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先进组织创办的期刊评析

刘雪晴

一、“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先进组织创办期刊概况

“五四”时期，北京地区成立了许多先进组织，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这些先进组织为了宣传各自的主张，创办了不同类别的期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

(一)“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先进组织创办期刊的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统治逐渐土崩瓦解，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兴起不仅没有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深化。此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一味地学习西方技术和制度，模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并不能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必须在思想上同封建主义割裂，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了解并为之奔走宣传，这为“五四”时期报刊的创办提供了思想源泉。

“五四”时期工人阶级作为重要力量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不高，理解马克思主义较为困难，他们迫切需要外部力量向内部灌输。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

“五四”时期北京地区的期刊主要是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学生社团等创办的，这些期刊大多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内容还涉及工人、学生和妇女群体等，可按类别划分为青年、学生期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期刊。

(二)“五四”时期北京地区青年、学生期刊的概况

“五四”时期留法运动的兴起使得工读主义在当时盛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于1919年2月9日创办了“工学会”，它主要奉行“工读主义”，学会成员利用空余时间分组做一些石印、雕刻作品等进行贩卖，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实践“工读主义”，成员于1919年11月创办了《工学》月刊。

“五四”时期的工读主义者大都提倡勤工俭学，他们想要建立一个通过劳动来实现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的理想社会，而工读主义是达到这一理想社会的桥梁。但事实上，他们的主张和所采取的措施具有改良色彩。“工学会”认为“工读主义”仅强调了“读”，只强调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做，而没有从劳动与劳动者这一角度出发看待劳动问题，“工学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学结合”。

(三)“五四”时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期刊的概况

1.《劳动音》的创刊及其发行

《劳动音》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的，是用于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期刊，现存的只有第一册和第五册。《劳动音》在创刊之初就特别强调“劳动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推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并将“社会改造问题”看作最重大的问题，它的内容包含国内劳动运动的分析和国外劳动活动的介绍。邓中夏在发刊词《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中指出，《劳动音》的出版是为了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指导劳动同胞的实践活动，为劳动同胞争取公平，通过介绍国外学术和工人运动来促进国内外工人团结，携手解决“社会改造问题”。

2.《工人周刊》的创刊及其发行

《工人周刊》于1921年7月31日创刊，1923年12月30日停刊，出刊历时两年之久。它最初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工人周刊社”的名义创办，1922年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刊，1924年2月又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约于1926年(一说1925年底)停刊。最初由罗章龙担任主编，吴汝铭、李菩元曾先后任主编，李大钊、高君宇、何孟雄等参加编委工作。

《工人周刊》设有“评论”“工人谈话”“工人之声”等栏目，对陇海铁路工人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又称“二七大罢工”)等进行详尽的报道和声援，指导了工人运动。《工人周刊》在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向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引导工人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靠近。

二、“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先进组织创办的期刊对工人阶级的报道

“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创办、与工人阶级相关的期刊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创办的《工学》。

(一)《劳动音》对工人阶级的报道

《劳动音》侧重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来指导工人运动。由于工人群体的文化水平受限，为了让工人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劳动音》在文章用词上采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杂志很快在工人群体中广泛传播，被称为“我们工人的喉舌”。

《劳动音》在创办之时，就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劳动”在工人群体中的重要性，认为工人不仅不能放弃劳动，还要同那些不劳动的群体做斗争，争取自身的权利。《劳动音》肯定了工人运动，也就是肯定了工人阶级在“五四”时期的实践活动。《劳动音》通过指导工人运动也发现工人内部存在问题，比如“南京机器工人大暴动”一事，它首先肯定了工人阶级“暴动”的做法，同时指出工人阶级的这次运动是一场“盲目的，被利用的”运动，用大篇幅的文章报道此事，揭示了南京商人与警察厅互相勾结并以此利用工人群体的黑幕，呼吁更多工人群体站起来反抗。

(二)《工人周刊》对工人阶级的报道

《工人周刊》在创刊之初就强调工人阶级的地位，罗章龙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历史上新兴的阶级，他赋有改造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重任，是革命的力量”[2]。

作为第一份面向工人阶级的报刊，《工人周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报道了大量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情况，尤其是对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报道，反映出工人阶级从最初富有改良主义的经济斗争逐渐走向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历程。

工人阶级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工人阶级思想的转变，罢工运动使得工人群体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以罢工为手段来反抗剥削与压迫，逐渐走向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政权的道路，这也是报刊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成果。

(三)《工学》对工人阶级的报道

《工学》杂志是工学会传播“工学主义”的主要阵地，工学会创立的前期，会员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运用改良主义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提出了一些救国主张，这些主张的核心思想都是用“工学主义”解决革命问题，但是这种带有改良色彩的“工学主义”无法真正解决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也无法带领当时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随着工学会会员们的不断探索，“工学主义”在工学会后期发生了改变，《工学》第2卷第1号即命名为“五一”纪念号，其《发刊词》指出：“从五一运动的历史看来，最可纪念的是劳工对于阶级的觉悟。”[3]308工学会的部分会员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并向工人群体宣传国际工人运动，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当前的政权，同国内外工人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在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

三、“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先进组织创办的期刊评析

北京地区先进组织创办的期刊，向工人群体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开辟了工人运动新阶段，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实践基础。由于理论的不成熟以及期刊出版面临着被停刊的命运，使得期刊的创办之路寸步难行。

(一)“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创办期刊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一是从“理论”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各类组织创办的期刊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应用作为核心内容，主要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马克思原著为主，通过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

“五四”时期，《劳动音》在创刊之时就批评了只看重学理而不重视实践的观点，将视角集中在理论指导工人运动的实际过程。《工人周刊》通过跟进工人运动的最新进展，总结其教训和经验，使工人运动开展得越来越成熟。虽然工人运动最后以军阀势力的镇压而结束，但是却开辟了工人运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道路。

二是从“精英教育”到“平民教育”。随着留学运动的兴起，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涌入国内，然而当时的留学群体主要由青少年构成，还未向人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在普及阶段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才被群众所掌握。在普及的过程中，“五四”运动期间创办的期刊拉近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北京大学日刊》记载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人民群众中的活动，体现了当时的中国教育逐渐由“精英教育”向“平民教育”过渡。

成立于1919年1月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用实际行动深入人民群众之中，通过演讲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觉悟。“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征集团员时说：“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唆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未足语于平民教育。”[3]234“平民教育讲演团”在演讲中指出学校教育并不是平民教育，它只面向家境殷实的人。

(二)“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创办期刊的历史经验及局限性

1.历史经验

“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创办的期刊肩负着广泛地向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指导工人运动的使命，从而为后续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是深入群众，报道群众。《劳动音》《工人周刊》面向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者，深入群众、报道群众，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故而在创刊之初就把考察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运动作为期刊的主要内容，通过详尽报道唐山煤矿的瓦斯爆炸惨案，揭露了帝国主义者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使工人群体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压迫群众、剥削群众的真面目。

二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步。《劳动音》在创刊之初就提出：“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同无产阶级实际运动相结合，结果只能是空谈。”[4]“五四”运动之前的革命运动忽视了工人群体，理论也只是掌握在知识阶级手中。“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期刊，面向工人群体的期刊则不断深入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让工人群体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险恶，联合更多的工人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三是注重对工人阶级的教育。虽然当时的工人群体是“五四”运动的主体，但由于受教育情况普遍较低，他们的思想程度和文化水平影响着工人运动的推动进程。为了解决这一情况，北京各类先进组织，如李大钊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立场充实工人群体的思想，他们创办的《北京大学日刊》重点刊载了当时的进步青年社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各种文件，还有创立宗旨、活动过程、讲演内容等。讲演团也号召团内成员“还应当格外努力，不要畏怯那严寒的天气，作‘人道与正义’的呼声，为我们‘平民教育’四个字上着见点儿色彩”[3]238。

2.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这句话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了理论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创办的期刊历经波折，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发展得还不成熟，这些期刊在创办的过程中本身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初期，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这就导致这些先进组织创办的期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理论准备上是不充分的。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主要是当时留日运动兴起后，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日本社会主义者改造的社会主义思想，日本学者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忽视了对本国封建残余势力的清除，也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只强调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而忽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同时，在翻译马克思经典原著时，因为中日语境的不同和翻译者翻译水平有限，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影响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判断。

二是期刊不能如期发行，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开展。“五四”时期北京地区发行的期刊基本上都遭受过被迫改名、查封、停刊，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劳动音》第5期出版后，就遭受了查禁，《劳动音》从1920年11月7日创刊到1920年12月停刊，不过两个月。导致《劳动音》停刊的原因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还有经费不足的问题，以至于不得不停刊。

《工人周刊》在“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因为“实含过激主义，关系地方治安颇大”的罪名被反动政府查禁，本应在1923年1月底出版的第68号被迫推迟到“五一”节才能出版，在此之后《工人周刊》在出版时改小了篇幅，但因为“二七惨案”以后形势越发严重，期刊出版越发困难，1926年1月25日第137号出版后，《工人周刊》便正式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