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模型研究现状

韩梦利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浙江桐乡 314500）

美国是最早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国家，其他国家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开展，多以美国的有关研究为参考。

我国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平台，以心理科学为学科依据，以发展性内容为教育重点，属于面向全体学生的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1]。所以，在我国，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主要通过建立“学校、校心理中心、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寝室长、学生个人”六级心理危机预警网络来开展工作[2]，以全面监控、预防为主要基本原则。

在美国，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属于学校危机管理的一部分，学校危机管理是国家整体危机管理的一部分，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的实施，主要是在自然或人为危机事件发生前后，对学生进行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心理干预。

1997年，美国华盛顿州亚基马市教育服务区危机应对小组根据当地学校容易或经常发生的危机事件具体案例，制订出危机应对手册，对危机应对的任务、步骤、人员职责、角色等做出规定。该危机应对手册可帮助学校及时获得有关事故、建筑物毁坏、传染病，药物过量、医疗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失踪等方面的信息，有助于学校快速制订危机管理计划与方案。2003年5月，美国联邦教育部下发《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随即各州、县、社区、学校制订出更为具体、完善的危机应对手册。

目前，美国有关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集中在心理危机干预局部和整体模型的构建上，主要是心理危机干预专业队伍、心理危机评估、心理危机预防、心理健康护理、心理危机干预行为五种模型的构建。

一、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模型

目前美国学校心理危机应对计划具体实施的关键首先在于高效、高素质队伍的建设，关于此方面的模型研究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是斯科特·纽加斯（Scott Newgass）和大卫·J·舍恩菲尔德（David J.Schonfeld）提出的“区域资源团队—区级团队—校内危机小组”层级模型。

按照该模型建立的三层级学校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总体而言是由社区、学校人员根据职业特征进行职责划分整合而成的团队。第一层级属于区域性行动规划与资源服务团队，由来自学校行政部门、精神卫生人员、警察、学术人员和社会服务人员等多学科代表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主要职责是审查计划、协议和政策，为地区级团队提供支持和培训，并充当信息交换所。第二层级属于区级执行与监督团队，负责危机发生时该地区学校系统的危机应对和督查，督查范围包括区级政策和程序、资源分配、人员培训以及为学校提供技术支持的中央办公厅管理员和心理卫生人员。第三层级属于校内危机干预团队，由学校管理员、学校护士、社会工作者、学校顾问、支持人员和教师组成，他们的职责是为学校人员提供直接的危机干预服务和持续的咨询服务。

综合使用该模型，优势是能够充分调动和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包括数据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主要是专业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过硬的人员），不仅能应对由一个学校校园事件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事件，而且能应对整个社区多所学校同时发生的不同级别的危机事件。

二、心理危机评估模型

在国外已得到普遍应用的心理危机评估模型主要有三维反应评估模型、应对五阶段性评估模型、人与环境互动评估模型。最早建立的心理危机评估模型是三维反应评估模型，是1992年由麦尔和威廉斯提出的，该模型主要评估被干预者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三种反应。1998年布伦达提出应对五阶段性评估模型，相较于三维反应评估模型，更偏重于人的心理应激反应在不同危机时间段呈现的不同状况。1999年威尔逊提出人与环境互动评估模型，该模型侧重于当事人的观点、应对事件的方法以及从家庭、亲友等处获得支持的支援[3]。

目前美国还专门对青少年学生群体性心理危机评估模型进行了研究，如雷玛·A·阿菲菲（Rema A Afifi）、圣詹·马库尔（Jihad Makhoul）、塔格里德·曹鉴（Taghreed El Hajj）和里玛·T·纳卡什（Rima T Nakkash）提出的“逻辑模型”。该模型是更具潜在变化的假设，并参考预期变化背后的理论，将计划活动与计划目标联系起来，采用参与式方法评估青年心理健康，进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因此，该模型被誉为是为健康促进计划、实施和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逻辑模型开发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探索阶段，对青少年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需求评估，目的是使用多种数据收集的方法，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评估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问题；第二阶段是问题识别阶段，主要目标是定义优先健康问题并分析其决定因素；第三阶段是干预措施开发阶段，其主要目标是定义特定的、有信息依据的干预措施和活动，以确定的决定因素为目标。这三个阶段是迭代的，优势在于构建具有社区投入的逻辑模型，以确保干预更贴近社区需求，且在实施方面更具可能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逻辑模型的重点是探索阶段的数据收集，需要学校、社区、政府等研究部门的多方协助，这种通过多渠道数据收集，构建具有社区和学校多方意见的逻辑模型，更能确保所开发的干预措施更符合社区需求、学校需要，从而使干预措施的实施更具针对性。

三、心理危机预防模型

目前美国学校心理危机预防模型方面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是K·库塔什（K Kutash）、A·杜赫诺夫斯基（A Duchnowski）和N·林恩（N Lynn），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现实需求和普世现状提出的三级心理危机预防计划模型。该模型建立的三级预防计划是：第一级为全民预防计划，是为学生提供全校范围的服务，防止学生群体性突发不良情绪或挑衅行为的发生；第二级为选择性或二级预防计划，是将具有相似危险因素的学生召集在一起，进行小组干预，防止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第三级为针对性预防计划，可以在疾病或病症建立后为学生提供帮助[4]。

K·库塔什（K Kutash）等人提出的三级心理危机预防计划模型对预防学校范围内的学生心理危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与家庭、学校及社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为学生个人或群体提供心理危机干预时不能从根本上预防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因此，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心理预防计划和门诊治疗计划，“会让他们认为有某种精神或身体问题风险学生的父母意识到，他们可以一起使用精神卫生服务提供者。然后，精神卫生服务提供者团队在评估学生或家庭的同时，并提供干预措施以在问题进一步发展之前将其阻止。”

四、心理健康护理模型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针对基于学校或社区的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心理健康护理模式的研究已有很多，在这些研究中，多以“全方位服务学校”为研究目标，包括以学校为基础的初级卫生诊所、青年服务项目、社区学校以及其他旨在获得卫生和社会服务机会的创新努力等。此方面研究已趋于成熟，其中多被学校采用的是J·G·德赖富斯（JG Dryfoos）于1995年提出的基于学校卫生诊所的“校本诊所”“校联服务”和基于社区的“社区服务”三种模式。

（一）“校本诊所”模式

该模式以学校为基础，目的在于融合多学科团队制订治疗计划，提供综合医疗服务的精神卫生诊所。校本诊所”所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是以提供非心理方面的健康检查服务为背景进行的，非心理方面的健康检查服务包括医疗检查和体格检查、事故和轻微疾病的治疗以及个人问题的咨询等，其工作人员通常包括医学助理或接待员、护士或医生、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心理健康临床医生以及能够满足学生心理健康需求的社会工作者。此外，临近或所属社区精神病学部门的精神病医生每周为学校和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甚至可以进行药物治疗和监督。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不受学生假期影响，可以为学生和家庭提供连续服务。

（二）“校联服务”模式

该模式是在全州或全区范围内，通过整合各学校有关资源，为各学校提供全面的、以学校为基础或与学校相关的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社会与学术支持。该心理健康护理模式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心理健康服务、药物滥用预防和治疗、家庭支持和育儿教育、学术支持服务、咨询、营养信息和学生发展等环节，以使更多的学生及其家庭通过学校获得心理健康服务，以对学生学业和心理、身体健康等产生积极影响。

（三）“社区服务”模式

该模式也是基于社区的服务模式，是在上述两种模式实践研究基础上建立的第三种模型。该心理健康护理模式强调基于社区服务体系，主要为学生个人提供一对一的有计划的心理健康服务，同时要求家庭的支持和配合，旨在使学生在学业、心理和身体方面得以健康发展。

“校本诊所”“校联服务”和“社区服务”三种心理健康护理模式的建立，从治疗到病例管理，从预防到评估，能为学生提供广泛和有效的服务，已成为美国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典型模式。

五、心理危机干预行为模型

学生心理危机发生时，班主任、辅导员和学校老师需要将“坏消息”传达给家长并进行相关情况的沟通。通过研究和调查发现，学生患者的家庭收到负面信息时，会出现各种防御机制和应对策略，容易导致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引起矛盾和误解。因此，班主任、辅导员和学校工作人员在宣告学生心理危机情况时，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才能使双方的沟通更加顺利。

但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学校辅导员和教师如何传达“坏消息”或悲惨新闻的相关研究却很少，至少在2006年之前只找到一些小参考，有研究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传达“坏消息”被认为是心理健康临床照护者的责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临床心理学博士课程中经常忽略在紧急情况下或危机时期教授与非心理学家合作所必需的沟通技巧”。

在关于学校辅导员和教师如何传达“坏消息”或悲惨新闻的相关研究中，托马斯·J·纳尔迪（Thomas J Nardi）和基夫-库珀曼·凯瑟琳（Keefe-Cooperman Kathleen）向患者和患者家庭传达“坏消息”时可采用有合理遵循的方式方法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且对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的实践过程具有借鉴意义。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关于患者“坏消息”的传播来自医学界，医生在宣布病人身体状况时往往被教导不要“情绪化”，应保持理性，合理考虑患者和患者家人的压力承受程度，其目的只是希望患者和患者家人能接受这个“坏消息”。

同样，学校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也应合理考虑学生患者及其家人的压力承受程度，使他们能接受这个“坏消息”，为此，托马斯·J·纳尔迪（Thomas J Nardi）等人设计了PEWTER模型来帮助学校减少向学生患者个人及其家庭传达“坏消息”时的不利因素。

PEWTER模型是依托帮助记忆的字母符号向学生个人及其家庭传达“坏消息”。当发现坏消息时，人们的情感反应可能包括愤怒、恐惧、焦虑、无助、羞耻、解脱或内疚，PEWTER模型中的每个字母符号代表一个不同的组件，它的组成部分是准备、评估、警告、讲述、情感响应，然后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简单易记的指南，从而帮助患者或者患者的家人以理性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感反应，即以更健康的方式处理信息，促进愈合过程。

PEWTER模型的组件中，“准备”是帮助者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在导师、主管或治疗师的适当指导下对自己思想、价值观和情感需求的认识等在教育、心理、身体和精神上的准备；“评估”是指评估受帮助者对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和感觉；“警告”是使被帮助者为即将到来的“坏消息”做好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准备；“讲述”是沟通实际“坏消息”的核心，必须发自内心去沟通，最好是使用柔和、真诚、富有同情心的语气进行交流，而不是机械地陈述事实；“情感响应”是帮助者与被帮助者在交流时要密切注意聆听者的言语和非言语反应，包括敏感的情感响应，鼓励与可能有用的任何社会支持系统（例如朋友，教会成员等）取得联系；“重新分组”是帮助收听者康复而拟定的下一步行动过程，通常，这是通过提供其他资源来实现的。

总体而言，PEWTER模型有助于减轻与传递“坏消息”有关的困惑和压力，它作为一个框架能够为“传达者”或“讲述者”提供帮助，有助于学校辅导员和教师传达“坏消息”或悲惨新闻过程中在语言、语气和行为等方面度的把握，减少对学生患者及其家庭的伤害。

从上述美国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构建的相互关联的五种模型来看，目前美国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制是依靠教育、心理学、医学和公共卫生等专业人员，联合医疗机构、精神健康研究中心、政府危机管理部门等机构而建立的，属于合力全社会相关资源，与各州、县、社区危机管理体系融为一体的服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