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给《东方红》演职人员讲党史

1964年10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隆重上演。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概括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的历史画卷。周恩来对《东方红》的指导超过了任何一部作品或文艺活动。作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总策划”，周恩来自称“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为编创人员不只一次讲党史，包括一次有7000人参加的党史报告会。

《东方红》初衷：“一次党史教育”

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20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再次提出要搞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大歌舞。他说，现在很需要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有关负责人商定大歌舞事宜。大歌舞的名称经周恩来同意定为《东方红》。周恩来说，这个题目好，既精炼又切题。周恩来指出：“争取按计划在国庆十五周年之前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十月一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新。”“《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他还说：“如果搞出来了，我给大家讲党史。”会上，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又称“大歌舞指挥部”）名单。领导小组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为组长；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

8月1日，周恩来批准了周扬起草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批示五条原则，第一条第一句就是“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节上演”。

  8月12日，全体人员被集合起来召开动员大会。在排练队伍集合之初，周恩来对编创和演出人员说：“参加大歌舞工作，是一次革命化的实践，是一次党史学习。”《东方红》演创人员也清楚党史教育的初衷。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回忆：“当时这是周总理亲自管的，一开始就打算把《东方红》作成最有代表性、最能表现中国革命历史的精品大作。”音乐组指挥之一严良堃称：“《东方红》（我们叫它‘大歌舞’），是第一部全面表现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文艺作品，其内容由我们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组成。”《东方红》公开演出后，1964年10月8日，陈亚丁在《人民日报》撰文介绍：“毛泽东思想是全部史诗的灵魂，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斗争是史诗的骨干。”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电影《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讲话，开头就强调：“第一个问题，指导方针。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是学习和传播，拍电影是更进一步地学习和传播。”“整个电影《东方红》要贯穿一条红线，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周恩来讲话的最后一句是：“《东方红》是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我们做的就是人民的事业。”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强调：“‘井冈山’一场要体现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这样才能突出三大法宝，才能展现出建党以来最光亮的火炬。”

“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

周恩来在党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东方红》“总导演”的地位。

1964年10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时说，在党内、在工作中、在战争中，我们必须吸取右倾和“左”倾两方面的经验。中国革命是经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才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目前正在总结经验，但还不够。他还说，你们看过的《东方红》革命歌舞，“便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在座的外交部部长陈毅抢过话来，介绍：“革命歌舞剧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导演革命的歌舞。”从此，参加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都说：“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东方红》前台、后臺、直接、间接等在背后辛勤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有1万人；参加演出的演员、歌唱家、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3700多人；供演出使用的中外样式的服装共4000多套。对于《东方红》能够在经过45天的准备后就成功上演，领导小组组长周扬说：“没有总理，我没有办法。”

《东方红》正式公演前预演了8场，周恩来完整地看了5场。每场结束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并发表意见。周巍峙回忆，周恩来至少参加过17次《东方红》创作活动。

《东方红》需要创作人员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周恩来不只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党史。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回忆：  “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搞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周总理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我：‘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就说：‘我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真是感动极了。”

《东方红》演出只有短短的两个多小时，无法把党史上的每个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1964年7月24日，周扬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了十条具体意见，第一条就提出：“如果各次重大革命事件都来表现，就不免挂一漏万，很难平衡。”《东方红》音乐组指挥之一严良堃说：“像这样一部全面总结我们党历史的大型综合文艺作品，对其中重大历史事件应该突出表现哪一段，孰轻孰重，怎样处理，要有比较恰当的把握，《东方红》演出中的这些具体问题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指导、安排的。”周恩来对如何在党史的长河中抓住最关键的东西，作出了明确指示，使《东方红》成为党史的艺术缩影。

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个关键事件能否突出地表现出来，“是周总理最关心的事情”。而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过去在艺术上很少表现。对于遵义会议，编创人员一开始理解不深刻，认为表现一个会议很难搞好，仅仅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发现之后，当天深夜就赶到导演组召开会议，給导演们讲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周恩来严肃地说：“表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这场戏无论如何不能少，一定要加上，要用专场来表现，而且要努力表现好。”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电影《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的党的斗争历史中，“党的诞生是个关键。再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遵义会议、到敌人后方去、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是这段历史的几个关键”。

1964年10月23日，在《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长篇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东方红》演出人员外，还有中央、地方和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约7000人。周恩来在报告中要求在表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还说：“遵义会议是毛主席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船舵，纠正了方向，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场演得不突出，一定要摆上，使它更突出。”最后，周恩来说，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派”，“不要在台上演革命戏，回到生活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我自己革命了四十多年，还时常要想是不是今天说错了、想错了，要改嘛。我说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孜孜不倦，到死为止。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何况你们青年人。要表演革命的文艺，必须首先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

两个多月后，即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电影《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提起了这次党史报告会，说：“我给大家作过一次党史报告，讲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每讲一次就是一次学习，每次都感到自己的不足。”

周恩来在创作和排练遇到问题一时不能作出决断时，总是坦率地对编导们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把握，等我去请示一下少奇和主席。”在表演长征的一段中，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如何在艺术上正确表现，当时有些争议。有的同志主张统称红军就行了，不必提3个方面军，因为舞台上讲不清楚。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反党当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作战是英勇的，不应歧视。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也建立了特殊功勋。周恩来虽然这样讲了，为慎重起见，还是向毛泽东作了请示。毛泽东说，3个方面军都要表现，不要只表现一方面军。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用“飞渡泸定桥”一场表现一方面军，用“过彝族地区”一场表现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用“过草地”一场来代表。在西花厅，周恩来在周巍峙的歌本上亲笔改定了欢庆3个方面军会师的《会师歌》。

评价《东方红》：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1964年10月6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上演《东方红》。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贺龙等人的陪同下，与解放军指战员8000多人一道观看。10月19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最后一场，也是连演的第14场。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全国掀起了看《东方红》、学《东方红》、唱《东方红》的热潮。

  1964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东方红》观后感，许多观众称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比如，观众徐新奎撰文《表现了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称：“看了这次演出，等于上了一次生动的党史课和军史课。大歌舞把我们党从建党一直到现在的整个历史进程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965年，《东方红》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被模仿演出。2月7日正是春节期间，湖北省千余名文艺工作者在武汉演出了《东方红》，“观众一致反映，看《东方红》等于上一次生动而形象的党史课”。4月5日，出访归来的周恩来、陈毅路过武汉，在当晚观看了《东方红》。当天，周恩来还为影片《东方红》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7月16日，周恩来在广州陪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观看《东方红》，对演职人员指出：“《东方红》要演下去，它是用我国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上海演，北京演，汉口演，现在广州又演，演出还要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朱德接见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3000多名人员。接见之后，周恩来就约文艺界人士谈话，倡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强调：“这部影片拍摄成功，对于全国人民都很有教育意义。”毛泽东指示：“电影《东方红》的拍摄先拍第一集，内容到新中国为止；表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节目可编成第二部，在国庆二十周年上映。”因此，电影《东方红》只选取了舞台演出版本的序幕《东方红》和前六场，后两场《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没有被收入。1965年10月1日，彩色宽银幕舞台艺术片《东方红》在全国上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一伙咒骂“《东方红》大歌舞是劳民伤财，是个大浪费”“大歌舞是有问题的，就是不能上映”等。《东方红》电影也被打入“冷宫”。1977年初，《东方红》名列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重见天日”的“复映片”。《东方红》影片片头特意加了500字的序言，介绍该片渊源。序言第一句就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正确表现我党的战斗历程，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优秀作品。”并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和领导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排演和电影摄制工作，从确定主题思想，安排重大情节，到歌词、朗诵词的修改定稿，总理都花费心血，一一作了具体指示。”这是第一次明确且公开指出周恩来对《东方红》的贡献。序言还号召：“让我们高唱《东方红》，重读我们党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摘自《党史博览》于曦蒸、张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