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杂性视角看指挥决策

王 统 丁 超 刘爱民 李 林

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进逼江东。当时盘据江东的孙权面临着战与和的选择。孙权臣下的主和派与主战派分别从不同角度去预测战争的胜负。主和派利用线性思维的方式，依据双方人数的众寡，得出了“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的结论。而主战派则从复杂性思维的角度出发，准确分析出曹军实力强大背后的隐忧，并得出了“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的结论。不同的判断最终导致不同的结局，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战争？

孙权利用了曹操的弱点，以较少的兵力赢得了赤壁之战

指挥决策中的线性思维

线性思维，也可以表述为简单思维。就是利用简单的、确定的原理来分析和说明复杂的世界，用公式来表达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存在的联系。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在许多战争实践的指挥决策中有着广泛地运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根据人数多少来衡量战斗的胜负。在冷兵器以及热兵器时代早期的战争中，参战力量主要是步兵、骑兵、战车兵，以及水兵等，不同兵种之间，以及兵种内部不同单位之间，相互依赖性不强，不能构成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主要通过排兵布阵的方式将己方的作战能量释放出来，以力取胜的特征比较明显。此时，人数的多少是衡量战斗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新式武器的不断发展，虽然战术不断创新，但战前进行作战力量的对比计算这一传统则一直保存至今。比如进攻方与防御方的兵力对比要大于3∶1，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存在着武器装备代差的双方若继续依靠人员数量的3∶1来衡量战斗的胜负，则会得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注重武器装备质量、士气等其他因素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在战前分析力量对比时，也不再仅仅考虑数量的多少，而开始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俄军在筹划组织战斗的过程中，就有一套力量对比计算的方法。主要从摩步排、坦克、火炮及迫击炮、反坦克武器四个方面的数量和质量对比进行计算。比如对坦克的计算，假设进攻方有10辆坦克，防御方有6辆坦克。若进攻方每辆坦克的战斗力值为1.5，防御方每辆坦克的战斗力值为0.8，则力量对比是10×1.5∶6×0.8，而不是5∶3。此时力量对比是15∶4.8，大于3∶1，取胜的概率较大。这种计算方式较传统的方法，又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还是停留在线性思维的模式中。

简单复制过去的经验与准则用于新的战争。公元前205年，韩信率3万汉军，越过太行山，准备对赵国发起攻击。赵军主帅陈馀准备在井陉口抗击韩信的进攻。在战前筹划中，李左车认为，韩信兵锋正盛，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其锋芒，攻其弱点。利用井陉口通道狭窄的特点，选3万奇兵，从小路去拦截韩信的辎重部队，而正面部队则高筑营垒，不与其交战。待汉军作战能力大大降低之后，再与其交战。而赵军主帅陈馀则坚持认为，“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能，千里袭我，亦以罢矣。今如此避弗击，后有大者，何以距之？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陈馀没有采取李左车的建议，打算用堂堂之阵的方式，在井陉口与汉军决战。而汉军则没有按照赵军设想的方式进行决战，最后大败赵军，取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

过去的经验与原则对现在的战斗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运用之前要考虑整个战场形势是否相似，特别是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是否和己方预测的一样。陈馀坚持《孙子兵法》中的“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的原则，使得韩信认为有机可乘，“乃敢引兵遂下”。可以说，准确预测敌方行动，才是借鉴以往作战经验的重要基础。否则易于陷入“纸上谈兵”的风险。

线性思维容易忽略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

忽略不确定性对行动的影响。不确定性是战争复杂体系的固有特征，而在线性思维中，则往往容易忽略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领100多万军队，水路并进，浩浩荡荡杀向东晋。经过一系列前期交战，秦晋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东晋将领谢玄对前秦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虽然前秦军队中有将领认为这样不妥，不应退却半步。但苻坚认为，如果不退，东晋军队可能不会渡河，只能隔河对峙。若稍做后撤，待东晋军队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再利用骑兵发起攻击，则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苻融也认为这个方法可行，前秦军队逐开始后撤。此时，前秦朱序在军阵后面则高声呼喊：“秦军败矣！”普通士兵不能判断情况的真假，“秦兵遂退，不可复止。”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序在阵后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军心，前秦军队待东晋军队半渡而击之，则淝水之战可能是另一种结局。苻坚与苻融虽已构设好了下一步的行动，但忽略了突发事件的影响，并且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最终导致了全军溃败。

对于线性思维而言，作战体系内的系统、单元和要素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固定的关系，其只会导致确定性事件的发生，而具有随机性、模糊性、适应性等特征的不确定性事件较少发生，并且就算发生，对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影响也不大。但有时在实战当中，情况并非如此，往往突然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可能导致战争的胜败。

从复杂性角度分析指挥决策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新型作战力量的不断涌现，战争日趋复杂，不能再用线性思维的方式去设计和进行战争。应借鉴复杂性科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用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未来的战争。对于指挥决策而言，同样需要从复杂性理论中探寻未来的制胜之道。从复杂性角度来研究指挥决策，可以根据复杂系统的三个性质：关联、反馈、相变，来进行分析。

关联关联或称之为“作用”，是作战体系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个体之间建立联系，并相互影响和制约。现代战争中，交战双方在构建作战体系时，都会包含有许多不同的作战单元和个体，这些个体之间也要发生信息的交互，以及相互协同。不同个体之间的协同效果好，就能够达到1+1＞2的效果，否则也有可能出现1+1＜2的情况。对于指挥决策而言，就是要建立不同个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在传统的军事实践中，计划协同是大多数国家军队最常采用的协同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操作简单，但缺点是在面对突发情况或与上级失去联系时，不同个体之间可能无法建立有效的协同关系，将陷入各自为战的境界。俄军在车臣战争中，非法武装分子就曾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在两个平行运动的俄军分队中间穿过，并朝双方开枪，造成这两个分队在无法互相沟通的情况下不得不相互射击。因此，指挥决策中要考虑如何建立体系中所有个体之间的关联。

同时，在作战中，某一个体的行动还会受到周围个体行动的影响，就算不和周围个体发生直接的信息和能量交互，但如果周围的个体发生行动失调、进退失据等情况，都会对体系中其他个体的行动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指挥决策中还要考虑，如果部分个体发生无序运动，该如何把控全局。

反馈反馈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通常是指系统的输出又返回到输入端，再次进入系统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并对系统功能产生影响。在作战过程中，反馈可理解为前一阶段的行动对下一阶段行动的影响。例如，俄军在作战过程中，通常会将作战任务区分为当前任务和后续任务。在完成了当前任务后，此时可看做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输出。而后指挥人员再根据这个结果，作为初始条件，投入第二梯队，开始实施后续任务。

反馈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是增大现实与目标之间误差的反馈，而负反馈则是缩小现实与目标之间误差的反馈。在作战前，攻防双方都会制定作战目标，同时会把作战过程划分为若干个作战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有各自的目标任务。例如，第一梯队在发起冲击前都要在敌障碍区中开辟通路，如果将开辟10条通路作为先期作战的一个目标，而实际中只开辟了6条通路，那么根据负反馈的特点，要不断检验系统输出值与预期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此时距离目标值还差4条通路。负反馈再将这一偏差值输入系统，引导系统及时纠偏，缩小差距。负反馈的主要作用，就是让系统输出值与预期目标值基本一致，并保持稳定。对于指挥决策而言，就是如何利用正反馈和负反馈的作用，保证己方系统实施负反馈循环，而敌方进入正反馈循环。

水与冰的转化就是相变

网络中心战的提出加强了个体之间的关联，使个体在缺少上级指挥机构介入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做出正确的决策

相变相变，就是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变化。哲学上说，量变的积累会引起质变的飞跃。在复杂系统中也是如此，当系统内不同个体之间一直向着某个方向进行反馈，将导致整个系统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达到临界状态后，整个系统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军处于进攻态势，而盟军则处于防御态势。而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此时双方攻防态势开始出现转折。可以说，中途岛海战是一个相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军由攻向防转变，而盟军则由防向攻转变。对于指挥决策而言，就是要在利用好系统关联、反馈的基础上，把握事物变化的临界值，引导己方向有利于自己的状态发展，同时使对方向不利状态发生相变。

除此之外，系统复杂性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涌现，是指系统的性质发生了相变，产生了新的性质。可以说，涌现也是系统复杂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系统有可能经历“静态——动态——静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涌现出新的性质或功能。而且，系统内部的不同个体之间，也会根据各自的需求，自动建立协同关系，并推动着整个系统向某一方向发展变化。虽然这些个体的行为是无序的，但在整体上看可能导致系统的有序发展，最终导致系统涌现的出现。指挥决策中，要关注那些由个体无序行为导致的系统有序发展，及时把握系统的不确定性。

应对战争复杂性的几点思考

指挥决策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决策失误，指挥失调，将导致作战行动产生无序和混乱，最终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而现代战争中，人工智能、大数据、迭代学习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指挥决策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大大增加了指挥决策的复杂性。从指挥决策的角度来说，要应对未来战争中的复杂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加强个体之间的关联。体系内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系统发生涌现的基础，就是这些大量的、简单的关联，导致了系统由无序向有序发生变化。在传统的树状指挥结构中，不同的被指挥实体之间缺少直接的联系，相互之间形成合力则需要上级指挥机构居中协调。而在现代战争中，继续采用这种方式则难以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而且在己方指挥枢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可能造成体系的崩溃。因此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个体之间的关联，在缺少上级指挥机构介入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做出正确的决策。当前，为了加强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系，美、俄军队都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的概念。俄军认为，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求，必须要从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转变，而网络中心战则通过仙女座-D、星座-2015等一体化战术指挥系统，将参与军事行动的单兵、坦克、飞机等所有作战单元连接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在战斗中共享情报信息，并根据不同装备的功能特点合理分配作战任务，快速形成对敌力量优势，从而达成作战目的。

应对战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充足的准备，甚至主动出击，才能赢得战机

把握关键，形成反馈循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是我国古代战争中对选择关键目标的一种朴素表达。而在现代战争中，去中心化、网络化的发展，就算消灭了对方的主要指挥人员，也难以破坏敌作战体系。作为决策人员，先打击敌要害目标，可以达到加快战斗进程，减少战斗损伤的效果。但目标的选择除参考以往实践中的指挥所、通信枢纽、交通要道外，还可以从如何实施反馈循环的角度来考虑。让对方的作战体系产生正反馈循环，是加速体系崩溃的一个有效办法。例如，进攻一方需要开辟数条通路，而防御一方使得进攻方无法开辟足够数量的通路，则前沿攻击力量就不能按时通过通路，将造成在防御前沿长时间滞留，同时还大大削弱了与友邻之间的协同。具体来说，造成对方作战体系的正反馈，可以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利用对方体系中的正反馈循环，将其扩大，导致整个体系崩溃。所有的作战体系中都会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只是某种反馈占据主导地位。对抗中应该及时发现，并围绕着对方作战体系中的正反馈做文章。二是通过对关键目标的打击，在对方作战体系中形成新的正反馈。这就是通过破坏敌人作战体系中的关键部位，使其丧失部分功能，从而对整个体系产生影响。例如摧毁对方的侦察系统，使其火力打击力量难以发现目标，而己方的侦察系统则能准确发现敌方目标，并能实施引导打击。

有充足的应对措施，能够掌控战场上的一切变化。复杂系统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由于大量个体的无序运动可能会形成涌现，造成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因此，从复杂性视角审视指挥决策时，还要做好准备，能够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问题的发生。一是能够应对对方造成的不确定性。例如，俄军在战前组织作战协同的过程中，会预想对方可能采取的多种行动，并制定应对措施。俄军对这些情况的判断，也不能确定一定会发生，只是如果发生这些情况，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二是能够应对己方体系内部涌现出的不确定性。例如，战场情况突然变化，在战前筹划中没有拟制相关预案，这时就要考验指挥人员的能力素质，在初有端倪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发现，并能准确分析判断情况，做出决策。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派张辽屯驻长社，在临出发前，军营中有人谋反，利用夜间放火并大声呼叫，对全军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张辽则对左右的卫士说：“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于是传令军中，不想造反的都坐下，很快便平定了骚乱。

同时，被动应对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不如主动作为，促进对方作战体系内涌现不确定性。这也是复杂性理论运用于指挥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海湾战争中，美军避开了与伊拉克军队之间的正面交战，通过大规模空袭削弱了伊军的抵抗能力，这些都造成了伊军作战体系中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