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五条批判路径

高碧叶

西方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自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出版以来，西方国家中的女性就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为自身教育、财产、选举等权利奋斗的历程，并引发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潮流。第二次女性主义潮流发生在1960年前后，持续了近30年。女性将她们的辩论范围从平等权扩展到了如性、家庭、工作、生育等一系列问题域。而20世纪末开始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潮流吸收了后现代、后革命、后殖民时代对于性别和性的阐释，酷儿理论、反种族歧视、黑人女性意识等诸多元素糅合在一起，促成了当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兴盛。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以来发展出了诸多分支。女性主义者保存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精髓，通过吸收其他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关注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不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强调了父权制(patriarchy)对于女性的压迫。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固然是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重要原因，由社会教育、文化、传统等形成的父权制也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重要原因。而对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些人认为父权制的根本是资本主义导致的，而有些人则认为仅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父权制是远远不够的，父权制还包括更宽泛的经济、文化、传统、甚至心理所导致的男性霸权。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重要分支，将社会实践的作用置于意识形态、心理学和生物学之上，探索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而非意识形态、心理和生物根源。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不仅关注经济，而且关注一般的物质的社会实践和结构[1]41。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史迪威·杰克逊就指出，一个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方法比以文化为核心的后现代和酷儿理论能够更好地为女性主义服务。史迪威所提倡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指那种植根于社会的——包括社会结构、关系和实践，但不仅仅把所有社会结构、关系和实践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2]。史迪威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最明显的优势是他不把经济仅仅看作有着自身内在规律的抽象系统，而更看作一个被人们各种社会活动构建的社会关系领域。因此她支持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即以社会性(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为基础，但并不把这一社会性还原到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去。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后现代理论的发展中却遭遇到了理论发展困境，有很多女性主义学者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而拥抱后现代、后殖民、甚至精神分析等理论。如何在当代依然坚持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探索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何以可能成为了学术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无法绕过的难题。本文将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思想作为基础，探讨女性主义者构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不同路径。

一、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及其发展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首先提出了女性主义立场理论(Femnist Stantpoint Theory)。王宏维在其文章《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中就曾经指出，女性主义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在其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3]。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创始人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在《女性主义立场：为一个特别的女性主义历史唯物论奠定基础》[4]一文中率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进行了探索。这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突出体现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阶级意识。正因为无产阶级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异化的状态，他们形成了一种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异化的立场，而这一立场是其自身革命性的保障。同样，哈索克指出，正因为女性的现实生活与男性不同，女性的观念也是异于男性的。“物质生活(在马克思理论中阶级地位)不仅构建了而且限定了我们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4]153，女性意识必然受其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的制约。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生存方式也不同，因此他们从事的认知活动、建构的认知体系和形成的立场也是迥异的。“妇女因长期承担无酬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并生活在遭受排斥、压迫之中，也使她们在反对父权制和争取社会平等方面具备了一种特殊的优势立场”[4]65，这种优势立场如同无产阶级能够超越资产阶级而获得优势立场一样，由性别立场扩散开来。

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出现不久，便遭到了来自女性主义者内部的批判。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女性主义者群体内部分成了诸多流派，比如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白人女性主义等。那些边缘的女性主义者群体认为，女性主义历史唯物论在建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西方和东方、白人和有色人种、异性恋和同性恋等的差异，而是将所有的女性都纳入到一个以白人女性为核心的统一体，陷入了“整体化”和“本质主义”的困境。哈索克之后，其他学者比如金伯利·柯伦索(Kimberle Crenshaw)就将种族、阶级等元素加进来，进一步发展了立场理论。柯伦索提出了交叉理论(intersectionality)，基于美国黑人女性的特殊立场，她看到了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交叉对黑人女性所产生的暴力、压迫和奴役。在她的文章中，她谈到了黑人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交叉性、政治性交叉性以及代表性交叉性问题。她认为，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压迫和暴力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单纯的性别立场并不足以分析美国黑人女性的受压迫，还需要种族和阶级立场的综合[5]。

不仅如此，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的身份的同一性也遭到质疑，人们处在不稳定的话语体系中，其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都难以持续和保持完整。统一的主体消失了，女性自身都无法作为一个同一的身份而存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理论的发展，对女性问题的分析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很多过去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父权制的产生和发展。

二、私人领域父权制的批判

除了提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之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还开始关注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并且看到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不仅仅在公共领域，还在家庭生活中。出生于法国的德尔菲延续和发展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但是德尔菲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被剥削，也不同于当时法国盛行的精神分析理论，她最著名的贡献在于其对家庭中父权关系的探索，这不仅见于其早期的文章《主要的敌人》(The Main Enemy)[6]中，也包括其之后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收集在《家庭的剥削》(Familiar Exploitation)[7]中。

德尔菲认为家庭关系本身就是男权的，因为在家庭中男性系统性的剥削，是受益于女性的家务劳动的。德尔菲认为，探讨女性问题更为根本的是要考虑女性生存的社会境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将压迫的分析聚焦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同，德尔菲主要关注家庭中的女性被压迫。借鉴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概念，德尔菲提出了家庭的生产模式(the family mode of production)，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构成了家庭中的生产方式，女性受压迫主要来自女性在家中无偿的家务劳动。家庭剥削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因为每个女人一旦结婚，就与某个男人签订了“劳动契约”，通过无偿的家庭劳动，男人剥削女人的机制在家庭中得以产生。因此德尔菲提出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其“唯物”的根基便在于对家庭生产模式的分析。此外，西尔维亚·沃尔比(Sylvia Walby)在其最著名的书——《理论化男权制》(Theorising Patriarchy)中，提到并分析了六个父权制结构，包括有偿工作、家庭生产、文化、性存在(她认为异性恋构成一个男权结构)、暴力(暴力作为男性控制的一种方式)和国家(国家本身是男权的、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人领域内的家庭生产、性存在等也作为父权制结构的重要方面而引起重视[8]。

关注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并不仅限于上述的女性主义者，许多其他学者也看到了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剥削问题，意识到女性长期从事的无偿的家务劳动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比如艾丽·泽拉塔斯基(Eli Zaretsky)就曾断言，“随着工业的兴盛，资本主义使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即商品的生产范畴)和主要由家庭妇女完成的私人劳动相分离”[9]90。这也就意味着主要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一直发挥着无偿再生产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功能，服务于资本家追逐最大剩余价值的剥削活动。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也指出：“女性工人从事家务劳动‘解放’了男性工人，使其为资本家工作更长的时间，并且因此增加了剩余价值的比率。”[10]103

三、“性阶级”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路径是提出了“性阶级”这样的概念，这与传统的马克思对于阶级的阐释有所区别。费尔斯通(1945—2012)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者，其最有名的著作是《性的辩证法：一个女性主义革命的案例》(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该著作吸收了弗洛伊德、赖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波伏娃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她自己的女性主义政治思想。费尔斯通通过探索一系列可能的社会变革从而消灭个体原子家庭，使公众生活在社区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她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里面缺乏对性问题的探讨，但是在分析性问题的方法上她依然坚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费尔斯通首先从弗洛伊德主义出发，吸收其将性存在(sex uality)看作生命的首要推动力，基于社会的现实，改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想。

在《性的辩证法》开篇，她就提出了一个“性阶级”(sex class)的概念。她指出，不像一般经济意义上所指的阶级，性阶级实际上根源于一个生物学事实：即男人和女人生来就不一样，尤其是女性的生育功能使得男人和女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女性从生下来，就要忍受很多生理上的折磨，比如月经、闭经、生育、哺乳、照顾小孩等等，所有的这些物理上的劣势很容易使得女性不管从身体上还是经济上都要依附于男性。正是由于这种生育上的生理不同，导致了男女的性别分工以及阶级的分异[11]8-9。由此，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经济学意义上讨论阶级，并把阶级的产生归咎于私有制不同，费尔斯通从男女的生育生理构造上的差异，探索出了一种新的阶级，即性阶级，而性阶级的存在是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由此，为了解放女性，她提倡女性要自己控制生育的方式。女性不仅要拥有自身的身体，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以及抚养孩子的方式。她最终的理想状态是，生育不再成为女性苦恼和压力的来源，那时，人工生育会代替女性的自然生育，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生育孩子，小孩对于母亲的依赖会转换为对一群人的依赖，总之，生物意义上的家庭将土崩瓦解[11]10-12。费尔斯通认为，这种基于女性的生育功能而提倡的性解放，是在经济解放之上的，比经济解放更加彻底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经济解放是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但是这还不够，若要真正实现性别的平等，性的阶级解放是必须的，这就是要将女性从使其陷入被压迫的生育功能中解放出来，真正享有个人的自由。

此外，费尔斯通还将女性的压抑和儿童压抑联系起来，探讨了妈妈——孩子的关系问题。她指出，孩子和妈妈特殊的依恋关系我们在所有的社会都能见到。而正是这种特殊的依恋关系实际上导致了妈妈和孩子共同陷入被压迫的地位。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母亲的压迫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于孩子压迫问题的探讨，反之也一样。而女性受压迫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其生小孩和抚养小孩的角色[11]72。费尔斯通并不认为现代发展起来的个体原子家庭对于孩子的发展是有利的。实际上这种原子家庭把小孩束缚在唯一的家庭单位中，而使其不管在精神、物质上还是感情上都寄托于单一的一个家庭。而母亲与孩子便在这种关系中变得愈加的互相牵制，并且双方都从属于家庭里父亲的经济、精神管束[11]86。在家庭里，孩子的童年时代被认为应该是开心的；在学校里，学校的教育被认为是应该使孩子的行为和言语更加规范的；一切与性有关的东西都被认为要排除出孩子的世界；而小孩子的书、玩具、用品等都是专门为小孩子设计的[11]87-94。于是，小孩被剥夺了成年人所具有的公民权利，也丧失了成年人所能感受和体味到的各种感情，但是，费尔斯通进一步指出，这种强制的社会文化规范，与其说是满足孩子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大人的期待和需求[11]94。

与女性婚姻、性和生育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爱情。在费尔斯通看来，爱情，在她的那个时代，甚至可能是比生育孩子更能使女性陷入受压迫地位的因素了[11]126。在社会上，我们能看到女的为了爱而生存，而男的则是为了工作而生存。正是因为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利使得爱情——这一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变成复杂甚至被阉割。同时，也正是因为男女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使得堕入爱河这一现象不过是使女性阶级变为从属于男性阶级的象征。

总之，费尔斯通对于“性阶级”的分析是深入而全面的。她弥补了马克思阶级概念缺乏性别视角的缺陷，从性别角度探讨了阶级的产生和消除，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推动和发展。不过，费尔斯通的理论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判，比如海蒂·哈特曼就曾在其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中批判了费尔斯通过多地强调性而忽略了经济、资本等导致女性受压迫的元素[12]。

四、性/社会性别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中还有一部分重视对性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盖尔·卢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推动者，卢宾最有影响力的论文——《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发表于1975年。与费尔斯通类似，她的这篇文章吸收了精神分析学中的观点。该论文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为出发点，基于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中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探讨，弥补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性视角缺乏的盲点，提出了“性/社会性别系统”(Sex/Gender System)这一概念，丰富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卢宾认为，每个社会都由一个“性/社会性别系统”构成。这个性/社会性别系统是指“在一整套组织安排中，人的性与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无论有些习俗是多么稀奇古怪”[13]41。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系统表面上看起来是和人的生物性行为息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是由人和社会的干预、以及社会的习俗所塑造的。这里的性是指将男女分开的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指的是人的性别的社会属性，这两者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中分析男女关系或者阴阳两性问题的全体。卢宾指出，这个“性/社会性别系统”的指称既不能被生育方式所代替，也不能被父权制所代替。生育方式和生产方式相近，在中文里生育也经常被翻译成再生产。再生产包含很多再生产，比如机器的再生产也是再生产的一种，但是它并不构成男女不平等的焦点，同时生育模式本身也不能完全表达性/社会性别系统所能指称的所有生物、社会、文化、传统等意义上的再生产。“父权制”这个词则太过于笼统和模糊，而且本身蕴含了一定的价值评判，而性/社会性别系统则是一个中性词，指在那个系统中，压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是可以得到改变的[13]42-43。

她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认为马克思对于性/社会性别系统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而恩格斯虽然提到了其重要性，但是也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缺乏文化和精神上的分析。通过阅读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卢宾从其中的礼物交换和亲属制度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在原始社会，“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13]47。乱伦禁忌的产生是为了防止同一群体之内的结合和交配，由此不同的部落为了繁衍种族，把女人当作礼物送出去，而同时也能得到对方送来的聘礼。这样，女人的受压迫被纳入社会制度中，而不是生物性中。而这种被压迫的社会制度在私有制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了。列维-斯特劳斯对于女性交换和亲属制度的分析，并且将女人的交换看成亲属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恩格斯将女性的压迫置于私有制的经济制度的探索思路。

不仅如此，列维-斯特劳斯在《家庭》中对男女劳动分工的叙述也得到卢宾的关注。列维-斯特劳斯在对劳动的性别分工调查后，发现男女的劳动分工并不是生物性的，而是为了符合某种目的，而这个目的是“为了保证男女的结合而制造包括起码有一男一女的最小的可行的经济单位”[13]51。为了繁衍后代必须有男有女，而有男有女的最小经济单位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此外，强制性的异性恋、对女性性欲的限制以及社会性别的分化都是对于性的社会组织的前提。而这些社会性别习俗和机制又会渐渐地通过儿童的习得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

列维-斯特劳斯虽然看到了社会亲属关系对于性的社会组织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没法解释心理上的性别压迫问题。卢宾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著作，尤其是拉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叙述，指出了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形成是如何通过嫉妒、阉割，以及社会亲属制度的影响，而在俄狄浦斯阶段形成的。由此，性/社会性别除了要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外，精神分析学上的探讨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卢宾指出，女性主义运动，除了要消灭妇女的经济依附和对妇女的压迫之外，还要消灭强制性的性欲和性别角色。“我觉得最能鼓舞人的梦想是建立一个雌雄一体、无社会性别的(但不是无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的性生理构造同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与谁做爱，都毫不相干。”[13]73

卢宾尽管指出了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意义，但最后依然回到马克思主义，提出最为根本的分析妇女压迫的方法是对那个社会那个历史时期的性/社会性别系统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个性/社会性别系统并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因此，对某个社会某个历史阶段的女性地位进行分析，必须把所有的政治经济结构都考虑进去，比如“女人商品形式的演变、土地所有制、政治结构、生存技术，等等”[13]78。由此，卢宾虽然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批判，但是最后依然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面来，提倡对性/社会性别关系进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分析。

卢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弥补马克思主义中所缺乏的对于性存在的分析的弱点。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从社会实际出发，来分析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对于社会性别和性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社会上所存在的固化的男女角色，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女性受压迫问题远远不是消除经济依附那么简单，更深层次的由文化、传统、习俗、教育等形成的父权制如果不消灭，传统的性观念行为不得到改变，那么对于女性的压迫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并且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教育而不断传递下去。

五、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批判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中还有部分特别强调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批判。陈学明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大区别在于“它把对现代社会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揭露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 它既不同意那种认为妇女体力弱小是她们受压迫根源的观点, 也不认可那种把妇女之所以受压迫归结于其生理结构的做法”[14]。他总结到，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 这一批判构成了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方面, 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帮助人们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实际上，以爱森斯坦为首的这部分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的概念。她们认为资本主义阶级结构(capitalist class structure)和等级性的性结构(hierarchical sexual structure)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分析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分析是具有核心价值的[15]1-30。

这些女性主义者将批判重心落在了资本主义之上，而且她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父权制是资本主义霸权统治的一个样态。戴雪红指出，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这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中的私人父权制得到了巩固”，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父权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16]35-36。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从本质上就对资本主义以及由资本主义建构的父权制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7]46“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7]50同样，女性的解放最终也是要使女性摆脱资本的束缚，返回到社会关系本身。那些自由女性主义者希望实现的政治解放是抽象的解放、不彻底的解放。真正的解放是要实现女性的社会解放，和无产阶级一道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脱出来。

六、总结

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的路径主要有五种：提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女性意识和知识生产对于消除压迫的重要意义；批判私人领域中的男权，比如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女性从事的无偿家务劳动等；提出性阶级这样的概念，指出阶级的产生和性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对性/社会性别系统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除了要消除经济压迫之外，对于性压迫和社会性别的固化也需要进行批判；对资本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双重原因，因此对女性的解放也离不开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批判。

不过，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中也遭到了诸多批判：首先是缺乏种族和民族视角。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忽略了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种族之间不平等所产生的根源。种族和民族问题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十分突出，尤其是随着难民的涌入，与种族和民族问题相伴随的还有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问题。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无法回应和解决这些种族和民族冲突问题。其次是随着酷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根本上质疑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从固化的女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方法，指出性别研究的前提应该是承认性别多元性和流动性，主体的差异性、主体性、多元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的拥护。再次，有后现代理论家质疑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无法解决后现代以来出现的主体性的消解以及文化转向带来的再现、话语、意义等问题。

面对此种理论困境，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也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中找到答案。史迪威在其撰写的文章《为什么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仍然是可能并且必须的？》中批判了文化建构主义者比如朱迪斯·巴特勒，她指出巴特勒忽略了社会结构层面社会性别和性的建构，将意义层面作为自己讨论的核心，但是这种意义仅仅是基于文化和话语，并非日常社会背景下的意义。另外，尽管有时候巴特勒会谈到实践，比如她对表演(performativity)的讨论，但是没有把这一讨论置于具体的社会境况之下[2]。总之，酷儿理论注重对文本、话语和文化实践的分析，却并不关注我们的性征所处的社会境况，而后者恰恰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所关注的焦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好处正在于，女性的差异性将得到尊重，因为了解女性的差异性正需要我们重视物质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日常的社会实践；语言、文化象征以及主体性问题虽然被置于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但受到了高度重视；此外，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也没有还原到一个单一的经济因素上，避免了使大理论总体化的尝试，以及超越历史的普遍断言[2]。

不过，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7]525。“性别”这一概念范畴并非从人的头脑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物质交往和劳动中、在被压迫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固化的性别概念并不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本意。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7]527，“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7]527。因此，解放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也并非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必须通过现实手段实现的一种革命运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吸收不同的理论精髓，从根本上为了实现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而奋斗，在当代依然发挥着耀眼的理性和实践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