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协调度研究

□文/陈佳宇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陕西·西安）

［提要］ 基于2015～2019年陕西省面板数据，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样本按照城乡及地区进行划分，探讨各市区之间数字化发展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二者子系统之间呈现磨合适应阶段现象，相互影响程度和关联性较高。各城乡地区的农村经济及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不同，但数字化技术正在逐步全面向农村渗透，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整体协调度已有改善。

2019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乡村的发展战略，开启数字乡村战略方案，要求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进程。构建以大物联网、区块链、5G、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化基础应用来推进数字化乡村的建设，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创造更多的价值和空间，同时将供应链下沉至乡村及周边，撬动农村电商经济。陕西省是农业大省，也是“一带一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该地区的数字乡村具有十分丰富的数字产业资源，新基建、新理念等观念也贯彻深入。随着陕西省发布首批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西安高陵、眉县、武功、铜川印台、白水县、延安宝塔、子洲、城固、汉阴、商南入选，为其他城乡地区的数字乡村发展起到带头领军作用。

围绕数字化信息与经济相关性的探究，王彬燕（2018）指出实体经济水平会从某些方面对数字经济形成局限。汪亚楠（2021）指出大力建设数字乡村不单单只是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搭建，更应带动农产品的产业链，形成固定的农村居民消费群体，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农村网络建设工程日益推进，农村网络用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壮大，凭借强大的网络信息化红利，逐渐形成稳定的农村网络消费能力，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研究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经济增长研究中，刘东（2020）在基于云南地区所开展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相关性的研究中，以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为依托，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实施综合双向对比；姜港港（2020）在对沿海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与海洋经济发展研究中，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熵值法，旨在探讨两者的协调度与影响因素。肖田野（2017）在对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研究中，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两个子系统的交互性进行判断。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一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现代化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较少，对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更少，相较于其他计量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在研究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时有着独特的视角。二是研究对象上的创新。在以往的数字乡村指标体系构建中没有将数字滞后产业纳入，本研究将其纳入指标体系中，全面反映陕西省的产业数字融合，同时考虑数字化产业与非数字化产业，相关的数字化辅助产业也应纳入数字指标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已融入各行各业。就目前的工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以及各大领域的产业来说都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度较高，但都滞后于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上述三个指标也可作为数字乡村发展的参考。

一、数据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的是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关系，二者的发展是多维度、多层次的非单一结构的协调关系。为了更全面地诠释二者子系统间的关系，本文按照科学性、层次性、可行性的原则，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融合、数字滞后产业三个层面考虑数字乡村指数的搭建，再从农村经济、农民财富两个层面考虑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数构建，以此来确定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数字乡村发展状况的指标选取，参考秦涵祺等人的研究，共划分为三个方面：（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新型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体现数字经济的特征之一，包括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信息领域。本文选取农村居民移动电话用户、农村居民互联网用户两个数据来测量这一指标。（2）产业数字融合方面。产业的数字化是未来所有产业发展的新航标，它能够有力促进数字乡村的发展，本文选用农村电商交易额、农村快递业务量等数据来衡量这一指标。（3）数字滞后产业方面。数字相关产业的发展集中在第三产业，如直播电商行业、金融行业等。数字化的应用程度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普遍较低，与当代农业现代化与重工业数字化渗透度较浅相关。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化要应用于各个行业，将工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纳入指标体系中来反映乡村振兴战略在数字化产业方面所带来的发展数据。

关于农村经济增长发展方面的指标研究共分为两个方面：农村经济，采取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来衡量；农民财富，以农民可支配收入来衡量。（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二、模型构建

（一）数字乡村指数综合测算方法。本文采取熵值法测算权重。熵值法根据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更科学、更客观，也可解决变量之间的信息复杂问题。确定βθij=min（uθij）为指标的权重。步骤如下：设变量Uθij（θ=1，2，…，r；i=1，2，…，n；j=1，2，…，m）为构成耦合系统的第θ年第i地区第j个序参量的指标值，共有r个年份、n个地市、m个指标。

1、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目的是为了消除各个指标之间存在的单位不统一以及量纲的不一致性，在确定权重前我们要对数据进行集中的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为：

2、j指标下各地区不同年份的比重计算（Pθij）：

则有第j项的指标熵值为：

计算差异系数gj：

计算各系统各项指标权重wj：

（二）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子系统权重测算。对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各子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运用极值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结果如下：数字化基础设施维度的权重为0.335，其中权重占比最大的为农民移动电话用户拥有量（w=0.177）；数字化产业规模的权重为0.373，其中权重占比最大的为农村电商交易额（w=0.195）；数字滞后产业规模的权重为0.292，其中权重占比最大的为第三产业增加值（w=0.142）。在农村经济增长子系统中，农村经济维度的权重为0.538，农民财富的维度权重为0.462。

（三）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子系统综合指数测算。根据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值及其权重，基于前文的公式可计算各子系统的综合指数，陕西省各市区的数字乡村发展系统与农村经济增长发展系统的综合指数如表2所示。（表2）

表2 陕西省各市区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综合指数一览表

根据表2，纵观陕西省2015～2019年10个市区的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情况，西安市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国家政策战略的大力实施下，数字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名列前茅，由2015年的0.323增长到2019年的0.556，农村经济增长发展综合指数由2015年的0.3699增长到2019年的0.666。咸阳市数字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由2015年的0.324增长到2019年的0.3822，排名第四，经济实力雄厚的咸阳市农村经济增长指数由2015年的0.3513增长到2019年的0.4479，排名第二。根据数据结果确定不同市区的数字乡村排名情况，其他地区要参考西安市与咸阳市的政策方案，实现地区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建立

1、子系统功效系数模型。在加权汇总下可计算出子系统内各个序参量对整体耦合系统的贡献值，公式如下：

式中，Uλ为各个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的贡献，λ=1，2；wj为各个序参量的权重值，u*θij为每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2、耦合度函数。构建该两子系统耦合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i，j=1，2；i≠j。Cij表示系统 i和系统 j的耦合度，则：

3、耦合协调度模型。在一系列研究的铺垫下，耦合度只是反映几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弱，每个系统之间都是独立的，结合自身的特点也有衡量的一套指标体系，所以进一步采用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来对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协调程度进行测算，同时分析其所处的协调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综合分析陕西省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的交互耦合协调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Dij表示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Tij为系统i和系统j整体协调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两个子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对总系统的协调度的贡献，即：

三、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

利用公式计算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表3）

表3 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耦合度与协调度计算结一览表

由表3可知，2015～2019年各市区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均值在0.98左右浮动，处在高耦合状态，但从0.9898下将至0.9873，总下降幅度为0.0025，呈现出小幅度波动性降低状态，反映了陕西省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度较高，且发展稳定。

咸阳、渭南、汉中、榆林、铜川、商洛等六地的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度年度均低于全省水平，其值分别为0.9821、0.9814、0.9861、0.9815、0.9760、0.9823。西安、宝鸡、汉中、安康四地的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度高于全省均值，其值分别是0.9998、0.9978、0.9973、0.9894。

四、结论

数字乡村背靠数字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现代信息技术为助推器，目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建设的奋斗方向。本文基于2015～2019年陕西省面板数据研究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内涵与相互作用，着手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融合以及数字滞后产业等三个方面构建数字乡村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从农村经济与农民财富两个方面构建农村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赋权的评价模型、子系统功效系数模型、耦合函数、协调度模型对陕西省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做分析，结论如下：（1）陕西省数字乡村指数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数在2015～2019年逐步缓慢前行，趋势大体相同，且数字乡村指数略高于农村经济增长指数。（2）各市区总体的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之间呈现磨合适应阶段，说明陕西整体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关联性较高，趋势向好，数字乡村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有不可分割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五、建议

（一）加大力度保证农村数字化新基建的落地，壮大数字乡村经济蓄能。数字设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可通过增加互联网接入端口、增添CN域名数量、扩大移动电话与互联网普及率，致力打造高质量、高标准的信息基础设施，推进农村移动通信服务体系，为农村居民互联网应用提供保障。营造良好的网络安全、物流服务体系，鼓励互联网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电商业务发展。

（二）对具有地区差异化的数字乡村产业进行考量，弥补关中、陕南、陕北之间的“数字经济鸿沟”问题。对于一些市区数字化发展起步较晚，可依托特色农业、旅游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快推进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提升，实现“互联网+农业”经济增长的目的。

（三）增加典型城市代表，扩大和增强模范城市的连锁效应。基于上文的研究来看，要注重陕西省地区不协调不均衡的数字乡村发展，缓解不均衡的区域时重视因地制宜，突出核心城市带来的辐射效应，充分发挥西安、咸阳等的带动作用，全面调整发展步伐。做好示范点的绩效考核，总结示范点的经验，发挥示范点的领头羊作用，积极探索农村数字化的发展模式，推动区域数字化应用与转型。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助推数字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