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加晋 卢 勇
古往今来,遗产与认同总是相关联的,因为其不仅是人类先祖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与传续给后代的遗留物,更是承载族群内部成员亲缘纽带、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的载体。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1)习近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06页。,包括社稷、宗庙、家国、道义、礼法等中华文明之叙事框架无不以农耕文明为根柢。古语所云“礼莫初于宗,惟农为初有宗”(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2页。等,亦道尽古人视农业为文化之源的深刻认知。更重要的是,即便栉风沐雨数千载之后,中华文明的农业底色与农耕本色也从未改变。费孝通指出:“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4)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可以说,传统农业是形成集体表述最早、历史记忆最久远与最能代表国家与民族性认同的文化类型。遗憾的是,当农耕文明与农业文化在当代主要以“农业遗产”作为存在形式与叙事方式时,其文化认同的话语实践及相关研究却是整个中华遗产序列中最为薄弱的。王思明指出,“文化如果没有社会认同和传承就没有意义”(5)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