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不同时代农民悲剧性分析
——以闰土与陈奂生为例

校秋林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盐城 224000）

“文学思潮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里发生了变革，或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在文学艺术范围内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推动或抵制这种变革的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主张；这种文学思潮或文学主张，不是在个别或少数文学家的创作中得到反映，而是受到了相当多的文艺家的认同，并自觉地进行创作实践所形成的有声势、有广泛影响的一种文学创作潮流”。［1］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学思潮，有不同的思想和主张，它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大批优秀学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并推动着文学的发展。

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中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产物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启蒙时代的产物。这种文学思潮启蒙的发生、发展与“五四”文学革命息息相关。五四文学思潮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客观上改变了人的文学观念，把人放在核心位置，提倡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批判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揭露了黑暗社会以及封建礼教思想对人的戕害。所以，五四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主题和启蒙意义，旨在“启民之蒙”，把人上升到一个特定的高度。

鲁迅作为启蒙主义先驱，他提出了“人的文学”。他的作品主题集中在“人”上，他致力于探索中国底层问题。

《故乡》中的闰土就是底层农民典型，少年时他好动、活泼、神采奕奕；成年后，在生活的苦难中，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重压下，“先前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卦子，浑身瑟缩着。”那手“又粗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闰土的各方面展现了广大农民生活的困苦与窘迫，他被封建时代的“规矩”弄得“像个木偶”。他是特定环境中塑造的典型人物，他的身上仍旧带有农民所共有的善良、朴实、真诚，只是贫困的生活让他渐趋衰老；他也有劣根性——麻木，鲁迅的笔触对准了当时残害人们思想与灵魂的社会。鲁迅目睹和感受着民族危机，他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始终不断思考着“中国问题”。因此，他把笔触伸向了底层的被压迫者与被侮辱者，为被压迫者与被侮辱者呐喊。鲁迅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让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话语进入中国［2］。人的主体地位上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思想的根本，即对“人”的发现。《故乡》中的闰土应该被唤醒，使之成为独立的人。

由于各种思潮的引进及推介，作家们了解到“人”的价值和意义，“人”的文学观念确立。这“刺激了对‘人’的不断发现，启发了‘五四’文学如何表现人。”［3］“五四”文学思潮是对国民的启蒙，五四新文学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必然成为启蒙话语的理想表达方式。“新文学的创造者们运用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方法，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的叛逆及创造的精神”［4］。作家们的创作为“五四”文学思潮注入新的内涵。

二、新时期文学思潮——“五四”启蒙的复归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经历过了对人性、尊严和价值蹂躏和侵害的“文化洗礼”。因此，在新时期，这些人就执着于将人从愚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如同“五四”时期那样承载着“启蒙”的历史任务。在思想文化上，“新时期也因此被看成是另一个‘五四’。”［5］

陈奂生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出现说明作家关注人的生活，在那场大的文化高潮之后，人性遭到摧残，人也丧失了作为“人”的真正价值。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而为了冲破禁锢，文学一起步就表现出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对人的思考，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6］由于作家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到了底层的内心世界。虽然进入了新时期，但是许多底层群众心里仍然存在着旧思想、旧规则。看到这些，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想着为农民做些事，就像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时曾形象地说“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起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农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7］

综合种种，像高晓声这样的作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心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一样，充满现实战斗精神，他们提倡人道主义、人性、人情。对“人”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五四”知识分子与新时期知识分子他们坚持救国救民的道路，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底层民众，企图通过社会底层人物的塑造呼唤来教育民众，以实现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三、不同时代农民悲剧的异同——以闰土与陈奂生为例

闰土与陈奂生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闰土生活在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但革命的意识（思想）并未进入农村。农民仍深受封建余毒的侵害，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精神他们无从得知，他只知道叫一声“老爷”，以显示自己对作者的尊敬，殊不知（但）这一声“老爷”却像一堵墙，隔开了他们的世界，斩断了曾经的友谊，增加了一道鸿沟，这是悲哀的！在当时的社会，底层没有自身权利、没有独立和自由意识，他们的头脑中显现的是解决温饱、遵守“规矩”。精神世界好像与他们无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匮乏时，他们的愿望是吃饱、喝足，政府少纳税。可这最简单、最基本的需求要通过拜神来解决，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当时制度的信奉与坚守。把命运寄托于香炉烛台也表明了他们的无奈。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他们只是（被看作）社会的附庸，没有人重视他们的境况和生存条件，他们是社会中可有可无之人。看着他们的生活感觉心酸，如此艰难的时刻，他们依然想着继续生活，而没有选择逃避，这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坚持不懈的美好品格。他们总想着只要拼搏，一切都会变好，这是多么善良的品格。生活之艰，他们仍有一颗赤子之心，没有抢也没有偷，这是值得人们尊敬的。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传入中国，创作者发现了“人”的价值，重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提出“人”的文学观。他们把笔触伸向社会的底层，为底层呼喊，让底层获得“人”的权利。闰土的生活是农民的典型，他的生活几乎是所有贫苦农民共同的灾难，表现了当时农村经济的破败和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村凋敝的景象和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艰难处境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都是封建制度毒害的结果，封建制度扭曲了人的灵魂，束缚了人的思想，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尊卑秩序须得遵守，“人”成为“非人”，纯净的心灵已被封建的毒液毒害。农民必然成了牺牲者，他们的一生是悲剧的，他们的生活值得人同情。流血的现实，迷茫的徜徉。

陈奂生处在改革开放时期。他的基本温饱解决了，正在努力奋斗创造更好的生活。但事实却是残酷的，他在村上没有地位，只是别人的配角。因此，别人易忽视他的存在。他最大的愿望是买顶帽子，以显示他的地位和身份。“上城卖油绳”是他赚钱的一条门路。走了几个小时来到城里，准备用赚来的钱买顶帽子。然而，由于他的疏忽，感冒趁机而入，无意识中睡到了火车站的长凳上。幸运的是，县委书记去城里开会看见了他，并且吩咐司机把他送进了招待所。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因为，有的人一辈子都见不到招待所，更别说住了。他一觉醒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梦，镜子般的地、雪白的墙、海绵似的沙发、洁白的被子，他一下子不知所云了。拿着鞋走出了宾馆，以防弄脏地。他去问服务员，服务员态度的变化说明了尊卑的重要性。他一听五元钱，当时就蒙了，住了一晚上两顶帽子没了，回去了怎么向老婆交代？可他转念一想，一下子觉得精神满足了，他想到了说辞来证明自己的见闻及亲身经历的事。他不再被别人忽视、瞧不起。看起来他的行为很喜剧化，其实他的生活是带有很强的悲剧感的。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从此，他依然精神抖擞，这是等级观念在作怪。他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他的身上有很多农民的共性。他是一个典型，代表着众多的农民形象。简言之，他的症结所在是“慰藉”。“慰藉”是得到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富足。通过他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极其细微的心理变化，写出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门槛的精神状态。他的性格心理凝聚着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浓厚的历史内涵。从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农民是怎样背负着传统蹒跚在新生活的门口，进而思考物质上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才能在精神上变得富裕。

（一）从时代、心态、目的看闰土与陈奂生的不同

他们的心态不同，闰土身处乡村，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只求温饱、精神世界贫乏；而陈奂生因改革开放的政策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拿着油绳上城，满足基本生活的同时，渴求精神的富足，眼界较宽。不同的时代下，人们的内心有很大不同，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在迈步，只是传统的重负依然存在。他们的目的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想着解决温饱，一个乞求得到他人的认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总的来说，闰土是在新事物的桎梏下苦苦退缩，而陈奂生却是对新事物的好奇，让人感到辛酸，笑到流泪。

（二）闰土与陈奂生的相同点

1．淳朴、勤劳、善良的底层人民

闰土和陈奂生都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自由意识，只想着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基本物质生活，在社会中得到一席之地。但他们都淳朴勤劳善良，试图通过诚实的劳动发家致富，生存环境中获得一席之地，然而，由于自身与环境的双重限制，他们仍过着贫困艰难的生活。

闰土与陈奂生的生活际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的文学思潮。正是由于对人的不尊重和不重视，鲁迅写出了闰土这一典型，反映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思潮，鲁迅企图通过闰土来唤醒处于底层的人，“启民之蒙”也就成了首要任务。由于环境影响，“人”的价值得不到重视，颂扬“个体精神”，同情弱势群体成为鲁迅的文学灵魂。

从价值观念上看，像鲁迅这样的“五四”作家，他们反对对个性的理性压抑，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鼓励人们“勇敢的走出来”，呼吸“民主自由”的空气。

陈奂生是专注于表现农民物质精神生活变革的作家高晓声塑造的典型人物，是历史变革时期农民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表现得极明显的人物。他的性格凝聚着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浓厚的历史内涵；从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的社会底层是怎样背负传统的包袱蹒跚在新生活的门口，进而思考物质上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才能在精神上变得富裕，这表现了新时期文学思潮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主的人道主义诉求。“人道主义话题与文学实践的历史反思的相互依托与促动，引发了对人的观念的思考，导致从人性人情到人道主义理论的深化，并由文学领域迅速波及整个人文学科，形成新时期强大的人文思潮，这些直接推动着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观念为现代中国民族和个人的悲剧寻求新的解释”。［8］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人的观念。

高晓声的小说更注重探究农民的精神状态，探索农民的灵魂，并分析其悲剧原因。对陈奂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更深刻地揭示了，在新时期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的现实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之间的矛盾。他的形象说明新时期在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同时，更要注重农民思想的教化，农民精神的解放，否则一切现代化都是空谈。

2．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

童年时的闰土没有受封建流毒的腐蚀，内心是极其纯洁的，没有等级观念的束缚。他与作者称兄道弟，一同玩耍，互赠礼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心慢慢被侵蚀，等级观念、尊卑秩序蒙上心头。他不再具有童年的灵性，他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模子”，没有自主行为和独立意识。想着让神灵救济他，让他走出困境。一声“老爷”很好地展现了“他”的心灵——受封建教条的毒害，他的灵魂被扭曲；等级观念在他的人生中一以贯之。封建“规矩”及现实生活强加在他身上，让他渐渐沦为“规矩”的帮凶，失去独立意识，成为一个潜在的悲剧［9］。

文中没有直接表现陈奂生强烈的等级观念，但从“他”内心及所需的精神需求上可知，“他”的血液中流淌着封建的等级观念，“他”没有新鲜事，不会说话，别人无视他；自从“他”进城意外坐了县长的车并住进了宾馆后，别人对他肃然起敬，把他当作“人物”来看待。于是，他的精神得到了满足，等级观念此时愈加明显地展现在他身上。

四、结语

底层的呼吸，社会的脉动，“五四”的余响蔓延到新时期，“人”的价值重新被审视。作家们企图通过“文学”这一平台，呼吁人们起来与封建的旧思想搏斗，把人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原“人”的自身价值，获得人的尊严。辗转的岁月，流觞的时代，底层的慰藉牵动着社会的神经。默许的光阴，流落尘封忆事，革新之举，今朝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