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过的人

徐全庆

几年前，我在F城上班，几乎每天都会见到一个流浪汉，头发蓬乱，络腮胡子，脸上满是污垢，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他从不主动向别人乞讨，只是安静地坐在街角，身边摆一只瓷碗。他面前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一所高校。他的“收入”并不高，我每次路过，他的碗里都只有零星的几枚硬币。

我偶尔会给他一枚硬币，他轻声说句“谢谢”。更多的时候我冲他点下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施舍。他也点头回应，这时候，他的嘴角会难得地浮现一丝笑意。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文弱的人，直到那三个小混混儿出现。那天，我去他身后那条小吃街上买吃的。我平时喜欢去的烧烤摊前有三个小混混儿，胳膊上全是刺青，有两个还染着红头发。我没往前站，想等他们走后再过去。这时，我看见他悄悄地靠近他们，从背后狠狠地踹了其中一个人一脚。他嘴里还嚷道：“叫你们欺负人！”三个小混混儿旋即扑向他，把他打倒在地。他在他们的拳打脚踢中顽强地爬起来，全然不避他们的拳头，和他们厮打，一副拼命的架势。小混混儿们的眼中明显露出惧色，又一次把他打倒在地后，使勁儿踢上几脚，就玩命似的跑了。他爬起来，在后面追。

第二天，我看见他脸上手上都是伤。那天我原来不打算给他钱的，但因为同情心泛滥，给了他十元钱。我蹲下来，问：“他们欺负你了？”

他说：“他们敢！”完全不看我，眼睛看向对面的高校。这让我有种被轻慢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很少给他钱了。有时候，从他旁边经过，我故意装作没看见他。

这样又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回去时已经很晚，小吃街上几乎没有人了。昏暗的路灯下，他窝在一个角落里，手里拿着一瓶白酒，显然已经喝多了。看到我，他举起酒瓶，冲我晃了晃，像是邀我与他一起喝。我看了看他，继续往前走。走出很远，我还是折回头找他。

我站在他跟前问：“你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眼泪却流了下来。我蹲下去，看着他，问：“你到底怎么了？”

他把酒瓶递给我。我没接。他自己喝了一大口，哭出了声。我默默地看着他哭。他擦了擦眼泪说：“我给你说个故事吧，我亲戚的。”

“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就叫他张三吧。”他这样开始了讲述。

“十多年前，张三在一个小煤窑挖煤。小煤窑条件差，管理更差。儿子生日快到了，张三偷偷地跑到镇上给儿子买礼物。原来想着回去后不耽误下井，谁知路上竟崴了脚，走不动路了。他又没手机，无法告诉班长。等他慢慢地挪回煤窑时，天已经黑了，他才知道煤窑出事了——塌方，据说五个工人给埋在里面了。塌方面积太大，只挖出三个人，还有两个没挖出来，其中一个叫张三。张三愣了好一会儿才想明白：他们的管理太烂了，竟然没有人发现他没下井，以为他被埋在了下面。老板怕上面知道，紧急找来五个人的家属，秘密商量赔偿办法。

“张三就躲了起来。老板和家属们很快达成协议：每个人赔偿40万元；张三和另一个没有挖出尸体的，每人另加两万元，但条件是谁也不准向外说。这个赔偿在当时是很高的，大家都同意了。

“张三也很高兴。42万元，他一辈子也未必能挣那么多。他在外面躲了一阵子，等事情平息了，有天夜里悄悄地回了家。

“你猜结果怎样？”讲到这里，他停了下来，问我。

“他家人一定高兴坏了。”我说。

“错了，老婆把张三赶出了家，还不准他让人知道他还活着。她怕那42万元钱被矿上收回去。”他说，“所以，这个世上就不能有张三了。”

他讲完继续喝酒。喝完最后一口酒，他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哭：“我儿子……我为他和别人打架，他却认不出我了，今天居然想打我。”

我看着他随时要摔倒的样子，很为他担心。他却忽然唱起了歌，是《还要多久才能见到你》，歌词他改了：“我是一个死过的人，每一天都过得很压抑……”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