过是日语发音的连缀等。久之，这种“变体汉文”又衍生出不少日式汉词。不过据陈力卫教授的研究，这批产生于古代的“和制汉语”，似乎并没有“逆输入”到中国相应的朝代中。他列举了六百七十三个古代日本的汉文语词，认为它们当中除了“关系”“过密”“纯情”“遗憾”等个别词外，其他像“安直”“介抱”“谅承”“论破”“一生悬命”“一文不通”等大部分日人造词，中国人至今也没有接受；即便像“一期一会”这样的词在今天有个别中国人在使用，也显然要费去很多解释才能大致了解其意涵（陈力卫：《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附表2）。

“和制汉语”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化阶段。可即便如此，称中国所使用的汉词已完全被“日化”，仍然是十分冒险的。朱京伟教授仅仅通过检证明治时期“社会主义用语”的形成过程，即已抽样式地还原了“和制汉语”的实际来历：如果把社会主义用语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即以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出版（一八八一）前的二十年为第一期、《六合杂志》创刊（一八八0）到民有社编《现时之社会主义》出版（一八九三）的十四年间为第二期、《现时之社会主义》出版后的一八九四年到森近运平等著《社会主义纲要》的出版（一九0七）为第三期，并且只以后两期为例的話，就会发现，在一八八0年以降新启用的一百九十九个汉词中，典出于古代汉籍中的汉词和非典出其中者的数字分别是：第二期—典出者三十七个，非典出者三十九个；第三期——典出者四十五个，非典出者四十七个。典出者如：委员、课税、危机、供给、国库、资产、市场、团结、团体、镇压、通货、敌对、投机、同情、党派、福利、辩护、预算、利润（第二期）、暗示、营利、下层、去世、形式、公职、左翼、市价、失业、就职、上层、挑战、征兵、潮流、当代、标榜、方针、野心（第三期）等；非典出者如：间接、金融、缺点、原理、国际、实现、殖产、职工、推断、推理、政党、税率、占有、对抗、担保、动产、特色、没收、要素（第二期）、议席、现代、高潮、个性、资格、进化、绝版、退化、动议、投资、特性、版权、悲剧、否决、否认、法人、要点、领土、论据（第三期）等等。仅就数量上看，比起典出者，非典出的汉词确有略微胜出的趋势。可若从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所析出的一百五十七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和制汉语”看，“三字词”中典出于汉籍“二字词干”者，竟多达一百零二个，占全部词量的65％。这意味着，三字词虽说是“和制”新词，但其构成要素，却大半来源于中文的二字词干，如异端＋者、虚无＋党、候补＋者、劳动＋者、财产＋权、资本＋家、众议＋院、消费＋者、所得＋税、所有＋权、生产＋力、选举＋权、投机＋者、奴隶＋制、破产＋法、分配＋法、文明＋人、无＋政府（第二期）；委员＋会、营业＋税、戒严＋令、过激＋派、寄生＋虫、行政＋权、竞争＋心、共同＋体、空想＋家、在野＋党、参议＋院、产业＋界、自治＋权、失业＋者、支配＋权、私有＋制、人生＋观、世界＋观、反对＋党、贫民＋窟、唯心＋论、预备＋军、理想＋化、劳动＋力（第三期），等等。而上述两期二字词根中未经汉籍典出的二十一个“和制”汉词，只占19.7％。当然，这二十一个词的词干，因未见之于中国古籍，其“和制汉语”的日本纯度显然要高于其他，如“神经+ 质”“出发+ 点”“过渡+ 期”等等（朱京伟：《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主義用語の形成》）。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通过汉籍典出调查对“和制汉语”进行生产过程的比例复原，绝不意味着对明治日本的这项工作持有否定的态度，相反，如此创造性的“英和对译”（大正前实为“英汉对译”）成就，对于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能迅速而准确地了解、理解并融入近代新文明，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推进作用。梁启超、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的日本经历，特别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作品和译作能迅速席卷中国社会并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事实，已最好地证明了新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际所具有的伟大意义。据钱存训教授统计，一九00年前的中译日文书共有八十六种，一九0二年后几年间，竟高达三百二十一种，占二十世纪初翻译总数的60％。在三百二十一种日文中译书中，哲学二十一种，宗教二种，文学四种，史地九十种，社会科学八十三种，自然科学七十三种，应用科学二十四种，杂录二十四种。而谭汝谦的统计是，一八六八至一八九五年中译日文书总目只有十一种，可从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五年间，竟多达九百八十八种。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类仅占一百七十二种，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外历史合计达六百三十六种之多，其中又以社会科学为最多，共计三百六十六种，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章清：《晩清西学彙編資料與知識分科》）。可当人们回望在近代化改革并不顺畅甚至还屡遭失败的前近代中国语境下“硬译”出来的西学语词时，又无法不面对因中西古今不通和玄理实学乖离所带来的难局和不堪。黄克武教授指出，崇奉“信达雅”风格的严复，曾以《天演论》译作，特别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箴言，在国内外名重一时。然而，中国古典词章和传统文化浸淫之深，也常常使他对“雅”的追求屡遭质疑。结果，除了“逻辑”一词因为章士钊的大力推荐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他译词如“珠联”（三段论法）、“内籀”（归纳）、“外籀”（演绎）、“词”（命题）、“玄名”（抽象名词）和“察名”（具体名词）等，则全部被括号中的日译名词所取代。不仅如此，严复的“计学”和“版克”（Bank）也不敌日译的“经济”和“银行”。特别是当严复执着于用中国古代的先秦文体和印度冷僻的佛教用语来翻译当时的西学和欧法时，其受众就更是锐减，以至于在一九一一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收入一万一千多个词条、总计约一百数十万言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十五册）中，所采用的知识语词竟主要是日本人“制作”的新名词以及大量由日人翻译的地名和人名。而编者之所以专请严复为之作序并且严复本人也欣然应允的事实，在黄教授看来，还证明了严复本人的翻译观念已发生了新变化（黄克武：《近代中国的翻译语：严复的角色》）。其实，严复意识到的问题，后来也被张君劢所说破：“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其所以为学界后起者之所抨击，即以此焉。”黄克武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张君劢的批评是广泛地关于信，注意到严复以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语汇，误解了西方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性语汇。”（黄克武：《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而中西对译中容易造成误译和误解的语词微妙处又在哪里呢？陈力卫教授发现，在日本，“观、学、性、觉”等语尾词的采用，不但提高了新汉语的造词能率，还为日本吸纳西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是后来留日的朝鲜、越南特别是中国籍学生对日本著述进行大量翻译、积极反推于国内，从而造成学术话语洪水般“逆输入”景观的重要原因。

“和制汉语”的登场，无疑是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资料和学者的研究，由日本人“和制”于近代的汉文语词，至少有五百一十九个（《汉语百科大辞典》）；而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日本文献中的新汉语词汇，也多达四百五十六个（《中日现代汉语对照词汇表》）。然而，大正阶段以后，日英对译中的音译频次日渐增多起来，到了现当代，这种情况也开始让人转喜为忧。沈国威教授指出，用片假名来表记的音译语词固然有便捷的好处，可意思的直观性却因假名本身的纯粹表音性质而无法像汉字那样一望便知。由于这种弊端因外来语数量的激增而越发积重难返，因而近年来日本人开始担心，认为这样下去将造成汉字文化圈无法继续与西方共同拥有新概念的结局；而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便是如何用汉语翻译词来代替音译词（沈国威：《蘭学の訳語と新漢語の創出》）。然而，仿佛已成为传统，无论日语词汇是汉文字表记还是片假名赋形，也无论是日语的还是西语的，只要是代表新潮流的新事物和中國所阙如者，几乎就都可以被中国人秒变成中文语词，而且还形音意粲然大备。对此，李铮强教授曾整理出六种中国的新语词译介方式：一、音译词，如咖啡、芭蕾、沙龙、欧巴桑、妈妈桑、斯纳库、乌冬面、丁克、迪斯科、克隆、卡拉OK 等；二、音义并用词，如因特网、B超、作秀、摩尔定律、道·琼斯指数等；三、表音语加类别词，如桑拿浴、保龄球、迷你裙、艾滋病等；四、意译词，如代沟、热狗、超市、软件等；五、音意兼备词，黑客、托福、香波、AA制、E时代、BP机等；六、原形借用词，如料理、人气、寿司、营业中等等（李铮强：《日本語由来の新語の語形について》）。不仅如此，像素颜、素人、了解、以上、面向等日式汉词，多年来也早已成了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甚至也不必知的口头语。换句话说，在中国，日语汉词早已给大家养成了直接拿来使用而不问出处的习惯。从学术角度看，这固然需要甄别和整理，但从中文所固有的无边法力源泉“六书”及其造词法则来讲，形成于近现代汉字文化圈中的新语词，又何尝不是对中文固有能力的辅佐和汉文语言世界的扩容？！事实上，中文这笔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化遗产，不但在历史上成功地迎接了梵文的挑战，所译上千部佛经曾经为佛教创造了覆盖东亚并足以向印度“逆输入”的灿烂宗教文化，其在近代文明的狂飙骤雨面前，亦未尝不卓然挺立，实现了那些决计向“蟹文字”全面降服者所无法想象的自我更生（倉石武四郎：《漢字の運命》）。那些由中国人译自西方的语词诸如“拖拉机”“鼠标”“芯片”“网民”“群主”“自媒体”等，事实上已远比日本人音译而成的、若干年后不查专业词典将难解其意的片假名系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如此为东亚世界创造了世界摹写手段和时空定位系统的文字，其价值和意义，只能是历久弥新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