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登族、登地与商周东土邓器*

陈 絜

烝尝祭祖之礼，习见于先秦文献，诸如“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诗经·小雅·天保》），“絜尔牛羊，以往烝尝”（《诗经·小雅·楚茨》），“顾予烝尝，汤孙之将”（《诗经·商颂·那》）者即是。传统注疏之家一般认为秋祭为尝、冬祭曰烝，是最具代表意义的祭祖礼。两周金文则有“用烝用尝”（姬鼎，《殷周金文集成》①2681）、“以烝以尝”（陈侯午敦，《集成》4646）之习语，语词“用”“以”可互训，所述与文献“烝尝”同。金文“烝”字多从米，或作“”，或作“”，足见作为声符的“”、“”二字，读音一致，同为“登”字之异构。表烝祭义的“登”字，于殷墟卜辞又可写作“”，如“其登（烝）于祖乙”（《小屯南地甲骨》②2619）者即是，此形构殆属“”字省形，从廾、从豆的“”则属会意字。此外战国陈侯午敦（《集成》4648）“登（烝）”字作“”，可视作“”形讹体或“”形繁构。以上便是“登”字词义训释的理由及、与四种基本形构的相互关系。

除去祭祀动词，“登”在甲骨金文中往往用作国名、族名与地名，尤其在两周金文中多可读作“邓”。例如河南省平顶山市滍阳镇曾出一簋，大致年代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其铭文（《集成》3775）曰“登公作雁（应）嫚媵簋”，据以可知，登公的族姓为嫚。又如旅顺博物馆藏登孟壶（《集成》9622，两周之际）云“登孟作监嫚尊壶”，属家族首领为出嫁女子作器，其“监嫚”之名亦可证明登氏嫚姓。此均与《左传》桓公十一年郑庄夫人“邓嫚”、《左传》庄公四年楚武夫人“邓曼”之称相吻合，故金文登公、登孟当分别读作“邓公”与“邓孟”，也即《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之邓。两周时期的嫚姓邓国，大致坐落在今河南南阳至湖北襄阳之间，扼控南阳盆地至随枣走廊这一中原王朝与南土间的交通要冲，“中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集成》949，西周昭王）有“中省自方、登”之辞，与方地联称之登，殆与嫚姓邓国有关联，其地当与楚国“方城”（一说即今南阳方城县）邻近。这是我们见到的有关南土邓地最早的文字记录。通行意见认为，两周嫚姓邓国在南阳盆地南缘，也即今襄阳古邓城遗址一带③。是说大体可信。所以，如湖北襄阳（如余岗、王坡、山湾）、钟祥文集镇黄土坡及谷城擂鼓台所出周代登器，就器物年代及所处地域范围判断，归于嫚邓是比较稳妥的。对此徐少华先生已有系统梳理④，可参考。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登公簋盖（《集成》4055），据铭文“登九月”“登公”之辞可知，此亦属嫚邓之器无疑。而陕西武功出土的西周晚期伯氏鼎（《集成》2643），虽为芈姓贵族伯氏夫妇所铸，但以邓历纪时，故与南土邓国相关的可能性自然更大一些，简单说，伯氏应该是楚国贵族而徙居邓国者。

不过某些传世器以及山东昌邑、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出土的部分登器，尤其是年代在商末周初的相关青铜礼器，其国别归属目前尚存分歧。过去曾有学者主张关中另有邓族，那些无法归入南土邓国器的登器应属关中邓氏所有［1］63。是说虽属缺乏证据的悬测之辞，但商周登器来源二途的思考，至今依旧有其启示作用。当然，此类器物的真实源头还得在山东境内寻找，殆与甲骨所载晚商东方登地、登族有关。今从卜辞登地、登族的地望说起，不当之处，祈请赐正。

一、卜辞所见东土登族与登地

据卜辞记载，晚商有登族，于武丁时期最为活跃，其代表人物便是“犬登”，例如：

（1）贞：犬登其，不若。（《甲骨文合集》⑤4641，宾组）

（2）贞：犬登亡祸。（《合集》4642，宾组）

（6）甲寅卜，亘［贞］：呼犬登执豕，。（《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⑦452，宾组）

“犬某”之称于卜辞习见，如犬过（《殷虚文字乙编》⑧383，组）、犬系（《合集》5667，宾组）、犬铸（《合集》5668，宾组）、犬（《合集》27909，无名组）、犬（《合集》27915，无名组）、犬大（《合集》27910，无名组）等。稍复杂的有“某犬某”，如缶犬冓（《乙编》155，组）、犬言（《合集》27923，无名组）、成犬敢（《合集》27914，无名组；29394，何组）、盂犬由（《合集》27907，无名组）、宕犬先（《合集》27904，无名组）、斿犬（《合集》27898，无名组）。结合在成犬毕（《合集》27925，无名组）、在画犬中（《合集》27902，无名组）、在因犬雍（《合集》36424，黄组）诸例可知，名号“某犬某”由地名+职事“犬”+族名构成，“犬某”之称则由职事“犬”+族名构成，后者与大家熟知的“寝某”“小臣某”等称名形式类似。犬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田猎，且任犬职者多出自田猎区周边的土著，殆与其熟悉当地形胜地貌相关。所以“犬登”即为登族之人出任犬官后的称谓方式，且登族族居地极有可能是在“泰山田猎区”周边。

此外，还有径称“登”者，即登族首领之专称，例如：

庚辰贞：左登比，亡祸。

例（1）为纪事刻辞，记录登检视卜骨两对。例（2）则是商王命令登侦视戎地或戎族（戎地近戚，参《合集》20757，殆即《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之戎），同日还有商王会同东土沚族首领沚的占卜记录。例（3）“左登比”为宾语前置句，文义同班簋（《集成》4341）“左比毛父”“右比毛父”，是讲商王希望从左面会同登。同版亦见东土沚族首领伯或⑨，可知当时登族首领“登”或亦活动于今山东境内。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晚商自有一登族，其首领以族名为称，且任王朝犬官以协助商王田猎，同时也受商王之命而参与必要的战事活动。从登任犬职、与沚族首领等东土人物同辞或同版、且曾受王命侦视鲁西南戎地等众多线索推测，武丁时期登族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今山东境内。

晚商有登地，且一定坐落于殷东，卜辞有比较明确的线索，例如：

王其又（祐）于滳，在右石燎，又（有）雨。

即巛（淄）燎，又（有）雨。

王其呼戍（雩）盂，又（有）雨。吉。

叀兀（元）（雩）盂田，又（有）雨。吉。

登燎，叀豚。

叀羊。

叀小牢。（《合集》28180，无名组，图1-1）

上引卜辞主题为求雨之祭，前后内容浑然一体。具体可分为三组：一、二两辞为一组，围绕求雨于滳而占卜燎祭地点，其中滳即东平鄣邑附近之水体；具体行祭地巛，可读为淄，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之淄，也就是今天的柴汶。三、四两辞另成一组，占卜由何人雩祭盂田，其中盂地在今泰山南麓一带［2］。余下三辞又成一组，即占卜在登地燎祭时选用哪种牺牲。这里的登地，自当密迩滳、淄、盂诸地，可在汶水流域一带寻其线索。

再如黄组卜夕卜辞有商王在登地驻跸的占卜记录：

庚戌卜，［在］登贞：［王］今夕亡祸。

图1 “登”地卜辞拓片

就卜夕辞一右一左接续刻写的行款规律言，廌地占卜日与庚戌日相隔一天，鬳地占卜日与庚戌相隔三天。也就是说，从登到廌、从廌到鬳最多都是两天的行程，即壬子在廌，甲寅在鬳。廌即荐地，卜辞又作庆，为十祀征人方经由地，见诸《合集》36553+36550，大致坐落于今山东平阴、东平间。鬳乃甗字初文，《合集》31812、36345 等卜辞又从犬作献，另如《合集》28403、29356 等则从虎作。据《屯南》1032+316 可知，甗地与习见东土田猎地襄关系密切，殆即《春秋》僖公十八年“宋师及齐师战于甗”之甗，其地在今济南历城一带⑩。荐、甗地望我们在其他文字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讨论，于此不作展开。综上可知，登地一定在殷墟以东区域范围内。

戊戌卜，贞：王其田盂，亡灾。

辛丑卜，贞：王其田盂，亡灾。

壬寅卜，贞：王其田向，亡灾。

戊申卜，贞：王其田盂，亡灾。

辛亥卜，贞：王其田盂，亡灾。

壬子卜，贞：王其田向，亡灾。

《左传》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杜注：“邓，鲁地。”［4］77王献唐指出鲁邓大致在今济宁、兖州一带⑫，其说近理。这一鲁国邓地，适与卜辞东土登地坐落范围相契合，所以卜辞所载登族、登地恐怕就是鲁邓之前身。这为商周东土登器的甄别，提供了比较可信的地理基础。

二、商周东土邓器举隅

图2

2.举登鼎。传世举登鼎（图3-1）为立耳柱足鬲形鼎，器腹饰大兽面纹。其形制纹饰、腹足比例与殷墟墓地M1713 所出亚鱼鼎（《资料库》NA0140）、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54 所出亚长鼎（《资料库》NA0118）、郭家庄商墓M160 所出亚止鼎（《资料库》NA0190）等完全一致，为典型晚商器。内腹铸“举登”（图3-1）二字，比照费县朱田镇所出举器铭“举”可知，举登乃举氏又一分族，也就是别居于登地的举族分支。按晚商举族大致盘踞在今济南长清一带，当时举氏各分支则散落在今山东境内。如举在费县；举（盗）在泗水、平邑间；举棘在肥城一带；举则在长清，离母族最近［5］。总的说来，在自然分衍下分族新居地去母族不太远［6］。借此推测，举登之登恐怕就是见诸卜辞的登地，该分支的居地殆在兖州周边，而举登器应该出自鲁地。

图3

3.串嶲登鼎与串嶲登觯。串嶲登鼎（图3-2）为保利博物馆藏品，形制纹饰与举登鼎基本一致，唯柱足稍粗悍，亦属典型晚商器。鼎内腹铸铭文（《资料库》NA1565，图3-2）7 字，曰：“串嶲登作父丁彝。”串嶲登觯旧藏于潘祖荫，有铭文（《集成》6443，图3-3）曰：“串嶲登父丁。”比照二器铭文可知，“登”亦属族氏铭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按“串嶲”晚商器相对常见，如串嶲父丁豆（《集成》4658）、串嶲父丁卣（《集成》5068、5069）、串嶲戈（《集成》10861）等，“串嶲登”应视作串嶲族在登地的分支。程少轩认为晚商嶲族或与临淄境内的纪酅相关［7］，是说应予重视。此外春秋时期古济水以东、平阴以南有齐国属邑酅，即《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之酅，杜注：“济北谷城县西有地名酅下。”［4］264这一酅地也应充分考虑。总之东土有酅是确凿无疑的。又“串”亦为晚商金文习见族氏名号，最需要注意的是冉串觚（《集成》7196、7197），其中“冉串”为作器者族名，“”为祭祀对象，也就是出自族、嫁入冉串族的已故女性⑯。晚商族盘踞于今汶水中游一带，依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及一般通婚范围判断，与族通婚的冉串族当然也不会离鲁中地过远。综合以上线索推测，串嶲之族实为殷东旧族，其中一分支别族徙居于鲁邓，故以“串嶲登”名族。

4.登屰罍。登屰罍（图4-1）1978年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出土。屋脊式盖，盖上有钮。器腹呈四面体，直颈，方圈足。腹两侧各有一个兽头形环耳，衔一圆环。腹前后两面都有一兽头形鼻。该器形制与河南省洛阳市北窑村庞家沟6 号墓所出晚商母罍（《资料库》09780）、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M1149 所出子罍（《资料库》NB1007）同。登屰罍通体饰饕餮纹，有八条棱脊贯穿上下。盖内有族氏铭文“登屰”二字（图4-1）。按屰族器常见，但以传世器居多，其中出土地明确者有山东青州苏埠屯墓葬所出屰爵（《资料库》NB0249）与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墓地M120 所出卣（《资料库》NB0407），相传出自安阳者则有亚屰方彝（《集成》9854）、亚屰勺（《集成》9910）与两件屰戈（《集成》10632、10634）等，此外要注意的是三件屰目父癸爵（《集成》8964—8966）。由屰目器可知屰族曾任王朝目职，为商王侦刺边鄙敌情，而京内所居成员乃屰氏分支，故系“亚”为称，以示与母族之别。也就是说，屰族族居地或在王朝边陲。而前掌大M120 出土卣则说明屰族与任姓史族通婚，依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作为姻亲的屰、史二族，在居地上应该相距不远，可能都在鲁西南一带。另据甲骨文记载，晚商有逆族，其活动区域多在殷东，结合屰爵出自青州苏埠屯墓葬、卣出自滕州前掌大墓葬等线索，大致可推定殷商屰族为殷东故族。所以登屰之登恐怕与卜辞登族有关，其族居地或在屰地，也就是说登屰为登地登族之分支。

图4

学界一般认为大凌河流域所出铜器为商周族群北向拓殖的遗存，甚至认为与文献孤竹国有关。此类说法尚待商榷。其中最大的疑问是，所谓的窖藏坑出土器物除了族属庞杂外，以大型重器为主，几乎不见觚爵等核心礼器。而且器物年代早晚不一，晚商器、西周早中期甚至东周器，掺杂一起。单坑所出固然无法拼凑为成组礼器，即便邻近众坑所出器物全部打乱重组，依然形成不了完整的礼器组合关系。所以大凌河流域所出商周铜器，更像是后世藏家或商贾因战乱等原因而埋藏于此。这批器物，从其族属判断，多数与东土故族相关，包括史、鱼、、串嶲、何、冉、庚、亚、義、舟、亚微等。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晚商登屰类铜器或出自鲁西南。

5.登爵。传世商器，上海博物馆藏，形制不明，仅铸族氏铭文一“登”字（《集成》7478，图4-2），归入东土登器应该更合理。

在此需要进行说明的是，以上六组七器尽管都有一“登”字，但未必是同亲缘组织之器。若纯粹以复合氏族徽铭文加以系联，恐怕会弄巧成拙。合理的推测是登盉、登爵、登屰罍与簋可能出自登地的核心族氏登族，而举登、串嶲登则是迁徙于登地的东土异血缘团体。我们不能忽视族氏铭文中的地名要素，更不可过高估计晚商时期亲缘组织的规模。

除了上述诸器，尚待讨论的还有洛阳北窑西周墓所出登氏组器，以及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M163 所出登仲尊和传世登小仲方鼎诸器。当然盂爵铭文所涉及的“登伯”是否为嫚邓，亦须再斟酌。

1971年5月，洛阳博物馆在洛阳瀍河西岸的北窑村南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土坑竖穴墓，墓向为353°，有腰坑，有殉犬，为典型殷遗墓葬。椁内出铜礼器9 件，计鼎1、簋1、卣1、尊1、斝1、觚1、爵2、觯1。卣、尊、斝、觚及其中一爵，均铸“登作尊彝”4 字铭（图5）。也就是尊、卣为一组，斝、觚、爵另成一组，成为该礼器组合的核心要素。此亦属商遗墓葬礼器组合的典型特征。觯与另一爵则分铸“戈”“戈父己”铭［8］。由此可知墓主为“登”，随葬“戈”族器或另有其他原因。这里的“登”字一般理解为墓主私名，但商器与周初殷遗器不乏“族氏名号”+“作尊”或“作彝”之类的例子，如“爻。作彝”（甗，《集成》831）、“。作尊”（鼎，《集成》1767）、“。作彝”（卣，《集成》5025）、“天。作从”（尊，《集成》5688）、“或。作父丁宝尊彝”（鼎，《集成》2249）等，所以“登”为族名似更契合墓主的殷遗特征，他就是从东土登地迁至洛邑的登族“宗氏”首领。而且北窑墓地本身就是殷遗各族首领的聚葬地，目前见诸考古资料的至少有朿、方、、皇、亚、庚、史诸东方故族首领之墓［6］，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登作尊彝”之登更有可能是东土族名。

图5

姬周王畿区所出西周早期登族器还有张家坡井叔墓地M163 所出登仲牺尊两件（其一仅存盖），铭文均作“登仲作宝尊彝”［9］（图6-1）。此外还有出土地不明的传世器登小仲鼎两件（《集成》252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器；《资料库》NA1828，流散于瑞士），其铭文曰：“登小仲隹友得，非敢，用作厥文祖宝，用尊厥辟福于向（？）宫。”（图6-2）这两组器物恐怕还是与东土登族有关。至于人名用行字“仲”，即如东土朿族迁至洛邑后有家族成员称“朿叔”（甗，《集成》896；卣，《集成》5303），体现的恰恰是东土殷遗徙居周王朝中心区域后对周文化的吸纳，以达东西族群融合之目的。

图6

最后争议较大的还有盂爵（图7-1）中的“登伯”。按盂爵为传世成王器，前后辗转于王味雪、陈介祺、毛淑美众藏家之手，最后归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辅。盂爵有铭文21 字，曰：

图7

就形制及纹饰言，该爵为商末周初最为流行的样式。而铭文“王初（祓）于成周”语，则有助于其年代的精确判断。

按琉璃河黄土坡M253 所出圉器（甗，《集成》935；簋盖，《集成》3825；卣，《集成》5374）、辽宁喀左小波汰沟所出方座圉簋（《集成》3824）等，均有“王（祓）于成周”语，这些器物其年代均在周初。而晋侯墓地所出叔虞鼎铭（《资料库》NA0915）则曰：

就铭文内容推断，叔虞鼎年代非常明确，应该在成周建成之后、叔虞封侯于唐之前所铸。此中同样提及“（祓）在成周”，所以周初所见以周王在成周行（祓）礼的大事纪年的器物恐怕均应归入成世。至于“初（祓）于成周”与“（祓）在成周”是一次还是两次，可以再讨论。总之，将盂爵年代卡在成王时代问题不大，陈梦家的说法要重视［1］63。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殷墟卜辞中的登地就是指《左传》隐公十年鲁齐郑三国“盟于邓”的兖州附近的鲁邓，卜辞登族就是指盘踞于鲁邓之地的首领之族。而商周之际的登器，多属东土登族或居住登地的其他族氏组织的遗物，西周早期的姬周王畿内的登器也基本是东土登族西迁后的遗存，与南土嫚姓邓国关系不大。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文中简称“《集成》”。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1983年版。文中简称“《屯南》”。③此观点参见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年第3 期，第89-96 页；周永珍：《两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考古》1982年第1 期，第48-53 页；唐兰：《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0 页；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考古》2013年第5 期，第62-75 页。④参见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考古》2013年第5 期；《论近年来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古文字研究》第25 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⑤中国社会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文中简称“《合集》”。⑥“”字据成套卜辞《合集》8564 补，武丁时期方主要活动在今山东一带，想必是殷东旧族，所谓西北少数部族断无依据。⑦许进雄编：《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9年版。文中简称“《怀特》”。⑧董作宾编：《殷虚文字乙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3年版。文中简称“《乙编》”。⑨历组“伯或”即沚或之异称，沚地在鲁中一带。参见陈絜：《“伯或征卲”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 期，第4-19 页。⑩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卷三，《丛书集成》（中华书局补足本）3048 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 页。⑪李学勤、齐文心、艾兰主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中简称“《英藏》”。2294 有“叀王射鹿”之田猎占卜记录，同版又有“叀马呼射”“其至……祊，亡灾”之辞，其中马即东土原山一带的马族，祊地则在商邑（山东东平接山镇鄣城村）左近。又《合集》29334“叀田”与“叀成田”对贞，其中成为汶水中游沿岸地名，所以地也应该在山东境内。卜辞、二地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讨论。⑫转引自孙敬明、赵仲泉：《山东昌邑出土商代邓共盉稽考》，载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9 页。⑬按“嶲”字亦有学者释作“鸡”，今暂不取。⑭“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制作：《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文中简称“《资料库》”。⑮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⑯武丁宾组卜辞有“挚其以”（《合集》1087）、“挚弗其以”（《合集》1088）之占，此中为生称，是讲殷东挚族向商王进献族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