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霍根《太阳风暴》中地方感的缺失与重建*

张 翠

(宿州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地方感”一词由华裔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他认为地方感是指人的情感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基于人的感受、记忆、价值等因素与地方资源之间产生的情感层面互动。简单来说,地方感是人和土地之间存在的情感联系,是经过文化浸润和社会洗礼后的一种人地关系状态。美国印第安文学有着独特的地方文化与生态意识,其中的“地方感”已成为生态批评关注的焦点。作为出生于印第安契卡索部落的作家,琳达·霍根在她的小说《太阳风暴》中便揭示了地方感缺失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生存困境,引起了人们对人和地方、人和环境关系的反思。本文从地方感入手,分析琳达·霍根《太阳风暴》[1]中对地方感缺失和重建的思考。

一、《太阳风暴》中北美印第安文化地方感

地方感可从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和理解[2]。地方依恋是人与地方建立起来的情感关联,促使人在情感上倾向选择某种居住环境,并且在这种环境中可以感到安全和舒适。从空间层面来说,地方依恋暗示了人和地方的不可分离性。环境心理学家普洛汉斯基在地方依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地方认同概念,指出个体通过对地方的依恋获得一种归属感,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个体产生了地方认同后,个体及其所在的群体会将自身作为所认同的地方环境的组成部分。从人的身份构建来看,地方认同是个体身份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地方的独特要素和人地互动发展而来的。正如环境心理学家内尔·爱文登所说的:“这种‘地方感’,是对一个特定地方的一种认知以及成为一个特定地方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家的感觉。”[3]

北美印第安文化强调地方感。对印第安人来说,土地不仅提供了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物质需求,还是部落生存、延续、口述故事、举行仪式的神圣之地,具有精神意义且上升到神圣维度。对于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印第安人和欧美白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前者认为人是“土地的灵性拥有者”,后者则认为人是“土地的政治性拥有者”,因此,印第安族群尊重土地,让地方承载部族文化和精神,而白人却成为殖民者和土地资源的掠夺者。在印第安文化的人地关系认知中,地方成为个体身份认同的关键要素,人与地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融为一体,个体成为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也对地方形成了责任感和保护意识。

美国作家琳达·霍根出生于印第安契卡索部落,印第安文化中的地方感使她对人与地方、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持着敏锐地观察力。她的《太阳风暴》也是关注印第安人生态环境的代表作品。小说围绕印第安女孩安吉拉从白人寄养家庭重回出生地的溯源故事展开,安吉拉在回归的过程中了解到殖民者猎杀动物、砍伐森林等破坏环境的行为,引发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危机,继而致使其地方感被破坏,最终引发了印第安人的精神困境。小说所展现的印第安文化的地方感及其对人类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对当下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太阳风暴》中北美印第安文化地方感缺失的影响

《太阳风暴》以安吉拉回到印第安部族为线索,展现了欧美殖民者对印第安部族生存的土地肆意破坏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印第安人的人地关系被破坏,造成了印第安人的地方感缺失,并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困境。

(一)地方感缺失与环境危机

环境生态批评家认为,当人们对一个地方缺乏综合性了解,缺乏忠诚,那么这个地方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就会被粗暴的破坏,甚至是毁灭。《太阳风暴》中的欧美殖民者的入侵让印第安人的栖息地满目疮痍,土地对于殖民者来说,仅仅具有获取财富的意义:“没有谁能阻止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拿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印第安人土地上的一切,土地本身及其所孕育的一切都可以随意处置和变卖:为了获得动物的皮毛和肉,他们使用氰化物毒杀印第安土地上的狐狸、灰熊等动物;为了获得眼前的即时利益,他们在冬季用破冰船、切割机等强行破冰捕捞;为了有更多空间养殖牛和猪,殖民者们甚至将土地上仅存的一些狐狸和狼都毒杀。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欧美殖民者无法理解土地及土地上的万物对于印第安人的意义,肆意的破坏和粗暴的剥削,让印第安人世代生存的土地“一片荒凉和伤痕累累”。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人对环境的改变必然会造成生态系统的改变。印第安环境的变化给印第安部落带来毁灭性打击,人与土地相互依存的关系被破坏,“本来充满灵性生命的地方,已虚化成空洞无意义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也随着人与地关系的破坏而崩塌。因为欧美殖民者对“亚当的肋骨”小镇的动物进行大规模毒杀,小镇的印第安人无法继续以捕猎为生,迫使男人只能离开小镇外出谋生,小镇只有女人和孩子留守。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男性与女性是平等和谐相互依存的,但欧美殖民者对环境的践踏,不仅破坏了印第安部族的人地关系,还破坏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地方感的缺失与精神困境

《太阳风暴》以印第安少女安吉拉寻找“家的感觉”将整本书串联起来,引发读者对人和地方关系的思考。安吉拉因为幼儿时期受到母亲的虐待而被送往白人家庭寄养,自5岁起她就在不同的白人家庭中居住过,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家庭可以“住的长到可以成为家”。这种没有家的感觉正是地方感缺失的表现。布伊尔认为:“场所依赖是指以个体一生依赖的家或家附近的区域为中心,向外则逐渐递减的情感认同,而且随着离中心区域越来越远,个体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4]安吉拉远离原本出生的印第安地区,没有在任何短暂寄养的白人家庭产生归属感。她多次尝试逃离白人家庭返回出生地,却又被找到送回寄养家庭。地方感理论认为,当人与地方失去依附和情感联系时,个体会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产生困惑。安吉拉在童年时期被迫远离故土,切断了自身与印第安族群的纽带关系,白人寄养家庭对她来说,其在时间上都较为短暂,无法产生深刻的记忆与情感联系,在空间上也并没有让安吉拉产生“家”的亲切感。地方感的长期缺失让安吉拉感到孤独、压抑和痛苦,陷入精神困境。

三、《太阳风暴》中北美印第安文化地方感的重建

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远离部族土地让安吉拉及当代印第安人地方感缺失,并陷入了精神困境,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构建人与土地的关系。人类学家塞萨·洛在其著作《地方依恋》中具体指出了地方感构建的方法:地方感的构建不仅需要“一种情感和认知的经历,还包括把人们与土地连接起来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实践”[5]。在小说中,安吉拉的地方感建构过程是从个人情感和社会文化两个维度进行的,这也契合了地方感阐释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

(一)身体感悟和地方依恋

人是物质和精神统一的存在,地方是身体体验的空间。霍根以人的物质存在即身体为中介,建立起人与地方的关联。在小说中,安吉拉被母亲虐待留下的伤疤使她被迫离开印第安土地、失去家的印记,同时也成为她不断寻找自我身份,再次构建自己和地方关联的线索。“这些伤疤,我一直相信是可以痊愈的,甚至会完全消失,只要我能记起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安吉拉认为只要循着伤疤的印记,就可以找到家,当身体和地方的联系恢复,那么这些伤疤就能痊愈,也意味着摆脱内心的迷失,突破精神困境。

由于安吉拉长期在白人居住地辗转,处于人与自然彼此孤立隔离的状态,因此她对自然也十分陌生。刚到印第安土地时,她对自然较为排斥,当看到藤蔓从窗户伸到室内时,她觉得藤蔓像只“墨绿色的手”,因此进入卧室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放回窗外,关上没有窗帘的窗户”。而在印第安的土地上,藤蔓是不受限制的自由舒展的状态,并不与人居住环境相隔离,而是万物和谐统一的状态。藤蔓虽然让安吉拉感到陌生和害怕,但这“墨绿色的手”也暗示着自然将安抚安吉拉受伤和迷茫的心,而窗户就像是打破墙壁的隔离,打通了人与自然连接的通道。

地方感的重要维度之一是地方依恋,是人和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个体与一个地方建立地方依恋后,便会更倾向停留在这个地方,在心理上会感到安全和舒适。在地方依恋构建的过程中,人首先会通过身体的体验和自然万物产生联系,并逐渐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关系。在印第安的荒野水域中,安吉拉在布什的教导下学会了游泳、划船和捕鱼,通过与自然的密切接触,她不再害怕自然,感觉自己就“生活在水中,我们之间无法分割”,人已经成为地方的组成部分,二者成为共同体。安吉拉通过身体来体验自然和土地,“我一生都在寻找着曾经属于我身外的古老世界,只有我的身体还记着这古老的世界”,安吉拉身体记住的古老世界就是指印第安的故土,而在身体与故土有了联系后,安吉拉感受到“我和鸟、雨一样是它的一部分”,这种人与地方万物相互联系和依存的关系,促成个人地方依恋的形成和稳固。

在《太阳风暴》中,作者还通过梦的意象来表明印第安文化中地方感的特殊性。在白人家庭时,安吉拉是无梦失眠且健忘的,但到了印第安荒野水域后,她恢复了做梦和记忆的能力,且成为“植物梦者”,在梦中她能感知土地上的植物药草,且在醒来后依然记住梦中药草的特性,这让她根据药草的指引在现实中找到了归乡的路。两种环境中的安吉拉有着鲜明的对比,在白人文化中,安吉拉缺乏地方感,她失眠无梦,而在印第安文化中,安吉拉在梦中获得了和土地、自然交流的能力,梦成为她和地方关联的纽带。从无梦到有梦的变化表明安吉拉逐步构建了与地方的关联,在情感层面对印第安的土地产生依恋。

(二)基于地方感的身份认同

地方不仅是一处物理空间,还承载着地方的社会与文化内涵。地方感中的地方认同便是个体与地方在互动中实现社会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对地方的社会与文化内涵认可,而且还认为自身属于地方的一份子,并根据地方来构建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布依尔认为想象和记忆是重构对家的地方感的重要手段,进而实现重塑自我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的目的[6]。

在印第安文化中,有一家人围坐听长者或族人讲故事的习俗,故事里承载着关于地方的记忆,蕴含着对地方感的守护,而围坐的形式也拉近了族群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讲故事的习俗不仅是印第安人的一项娱乐活动,更是强化族群与地方联系的一种传统。如果说,在安吉拉的归乡之旅中,自然是通过身体体验让安吉拉获得治愈,那么听家族长者们讲述印第安故事,则是让安吉拉获得心灵上的文化浸润和精神上的融合。安吉拉自小脱离了印第安的土地,已经丢失的地方记忆和想象重新在故事讲述中被唤醒,故事中印第安人祖辈和地方的体验成为安吉拉对地方的记忆,她也慢慢了解了母亲、外祖母、曾祖母她们的故事和地方的历史,“我现在认为她 (朵拉) 是根,我们像是一棵树家庭,杨树或者桦树,在地下相互连接,老树滋养着幼枝,让其发芽、成长。我注视着、倾听着,正是在这古老世界里我开始绽放。她们的故事召唤我回家。”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安吉拉开始融入自己的印第安家庭、族群和历史,感觉自己已经“开始同土地的历史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找回了地方感。

在人和地方关系的探讨中,霍根认为同情和共同庇护人与自然的关系能起到治愈个体创伤和实现族群文化认同的作用[7]。在小说中,霍根是通过安吉拉母亲汉娜之死来展现地方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的。安吉拉回到印第安部族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寻找母亲,因为母亲的伤害和遗弃,她一直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到迷茫,她希望母亲能给出答案。但在历经艰辛找到母亲后,却发现母亲自身因为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已经“封闭”了自己,无法与安吉拉进行沟通,这让安吉拉十分失望。但之后汉娜的经历和死亡让安吉拉产生同情,并开始反思包括母亲在内的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及命运。因为欧美殖民者在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肆意破坏环境和毒杀动物,导致以捕猎为生的印第安人失去了生存空间,汉娜的男友因为无猎物可捕而心中充满苦闷和怒火,但他没有向殖民者们去反抗,而是将汉娜当成替罪羊,并在酒后杀死了她。她成为了欧美殖民者掠夺印第安土地的牺牲品。汉娜之死让安吉拉理解了母亲的痛苦,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小女孩,我成为一个女人,完整而富有活力”,这隐喻安吉拉完成了对印第安女性的理解与认同,也完成了自身的身份认同。

在完成身份认同的同时,汉娜之死让安吉拉意识到自我、母亲以及印第安族群都是与地方命运相依的:“我们拥有相同的历程,生命被摧残,动物被虐杀,树林被毁坏,我们的命运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要想汉娜的悲剧不再发生,印第安族群继续繁衍,那么他们必须去保护地方,正是地方感给予了安吉拉的责任感。于是,在小说结尾,安吉拉走进了电台控诉欧美殖民者的恶行,她参加族人的静坐抗议活动,潜入仓库偷走敌方储备……安吉拉“想去为这片水域、为族人、为动物去抵抗”,在抵抗殖民者、保护印第安地方的过程中,安吉拉获得了一个新的印第安名字“曼尼可”,在印第安文化中是“真正的人”的意思,意味着安吉拉成为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完成了新身份的构建,也寻找到了真正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