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可持续脱贫的影响

□文/赵志文

（阜康市农业农村局 新疆·阜康）

［提要］随着我国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新疆南疆四地州摆脱了贫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对于新疆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由于南疆四地州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生产资源贫瘠的区域，增加转移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增收。本文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南疆四地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可持续脱贫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家庭人口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是否贫困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年龄、务工收入在农民增收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提出要制定完善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引导人民就业增收、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和加大农民就业教育培训等建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增加转移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增收方式。随着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南疆四地州实施了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为可持续脱贫和防止返贫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南疆四地州就业扶贫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必须重视南疆四地州依然还有较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面临就业技能缺乏、就业渠道少，促进农民增收还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对可持续脱贫的影响力有多大依然值得研究。同时，弄清影响南疆四地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因素对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进一步考察南疆四地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脱贫绩效，运用Logistics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脱贫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调研所得数据，为了更加全面系统详细地分析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否对贫困人口具有可持续减贫效应，建立了二元logistics模型来验证。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众多学者采用计量模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脱贫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难的因素主要有有个人因素、区域发展水平因素、社会就业扶持因素等；刘宇薇和汪红梅指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是社区特征、自身特征和家庭特征等；苏荟从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的角度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南疆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

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的研究上，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很多。Taylor，J.E et al以墨西哥的移民家庭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他深入调查了该地区农业生产活动，并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影响当地农业产出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迁移。Ruishan Chen et al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研究，主要采用的理论基础为流动转换模型和土地变迁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地利用水平产生的影响，其认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从而改变了农地的传统功能，由原先的农业社会向着城市和工业社会转移。Zwicker J et al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影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农村经济和就业环境。在此基础上，已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与其类似，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转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如果城镇失业率出现上升趋势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李世伟也对边际生产率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得出合理推进劳动力的转移，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对农民的收入产生影响。潘选明在研究中提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的素质水平、受教育程度等都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吕勤惜站在农业产业升级的角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政府的政策支持等都是制约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是2020年在南疆四地州调查所获取的数据。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调查问卷涵盖了南疆四地州的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本次调查共发放345份调查问卷，回收310份，有效问卷为300份，其中样本按照家庭情况、年龄、收入、性别、婚姻状况、子女状况、受教育情况、收入、就业时间、打工地点选择等基本因素进行分层。

（二）模型设置。本文采用了“农户是否为贫困户”作为此次调研的因变量。由于一般情况下传统的回归模型因变量的区间太广泛，一般为正无穷大到负无穷大，不适合本次分析，因此本文选择了累计Logistic回归模型，该模型可以准确地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来排列从整数序列编码的多分类因变量，其基础公式是：y*＝α+Σβkxk+ε。如果选择实际观测因变量的分界点为μj时，包含j-1个分界点，各个分界点的对应关系表示为μ1＜μ2＜…μj-1，一般在选择参数时，0作为第一个分界点μ1，在这种情况下还需估计j-2个分界点数值。如果在含j类别的前提下，（y＝j）＞...＞（y＝2）＞（y＝1）。这样的话，在相邻类别中包含j-1个分界点。以累积分布函数为基础，我们定义了以下的线性回归方程：

在式（1）中，由于选择了自变量独自影响全部的累积Logistic的分界点作为前提条件，则只有一个相同的βk数值来估计全部的累积Logistic，而估计其他j-1个Logistic都有不同的数值βoj。假如不遵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就不能继续使用该模型，因为xk不能统一表示Logistic的βk。这一前提条件也是成比例发生比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针对连续自变量xk不同累计对数发生比的回归线是互相平行的。

（三）变量选择。研究南疆四地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一方面假设每个受访个体都以自身基本条件为依据来定位自己的就业，保证在社会进展发挥最大的促进作用，主要包括了受访户的年龄、文化水平、务工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收入、是否接受过就业培训、耕地面积、家庭务工人员数量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受访对象是否为贫困户，重点考察务工收入与是否贫困户之间的关系，各变量符号及含义如表1所示。（表1）

表1 影响因素模型变量类型及赋值一览表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人口脱贫是否有影响，本研究把受调查者是否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务工收入和收入主要来源是否是务工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把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表2展示了交叉分析结果。（表2）

由表2的模型可以看出，年龄是影响农民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青壮年的劳动力往往不会持续贫困。具体来说，31～40岁的农村劳动力在10%的水平上正向影响贫困发生率，其年龄每增加1岁，贫困发生率将会降低12.34%；41～50岁左右的农民在5%的水平上负向影响贫困发生率，其年龄每增加1岁时，贫困发生率将会降低60.25%；50岁以上的农民在5%的水平上正向影响贫困发生率，即50岁以上的农民年龄每增加1个单位，其贫困发生率将增加12.34%。这表明，年龄越大的人在劳动力转移就业中的优势越小，而年龄越小的农民越有优势。这可能是由于南疆四地州农民的技能属性造成的，农民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核心技能欠缺，通过自身体力劳动来获取收入，从而在年龄增加时被年轻的劳动力所取代。

从受教育程度对受访户贫困程度的影响来看，受教育程度与是否为贫困户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表2结果显示，初中水平和高中水平的农民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是否为贫困户，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成为贫困户的概率越小。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贫困，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受访户成为非贫困户的概率就越大。这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高，其择业的机会更多，学习能力更强，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加容易接受不同的技能，更容易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增加收入。

表2 南疆四地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脱贫实证结果一览表

受访户的务工收入对受访户是否成为贫困户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务工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成为贫困户的概率就更低。由此可以推断，务工收入能够有效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转移就业是贫困人口快速脱贫最有效的途径。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务工收入是否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是否为贫困户，当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收入时，其成为贫困户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也佐证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可持续脱贫作用。另外，受访户家庭在外打工人数对受访者是否贫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受访者家庭打工的人数越多，受访户不成为贫困户的可能性较大，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能够增加收入，提高就业率。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户是否参加过就业培训对农户是否是贫困户的影响较大，农民参加培训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是否为贫困户。参加过就业培训的农户更容易摆脱贫困，而没参加过就业培训的农户与参加过就业培训的农户相比，成为贫困户的概率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参加培训能够学到更多的务工技能，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总之，与就业相关的受访者就业收入水平、家庭就业人数、就业是否为主要收入来源等指标对受访者是否是贫困户的影响较大，而其他指标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受访者是否参与过就业培训以及种植业收入等因素对受访者是否是贫困户的作用在统计上显著，而其他变量均未通过检验。

四、对策建议

（一）制定和完善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本文针对推动转移就业的保障政策提出以下三点意见：首先，各地区政府应首先合理地调控农村土地流转，指引农村人员流转自身拥有的土地资源并保证农民转移就业导致的耕地抛荒现象尽可能地少发生，甚至是不发生；其次，应不断地为农民创造就业条件，通过对农村劳动力的相关技能训练使得每个农民都能及时地抓住就业机会，不仅如此，还要提高农民工资水平和福利保障；最后，要时刻关注农民转移就业后的心理落差和身体条件，通过保障农民相关的合法权益，比如对农民工子女上学减少户籍制度限制，来稳定民心。

（二）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收。目前南疆四地州城市化越来越好，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变的现象，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市就业机会不匹配。应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高农民的就业率，当地执政人员要为农民就业和增收提供便利化政策，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特别是已经脱贫的地区，要保证脱贫的可持续性。在南疆四地州，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发特色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本地区进行就业，从而为本地人员提供更多的岗位和就业信息，提高本地区整体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保的使用人员数量，减少农村劳动力转换时的限制，切实解决返乡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保障农民的权益。尽力做到农村人员的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给农民吃一颗农村社会保障的“定心丸”，让他们从心里认同保障体系可以带领他们走向新的生活，从而推动更好的中国农村发展，建立新时代下的新农村。

（四）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家庭劳动力资源。要组织构建以本地特色技术为生产核心的联合体。我们通过调研以及查资料发现，贫困地区富余劳动力中接近20%的劳动力都掌握了各自熟练的手工劳动技艺，并且其中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自己掌握的技术来获取收入。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议当地政府应综合实际情况，以当地掌握了专业技艺的人才为核心，建立可以从事各项生产的联合体，并通过不断吸引相关优秀人才来逐渐发展壮大，从而带动当地社会的快速发展，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增加就业岗位，开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渠道。

（五）大力推进贫困户就业教育培训。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倾向城镇流动就业，但是调查中发现受教育、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较差，无法满足相关企业的岗位要求。这就阻碍了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为了提高南疆四地州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综合能力要不断地加强基础教育，汉语水平较差大大阻碍了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化培训，从而全面改善南疆四地州农村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与就业能力，积极拓展就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