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边塞诗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2023-03-01 10:04□冉
新疆艺术 2023年1期
关键词:岑参幕府边塞诗

□冉 娟

岑参画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时期不少文人开始入幕从戎,使得边塞诗发展到了高潮,著名诗人岑参两次出塞留下了78 首边塞诗①,其中包含“王事”“伐鼓”“崔嵬”“醉舞”等《诗经》元素,这体现了岑参在赴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过程中通过诗歌形式传播唐代经学的过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岑参的诗人、进士和幕府文人身份是其边塞诗传播《诗经》文化的基础,其诗歌作品不仅影响到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军民商贾,还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极具文化传播价值。

在关于岑参的研究中,多数集中在他的生平、诗作以及他的西域足迹上,研究角度比较全面,但仍有一些前人没有关注到的内容即岑参诗歌中引用了大量《诗经》中的元素,为何会引用,他进入边塞之地以后有没有通过诗歌形式传播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文化。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上角度探讨岑参诗作中的《诗经》内容以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一、传播者

岑参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年仅三十(天宝三年)就进士及第,三十五岁(天宝八年)开始先后两次入幕从戎,多种经历与身份为其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使其在边塞传播了包含《诗经》内容在内的儒家文化。

(一)诗人身份

陈铁民《岑参集校注》共收录岑参全部诗歌378 首,张辉《岑参边塞诗选》共收录岑参两次出塞所作的78 首边塞诗。在这些诗歌作品中,有大量内容涉及《诗经》,可以看出诗人有极高的《诗经》修养。

在岑参早年赋文《感旧赋(并序)》中,“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於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尝自谓曰:云霄坐致,青紫俯拾。金尽裘敝,蹇而无成,岂命之过欤?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1]。岑参出生于官宦世家,五岁读书,九岁属文,由于家庭教育加之个人天资聪颖,岑参的文化积累异于常人,功底深厚。杜确在《岑嘉州诗集序》中评论岑参“早岁孤贫,能自砥砺,遍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巧焉。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亦可谓精当矣”[2]。《唐才子传》也有评论岑参“博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诗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咏”[3],可见岑参自身文学底蕴极高,应用经学知识自然得心应手。岑参擅长五言诗歌的创作,《唐诗品》中形容岑参“五言古诗从子建以上,方足联肩”;《诗源辨体》“盛唐五吉律,惟岑嘉州用字之间有涉新巧者,如‘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大约不过数联。然高、岑所贵,气象不同,学者不得其气象,而徒法其新巧,则终为晚唐矣。”

正是由于《诗经》修养深厚,作为一名诗人,岑参会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地引用《诗经》内容,例如“衡门”这个意象,表示“陋室”,岑参在其诗歌作品《还东山洛上作》《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因假归白阁西草堂》以及早期的赋文《感旧赋》中均有引用,这种意象的引用不仅充分表达了诗歌的情感,也为《诗经》通过唐代文人再创作而传播下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是岑参作为一名传播者,在唐代丝绸之路上传播《诗经》的重要体现。

(二)进士身份

岑参曾作《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据杜确《岑嘉州集序》“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4],辛文房《唐才子传》中也有“参,南阳人,文本之后。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5],闻一多在考证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天宝三载甲申(744)三十岁,在长安。是年举进士,以第二人及第,解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6]根据岑参本人诗作以及史料考证,皆可证明他在天宝三年进士及第,且时年三十“进士科开始时与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并列,列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它就超过别的科目。在整个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它的名声是最响的”[7]。进士科的难度比其他几科的难度大得多,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的便是三十岁考上明经科已经算年纪较大,而五十岁考上进士科却是年纪较小的。岑参三十岁便进士及第,说明其满腹经书、才华横溢。

根据唐代《选举志》“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8]进士科规定“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礼记》或《春秋》)。经策全通为甲第,经策通四以上为乙第”[9]。而“帖经”,就是背写经文。从唐高宗开始,又在进士科加试诗赋各一篇,来测试应考者的文采。“进士科在8 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10]岑参在天宝年间进士及第,考试方法自然是诗赋。并且诗的题目与韵脚都有极其严格的限制,题目前要冠以“赋得”二字,且在赋诗时规定一些字作韵,依韵而赋。在岑参的诗作中有《送李卿,赋得孤岛石》等诗作,就是在题目前加了“赋得”二字,另有《携琴酒寻阎防崇济寺所居僧院(得浓字)》《醴泉东溪送程皓、元微镜入蜀(得寒字)》等诗则是以“浓”“寒”为韵脚。这些都证明岑参对《诗经》在内的经学著作熟读于心并能够灵活运用,这为岑参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经学著作奠定了基础。

(三)幕府文人身份

“幕府”是古代将军的府署,后人将地方军政大吏的府署称作幕府。幕府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和军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唐代幕府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承前”是唐代幕府仍是指行军总管、方镇统帅,“启后”是后代幕府虽以文官系统为主,但又保持了唐代幕制的特点。据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11]考证,唐代开元到天宝年间的幕府制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军事长官起初名号纷繁,至玄宗开元时期,逐渐统一为‘节度使’之称……随着这一变迁,将军府署机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由临时变为常设。我们称之为边镇幕府。”[12]唐王朝为了防止周边侵扰,于开元、天宝年间在丝绸之路要道——安西四镇设置节度使。幕府地处西域,文人们渴望入幕从军,建功立业,这是盛唐士人积极入幕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幕府为要津”[13]还有“追求优厚待遇”等入幕价值取向。唐代文人入幕府担任幕佐,主要工作有协同军政、参与军事谋划等军事工作,“掌军中表奏书檄,以文采效命”。[14]

天宝八年岑参进入安西高仙芝幕府为掌书记,天宝十三年又充北庭节度判官。虽然两次出塞期间幕佐职位有所变动,也曾离开幕府回到长安,但他两次边塞任职的经历成为其作品创作的重要素材。

岑参背井离乡、告别妻儿远赴西域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他前往遥远艰苦的西域地区,只为维护边疆安定,并发出了“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志向宣言,也是岑参选择前往边塞入幕任职的原因。

由于早年的文学积淀与科举影响,岑参满腹经纶,在出入边塞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使儒学文化在西域地区流传开来,岑参在西域地区的所见所闻又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岑参作为文化传播者,三种身份之间的转换使其实现了诗歌创作与文化传播的相辅相成。

二、接受者

岑参不仅与幕中同僚往来酬和,还与边地胡人有密切交往。岑参诗歌在丝绸之路传播开来后,后世有许多国外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翻译、出版。

(一)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接受者

在岑参所经的唐代丝绸之路上,与岑参接触过的人、岑参所到之地以及其诗歌所传之处都是岑参传播儒学文化的接受者。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意境图(图片来源新周报)

1.幕府同僚

从《新唐书·百官志》中可知节度使僚属有“副大使知节度使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巡官、衙推各一人”[15]。岑参第一次赴安西都护府高仙芝幕府任掌书记,第二次入封常清幕府充当节度判官。这两个职位都使岑参与幕中僚佐有了深度的接触。

根据岑参现存的边塞诗记载,在第一次出塞过程中,曾作《初过陇山头呈宇文判官》《寄宇文判官》《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诗中的宇文判官、刘判官以及李副使皆为岑参幕中同侪,从前文分析可知《初过陇山头呈宇文判官》《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两首诗歌涉及了《诗经》中的内容,这两首诗也是岑参边塞诗中含赠送、送别同侪之意的诗。

在第二次出塞过程中,岑参留下了《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献封大夫破播仙镇凯歌六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见呈》《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等诗作,其中大量诗作为赠、送封常清出师或回军的主题。此外,还有送别宗学士、李判官、武判官等幕僚的作品。

从岑参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岑参与封常清幕府中的幕佐关系融洽,幕府同僚成为了文化的接受者。

2.边地军民

岑参诗歌中有大量民族融合、军中关系融洽以及边塞将士驰骋疆场的场景。

在前文提到的“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军”(《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军中日无事,醉舞倾金罍”(《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以及“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玉门关盖将军歌》)等诗作中描述了封常清、盖嘉运这些军队官员,在无战事时与下属甲兵一同娱乐、关系融洽的场面。

岑参诗歌中还有记录边塞太守的内容,例如“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敦煌太守后庭歌》),“太守有能政,遥闻如古人”(《赠酒泉韩太守》)等,歌颂了边塞官员勤政、惠政、能政,“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敦煌太守后庭歌》),则表达了百姓对官员的喜爱,呈现了一幅官民相亲的画面。此外,在《赵将军歌》中,“将军纵博场场胜,堵得单于貂鼠袍”记录了汉将与胡王单于比武的场面;“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表现了花门将军会唱边地歌曲,边地将军首领也能说汉语。这些都体现了边地民族融合的场景,丝绸之路上的边地确实是“异域”,但行走在其中的人却不是“异人”,“胡语”不同于“汉语”。

岑参边塞诗中描写此类场景的诗歌还有很多,不论是军中场景,还是边地民族融合的场景,岑参都是这些场景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他通过“寄”“送”“呈”“歌”等诗歌形式将其传播开来,这些诗作中又或多或少涉及了包括《诗经》内容在内的儒家传统文化,边地的将士、百姓都成为了文化的接受者,他们在无形中感受到了中原传统文化的魅力。

3.往来商贾、使者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要城市,商贾往来频繁,运输货物众多。“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16],“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17]。唐人给西域之人冠以“胡”的头衔,外来商人称为“胡商”。根据史料记载,胡商行走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往来,驼声阵阵,余音不绝。

唐代丝绸之路上还有络绎不绝的使者,他们或是奉命出使西域商议政事,或是西域诸藩到中央朝廷进行朝贡。根据杨晓霭统计,“唐太宗贞观年间,仅《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所列举的‘西北诸蕃’的‘遣使朝贡’即达四十四次”[18]。朝贡使臣与赴西域出使使者相互往来,“丝绸之路”,紧密联系着大唐王朝与西域地区,形成一种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局面。

盛唐诗人岑参出塞,行走在丝绸之路上,身负壮士之志,保家卫国,其边塞诗中有不少与边民相关的文字:还有不少使者的记录:“遥知竹林下,星使对星郎”(《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这些诗歌表明岑参身处边地,与边民密切往来,当来往商贾与使臣暂留或离开,岑参必定会与他们有所接触,在交流过程中,岑参用诗歌作“寄”“留别”,诗中内容无形中影响到使臣与商贾,使他们成为丝绸之路上又一儒家文化接受者。

(二)后世的接受者

岑参的诗歌通过文字这一书面载体得以流传——代代传唱,也造就了岑参的文人地位。对于后世文学阅读者来说,也是岑参诗作文化传播的接受者。

英国诗人、汉学家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e,1707-1807)是最早翻译唐诗的学者,他曾翻译过岑参的边塞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其后,不少外国学者陆续对盛唐诗歌进行翻译,并在其国家进行传播。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在其著作《盛唐诗》中对岑参进行专章描述[19]。还有一些学者专门对岑参的作品进行翻译,例如英译文版边塞诗《行军九日思边塞故园》(《九月九日战士思家》:A Solider Thoughts of Home on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Moon),英译文边塞诗《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思乡病》:Home‐sick)等。近现代以来的国外学者对岑参的研究、对其边塞诗作的翻译与评价体现了岑参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度,海外学者通过翻译加工把岑参诗歌变成本国人可以看懂的内容,这些阅读者也成为了岑参文化传播的接受者。

无论是资深研究学者,还是刚刚打开课本学习边塞诗的中小学生,作为岑参边塞诗的读者,在感受岑参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独特的语言塑造力时,都在无形中成为其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

三、传播价值

岑参身处西域,受佛教影响较大,在传播儒家文化的同时还吸收了佛教文化,促进了儒、释两家文化的融合。岑参的边塞诗虽创作于盛唐时期,但其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对唐代的影响

在殷璠的《河岳英灵集》[20]中共收录了岑参的7 首诗,《河岳英灵集》乃为唐代“丹阳进士”殷璠专门收录的盛唐诗歌的集著。这部著作中收录了岑参的诗歌,说明岑参的诗作在唐代影响较大。同样岑参边塞诗作于丝绸之路上,对于唐代西域地区的影响也较大。

1.促进民族融合

岑参先后两次入幕,其诗歌记录了诗人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感,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奇特的边塞风光,表现了异域的风土人情。与其他未曾到达西域的边塞诗人相比,岑参的诗歌更具有真实性。

他的边塞诗中记录了边地民俗文化,例如“胡笳”“胡琴”“胡歌”“胡舞”。“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胡笳”是胡人吹奏的乐器,声音悲切,因此与“胡笳”相关的场景都略显悲凉,岑参在描写送别颜真卿时以及酒泉太守席上均用到了胡地乐器“胡笳”。封常清破播仙凯旋,鸣“胡笳”,迎接“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在送别武判官的酒宴中,为了助兴,弹奏了“胡琴”“琵琶”“羌笛”。“胡笳”或“胡琴”“羌笛”这些边地乐器来助兴,“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边地民族融合。

除了以上具有西域风俗的乐器之外,岑参边塞诗中还描绘了西域边地的人:“阴山胡儿”“花门老翁”“花门将军”“叶河蕃王”“胡兵”“胡姬”“胡人”“胡僧”。岑参在凉州重逢幕中故人,饮酒助兴,让“胡人”弹奏琵琶“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不仅生动描写了边地舞姿,也赞美了传入中原的胡曲。边民在中原官员面前吹奏胡曲,胡曲、胡舞由此传入中原,这显然是一种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表现。

敦煌藏经洞的俄藏写本抄录的岑参诗作(图片来源《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

岑参边塞诗中还有不少表达各民族友好往来愿望的内容,例如“军中日无事,醉舞倾金罍”(《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与“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军”(《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岑参描写了将士们在“军中日无事”歌舞庆祝的场景,实际暗含着自己对于和平的期待与拥有短暂和平军营生活的愉悦之情,不论是与幕府中的同僚共事,还是与边地人民的接触,或者是借诗歌记录下边塞歌舞,岑参这些与西域深度且密切接触的行为,都促进了汉族与边地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和谐。

2.促进文化交融

岑参边塞诗中有关于边地生活的记录:“蕃书文字别,胡俗语言殊”(《轮台即事》),天宝十三年,岑参到达轮台时发现边地风俗语言异于中土;而后,在《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中,“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描绘了宴会上有边地民族的语言和音乐,并没有让人觉得特别。随着时间流逝,岑参开始习惯西域生活,对于边地的习俗与语言从不熟悉到熟悉。这些变化记录在他的诗歌中,不仅反映出岑参对于边地文化的关注,还体现了他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儒家文化与边塞文化融合。

张海沙在《岑参的写景诗与佛经的影响》[21]中论证了岑参早年隐居于嵩阳(嵩山:禅宗发祥地),自那时起便受到佛教文化熏陶,并且其创作的诸多写景诗都与佛僧有密切关系。在深入西域后,岑参有更多机会与外来佛教文化接触,这在其边塞诗中有所体现。例如《优钵罗花歌》,此诗作于天宝十五年,此诗应当归为边塞诗,张辉选注《岑参边塞诗选》中也有收录。这是一首描写佛教植物优钵罗花的诗歌,在序中岑参写到“参尝读佛经,闻有优钵罗花,目未所见。天宝庚申岁,参忝列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自公多暇,乃于府庭内栽树种药,为山凿池,婆婆乎其间,足以寄傲”[22]。此优钵罗花为印度梵语的音译,始见于佛经,即“维吾尔语的‘塔克莱丽赛’,哈萨克语的‘霍加确’,蒙古语的‘查生令’,汉语的‘雪莲’”[23]。这首诗歌中,岑参详细描绘了优钵罗花的外形特征,借优钵罗花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且诗中含有“自公”这一《诗经》中的内容。岑参在边塞诗中描写佛教植物并引用了儒家经典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意境图(图片来源《新周报》)

(二)对后世的影响

岑参边塞诗大多作于天宝年间,诗中记叙了大量西域战争,例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是岑参送别颜真卿充任“河西陇右军试覆交屯兵使”[24]时所作,诗中描写了陇右的战争形势;《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不仅送别刘判官,还颂扬了高仙芝攻打大食的英勇气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记载了封常清攻破播仙的战役;《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赵将军歌》《玉门关盖将军歌》等边塞诗作记录了封大夫出师西征、受降回军的场景,这些诗歌作品为后世研究唐代战争提供了重要参照。

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播仙处于青海至新疆的重要孔道,也是古吐谷浑道上的重要据点,高仙芝也曾为了阻止吐蕃势力发兵攻打过播仙。岑参在《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中写道:“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表现了唐军与蕃军激烈战斗的场面,反映了唐军的英勇气势;“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也体现了战争中的残酷杀戮。这首诗歌中的种种场面都未记载于两部《唐书》之中,岑参的边塞诗印证并补充了史籍资料,也为专家学者研究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材料。

结语

岑参作为诗人,创作诗歌三百八十余首,包含两次出塞期间创作的78 首边塞诗;作为进士,他将毕生所学的经学内容应用于其诗歌作品之中;作为一名幕府文人,岑参一路西行,所经之地大多为唐代丝绸之路主要据点,并且出玉门关后的西域地区也是唐代边境的军事重地。不管是经火山、过沙碛、越雪山,还是宿西馆、客驿楼,或者是送友人、歌胡曲,边塞的西域风光、人文交流,成为岑参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

岑参两次西域之行实现了自己保家卫国的壮士之志,而丝绸之路上的人文又丰富了他的入幕经历,二者结合扩大了儒家文化传播的范围,其深入西域腹地,创作的边塞诗无形中影响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

注释:

①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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