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戏剧形成视角下《安息王子》的民族意识研究

2023-02-23 01:16丁佳雯贺安芳
戏剧之家 2023年3期
关键词:弗雷埃文斯瓦尔

丁佳雯,贺安芳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300)

美国的戏剧文化在今天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是它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在讨论美国民族戏剧的形成时,人们喜欢用“第一”来描述,拥有“第一”头衔的作品似乎拥有更多的美国独立文化品格,在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自然就高了几分。在美国戏剧史上,托马斯·戈弗雷(Thomas Godfrey)创作的《安息王子》(Prince of Parthia)拥有两个“第一”的头衔。首先,它是由美国职业演员在独立战争前夕于费城上演的第一部由美国人写的剧作。其次,因其典型的古典悲剧模式和独特的情节构思,作品被誉为“美国的第一部悲剧”。随着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对革命问题的深切忧虑与普遍关注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之中。热衷戏剧创作的戈弗雷以更深层次、多样的艺术形式来反映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美国著名戏剧史家阿瑟·奎恩在谈及《安息王子》时称,“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殖民时期剧目中没有一部能与《安息王子》争夺第一部美国剧目的荣誉。无论作为文学作品还是表演剧目,《安息王子》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1]作品套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古典悲剧模式,模仿英国式的主题和艺术风格来讨论当时北美殖民地时期自由民主和反独裁统治的民族主题,不仅促进了舞台写实主义的提升,而且对于唤醒民众的独立民族意识具有重要影响,推动了美国民族戏剧的崛起。

一、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

1776 年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独立风格的民族戏剧。殖民地时期,活跃在北美的剧团主要是欧洲的剧团,上演的剧目是欧洲剧目。加之戏剧演出在北美大陆一直被严令禁止,本土戏剧发展缓慢。直到美国革命前夕,才有一些本地作家开始创作。最初,美国戏剧套用欧洲的戏剧模式来塑造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人物,搬演或模仿莎士比亚等欧洲剧作家的作品。由于美国东海岸的第一批定居者是英格兰人,英国戏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美国戏剧的发展。对欧洲戏剧的模仿,尤其是对英国戏剧的模仿是美国早期戏剧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戈弗雷出生于美国费城,当过钟表匠学徒,在费城学院院长威廉·史密斯的资助下接受了教育,戏剧创作的天赋得到开发。戈弗雷创作《安息王子》之时,正是法印战争(1754—1763)打得正酣之际。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卷入了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曾有人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上撰文,将法国的暴政描述为一种更直接的威胁:“我会带你穿过土耳其和亚洲的其他地区,向你展示这些国家人性的可悲状态,在一群怪物的蹂躏下呻吟;但我们野心勃勃和血腥的法国邻居是地球上唯一让我们害怕的人。”[2]1758 年,戈弗雷加入了宾夕法尼亚民兵部队,赴前线参战。浓厚的文学情结与亲历战争的经历激发了戈弗雷的戏剧才能,他创作了《安息王子》。其悲剧的主题和艺术风格都带有英国悲剧的痕迹。作品中的暴君暴政行为是时代背景的缩影,折射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

二、戏剧冲突与反独裁意识

美国好莱坞编剧、UCLA 大学编剧系教师尼尔·希克斯曾归纳出五种最为重要的戏剧冲突类型:个人自身的(intrapersonal)、人与人之间的(interpersonal)、意外情况的(situational)、社会的(social)以及利益相关的(relational)。[3]这几种类型的冲突侧重各不相同,但它们在阐释背景、塑造人物、推进情节和突出主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正是这种悲剧冲突赋予了悲剧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戈弗雷的戏剧作品以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为背景和动因,以人与人的内在矛盾为具体的表达方式,交织在一起,充盈于每个角色。

阿塔巴鲁斯国王的长子阿萨息斯因为爱上了被俘少女埃文斯,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这些角色在戈弗雷的笔下栩栩如生,他们的情感冲突被戈弗雷用一种灵活的、神话般的想象力表现出来,以众人之间爱、嫉妒、仇恨与复仇的复杂情感来构成作品的整体框架。

剧中的角色都有独特的生存环境,而角色的个性在与主流社会之间发生某种奇妙碰撞时,冲突才得以形成,继而推进剧情不断运动、发展。剧中的人物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如戈弗雷的《安息王子》中,大儿子阿萨息斯与二儿子瓦尔丹之间的矛盾冲突,其源头在于阿萨息斯的受宠激起了兄弟瓦尔丹的嫉妒之心,而阿萨息斯赢得被俘少女埃文斯的爱则加重了瓦尔丹的嫉妒。这一嫉妒的行动是迫于皇室家族的桎梏而产生的,源于当时社会上“长幼尊卑”的主流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观念的影响,瓦尔丹与他的帮凶利西阿斯密谋,暗示阿萨息斯企图杀害他的父亲,从而激起国王对阿萨息斯的不满。这才有了阿萨息斯被囚禁和被救出狱后与埃文斯双双殉情的那一场戏剧转折,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剧中的父亲与二儿子代表着独裁力量,阿萨息斯与父亲、兄弟之间的冲突呼应了反英国殖民统治反独裁的思想。

剧中的女性既有激情又有理智,既可以是扰乱政府的不确定因素也可以成为支持政府的保障。特默萨女王痛恨阿萨息斯杀死了自己的反叛儿子,而阿萨息斯爱上了在战役中被俘的埃文斯,她的出现打乱了特默萨对国王权力的控制,并且成为点燃瓦尔丹复仇欲望的最后导火索,他需要杀死他的父亲和兄弟,以便夺取王位和这位朝思暮想的俘虏。阿塔巴鲁斯、瓦尔丹和阿萨息斯在一时之间成了竞争对手。阿塔巴鲁斯企图通过皇家的专政压迫来得到她,瓦尔丹试图通过马基雅维利式阴谋和暴力绑架她,阿萨息斯则通过正义和人道主义感化她。阿塔巴鲁斯由于对阿萨息斯胜利的嫉妒和被叛国者瓦尔丹所唆使,将阿萨息斯监禁起来。此时,剧中的戏剧冲突达到顶峰,当阿萨息斯面对兄弟背叛、父亲被害时,戈弗雷并没有大费笔墨去描写阿萨息斯的情感和言语冲突,而是以最简单、直白的肢体动作呈现出他内心的绝望愤怒。

戈弗雷所描写的暴君暴政形象成为唤醒大众意识的一缕春风。所有的罪恶都建立在卑鄙的泥土上,最膨胀的骄傲,最大胆的野心,必须服从最低级的策略,谄媚和伪善。剧中主人公阿萨息斯对于反叛兄弟的暴政不甘于沉默,正是戈弗雷表达对于殖民统治暴政强烈不满的发言人。作者的意图就是通过无辜善良的埃文斯、正义勇敢的阿萨息斯以及其他所有暴政的受害者来展示独裁制度的弊端,借以唤醒沉睡中的美国人,最终达到宣传和鼓吹反英国殖民统治反独裁的正义目的。

三、悲剧意识与民族意识

首先,什么是悲剧?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写道:“悲剧是一种模仿行为,而这种模仿是由行为中的人物来完成的,他们的个性和思维不可避免地会表明他们的属类。”亚里士多德把悲剧看成角色的个人经验和选择作用下的产物,他们具有某些相似的个性特征。随后,西方悲剧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胡明伟[4]认为,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悲剧理论到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革命主义悲剧理论,悲剧的诱发因素变得更加多元,经济因素、时代背景等内在结构被用来探讨悲剧的本质。所谓的悲剧意识,并不是指肤浅的苦难,也不是指逃避现实,而是通过与现实抗争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是明知不可而为之。

这部悲剧以人类的真实情感为基础。爱情、嫉妒、仇恨和恐惧的情感,都是其基本的情感构成元素。剧中由这些元素形成的主要动机,即阿萨息斯和埃文斯的爱情。现实社会的荒诞激起了戈弗雷的悲剧情怀,他以一个戏剧家的本能,为他的戏剧选择了这两个动机。国王对埃文斯的欲望、王后的嫉妒、瓦尔丹的嫉妒等反面动机,形成了足够强大的组合,压倒了戏剧的主要动机,因此,虽然埃文斯的死亡是一个意外,但男女主角爱情的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酒神的本质’就在于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5]因此,该剧是按照真正的悲剧路线构思的。

此外,还有一些迹象表明,戈弗雷开始受到民主观念的影响。如,他让贝塔斯对阿塔巴鲁斯说:

国王能吹嘘什么,明日也一样,

因此,我会幸福地统治吗?

初升的太阳可以看到他坐在一个华丽的宝座上,

夕阳可以看到他摇动奴隶的锁链。

特默萨女王企图前往监狱杀害阿萨息斯,最后却选择放下匕首宽恕他,她对阿萨息斯说:

不,现在我要你活着,

因为死亡是幸福的,而我要让你痛苦。

《安息王子》中的人物在命运面前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他们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在戈弗雷民主意识觉醒的笔下,同命运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正是这种明知前途黑暗依旧同命运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抗争精神,体现了人类的伟大,彰显了意志的力量。即使被打败,也不会向命运低头,哪怕败在命运面前,也不放弃同它的斗争。具有这种意志的人,即使失败,结局也不是悲惨,而是悲壮,这样的人才是无可辩驳的悲剧人物。

四、结语

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从创作、改编至演出的各个环节,都反映了社会思潮、历史变迁以及大众的价值取向。约翰·洛夫蒂斯认为:“该剧在18世纪上演的频率表明,它是辉格党和洛克派传播宪法理论和宗教宽容思想的主要工具。”虽然在当时的殖民环境下,戈弗雷所创作的《安息王子》仍然可以看出其对英国戏剧的模仿,然而无论如何,戈弗雷巨大的思想光辉是无法遮掩的,他的戏剧给予人们思想的激励,为时代的进步与推动美国本土民族戏剧形成倾注了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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