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美好生活叙事的三重向度

汪 沛

（安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安徽 安庆 24613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38“美好生活”是新时代十年的重要关键词，2012 年11 月15 日，习近平向全世界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2017 年党的十九大将“美好生活”写入大会报告、正式决议和修订完善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经由十九届中央七次全会及党的二十大的赓续传承，“美好生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关键词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话语、概念谱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新时代的中国，“美好生活”成为一个影响广泛且普遍流行的重要词汇，其溢出效应持续显现，成为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形象、展现中国智慧的重要标识性概念，为百姓口耳相传，也为学界普遍关注。对美好生活相关问题的理论回应和实践关切，现实地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概念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学界对美好生活的研究和阐释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概言之，既有研究一是对美好生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揭示，二是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对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进行诠释，三是对美好生活何以可能、如何建构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然而，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阐释依然“在路上”，亟待跨学科、多维度的深度阐释，进行跨界和融合的研究正当其时。学界虽然在多个维度阐释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实践路径等，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已有成果多是静态维度的，缺乏对美好生活的动态性、历时性的考察和系统的理论观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38明确表明了作为手段、工具、方法的叙事在传播标志性概念、激发受众认同的重大作用。从学理上看，叙事原本是文学理论的重要论题，但随着其他学科紧随其后的“叙事转向”和研究方法上的“互嵌”，这一论题已溢出文学的边界。“叙事”几乎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基础概念和共同关注的理论话题，应把“叙事”放到人类历史、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大背景之中加以考察[3]。叙事是开放的，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和“双向奔赴”是其基本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叙事视角具有多元与包容的基本面向，包含主观建构、文化关联、实践指向的三重属性，美好生活叙事打破了传统的一元、宏观叙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指向了叙事的多元意涵与范式转换[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张需要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的“答卷”，内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叙事。概言之，叙事与美好生活的深度关联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叙事与“美好生活”主体的耦合性。叙事的主体是人，叙事学指向的对象是人，不存在无主体的叙事，叙事总是人的活动。2018 年1 月5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5]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着力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叙事，人民不仅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二是叙事与“美好生活”意义的关联性。叙事是将事情“讲个清楚”“说个明白”的重要方式，“叙事”建基于事实判断，内蕴着对意义的价值阐释，不仅强调作者文本的未完成性和可交流性，还强调读者在阅读和理解过程中的自主性、参与性和创造性，在二者的“共谋”下，不断揭示和赋予文本以意义，在视域的融合中实现所谓“解释学的循环”。美好生活是“永远在路上”、不断发展、永不止步的现在进行时，凝聚了党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奋斗、共同创造、共同书写，建基于人的全面而真实的需要，内蕴对“美好生活何以必要”“美好生活何以可能”“美好生活为了谁”“美好生活依靠谁”等一系列问题的价值追问。

三是叙事与“美好生活”实践的契合性。叙事是主观与客观、过程与结果、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实践是叙事的主题，换言之，只有在实践与叙事的互释性框架内才能准确把握叙事的实践面向。美好生活必须经由奋斗的实践才能达成，要靠拼搏、奋斗方能证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年来的新年献词中所表达和提倡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6]“守正创新，踔厉奋发”[7]，坚定地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实践为要义，创造和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二、美好生活叙事的三重向度

新时代治国理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美好生活”的叙事主题，在三重向度上实现了创新。

（一）人学向度

人是现实的、社会的、具体的，既处于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又是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中。正因为此，个体的美好生活与社会的美好生活以及人类的美好生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代美好生活的构建，应以人类的普遍福祉和共同发展为指向，而不应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为追求，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范式转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机结合。

1.基于“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叙事

追求美好生活是人对真善美的自觉追求和价值期待，在东西方具有普适性和共通性，中国人有着从“世外桃源”到“大同社会”的美好构想，具有“天人一体”“家国同构”“德福一致”的独特表达。而西方哲学史对美好生活的论述，其面向更为多元。西方的苏格拉底把哲学的关注点由天上拉回人间，从自由转向人类自身之后，美好生活就与德性、智慧、理性、思辨、知识等西方哲学的基本议题产生理论关联，与良善、美德、正义等范畴相提并论。亚里士多德指出：“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幸福（快乐）”[8]，优良生活或幸福就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最完满的生活就是合乎其本己德性的思辨活动”[9]。这一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显然忽视了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脱离了物质基础的所谓“纯粹自我”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空想，成为黑格尔所言的“理性的狡计”。英国哲学家边沁不仅从功利主义的视角试图将美好生活的幸福维度加以实证和量化，还为追求所谓的个人幸福鼓与呼。边沁指出：“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人的幸福，亦即他们的快乐与安宁，是立法者所应该注意的唯一目标，而在事情取决于立法者范围以内，他都应当依据这个唯一标准使每一个人去规范自己的行为。”[10]显然，且不说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难以精确计量，其利己主义的理论建构亦是难以自洽、难以证成的。

从单纯的道德或功利的方面阐释美好生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想，面临深层的理论困境，实际上将人抽象化、神秘化了。有别于此，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美好生活，出场语境关注的是“具体的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建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美好生活。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11]“现实的人”才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真正的原动力和主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2]519-520“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2]531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已经摆脱了唯心主义关于抽象的人的观念，结束了该观念对“现实的人”的统治。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劳动变自然为“人化自然”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才摹画出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美好生活观，使得过去笼罩在美好生活之上的理性思辨和德性传统彻底“祛魅”。这种立论于“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叙事无疑是对人的本质的深刻体认，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充分彰显，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2.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类学叙事

需要体现了人的本质，美好生活是人民生存性需要、合理性需要、发展性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和实现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由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决定的，也由“现实的人”超越性本质所规定。马克思强调：“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2]527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动物只能依靠“生命的本能”维系“本能的生命”，而人则是通过对需要的满足、超越和发展，着力于人的自我实现、人类的解放。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3]270人是现实的个人的集合，共同体是现实的个人满足人的需要，进行生活实践，追寻生活理想的现实场域。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4]19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细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其时，由于人类尚未摆脱对物的依赖，马克思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表征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虽然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共同体的表现形式表现为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核心的虚幻的共同体的新阶段，“异化”成为其本质特征。“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相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13]52在以资本和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建立的虚幻共同体中，人的需要——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成为了乌托邦。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也在不断警示人们，一方面，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富足的景观社会，消费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为“全景敞视监狱”所规训（福柯语），商品拜物教日益泛化，人的发展面临异化、物化的双重危机。那么，路在何方？马克思看来，只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普遍交往基础之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真正克服人的异化，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美好生活只有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时，才能实现现实的个人对美好生活本质的全面感知，体验和占有，不再囿于某一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或狭隘的个人，其具有普遍的意义，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也是他人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基础，其利益主体不再是“原子式的个人”，其所追求的利益不再是庸俗的个人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美好生活有人类学的基本向度，它同人类对一切真善美的追求一样，内蕴每个现实个体的美好生活，更承载人类的美好生活。个体的美好生活与社会美好生活以及人类美好生活在本质意义上具有一致性，是以人类的普遍福祉和共同需要为核心的，从这个维度上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其价值和意义也就具有了历史合理性、现实正当性和人类共通性，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曾经这样畅想人类的美好生活：“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4]165

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生成性的，亦是发展性的，人民的生活需要从“生存性需要”向“发展性需要”，从“单一型需要”向“复合型需要”，从“共性需要”向“个性需要”，从“硬性需要”向“软性需要”转变升级、迭代更新、不断发展的显性特点，在内容与层次、价值与实践的维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叙事，既立足于中国，又着眼于全人类，以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为构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中国方案。

（二）发展向度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这使其所实现的美好生活蕴含了向“更好”发展的内在趋向，是一种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动态发展的过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美好生活叙事，将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发展向度。

1.“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整体叙事

毋庸置疑，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叙事深耕于中华沃土，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相连，具有深刻的当代中国语境和时代指向。具言之，“美好生活”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既有丰富的理论内蕴，又有重要的实践支撑。美好生活与我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具有深刻的对应性和耦合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美好生活提供了保障：一是高质量发展为美好的物质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促进共同富裕；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美好的政治生活营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共享公平正义；三是文化充盈人民的美好精神生活、在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奏共鸣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中为发展深度赋能，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社会，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五是共建美好生态生活，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蔚然成风，着力实现人地和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些方面有机地构成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价值旨趣和理论观照。

“美好生活”是总体性的概念，建设和成就美好生活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绵绵发力”的社会历史过程，要坚持整体观、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上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断超越现存生活状况，实现整体性跃迁。

2.“人类命运共同体”美美与共的天下叙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52构建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不仅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更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气质的深刻体现，是中华文明独特的实践智慧。

当下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新矛盾新挑战新威胁新风险层出不穷，“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高发，一些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冷战思维挑高对抗，高喊所谓普世价值，以隐性渗透的意识形态输出，掩盖其极端利己主义的真面目。在这样的语境下，需要高扬斗争精神，提出响亮的中国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非双方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15]这共同价值也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世界视野和中国智慧，新时代所倡导的美好生活，绝非一种“独善其身”的封闭实践，而是“兼济天下”的独特智慧，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实践中坚持美美与共的天下叙事。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份子，是世界上唯一不曾断裂而赓续传承至今的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质，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的志气、骨气、底气。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叙事，具有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中不断推进。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全人类的发展为旨归，以共建美好生活、美好世界为进路，以全人类共同命运为最大公约数，聚焦全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画出最大同心圆，与美好生活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三）生活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好生活已成为人民口耳相传、感同身受、广泛共情的标识性概念。“美好生活”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时代脉搏，具有高度凝练、易于识记、便于传播的显著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美好生活并非中国的原创性概念和独特性表达，但经由中国共产党人建基于人的需要、人的生活的系统阐发，提炼和擘画属于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图景，提出美好生活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命题。以美好生活作为统领，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到历史的新高度[17]。这样一种飞跃，是世界观、价值论、方法论等多重意义的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状态，对美好生活进行生活化的集体叙事与共同书写。

1.从“小康生活”到“美好生活”的叙事话语

美好生活叙事话语的生成，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跃迁。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目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年，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概念是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逻辑必然和具体展开，“小康生活”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踔厉奋发的理论话语，将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期待与向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江泽民明确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18]。胡锦涛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延伸和实践部署，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19]。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1]。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2020 年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2]的集结令和动员令。

“美好生活”是“小康生活”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为人民生活从“小康”向“美好”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必须着眼于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用发展的办法破解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着力破解风险、挑战和制约因素。从“小康”到“美好”的叙事话语的内在演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好生活认识的不断更新。相较于“小康式”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更加关注人民美好生活的品质性、体验性、发展性,是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有机统一。人民作为历史的“剧中人”，以历史见证者或亲历者的身份最能感受生活的细微变化，也最能体会美好生活的真意，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美好生活最直接、最现实、最真实的衡量维度。

2.从“奋斗生活”到“幸福生活”的叙事进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类社会和人这一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自我确证，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和体验最深沉最真实的幸福。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23]劳动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化过程，因而，经由劳动这一纽带而实现的美好生活同任何实践活动一样，必须遵循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这就要求人们的劳动一方面要将人的目的、意志、认识等作用于客体，同时遵循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尺度和要求，有序有效地推进。人们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过程，遵循的是从“奋斗”到“幸福”的内在遵循，体现了从“奋斗生活”到“幸福生活”的叙事进路，并经由劳动这一桥梁和中介来实现。“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劳动、奋斗、幸福，均落脚于人民美好生活叙事的点滴与细微之中。

正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劳动是最基础最广泛的实践活动，劳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内容，由劳动而创造的幸福才成为可能，人也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离开劳动的视域，就难以真正把握人的本质，也难以揭示人何以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理论母题。

3.从讲好美好生活故事到构建美好中国形象的叙事演进

故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识和元素，中国故事是中华文化的直观呈现和打开方式。经典的叙事学通常将故事视为完整的具有时间跨度的、包含完整过程的闭合结构。而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介秩序消解了这种传统叙事结构。新媒介环境下，微叙事己经打破经典叙事中的线性叙事模式，走向了开放性的多元化、非线性、微切口、小体量叙事模式。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言说与书写，新闻媒体的主动报道和及时跟进，往往引发社会公众的集体讨论。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讲中国“好”故事[25]。美好生活属于新时代的好故事，直击人的内心，与人的生活世界紧密相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践，构成了中国故事的丰富实践宝库和直接来源，同时超越个体的叙事，融入了“大我”的建构，内蕴了从讲好美好生活故事到构建美好中国形象的叙事演进。

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在正向构建中建立中国形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创造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演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不可逆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成绩和历史性成就，人民所切身体会到的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安全感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就是构建美好中国形象的最大底气。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6]另一方面，坚持斗争精神，在回应质疑中展示中国形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回应质疑，回击攻击的历史。1848 年《共产党宣言》甫一诞生，就遭到资产阶级的攻击。“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27]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陷入集体狂欢，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攻击也从未间断，“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调不绝于耳，“捧杀”和“唱衰”互相交织。实践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中国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用数据和事实向世界讲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故事，中国人民从实现温饱、全面小康到实现美好生活的故事，实事求是地展示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三、结 语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8]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深情的话语道出了深沉的人民情怀和深厚的使命担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讲好“大党治大国”的中国故事，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历史进程中，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执政绩效高、责任使命重的内在特质[29]。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全方位、多角度地向世界解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密码”，可以从生活维度切入，通过对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叙事加以体现。美好生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美好生活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展开，党对“生活”这一概念的解读也从最初地偏重于物质，向着更加立体、全面的维度演进，引发了人民的广泛共情与深切认同。新时代美好生活叙事，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叙事的逻辑起点，刻画了叙事的历史方位；确认“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叙事的基本依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叙事的价值遵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同源性、同构性、同向性规定了叙事的实践指向，擘画了奋斗的蓝图。

作为生活中的人，人们对生活有着最为直接的体验感和发言权，人在生活中感悟生活，生活是诗与远方的共奏，是人的生命不断充盈和丰富的载体。美好生活具有具体性和超越性的双重维度，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叙事的根基；美好生活叙事是力度与温度的统一，提供了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