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餐桌上的清廉

○孟 红（山西）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提倡勤俭朴素，他们自己也都是清正廉洁的典范。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刘少奇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常说：“人在生活方面要懂得知足，现在生活比大革命和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一定要注意珍惜。”他在生活上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低标准要求，积极倡导勤俭节约、节俭持家，在吃饭方面更是如此。

吃“小灶”

1931年至1934年，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克服根据地物资极度短缺的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厉行节俭作为一项既定执政方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省运动。

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全总苏区执行局）号召各工会组织节省经费，减少中央政府对执行局的津贴，裁减秘书处工作人员，尽量节省办公费用。绝大多数苏区干部都认真执行这一政策，“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被传为佳话；“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已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3分、食米半斤。

作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更是带头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号召，积极开展节省运动。

1933年10月的一天中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的杨至成来到全总苏区执行局机关，找刘少奇汇报工作。这时正赶上午饭时间，然而，任凭他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刘少奇的踪影。站岗的战士说刘少奇已经去吃饭了，杨至成便来到了全总苏区执行局机关食堂寻找，可也不见刘少奇的身影。

在食堂吃饭的同志这时也发现，自从食堂为节约粮食改吃“草袋饭”以来，每天中午都看不到刘少奇到食堂来吃饭。有人忍不住嘀咕道：“人家是委员长，说不定在吃‘小灶’呢！”

随即，大家一起分头去找，从饭厅找到宿舍，又从宿舍找到后院，终于在伙房后面的小灶间里找到了刘少奇，只见他独自一人大口大口吃着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叶子。当刘少奇发现大家知道了他的“秘密”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刘少奇确实是在吃“小灶”，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小灶”。炊事员告诉大家：“委员长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米饭，中午就煮些番薯叶子或野菜充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

一天两餐

1934年7月，刘少奇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当时，国民党以百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由于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粮食和盐特别紧缺。为了保证前线部队吃饱饭，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紧急动员，向苏区群众借24万担粮食以供应红军，同时号召后方军事机关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月节约3升米支援前线。

刘少奇到任后，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召开了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会议，阐明节约粮食支援前线的重大意义，建议省委机关食堂由吃大锅饭改吃包饭。随后，省委干部每人都备了一个用席草编织的饭包，挂上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竹牌，由炊事员统一放在锅里蒸，被称为“包包饭”。在刘少奇和省委机关的带动下，驻长汀的各军事机关、政府机关及人民团体，都统一吃起了这种简单的“包包饭”，节约了大量粮食。

一天，刘少奇带着“包包饭”到离省委25公里的古城区检查借粮工作，在路上与村民彭老汉结伴而行。刘少奇从彭老汉口中了解到古城区借粮运动开展得很好，然而群众手中的粮食也不多了，有些家庭甚至几乎断炊。

刘少奇从古城区回到省委机关后，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从前，刘少奇中午总和大家一起在饭厅吃饭，谈笑风生的，可是这一天却迟迟不见他来。起先大家还以为他有事先吃完走了，后来一问炊事员才知道：“少奇同志为了多节省粮食，已改一天吃三餐为两餐了。”

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十分感动，纷纷将一天吃三餐改为两餐，有力推动了全省节约粮食、支援前线的工作。

吃剩菜

1956年6月，刘少奇来到庐山参加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当时，他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工作十分繁忙，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刘少奇整日忘我操劳，担心他的身体，便考虑把伙食改善一点。有的同志主张每餐给刘少奇加点菜。

刘少奇知晓后，对大家说：“我们不能特殊，应该按大会的规定标准办。”他始终严格遵照这次会议规定的标准用餐，有时上顿没吃完的哪怕一丁点儿剩菜，也硬要服务员留到下次给他热一下再吃。

有一次，刘少奇吃饭时发现上一顿吃剩的几片苦瓜没给端上来，便催问这事。

服务员不安地说：“剩下的菜已经……被我们倒掉了。”

刘少奇和孩子们在庐山

刘少奇听后，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都是农民的劳动成果啊，倒了太可惜了。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浪费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啊！”又说：“下次剩下的菜一定不要倒了，要留着下餐吃。”

生日拒蛋糕

1959年11月，刘少奇一行来到海南岛休假。其间刘少奇在海南岛椰林村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与同行人员探讨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一天晚上，炊事员与随行人员商议说：“少奇同志的生日快到了，要不要稍微改善一下伙食？”，没想到这句话被当地同志听到了。

在返京途中，路经文昌县那天，恰巧是刘少奇的生日，省里的同行干部送来一块寿字生日蛋糕，放在他房里。

刘少奇见了，十分生气。他一向反对做寿，从不为自己过生日，这次外出怎么地方接待人员搞起特殊化了？

刘少奇立刻叫来夫人王光美，严肃地问：“这样的做法，你为什么不制止？”王光美如实说：“事先我也一点都不知道。”刘少奇强调说：“党中央早就作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是举手同意了的，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那天，刘少奇气得连晚饭也没吃好。到了晚上，他抓住这个机会对大家进行了教育。最后，他耐心地对大家说：“蛋糕你们拿去吃吧，以后可是要注意啊！”秘书吴振英当即作了检讨并把蛋糕端走。

扣还伙食费

刘少奇习惯在夜间工作，常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候肚子饿了，他就让厨师将自己白天吃剩下的饭菜热一热或下点面条当夜宵。后来，为了不影响厨师休息，他干脆让王光美到厨房把剩饭热一下了事。为此，王光美还得了一个“烩饭厨师”的雅号。

1962年，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我们工作人员夜间工作到12点都有夜餐费，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当然也应当有夜餐费。”于是，他们按规定给经常通宵工作的刘少奇夫妇申请了每人每天5角钱的夜餐费，加进他们的伙食费中，这样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刘少奇的伙食开支是由炊事员和有关人员管理，他和王光美平时一般不过问，所以夜餐补助的事夫妇俩很长时间都不知道。

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多，这件事情有一天被刘少奇无意中发现了，他马上让王光美去查伙食账。工作人员如实向王光美汇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并解释说：“我们想，这是按规定办事，就没有向您汇报。”

刘少奇知悉原委后，虽然理解工作人员的心情，但还是立刻召集他们开了会，十分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应该的。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负责，不能要国家补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请你们计算一下，一共补助了多少钱？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还，补了多少就退还多少，一分钱也不能少！马上给公家退回去！”

工作人员劝说道：“这是按规定办事，以后不补就是了，过去的就不要退还了。”并为难地说，“您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

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

近3年的夜餐费加在一起，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刘少奇提出，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扣一部分，这样一直扣了一年多，才全部还清。

刘少奇夫妇和女儿刘亭亭

学会吃“苦”

刘少奇对孩子一向严格要求。为锻炼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他把3个孩子都送到寄宿学校学习生活。

时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学校伙食困难，孩子们有时吃不饱。看到他们因营养跟不上而身材清瘦、面带菜色，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十分心疼，几次建议把孩子们接回来吃住一段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可刘少奇坚持让孩子们在校与同学们同甘共苦，他指出：“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是有好处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鞭策他们为人民办事做得更好，再不让人民吃不饱饭。”

刘少奇幼子刘源在读书期间，曾发生过吃饭挑肥拣瘦之事。有一次，刘源在校食堂吃枣窝头时，只把红枣抠出来吃了，把窝头扔了。刘少奇在老师所记《家校联系簿》上获悉此事后，铁青着脸对刘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并用毛笔在簿上写下“要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不要特殊化”这15个大字。刘源马上回校向老师认了错。

又有一次，学校给学生发白薯干当饭吃，刘源因吃不下又黑又硬的白薯干便偷偷扔掉了。班主任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家校联系簿》上如实记录，并加以评论。待刘源周末回家后，刘少奇看到老师的评语后，立即将刘源叫来，说：“老师讲得对，这是农民伯伯、阿姨饿着肚子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是一滴滴汗珠换来的，可不容易啊！一点都不能浪费。要珍惜这些劳动果实。你要从小尝尝吃不饱的滋味，将来你们替人民办事的时候，才会站在人民一边。”

女儿刘亭亭曾回忆说：“我们也都吃住在学校，因吃不饱饭，我在学校晕倒了两次，同学的妈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心也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已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妈妈正准备要接我回家时，爸爸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因此我们继续吃住在学校里。”

刘少奇和幼子刘源

有便饭就行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每年都要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等视察调研。他经常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基层。每次外出，他都要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到出差“四不准”：“每到一地，不准人家接送、迎送；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人礼物，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拒收；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在三年困难时期，每次外出视察，刘少奇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谆谆教导说：“无论到哪里，先要同地方的同志讲清楚，不能搞特殊，要注意节约。”

刘少奇严格执行当时中央关于“四菜一汤”招待的决定。他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香烟。

一次外出期间，当地接待人员摆出了4个以上的菜，刘少奇就叫来服务员，说：“这几个菜没有动，请转告大师傅，不是不好吃，是吃不了，请他们别生气，以后少上菜，多了浪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间比较长时，都自带生活用品，尽量吃、住、开会在火车上，不麻烦地方。

1964年7月，刘少奇到山东济南视察。中午，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来款待他。刘少奇见状，脸色冷峻地对招待处的同志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吃好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刘少奇的坚持下，服务员只好把这一桌子菜全撤了下去，换上了简简单单的便饭，刘少奇这才高高兴兴地坐下来进餐。（题图为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