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过一回的英雄干杯”

刘明学

现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高级编辑。现役军人，1984年入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解放军报社记者、记者站长、编辑组长、记者部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通讯联络部主任。采写的《红山嘴，大雪即将封山》《闪耀在手术刀上的道德光芒》两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导弹司令的生命之光》等4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奖，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记者”荣誉称号。

从战士报道员到部队新闻干事，再到中央军委机关报的高级编辑，我在3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用过的采访本装满了十几个纸箱，其中有一本最为特殊。打开斑驳的黑色封皮，扉页上不是新闻策划案，也不是采访内容，而是一封遗书：

“我可能完成不了这次采访任务，如果下不了山，请组织帮助我妻子把年幼的儿子培养成人……请老婆原谅我，赡养老爹老娘的事拜托你了……”

故事要从一次刻骨铭心的新闻策划讲起。那是2002年8月，报社安排我去西藏阿里军分区什布奇边防连，采访因突发高原心脏病殉职的连长刘长峰的事迹。初步了解后，我感到刘长峰的事迹和精神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经过认真研究筹划，我和驻站记者一行走上藏北高原，迎着漫天风雪，追寻刘长峰的戍边足迹。

天路崎岖，关山万重，这是一次充满艰险的旅程。驱车翻达坂，涉水闯冰河，一台解放车跑在车队前面，随时准备把陷入冰河不能自拔的越野车拉上岸。

在海拔6700米的界山达坂，我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我怕影响行程，没有吭声，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

抵达什布奇边防连后，我放下行李，就与连队官兵座谈起来，听战士讲刘长峰的故事，了解刘长峰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经过3天加班加点采访，刘长峰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逐渐丰满……此时，我感到身体十分疲惫，头痛欲裂，缺氧的反应越来越严重。我仍然一声不吭地扛着，踏上归途。

一路翻越10多个冰达坂，海拔一直在5000米上下，我感到越来越难受。在海拔5100米的隆恩拉达坂，我们遇到了3名汽车兵，他们因车辆抛锚被困在达坂上。熄火的汽车旁边，一头死去的野牦牛被野兽啃得只剩骨架，荒凉肃杀的高原荒野，令人不寒而栗。

“高原汽车兵太不容易了！” 我当即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送给汽车兵，出于新闻人的职业本能，掏出采访本进行随机采访。

突然，采访本上落下几滴殷红的鲜血，洇染了黑色的墨迹。一旁战友惊呼提醒，我一伸手，原来自己的左鼻孔在淌血。我赶紧仰头，找纸巾塞住鼻孔，却发现根本止不住血。很快，我就站不住了，从胸闷恶心、全身发抖发展到心绞痛，脸色苍白。等到大家找来速效救心丸喂给我时，我已经不省人事，药丸沾在嘴唇上不知道吞咽。经随行军医急救，3分钟后，我才渐渐苏醒过来，满头冷汗，衣服被汗水浸透。

我虽然挺过一劫，但高原缺氧反应却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赶快往狮泉河赶，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军医急切地催促。

隆恩拉达坂距离狮泉河镇还有近400公里，全是搓板路，途中须翻越十几个冰达坂，四五条冰河，司机凭经验和感觉爬雪山、过悬崖、穿戈壁，稍有不慎，就可能车毁人亡。

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漫长难熬。半昏迷状态中，我感觉自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片树叶，被抛起来、又落下去，毫无招架之力。

次日凌晨2点，终于到达海拔4300米的狮泉河镇。我被扶进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凌晨4点，心绞痛等危险症状再度发作，我挣扎着含化了几粒硝酸甘油片。

半小时后，我捂着胸口渐渐缓过来。我的心头涌起一种不祥的感觉，如果身体状况继续恶化，自己有可能走不出这莽莽雪山了。

无数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此时最放不下的，是未完成的工作、翘首盼我回家的妻儿和年迈的父母。我打开采访本，在空白的扉页上，用颤颤巍巍的手郑重写下遗嘱，交代后事……

万幸，遗书中的“如果”没有成真。经过彻夜急救和沿途医疗站、医院的接力救治，我终于挺了过来。

什布奇之行，我为采访因高原心脏病牺牲的边防军人而去，没想到自己差一点也因高原缺氧一过性心肌缺血而倒在采访路上。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真正走进了刘长峰的精神世界，对刘长峰的担当与付出感同身受，对刘长峰的牺牲奉献体悟更深。

后来，我组织策划的刘长峰人物通讯《雪域高原铸丰碑》《什布奇，留下一个绿色背影》刊发在解放军报后，在万里边关的座座军营引起强烈反响，南疆军区为刘长峰追记一等功。

这次经历，是我新闻生涯中无数次赴远蹈险的一个缩影。“苦地方、险地方，才是出新闻的好地方。”这是我的职业信条。

当编辑组长10年间，我负责全军边海防的新闻报道，常年奔走在祖国雄鸡版图的轮廓线上。登南沙礁盘、穿北疆大漠、攀西陲冰山、犁东海浪涛成为常态。98抗洪、汶川抗震、抗击非典……许多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现场，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同事评价：“刘明学一半是编辑，一半是记者。”时刻准备出发、时刻迎接挑战、时刻投入战斗，历险甚至挂彩也就成为其中一部分。

2011年3月，我随补给船赴南沙采访。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些礁盘的补给物资还需要通过小艇转运。在向华阳礁送物资途中，小艇意外搁浅。我和战士们一起跳进海里推小艇。因严重晕船腿脚发软，跳海时我的右腿磕在钢铁船体上，顿时一阵钻心剧痛。我咬着牙坚持和战士们一起把小艇推到岸边。上岸时，我的右腿膝盖已经肿了起来。礁盘上医疗条件有限，简单处理后，我一瘸一拐继续采访。一周后返回陆地，医院拍片发现，我的右腿半月板出现裂纹。直至今日，每逢雨雪天，我的右腿膝盖就隐隐作痛。

在我看来，每篇报道都记录着一段历史。对新闻人来说，要让自己的记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唯一的方法就是“抵达第一现场”，到新闻源头发现和追寻新闻。

我参与过20多位全国全军重大典型宣传报道，像全军10位挂像英模之一的“导弹司令”杨业功，“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模范边防骡马运输队长”尹祥美，等等。在采访重大典型时，我同样践行着“抵达第一现场”的理念。

2004年5月，我采访喀喇昆仑模范医疗站护士长姜云燕。姜云燕工作的地方是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边关哨所，部队听说我此前上高原险出意外，劝我不要再冒险，说实在不行把姜云燕接下山来接受采访。我坚决不同意，坚持走上三十里营房这个全军海拔最高的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获取大量第一手素材。我策划和组织采写的《青春燃烧喀喇昆仑》《“昆仑云燕”和她的兵弟弟》等系列报道，在军内外产生良好反响，不少青年学生纷纷给姜云燕写信，表示也要像她那样把青春献给祖国边防。2006年，姜云燕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什布奇之行，结束采访离开那天，当时的南疆军区领导向我举起酒杯：“让我们为‘死’过一回的英雄干杯！”我回答：“高原戍边将士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还会再来，为他们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