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宣传背景下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宇晨 李 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鉴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的时空特点，此类案件的破案率相对较低。因此，通过反诈宣传提升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和防范意识，在全社会建起反诈意识高墙至关重要。当前，公安机关在全社会开展了大范围、多形式的反诈宣传。根据反诈宣传中公众的参与程度，可以将警方的反诈宣传分为三类。一是公安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通过短信、传单、横幅以及借助新闻媒体，向公众进行的反诈宣传。这种宣传方式不需要警察与公众之间直接的互动，对公众参与程度要求不高。二是公安机关通过企业、单位、社区、学校等作为纽带，以座谈或讲座的形式开展反诈宣讲。相较于前一种宣传方式，这种宣传方式效果更好，对公众参与程度的要求也更高。三是公安机关基于部门职能所独立开展的反诈宣传活动，包括开展反诈宣传主题日活动、推广国家反诈中心APP和高风险人员的宣传劝阻等。这种宣传方式实际效果最为明显，对公众参与程度的要求最高。然而，在实践中，警方开展反诈宣传却面临这样的窘境：对公众参与程度要求越高，实际效果越好的宣传方式，公众的参与意愿却越低。这种情况极大地困扰着警方深入推进反诈宣传工作，也是当前提升反诈宣传效果亟需破解的难题。

反诈宣传中，警察与公众的关系实质上是双方之间的合作，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人的行为是由其为意愿所决定。因此，对于公众参与程度低这个行为，可以引用警民合作意愿来诠释。在反诈宣传中，公众与警察的合作意愿对反诈宣传的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公众不愿意参与、配合警方的反诈宣传，或者对于警方的反诈宣传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都会使反诈宣传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如何提升反诈宣传过程中的警民合作意愿对于警方深入有效地开展反诈宣传工作至关重要。有关合作意愿文献表明，公众对于合作的价值感知会影响公众参与合作的意愿(1)贾鼎.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 2018, (01).(2)史雨星, 李超琼, 赵敏娟.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4).。就合作意愿属于一种行为意愿的本质而言，合作意愿也会受到合作参与者对合作关系满意度的影响(3)陆敬筠, 仲伟俊, 梅姝娥. 电子公共服务公众参与度的实证分析[J]. 情报科学, 2008，(02).。信任是影响合作意愿重要因素(4)Das T K, Teng B S. Trust, control, and risk in strategic allianc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1, 22(02).(5)高静美, 郭劲光. 企业网络中的信任机制及信任差异性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04, (03).，能够通过影响参与者的心理过程，增加参与者感受到的预期收益，从而提高参与者的合作意愿水平(6)Zaheer A, Mcevily B, Perrone V. Does trust matter?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n Performa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8, 9(01).。从当前反诈宣传的实践来看，影响反诈宣传过程中警民合作意愿的三个关键在于：第一，公众是否认为警察有必要开展反诈宣传。即，公众是否能够认识到警察开展反诈宣传的价值，而这取决于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认知水平。第二，警察的反诈宣传工作是否能够使公众感到满意从而愿意接受。第三，公众是否愿意相信警察所做的反诈宣传工作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切实有效。概言之，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都是影响反诈宣传中警民合作意愿的关键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选取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警民信任作为反诈宣传中影响警民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探索并验证反诈宣传背景下，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警民信任对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尝试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反诈宣传中的警民合作意愿进行深层次的讨论，丰富警民合作意愿的研究成果。在实践层面，本研究试图在反诈宣传的实践中找出提升警民合作意愿的治理路径，强化公众参与配合警方反诈宣传的意愿，进而促进公众在反诈宣传中的参与行为，最终达到提升反诈宣传效果、有效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的目的。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反诈宣传中公众风险认知与警民合作意愿的关系

合作意愿是指行动者在合作愿望和要求的支配下所表现出愿意与人合作的意识倾向，同时包含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的意愿以及愿意进行合作的倾向(7)Ring P S, Vande Ven A H.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cooperativ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19(01).。据此，本研究将警民合作意愿定义为警察与公众为达到共同的合作目标，而进行合作的倾向以及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的愿望。由于反诈宣传是警察群体的本职工作，所以本研究重点调查分析公众对警察的合作意愿，用以近似性替代警民合作意愿(8)李辉, 李想. 涉警负面事件后警民合作机理研究——基于双中介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5).。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危险发生可能性及其严重性的主观判断(9)Slovic P. The perception of risk[J]. Risk Society & Policy, 2000, 69(03).。在反诈宣传这一背景下，对于公众而言，危险即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因此，本文将反诈宣传中的公众风险认知定义为，公众基于本人知识和经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概率及其后果严重性的主观判断。

续 表

个体的行为由其行为意愿决定(10)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02).，个体主观认知对行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11)Dawkins C E, Frass J W. Decision of union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employee involvement: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J]. Employee Relations, 2005, 27(05).(12)刘加凤.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分析[J]. 高教探索, 2017, (05).。在本研究中，公众的行为意愿即参与警民合作的意愿。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公众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认知，会影响公众在反诈宣传中的合作意愿，原因在于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认知程度越高，警察所开展的反诈宣传在公众主观认知中的价值就越高，公众在反诈宣传中参与警民合作的意愿就越强。换言之，相较于低风险认知的公众而言，高风险认知的公众对于反诈宣传的价值感知更强，因而可能对反诈宣传秉持更高的偏爱程度，在反诈宣传中与警察合作的意愿更为强烈。基于以上论述，提出以下假设：H1：反诈宣传中，公众风险认知正向影响警民合作意愿。

(二)公众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公众满意度”的概念最早由David Osborne(13)Osborn D, Gaebler T, Holman T R . Reinventing government. 1994.提出，用来表示公众将对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实际感知与预期期望进行比较后的心理状态。本研究将反诈宣传背景下的公众满意度界定为，公众将对警方反诈宣传工作的实际感知与预期期望进行比较后的心理状态。

公众对于反诈宣传的满意度与公众的风险认知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最早对满意度进行研究的消费心理学领域，有研究认为满意对未来的行为倾向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而顾客感知价值则是满意的重要前因(14)Brady M K, Cronin J J. Some new thoughts on conceptualizing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A hierarch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65(03).。其中，感知价值不依赖于产品或服务是否使用，它可存在于购买前，但是满意必须依赖于使用后的经验和感受，因此可以说感知价值是满意的前因(15)Sweeney J C, Soutar G N. Consumer perceived value: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 item scale[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01, 77(02).。与此类似，从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能来看，警察的反诈宣传可以看作是警察组织向公众提供的一种服务。公众对电诈风险的认知程度能够影响公众对警察反诈宣传的感知价值，进而影响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具体而言，当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认知水平较低时，公众对警察开展反诈宣传的必要性和实际价值认识不足，因此，在面对警察的反诈宣传时，其感知价值并不明显，对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就相对较低。相反，当公众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风险的认知水平较高时，公众更能够理解警察反诈宣传的必要性和实际价值，对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在合作过程中，合作主体之间一般都会遵循互惠原则(16)Eisenstadt S N.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Peter M. Blau[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5, 71(03).。在反诈宣传中，警民合作意愿的心理基础在于，公众认为警察所做的反诈宣传工作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公众对反诈宣传工作的满意度越高，意味着公众认为警察在维护公众利益方面做得越好，本着互惠的原则，公众便更有可能给予警察反诈宣传工作以支持与配合，警民合作意愿更加强烈。总之，在反诈宣传中，随着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认知不断深化，公众在警察的反诈宣传中会抱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能够深刻理解警察开展反诈宣传的必要性和实际价值，从而能够在反诈宣传中拥有更加明显价值感知，进而对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也会更高。这种由感知价值的提升而带来的满意度的增加，会使公众对反诈宣传中的警民互动有更好的体验感和更多的获得感，从而进一步激发警民合作意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H2：在反诈宣传中，公众风险认知正向影响公众满意度。H3：在反诈宣传中，公众满意度正向影响警民合作意愿。H4：在反诈宣传中，公众满意度在公众风险认知对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警民信任的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认为，公众对犯罪的感知会负向影响公众对警察的信任(17)Jackson J, Bradford B, Stanko E, et al. Just authority? Trust in the police in England and Wales[M]. London: Routledge, 2012.(18)Jang H, Joo H, Zhao J. Determinants of public confidence in polic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2010, (38).，但这种负向影响成立的前提在于公众会将犯罪的发生归咎于警察履行职责不力,即公众认为犯罪的高发反映了警察效能的不足(19)徐彪.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和情景实验[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 (02).。而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认知水平能够反映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总体认知程度，这意味着公众能够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作出更为合理的归因，而非简单归咎于警察能力的不足或警察职责履行的懈怠。此外，公众风险认知是公众基于本人知识和经历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概率及其后果的主观判断，反映了公众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客观形势的主观认识。公众风险认知所依据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公众了解警察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信息，因此，公众基于本人知识和经历所形成的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风险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对警察反诈工作的了解。一般而言，双方的相互了解是信任得以建立的途径之一(20)赵文红, 邵建春, 尉俊东. 参与度、信任与合作效果的关系——基于中国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的实证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08,(03)。公众对警察反诈工作了解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增强警民之间的信任水平。

根据以上论述，在反诈宣传中，公众风险认知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公众会对反诈宣传产生更高的感知价值，也反映了公众对警察反诈工作的了解和理解程度的加深。伴随公众对警察反诈宣传工作感知价值的提升和了解程度的加深，公众便更能从维护自身的利益角度理解警方的反诈宣传工作，在反诈宣传中对警察信任水平就会提升。而警民之间信任水平的提升为警民合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关系基础，从而有助于激发反诈宣传中的警民合作意愿。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5:在反诈宣传中，公众风险认知正向影响警民信任。H6:在反诈宣传中，警民信任正向影响警民合作意愿。H7:在反诈宣传中，警民信任在公众风险认知对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四)公众满意度与警民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

公众满意度的概念是伴随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应运而生的，是评价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紧密相连(21)杨三, 康健, 祝小宁. 基本公共服务主观绩效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理——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与获得感的调节效应[J/OL].软科学:1-11[2022-10-2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20113.1512.002.html(22)胡荣, 胡康, 温莹莹.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 社会学研究, 2011,(01).。警民信任在本质上侧重于政府信任的属性(23)李辉, 李想. 涉警负面事件后警民合作机理研究——基于双中介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5).。已有研究表明，公众满意度是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关键因素(24)Laegreid C P.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ervice satisfaction, political factors and demography[J].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2005, 28(4).，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25)卢海阳, 郑逸芳, 黄靖洋. 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1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08).。

实践中公众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风险的充分认知，意味着公众能够正确的理解警方开展反诈宣传的必要性，更加贴近警方开展反诈宣传的本因去认识反诈宣传的意义与价值，对反诈宣传产生较高的价值感知，从而在反诈宣传中获得更高的满意度。合作双方在合作中的共享价值会增强双方的相互信任，进而加强双方的合作(26)Parekh A, Gallager R. A generalized processor sharing approach to flow control in integrated services networks: the multiple node case[J].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1994, 2(2).，关系双方对关系的满意度增加能够增进关系双方的相互信任(27)Caceres, Chumpitaz R, Paparoidamis, et al. Service qualit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rust, commitment and business-to-business loyalty.[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7.。故本研究认为，反诈宣传中公众满意度的提升同样会增强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进而加强警民之间的合作。鉴于此，结合前文假设4和假设7，本研究认为在反诈宣传中，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在公众风险认知与警民合作意愿之间可能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即“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警民信任→警民合作意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H8：在反诈宣传中，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在公众风险认知对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图

三、实证检验

(一)变量测量

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学历、党员身份和居住地作为控制变量。自变量公众风险认知的量表是基于Griffin，Neuwirth和Dunwoody(28)Robert, J, Griffin, et al. Information sufficiency and risk communication[J]. Media Psychology, 2004.的风险认知理论并借鉴张宗敏(29)张宗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体传播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D]. 山东大学,2021.的风险认知量表修正而成，包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当前是非常高发的”等4个测项。中介变量公众满意度的测量借鉴Fornell(30)Fornell C, MD Johnson, Anderson E W, et al.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Nature, purpose, and finding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04).和程镝(31)程镝.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质量公众满意度研究——基于H市政务服务中心“最多跑一次”改革[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编制的成熟量表，共3题，单维；警民信任的量表是借鉴Mcallister(32)Mcallister D J. 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a foundation for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 1995(38).和李辉(33)李辉. 警察腐败感知对警民关系的影响机理分析——以X市为例[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的研究成果修正而成，包括“警察会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工作”等5个测项。因变量警民合作意愿的量表借鉴李辉(34)李辉, 李想. 涉警负面事件后警民合作机理研究——基于双中介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编制的警民合作意愿量表，针对警方反诈宣传的特定情景修正而成，包括“我愿意牺牲部分自由配合警察的反诈宣传工作”等4个测项。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形式。

本研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采用便利抽样方法进行预调查，共计回收200份，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共计174份，具体人口学特征描述统计见表1。如表2所示，相关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采用的测量量表均符合学界要求。

表1 预调查样本人口学特征描述统计(n=174)

表2 主要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n=174)

(二)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正式调查共收集问卷802份，剔除表示“在日常生活没有看到过警察的反诈宣传”的样本111份，共计691份。在691份问卷中，以反向题与其他题项是否矛盾为判断标准，剔除明显随意乱填的问卷179份，最终得到问卷512份，问卷有效率为74.1%。有效样本的人口学特征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正式调查样本人口学特征描述统计(n=512)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35)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等.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05).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首先，建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M1。其次，构建包含方法因子的模型M2。比较模型M1和模型M2的主要拟合指数得：△TLI=0.03，△IFI=0.03，△NFI=0.01，△CFI=0.03，△RMSEA=0.02，△SRMR=0.0162。各项拟合指数的变化均小于0.05，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测量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36)刘斯漫, 刘柯廷, 李田田,等. 大学生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情绪调节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学, 2015,(04).。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如表4所示，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基准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其他模型，本研究核心变量的区分效度合格。

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五)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见表5。表5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可开展进一步研究。

表5 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六)假设检验

如表6所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党员身份、居住地区的条件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公众风险认知对公众满意度(β=0.404，p<0.001)和警民信任(β=0.237，p<0.001)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公众满意度对警民信任(β=0.595，p<0.001)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当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同时预测警民合作意愿时，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均对警民合作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33，p<0.001；β=0.302，p<0.001；β=0.338，p<0.001)。

表6 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如表7所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2831。具体来看，中介效应通过三条中介链产生:第一，由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警民合作意愿组成的间接效应1(0.1218)，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公众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显著。第二，由公众风险认知→警民信任→警民合作意愿组成的间接效应2(0.0802)，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警民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第三，由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警民信任→警民合作意愿组成的间接效应3(0.0811)，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公众满意度与警民信任在公众风险认知与警民合作意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公众风险认知作用于警民合作意愿的具体路径如图2所示。

表7 公众满意度与警民信任在公众风险认知与警民合作意愿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图2 公众风险认知作用于警民合作意愿的具体路径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段不断升级，其迷惑性越来越强，公众也愈发容易上当受骗，这就要求警方应加大反诈宣传的力度，深入推进反诈宣传，与公众进行更高水平的互动。更高水平的互动必然要求更高水平的警民合作意愿。在警务实践中，公安机关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开展了多层次、大范围的反诈宣传。然而，随着反诈宣传的不断深入，公众在反诈宣传中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只有拥有高水平的警民合作意愿，才能保证反诈宣传的最终效果，增强警民反诈的合力。因此，本文选择反诈宣传中的警民合作意愿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警民信任这三个关键要素，仔细探究了反诈宣传中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

1.公众风险认知对警民合作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研究发现，公众风险认知对警民合作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以往其他领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体认知和行为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计划行为理论在个体行为意愿领域的解释力度。

在反诈宣传中，公众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风险的认知程度，影响其对警方反诈宣传的价值评价。具体而言，公众风险认知水平较低时，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宣传的价值感知较弱，往往会认为警察的反诈宣传是多此一举。相反，公众风险认知水平较高时，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宣传的价值感知较强，从而参与警民合作意愿也会增强。因此，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提升公众风险认知水平，进而增强公众对于反诈宣传的价值感知，可以使公众愿意在反诈宣传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可以联合其他社会力量，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多向公众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案形势、特点和典型案例，在先期使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有一定的认知，从而为后续开展更深层次的反诈宣传奠定警民合作意愿基础。

2.公众满意度在公众风险认知对警民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公众风险认知不仅会直接作用于警民合作意愿，而且还能通过公众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警民合作意愿。这与以往其他领域对于个体认知、满意度与行为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37)Brady M K, Cronin J J. Some new thoughts on conceptualizing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A hierarch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65(03).。本研究认为，公众满意度在公众风险认知与警民合作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方面，从公众风险认知与公众满意度的角度分析，在反诈宣传中，公众的满意度取决于公众在反诈宣传中所获得的价值体验和情感体验。公众对反诈宣传价值的评估，受到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公众风险认知水平的提升会凸显警察反诈宣传的价值，而感知价值正向影响满意度(38)Sweeney J C, Soutar G N. Consumer perceived value: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 item scale[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01, 77(02).。因此，在实践中，警方利用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开展大范围的反诈宣传，不仅能在一定程度提高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也为提高公众在反诈宣传中的满意度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公众满意度正向影响公众与政府的合作意愿(39)Mok J Y. Proposed non-linear relation between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co-production: an initial empirical test[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9,(1).。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反诈宣传中，就公众满意度与警民合作意愿的关系而言，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验证了反诈宣传中公众满意度同样正向影响警民合作意愿。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其原因可能在于，在实践中，公众参与警察的反诈宣传需要付出时间成本，而公众满意度代表了公众在反诈宣传中价值体验和情感体验，公众会据此评估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是否值得。当公众满意度较高时，公众便会认为自身参与反诈宣传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是值得的，更倾向于对反诈宣传中的警民合作关系作出积极的评价，进而愿意与警察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相反，当公众满意度较低时，公众便会认为自身参与反诈宣传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是不值得的，进而降低与警察合作的意愿，警民之间在反诈宣传中的合作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这一结论的启示在于，从公安机关的角度而言，不能认为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宣传的接受与配合是理所应当的，而应当把反诈宣传看作公安机关向公众提供的一种服务，为了使公众愿意为警方的反诈宣传付出时间成本，必须对反诈宣传进行精心的筹划安排，提升公众在反诈宣传中的满意度。

3.警民信任在公众风险认知对警民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反诈宣传的视角，证实了警民信任在公众风险认知和警民合作意愿的关系中起到的部分中介作用。对于警民信任中介作用，可以作如下理解：公众风险认知水平的提升能间接增加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工作了解程度，并影响公众在反诈宣传中的感知价值，而合作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在合作关系中的感知价值是合作双方信任重要来源。警民信任的提升，能够让公众对与警察的合作保持乐观的心理预期，愿意接受可能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从而增强公众的合作意愿，引导公众在反诈宣传中的合作行为。

4.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本研究结果发现，反诈宣传中公众满意度对警民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风险认知可以通过公众满意度-警民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对警民合作意愿产生间接效应。这表明，公众风险认知不仅可以分别通过公众满意度或警民信任的单个中介作用对警民合作意愿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公众满意度促进警民信任水平的提升进而提高警民合作意愿。由此可见，反诈宣传中公众风险认知与警民合作意愿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公众满意度对警民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代表了公众对警察能力的评价，而对能力认知本身就是信任的维度之一(40)Das T K, Teng B S. Trust, control, and risk in strategic allianc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1, 22(2).。由于警察担负着预防、打击和惩治犯罪的职责，当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较低时，意味着公众认为警察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表现并不符合自己的预期，进而会降低对警察的信任。对于公众而言，较高的风险认知水平能够加深其对警察反诈宣传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公众在警察反诈宣传中的感知价值，进而提升公众对于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警察在反诈宣传中较好的表现也能够使公众对警察效能有较高的评价，这将提高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水平(41)徐彪. 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和情景实验[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02).，促使公众对与警察的合作产生更为乐观、积极的预期，进而提升反诈宣传中警民合作意愿。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从实践方面有助于公安机关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到，公众风险认知、公众满意度和警民信任对提升警民合作意愿的重要性。

1.反诈宣传要做到形式多元结合、层次渐进衔接

目前，警方反诈宣传的形式极为多样。公安机关会通过标语、传单、短信、视频等形式向公众进行反诈宣传，公安民警会进入到企业、社区等进行反诈知识的宣讲，也会对可能遭遇诈骗的系统预警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反诈宣传和劝阻。为提升公众合作意愿，在反诈宣传的初期，公安机关可以通过横幅、传单、短信、视频等形式进行大范围的宣传，使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有一定认知。在公众风险认知水平提升以后，警方再通过进企业、进社区宣讲的方式，开展更加细致地反诈宣传，或对电诈犯罪高风险受害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宣传和劝阻。这种反诈宣传形式之间的相互配合，层次之间的渐进衔接，可以在公众风险认识水平不断提升、合作意愿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反诈宣传的由浅入深，从而不断提升反诈宣传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实际效果。

2.反诈宣传需要多主体、全社会共同发力

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在反诈宣传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提升公众风险认知水平，仅靠公安机关自身开展的反诈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其他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等的协同配合。公安机关处在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斗争的第一线，在反诈宣传中，公安机关可以根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不同阶段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指导其他部门、社区、企业等主体的反诈宣传工作，联合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反诈宣传的巨大合力，大幅度提升公众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风险认知水平。

3.着力提升公众对警方反诈宣传工作的满意度

公众在反诈宣传中与警察的合作意愿，受到公众对于以往警方反诈宣传的评价和感受的影响。如果公众对于以往警察反诈宣传的满意度不高，就会降低其后续与警察合作的意愿。为提升公众对警方反诈宣传工作的满意度，首先应当精心策划反诈宣传的形式，提高反诈宣传的内容质量。反诈宣传的形式和内容，不仅影响公众对警方反诈宣传工作的体验，而且还会影响公众对于警察工作态度的评价，进而影响公众的满意度。其次，应当对警察开展反诈宣传工作进行的必要培训，使人民警察不仅拥有丰富的反诈知识储备，而且懂得开展反诈宣传工作的技巧，如此，群众在与警察的互动当中就会有更高的价值体验和情感体验。最后，警察在开展反诈宣传工作时，一定要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用心对待每一次的反诈宣传，决不能让反诈宣传工作流于形式。群众在感受到警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后，自然更愿意与警察合作。

4.警民信任是警民合作最坚实的基础

警民信任是警民关系的核心，是警民合作的基础。警民信任的建立是一种长久的积累，是公众长期以来对于警察群体总体认知的结果。在反诈宣传中，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是警民合作意愿的必要条件。警民信任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只有不断加强人民警察队伍建设，保证公安队伍始终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让人民群众在人民警察每一次服务、执法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温暖与关怀，才能不断增强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

(三)研究局限

由于研究条件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问卷主要采用了网络便利发放的方式，样本代表性存在一定不足，未来可以在样本采集方面做进一步优化。第二，研究中个别变量包含多个不同维度，但本研究并未对相关变量所含维度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探究，后续研究可对此进行深入。第三，本研究基于公众视角探究反诈宣传背景下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纳入警察样本，尝试从警民双层结构的视角深入探究警民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