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论孙健忠《舍巴日》中的乡愁乌托邦建构

马小惜，谢卫平

（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 411104）

一 舍巴日与乡愁乌托邦

现代社会是现代化的社会、现代性的社会，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展开与实现，现代性首先是一种观念与态度，一种与过去决裂注重现在、未来的观念和态度。［2］52现代性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历史性的自觉，历史性意味着一种条件性、过程性、流动性和生成性。“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马克思看到与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变动。这或许也是孙健忠离开湘西故土迈入现代社会时的感受。

当人们离开自己所在的场域、状态，甚至不得不频繁地变换场域、状态。故而，现代社会的人几乎都成了异乡人。乡愁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现代人最内在、最本质的心理，也是人类离开故土后的迷茫感。因此，乡愁也象征着人们对原始能量的向往和重新建立联系的渴望。孙健忠的整个创作与他最熟悉的生活和人们紧密相连。他热爱故乡，曾直言“我学习创作是同我对故乡的那么一种感情分不开的”［4］。

孙健忠的创作并未止步于对故乡的怀念，而是持续关注土家族人的生存境况，这源于其深沉而强大的乡愁乌托邦冲动。乡愁乌托邦一方面对“往昔”进行怀旧式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对“未来”进行前瞻式的美丽憧憬，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乌托邦精神家园形态。乌托邦指的是人类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追求与想象，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存在，是理想中的完美事物。中国文学和艺术用乡愁承载中国社会20 世纪以来的乌托邦冲动。因为在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完美的社会、完美的世界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于是用“过去”表征“未来”的乡愁式乌托邦成为契合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感觉结构和情感结构的乌托邦审美表达。

孙健忠在《舍巴日》中表达了其对湘西民族精神文化的变迁和思考，其间对故土家园的反复吟咏，旨在使怀旧变得有未来，赋予乌托邦以当代承载，构建了乡愁乌托邦。《舍巴日》故事围绕湘西里也村的独眼老惹一家展开。老惹是固守传统农耕文明的老一代，正准备以耕田兴家；儿子宝光、宝明、宝亮是迈向现代文明的新一代，宝光、宝明为了反抗固守土地的命运，出走远方，迈入现代城市，一个开汽车、一个烧砖和给人盖房子；掐普代表原始文明的一代，她来自十必掐壳（小野兽和大森林），老惹为留住跃跃欲试打算离家的宝亮，将其求娶至里也，而宝亮却在马蹄街的猫记饭铺做短工，并与饭铺的少老板娘岩耳婚外相爱。孙健忠通过这三组人物形象，将三个不同层级的文明聚合到一个叙事空间中，使不同文明之间产生碰撞，在对碰撞的反思中再现了一部民族悲剧史诗，展现了其深沉而强大的乡愁乌托邦情感冲动。

他在作品结尾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部壮丽的史诗，不如说是一部伟大的悲剧，即使以喜剧开场，也必然以悲剧告终。”［5］603尽管民族文化“进化”是必然的、无可选择的，但“进化”并不代表绝对正确，旧日不总等于错误、落后、野蛮。如果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延续、优化传统文化时，没来得及厘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时，旧世界便陷入消亡的险境，这将是最令人痛心的民族悲剧。为避免此种境况，他在作品中构建出来的乡愁乌托邦延续传统中的精华，挖掘传统文化的未来出路，以探寻重新构建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完满世界的可能，为未来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建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思考。

二 现实：被打破的“身土不二”困境

孙健忠以乡愁意识细细描绘了湘西土家族的现实、土家族人的现状，开展了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身土不二”［6］，是指吾身出于此土，身土不可分离。这种文化观念的根源是农耕传统文化，认为人只有与其生活的环境、文化相互协调一致，处于和谐的状态下，才能达到幸福而完满的存在。而当时传统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影响，于是土家族人被迫陷入身土分离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土家族人主动背离故乡踏入更先进的现代社会，还是在原来的乡土社会被动接受各种文化、思想、先进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发展策略的现代文明，他们都远离了物质、精神层面的故乡，远离了本真性和统一性，失却了本体安全感，沦落为漂泊者、异乡人。代表不同文明的掐普、独眼老惹、老惹儿子们都处于身土分离境况下，遭受着求而不得、得有所失的离乡与返乡之困境。

（一）离乡困境

社会转型时期，外部世界迅猛发展，受到城市的召唤，为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土家族人的离乡成为必然。但离乡也意味着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掐普在原始社会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日夜守护一个火堆，只是为了不让风雨把它吹灭。故而掐普受到友人的鼓动，从家乡出走，去住不透风雨的大瓦屋、穿布缝的衣、吃可口的食物。她离开家乡十必掐壳，到了啊撮（岩洞住屋），再到麦岔（好晴天啊），终于如愿以偿到达目的地——里也（可耕种的土地）。她的这条跋涉之路，象征的是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路。同样一条路，这个民族需要长行几千年，而她在现代社会的飞速引领下，只走了几十天，便阔步迈向了文明世界，穿上了新胶鞋和带花的的确良衬衣，喷上了香水。可她因不愿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无法融入新的集体，成了边缘人。第一层壁垒是语言，里也人听不懂掐普说的话。“她说的是古老的巴语，里也人只听懂一半，另一半既然不能言传便只能靠意会了”［5］555。第二层壁垒是文化，因文化差异导致掐普与十必掐壳之外的人无法相互理解。掐普知道宝亮在马蹄街有了外遇，为了夺回宝亮，要求与“现代物质文明的样品”岩耳以土家族古老的“神判”类巫术文化原则，用投剑、划土船、打野猪等十必掐壳的日常活动来一比高下，掐普身上的野性与淳朴，面对的是嘲弄和耻笑，她变成了岩耳等人嘴里的“是一个吃肉连毛、吃酒连糟的野人”［5］564，更加凸显了她作为他者的尴尬处境。

宝亮在马蹄街做工，想拥有本钱后经商赚大钱，结果因可能伤及他人利益被陷害，险些被判杀人罪。宝光、宝明不满老惹的守旧，要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开启新的生活，当他们再次回到家后，一连睡了七日，做梦的时候还一边哭泣，一边说着梦话：“唉，我累，我累，累……”“我怕，怕，怕……”“真不知道，当初我们为什么要跑到这个鬼地方来？”［5］592他们二人的梦言呓语使读者深切体悟到离乡的土家族人在现代社会艰苦打拼时身心上的疲惫不堪，而更深层次的，则是对初入现代文明的忧虑。

该惩罚因子随着进化代数增加而逐步递增，可以确保算法在运行初期利用较低的惩罚力度维持个体多样性，后期则通过提高惩罚力度加快删除不合格个体。

（二）返乡困境

无法融入“高”于自己故乡文明层级的社会，一部分人选择回到故乡安顿自己的身躯与灵魂。但返乡也难以亲近本源，重返故土的掐普等人发现故乡已颓败，或已消失。

首先是物质层面故乡的消逝。在小说的结局掐普意识到自己本不该来这里，她必须回自己的那个世界去。但是，掐普翻山越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部落、亲人、大森林和小野兽了，一切都如云烟一般消逝了。不管是小说中的十必掐壳，还是现实中湘西的原始地带，都被城市化进程渗透。

其次，是精神层面故乡的消逝。依附于乡土中国农业传统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也无法逃脱被现代性影响的命运。独眼老惹是个做阳春的里手，田土是他的人生信仰，正当他打算在田土上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时，三个儿子都投奔现代社会而去，他拼尽全力也败给了运用现代技术务农的大老王，“他在春天做的那个梦已经完全破灭”［5］598，面对着自己的水田随时可能被大老王转走的危机，他彻底感受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宝光、宝明做梦都想着回家，但是回到家后没有重新建立和家乡的情感联结，甚至来不及与亲人过一个团圆年，便马上受老惹无可捉摸的“时代”驱使，救火一样回到外面的世界了。虽然家乡让他们感到无比亲切，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

马蹄街居民的心灵在金钱欲望的摆弄下，逐渐被腐蚀与毒化。那里的商人都是心怀不轨之辈，他们贩卖的油掺了水，白盐不足称，酱油里生蛆，糕点上长霉。猫儿饭店的老板对自己残障的儿子无情无义，保住儿子的命只是为了留住能够赚钱的儿媳，为了能多赚钱，放任客人调戏儿媳，配合西尼噶构陷宝亮。西尼嘎只因调戏岩耳不得，便为猫老板出谋划策，栽赃杀人的罪名给宝亮，意图拆散岩耳与宝亮，甚至害死宝亮。在金钱的诱惑下，人们的心灵逐渐异化。

老惹说：“鱼离不得水，雀鸟离不得林。”［5］579身土相契才能让人拥有本体安全感。孙健忠通过老惹之口，揭示了这场离乡与返乡困境的根本原因。故乡是每个人的家园乐土，但是故乡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都已摇摇欲坠，单面性、单向度的故乡已不可得。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意图跟上时代潮流，融入正在快速崛起的城市，却可能被抛入精神上的迷茫与失根状态，因城市的精神文明尚未跟上物质财富增长的步伐。在进退两难的境况下，老惹、掐普们要往何处去？孙健忠在作品中不单单是通过缅怀已经逝去的文化岁月、生活方式来进行现代性批判，而是更进一步构建了面向未来的乡愁乌托邦。

三 超越：面向未来的乡愁乌托邦

正如孙健忠所言“回忆和想象是创作的两个翅膀”［5］612，他以自己深切的民族情怀去审视和观照湘西土家族的历史和现实，在《舍巴日》不同文明层级土家族人的离乡与返乡困境中，思考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进而思考人类整体的存在和未来远景。孙健忠面对现代化的立场不是保守的，更不是激进的，他清晰认识到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之必然。同时，他也敏感地察觉到在当时“进步”的绝对话语权之下人性的危机。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于是他在怀念美好往昔时，在歌颂和赞美湘西民族精神文化的优良传统时，没有一味沉浸在一个民族曾经超稳定的社会状态里。而是在转向过往、怀旧的同时，开展前瞻式的、直面未来的乌托邦憧憬，热切希望民族精神文化中优质的部分能够承袭下来，甚至能够逐渐优化，为解决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作出可能性的尝试，探求人类未来的发展之道。

（一）延续传统文化，打破一元现代性

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民族史日益成为世界史，高效率、标准化、整齐划一取代了文化的个性化追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被消弭。［2］60甚至一些国家把西方现代性文化奉为合理性存在，片面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放弃本民族现代性发展的文化逻辑，在西方现代性面前放弃了对本民族文化独立身份的确认。［7］无根成为这些民族人的日常生命状态。要摆脱漂泊无根的状态，需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异质性和完整性，即保护自身的历史原脉和精神传承，传承、发展民族文化传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历史传承、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质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对本民族现代性身份的积极确认，以此打破一元逻辑。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自称是一位文化保守派，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推崇神圣感、敬畏感和秩序感的社会，应该诉诸一种传统的统一性、聚合性与稳定性的“保守”取向。［8］传统的风俗、习惯、管理、巫术等规范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维持神圣感、敬畏感和秩序感的基石，能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视其为毋庸置疑的存在，为人们提供相互维系良好关系的基础，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认同，应该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舍巴日是土家族歌舞酬神的传统节庆活动，在作品中，其是否被记忆，代表了土家族传统文化延续与否。忘记舍巴日动作的里也，没有留住文化的根，因此他们的日子是“痛苦总是多于欢乐”［5］598。而十必掐壳人人都会跳、爱跳舍巴日，舍巴歌不停，则舞不歇，“从混沌世界张古老治天、李古老治地的人类起源唱起，唱到八兄弟捉雷公，洪水滔天，人类灭绝，兄妹成亲，再唱到人种延续，天地再造，日月重光，偷得火种，战胜毒蛇猛兽……”［5］530。这意味着十必掐壳承载了土家族原始文化，也是作品中传统的与世隔绝、回避政治的乡愁表征。部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如果不是掐普出走，可能还要继续延续几千年。传统的风俗文化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精神上的安全与富足，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掐普和她的乡亲们在家乡，虽然物质贫瘠，但总是“欢乐大于痛苦”［5］530，甚至在“任何时候都很快乐”［5］600。尤其是他们跳舍巴日的时候，“每当太阳落山，大森林中的空地上，一堆堆篝火点燃了。天空、森林和人们都被烧得红彤彤的。到处是生命的跃动，是力的流泻，人和自然完完全全地融合为一体”［5］601，这一场景充分体现了当他们身处传统文化中，内心愉悦与幸福的感受。

概言之，在孙健忠构建的乡愁乌托邦中，传统文化应当是延绵不息的，方能助人类突破一元现代性的重围，迈入多元现代性。从作品主角的掐普名字含义，便可一窥其用意。代表原始文明的掐普名字与土家语称呼祖父的“阿普”“爬普”读音接近，可见掐普还有比起本义“花儿”更深的含义，指老祖宗，指民族历史、文化的渊源。［9］当然，保留土家族的历史和精神是在传统文化步履维艰时的痛心呼吁，是民族进步时的可行路径，并非全盘保留、故步自封。老惹固守传统农耕生活方式所遭受的挫折与失败，证实了《舍巴日》中的乡愁乌托邦不只是怀旧，而是守正创新。

（二）重建伦理关系，挣脱自我主义

变动不居的城市化世界，无法为村民提供类似家庭、家族和村社那样的共同体所能提供的一切，其所给出的生存法则类似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和“等价交换原则”［10］，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处于紧绷、对立的状态。但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恰恰是通过进入种种关系，完整本质才逐渐在其生命中得以昭彰”［11］。真正的伦理关系是没有企图、所求和预期的，只有作为主体的“我”带着自己的全部存在与他者的全部存在相遇，也就是人与他者建立真正主体之间的对话式的关系。这个他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棵树。人与所有的他者建立相互平等的关系，方能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

在十必掐壳，人与自然、与人、与自我之间和谐共处。他们充分享受大自然的赐予，从不试图驾驭大自然，也不需要像奴隶一样经受土地的折磨。他们真诚友善地活着，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情感让十必掐壳人凝聚成极具亲和力的群体，避免了人们之间的怀疑和猜疑，阻止了相互伤害的可能，人们始终处在高度的确信、信任和认同中。

1.无亲疏性的称谓。掐普刚到里也，便感到十分苦恼。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喊人，里也喊人要分出男女，又要分出辈分，分出远近亲疏。但是，她在十必掐壳只要知道母亲叫“阿妈”，父亲叫“舅舅”，长辈一律叫“木斯阿巴”，平辈都叫“阿耶阿地”。从称谓不分亲疏，便可看出，整个部落人与人之间不分你我，亲如一家。

2.财产公有。十必掐壳的人分工协作，男人进山打猎、下河捕鱼，女人或出去摘野果子，或留下带孩子、烤兽肉和守火堆。“财产全为公有，平均分享，从不需要积攒，因而不知道什么是掠夺、偷盗和欺骗。为了部落的繁荣，人人遵守纪律，平等，互助，友爱。”［5］600没有私有欲望，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合作共享的模式，彼此依赖，团结互助。

3.个体的本真性。活在健康、稳定群体中的人，其存在是一种本真性的存在。掐普在小说中并非纯粹的文化符号，她是一个较为丰满的人物角色。在现代观念看来，她或许有很多缺点，但她淳朴善良、敦厚真诚、重情重义，浑身洋溢着丰沛的生命力，属于孙健忠笔下的典型土家族人，拥有土家族人的良好品性。尽管有人嘲讽她是“野人”，她依然友好待人，慷慨教授里也人跳舍巴日，踏实勤奋跟着老惹干农活。她伤心于宝亮不爱她的事实，选择自残以宣泄内心的痛苦。后来，宝亮出于同情与她同床共枕时，她便为爱人跳了一整夜的舍巴日，表达自己满腔的爱意与欢欣。掐普身上四射的生命激情，是对自身圆满人性的一种倾泻。可见，身处伦理关系中的人，其精神世界高度充盈，拥有作为人类的主体性、目标、价值与意义，不至于沦落成为失却精神层面的“单向度的人”。

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12］孙健忠通过构建的乡愁乌托邦，回答了如何改善人类生存境遇的问题，以此为现代人类的存在提供一种超越的可能和指向未来的乌托邦表现图景。他的前瞻性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下中国现代性建构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孙健忠在《舍巴日》中表达了对土家族人、对现代人群体生存状态的关心，不忘本来，面向未来。他在回望故乡时，充满了对本民族的深刻眷恋和灼热的希冀之情，以期通过传承传统文化、重建伦理关系，使个体从生存焦虑的羁绊中解脱，恢复民族精神，丰盈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保留农村田园诗般的风光，从而实现更加理想、更有人文与生态关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