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2023-02-13 19:01高宏洲
关键词:辛劳情理无极

高宏洲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00705)

百年的《文心雕龙》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大的方面包括《文心雕龙》的性质、结构、篇章主旨等,小的方面包括每个疑难字词、句子的训释、翻译等。但是反观既有的研究成果,仍有一些疑难问题和字词训释存在较大争议,这是限制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瓶颈。鉴于时下部分《文心雕龙》论著存在刻意求新、选题和观点重复等弊病,笔者认为《文心雕龙》的研究必须加强论题的针对性。而通过梳理和辨析“龙学”史上的争议问题不失为切入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本文试图对《文心雕龙》中的两则注释进行辨析:一是《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一是《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对读《文心雕龙》的各种译注本会发现,龙学家对这两则注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由于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注译本中,未能充分展开论证,这就限制了每种观点的说服力。而这两则注释的准确与否对于把握《辨骚》《时序》的主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辨析哪种观点更贴合文意。

一、《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

学界对《文心雕龙·辨骚》篇“赞”中的“情理实劳”,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劳”的训释。主流的观点将“劳”训为“辽”,将“情理实劳”翻译为书写的情理是非常广阔的。1962年出版的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可能是这一注释的源头,将“劳”注为“借为‘辽’,有广阔遥远的意思”,将“情理实劳”翻译为“伟大作家的思想情感也同样的无边无岸”。[1]1051981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译注》坚持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获得了许多译注者的认可。赵仲邑将“情理实劳”翻译为“伟大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同样的壮阔”。[2]49在《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中,郭晋稀将“情理实劳”注为:“这样抒情说理的文字,它的写作实在需要费些苦心。”[3]27显然将“劳”理解为“劳苦”。但是在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注译》中,却将“劳”训为“辽”,而且从郑玄注释《诗经》的语例找到了根据:“今案劳当训辽,声之误也。《诗·渐渐之石》:‘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其道里长远,邦域又劳劳广阔。’正义:‘郑以劳为辽辽,言广阔之意。’又:‘广阔辽辽之字,当以辽远之辽,而作劳字者,以古之字少,多所假借。诗人口之咏歌,不专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义自得通,故不言当作辽也。’刘彦和正用《诗》之郑笺。”[4]54这一注释无疑增加了将“劳”训为“辽”的说服力,所以被更多的龙学家所采信。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戚良德的《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王志彬译注的《文心雕龙》、张灯的《文心雕龙译注疏辨》等著作都采纳了这一观点。(1)参见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4页;张灯《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另一种观点将“劳”解为辛劳,但是对“情理实劳”的理解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周振甫将“山川无极,情理实劳”注释为:“指楚骚宏博,要吸取它的艳辞、山川、香草等刻画是无尽的,而研究它的情理,如它的‘伤情’‘哀志’,实是费力。”[5]42突出的是研习者研究《楚辞》的情理需要付出的辛劳。李曰刚将“山川无极,情理实劳”注解为:“言屈赋所叙写之山川,固然悠远无极;所抒发之情理,实亦煞费忧劳也。‘劳’读本字,鲁刀切,忧劳也。《淮南子·精神训》:‘竭力,而劳万民。’注:‘劳,忧也。’魏文帝《与吴质书》:‘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良注:‘结谓忧心之结。’”[6]192-193认为这里用的是“劳”的本字,是忧劳、辛劳之意,突出的是屈原通过叙写无限的山水抒发情理付出的辛劳,接受的是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的意见,与周振甫的注释存在辛劳的主体不同的差异。但是作者同时认为另一说将“劳”训为“辽”之假借字,作“辽阔”解,亦通。可见,作者对这两种解释持两可态度。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对“山川无极,情理实劳”的注释是:“《物色》篇:‘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之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无穷,无极的山川,均赖作者运用匠心来表达,使主客观交融为一,故云‘山川无极,情理实劳’。”[7]168-169这一注释的贡献是,从刘勰在《物色》篇的相关论述中,指出“情理实劳”强调的是作者在创作中融合主客观需要付出的辛劳触及了在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与客观山水之间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吴林伯将“山川无极,情理实劳”翻译为:“加上他流放沅、湘之间,曾利用楚国无穷无尽的山水陶冶自己的情理,真是煞费辛劳。”[8]75突出的是屈原用楚国山水陶冶情理所付出的辛劳。王运熙和周锋将“山川无极,情理实劳”翻译为:“描写山川悠远无穷,书写情理确实劳瘁。”[9]42接近李曰刚的理解,突出屈原在《楚辞》中描写山川的悠远无穷和抒发情理付出的辛劳。陈拱认为这里的情和理“非指情、理本身,乃用以代情性者,所谓部分代全体也。此言屈子作文,必资于其情性,而实有劳于其情性也”。[10]138明确指出这里的情理非指客体的物,而是指代情理的主体屈原。王更生认为“情理实劳”大意是说,“如此深意地抒情说理,实在是件劳神苦思的事”。[11]上篇75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尽管注译者对“情理”的具体所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将“劳”理解为辛劳上是一致的。

那么,以上两种训释哪种更合理呢?笔者认为第二种训释更合理。理由如下:

首先,第一种训释看似找到了“情理实劳”的“劳”字的较早语例,但它面临两个问题:一是郑玄将《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中的“维其劳矣”的“劳”解为“辽”是否正确?翻检材料发现,这一点从魏晋时期的王肃和孙毓就有不同的解释。如前所引,虽然孔颖达《毛诗正义》接受了郑玄的观点,并做了“以古字少,多相假借”等的引论,但是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同时提供了将“维其劳矣”的“劳”训为辛劳、劳苦的解释:“郑以劳为辽,辽言广阔之意。毛无改字之理,必不与郑同。‘劳矣’当为劳苦,故王肃云:‘言远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渐渐之高石,长远之山川,维其劳苦也。’孙毓:‘篇义言役人久病于外,故经曰山川悠远,维其劳矣。’……传又总而注之,则王、孙之言,非无理矣,故据为毛说。”[12]941由此可见,王肃和孙毓都将“劳”训为辛劳、劳苦,其根据可能是更早的《毛传》。即使孔颖达自己也没有完全否定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只是觉得训为“辽阔之辽”更合理。宋代的欧阳修《诗本义》云:“‘维其劳矣’者,诗人述东征者自诉之辞也,郑氏以为荊舒之国劳劳广阔,何其舍简易而就迂回也?”[13]250吕祖谦说:“解经不必改字,郑氏以劳为辽,非也。然孔氏之说读诗者所当知。”[14]660他们都认为将“维其劳矣”的“劳”解为“辽”迂回而不可从。朱熹《诗集传》也将“维其劳矣”解为劳苦,意思是“将帅出征、经历险远、不堪劳苦,而作此诗也”。[15]173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云:“劳、辽字虽可通,然‘辽阔’与‘悠远’义复,不如王(王肃)、孙(孙毓)所述只作‘劳苦’为妥。”[16]575从将“劳”训为“辽”,存在与前面“悠远”语义重复的问题进行质疑,颇具说服力。当然,孔颖达之后,历代学者认可郑玄将“劳”解作“辽”的也很多。(2)参见鲁洪生《诗经集校集注集评》,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6736-6738页。虽然现在无法遽断“维其劳矣”的“劳”,训为“辽”和“辛劳”哪个更合理,但是质疑之声足以促使我们反思将“情理实劳”的“劳”训为“辽”是否合适。二是《辨骚》篇“赞”中“情理实劳”的“劳”是否用的《渐渐之石》中“劳”(即辽)的意思?粗看《辨骚》的“山川无极,情理实劳”与《渐渐之石》的“山川悠远,维其劳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因为上句都是说山川的无极、悠远,下句都用到“劳”字。但是仔细辨析,又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它们之间可能并无影响关系,只是部分用词相似而已。如果说《渐渐之石》中“维其劳矣”的“其”存在指代模糊的问题,那么《辨骚》“情理实劳”的主谓关系非常清楚,主语是情理。因此,如果简单地用郑玄训“维其劳矣”的“劳”为“辽”的前例来训“情理实劳”的“劳”,有可能割裂“情理实劳”与上句“山川无极”之间的主客互涉关系。

其次,相比较而言,将“情理实劳”的“劳”解为“辛劳”“忧劳”更符合上下文语境。如詹锳等注释指出的那样,将“劳”训为辛劳,能够突出屈原等楚辞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将主体情志与客观自然山水融合的过程中付出的辛劳,这与《辨骚》后半部分对楚辞的评价“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17]47是相一致的。而解为“辽”,将“情理实劳”变成是对普泛的情感和思想的广阔的客观描述,抹杀了屈原等辞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需要作家用自己的情志、思理予以斟酌选取的赋义行为。而根据《物色》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采》篇“况乎文章,述志为本”的论述,刘勰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文心雕龙》的“赞”是对篇章主旨的总结性或补充性说明,因此对其语意的理解要顾及前后语句间的连贯性。如果将“劳”解为“辽”会导致“赞”言的后四句“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在语意上连贯不起来。相反,将“劳”解为“辛劳”能够克服这一弊病,意思是屈原等辞赋作家在情志和思理上付出的辛劳,使得无穷的山水,变成“金相玉质,艳溢锱铢”的杰作。这与“赞”言开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对屈原才志的伟大的肯定相连贯。

最后,最主要的是将“情理实劳”的“劳”解为“辛劳”,可以获得《文心雕龙》用词语例的支持。检索《文心雕龙》全文,除了“情理实劳”,还有十一处使用了“劳”字。(3)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为据。范注正文未录《隐秀》篇补文,因补文不能确定是否为刘勰原文,所以补文中的“不劳于妆点”不予统计。《正纬》:“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17]30《史传》:“秉笔荷担,莫此之劳。”[17]287《封禅》:“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17]394《神思》:“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17]494《章句》:“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17]571《丽辞》:“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17]588《事类》:“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17]615《养气》:“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17]646-647《才略》:“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17]701这十一处的“劳”字都是“辛劳”的意思,无一处可以解为“辽”。更重要的是,《神思》篇的“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事类》篇的“才馁者,劬劳于辞情”,用法与《辨骚》的“情理实劳”类似,都是指创作过程中书写情志需要付出的辛劳。而《神思》的“不必劳情”,就是《养气》提倡的“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17]646其中的情、理正对应《辨骚》“情理实劳”的情、理,都是指创作过程中作家表达的情志和思理。刘勰虽然反对“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17]646但是对于创作的辛劳是有切身体会的,《养气》篇说“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17]647即是对创作之辛劳的深刻体认。

此外,即使《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所用“劳”是“辽”之意,那是“古之字少,多相假借”的原因。到了刘勰那个时代,“辽”字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比如刘勰之前的屈原《楚辞·九歌·哀郢》有“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18]135王充《论衡·超奇》有“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19]614陆机《大暮赋并序》有“夫何天地之辽阔”,[20]198葛洪《抱朴子内篇·塞难》有“况乎天地辽阔者哉”[21]137等。《文心雕龙》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辽”字,但是从《文心雕龙》能够看出刘勰对这些著作是非常熟悉的,“情理实劳”又非固定用语,刘勰大可不必在此用迂曲的方式,用“劳”的“辽”义来表达辽阔之意。因此,将“情理实劳”的“劳”解为辛劳为胜。

二、《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

学者对《时序》“赞”言中“崇替在选”的注释也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其中的“选”字是什么意思。截至目前,至少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选”注为“齐”。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云:“选:《诗经·齐风·猗嗟》:‘舞则选兮,射则贯兮。’毛传:‘选,齐;贯,中也。’孔疏:‘选之为齐,……当谓其善舞齐于乐节也。’这里喻指文风的盛衰齐于时序。”[22]337这一注释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认可。祖保泉云:“崇替:兴废。选:齐,合拍之意。《诗·齐风·猗嗟》:‘舞则选兮,射则贯兮。’毛传:‘选,齐;贯,中也。’”[23]858-859王运熙、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云:“崇替:兴废。选:齐整,意谓合拍。”将“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翻译为:“质朴或华丽随时而变,盛衰兴废合于社会变化。”[9]460张灯辨析了将“选”训为“齐”“算”和“选择”的合理性,认为训为“齐”最合理。理由是:“彦和于全篇之中,顺列详举,都无非说明文学与时世是相联系的,相一致的,二者关系正应落脚在一个‘齐’字上。再者,所论已极详明,何需再去‘数’,再去‘推算’呢?这里的‘崇替’,指兴衰,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时世的兴废,二是文学的兴废,‘在选’正谓二者处于同步一致的联系之中(自然,不是机械的同步)。作为赞辞中语,‘选’字训齐正与全篇论点契合。至于有的译释将‘选’字解作‘选择’,则疏误尤甚。文学与时代齐步,岂能由作家辞人任意选择?”[24]885将训为“齐”的理由表达得比较清楚,主要是强调文学的兴废与时代的兴废的一致性。其批评将“选”训为“数”“推算”迂回难通也是合理的。不过,他将“崇替在选”理解为“由作家辞人任意选择”,既不符合刘勰原意,也与主张训为“选择”的学者强调帝王在文学兴衰中的作用大相径庭。张灯认为将“选”训为“齐”与全篇论点契合,其实并不见得,详细分析见下。

第二种观点是将“选”注为“算”。这一观点最早可能出自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选’是‘算’的意思,‘在选’好比说‘在预计之中’。”将“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翻译为:“诗文的质朴和华丽随着时代而不同,诗文的兴起或衰微可以由此而推算。”[3]207这一观点被李曰刚、王更生、王志彬等学者所接受。李曰刚云:“言诗文之朴质或华丽顺缘时代而推移,故文风之兴盛或衰微,亦由此可推算也。选,《说文通训定声》:‘选,假借为算。’《集韵》:‘算,《说文》:数也,或作选。’《书·盘庚上》:‘世选尔劳。’旧传:‘选,数也。’”[6]2146从《说文通训定声》和《尚书》补充了将“选”训为“算”的早期语例。王更生照搬了郭晋稀的观点,云:“选,是算的意思,在选,犹言‘在预计之中’。”[11]下篇289王志彬云:“选:此处为推算、预计之意。”[25]516

第三种观点是将“选”注为“选择”或“鉴别”。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云:“崇替在选:或盛或衰,在于帝王的提倡。”[5]489这可能是最早将“选”注为“选择”的,而且将“选择”的主体注为帝王。张立斋对“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的理解是:“‘沿时’本自然,‘在选’由人事,此二句为全篇枢机,要旨系焉。”[26]392王礼卿将“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翻译为:“故质文沿时世而转移,兴废在简选之所尚。”[27]830吴林伯云:“崇替,兴废也。选,鉴别也。”[8]562周勋初的《文心雕龙解析》虽然也将“选”理解为“选择”,但是对“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的理解完全不同:“这里是刘勰的自白,表示一个时期文学的兴盛与衰退,其间代表人物均已在选。”[28]698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解,意思是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家都已经被《时序》篇论述到了。这种理解虽然将“质文沿时,崇替在选”落实到刘勰讨论的《时序》篇,但是它与《时序》篇意在通过梳理历代文学的演变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较大的距离,似不可取。

以上三种注解,都有一定的支持者。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三种解释最符合文意,尤其是周振甫将选择的主体注释为“帝王”,点出了“崇替在选”的关键。申述理由如下:

首先,将“选”注为“齐”的主要依据是,在早期的文献《诗经》中找到了将“选”训为“齐”的语例,而“选”的这一义项放到该句中也能解释得通。将“选”注为“算”的理由类似。这两种注释的问题在哪里呢?主要在于没有充分考虑较早语例与所释语句的语意是否贴切的问题,即较早语例是否为所释语句的最佳义项。将“选”训为“齐”勉强可通,但是它遮蔽了刘勰在文中强调的帝王的选择在文学兴衰中的巨大作用,造成“质文沿时”与“崇替在选”的同义反复。将“选”训为“算”如张灯所言,迂回而不贴切。

在笔者看来,“质文沿时”和“崇替在选”都是《时序》篇要传达的文学演变的规律。对于前者,学界没有疑义,不赘。对于后者,略作论述。刘勰解释“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原因时,非常重视政治尤其是帝王在文学兴废中的作用。如分析汉代文学的演变云:“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谭,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17]672-673这些文字充分揭示了汉代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与帝王之间的紧密关系。汉初,由于高祖的“戏儒简学”,文帝和景帝的“辞人勿用”,使得汉初文学整体成就不高,文人贾谊、邹阳、枚乘等沉抑底层。汉代文学的真正繁荣始于汉武帝,而其兴起与汉武帝尊崇儒学、“润色鸿业”、制礼作乐、重视文人的政治举措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在汉武帝“润色鸿业”的政治大背景下,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将汉代文学推向第一个高潮。此后的汉宣帝、汉元帝等都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个帝王对文学兴衰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例子是建安文学。刘勰是这样叙述的:“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7]673由此可见,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操父子以帝王之尊,“雅爱诗章”“妙善辞赋”和尊敬文士密不可分。刘勰这样论述,正是为了强调帝王在历代文学兴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赞中的“崇替在选”正是对这一规律的揭示。换言之,最后两句“终古虽远,暧焉如面”是包含“质变沿时”和“崇替在选”两方面的。注为“齐”或“算”只注意到前者,而遮蔽了后者,是不妥当的。

其次,将“选”训为“选择”能够获得《文心雕龙》用“选”语例的支持。据统计,《文心雕龙》除了“崇替在选”外,还有十九处使用了“选”字。依次是《正纬》:“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撰(唐写本作‘选’,可从)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17]31《诔碑》:“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17]213《史传》:“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17]286《诏策》:“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17]359-360《封禅》:“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17]394-395《议对》:“古之造士,选事考言……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麏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17]439-440《声律》:“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17]553《指瑕》:“夫辩匹而数首蹄,选勇而驱阉尹,失理太甚,故举以为戒。”[17]639《总术》:“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17]655《时序》:“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17]673《才略》:“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17]698-699“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17]701《序志》:“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17]727这十九处的“选”,除了《总术》的“知言之选”《时序》“文章之选”为名词“人选”,《才略》篇的“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是“撰”的意思外,其他十六处都是“选择”的意思,只是有的选用的是选贤或选举义项,有的选用的是选文、选言义项,无一例用作“齐”或“算”。而“崇替在选”又并非典故或成语,刘勰没必要在大量选用“选”的常用义项“选择”的同时,在“崇替在选”中独独选用罕见的“齐”或“算”的义项。

最后,能够从《文心雕龙》中找到将“崇替在选”的“选”注为“选择”的有力语例。如《祝盟》篇的“崇替在人,咒何预焉”。[17]186“崇替在人”与“崇替在选”不仅句子结构相同,而且表达的意思也相似,只是前者强调的是与鬼神之“咒”相对的人的重要作用,后者强调的是最高统治者在文学兴衰中扮演的重要作用。而《诏策》篇的“武帝崇儒,选言弘奥”,则直接强调帝王的政策对于文学风格的形塑作用。结合刘勰的整体思想,有理由相信,刘勰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历代文学演变规律的客观揭示,更寄托着他对未来文学发展的期待。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时序》篇末对“皇齐”的称赞,就不是简单的阿谀谄媚,而是寄托着他希望统治者通过“重文”来获得政治上的兴盛的愿望。这一思想,在《才略》篇也有体现:“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17]701-702讲得非常清楚,“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的主要原因是元封(汉武帝年号)和建安(汉献帝年号,实权掌握在“雅爱诗章”和“妙善辞赋”的曹操手中)是“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而如前所述,这两个时代又是帝王重视“润色鸿业”和重用文士的时期。由此可见,“崇替在选”的“选”训为“选择”为胜。

本文通过详细梳理学界对《辨骚》篇“赞”中“情理实劳”的“劳”《时序》篇“赞”中“崇替在选”的“选”的各种观点,结合“劳”和“选”在相关语句中的意思,以及《文心雕龙》中使用这两个词的相关语例,认为“情理实劳”的“劳”训为“辛劳”更准确,“崇替在选”的“选”训为“选择”更准确。相比较而言,本文的选题较小,但是对于“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而言,任何实质性的推进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在笔者看来,与其在一些看似重大的问题上老调重弹,或者虚假立论,还不如老老实实回到文本,力求读懂《文心雕龙》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然后在此基础上读懂每一段话,每一篇的主旨,进而读懂整个《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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