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学术传统
——以吴恩裕、黄枬森、张恩慈、熊子云为例

聂锦芳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思想家。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以及政治领袖的推动，使他的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引发了近代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相关，对其本人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个专门的领域，研究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思路及其成果对此作出了探索。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人们的讨论已经很多了，而对于学者们在马克思思想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系统地梳理和总结还很不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生代学者对于这一专业领域那些做过重要贡献的先贤的名字也未必人人皆知。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吴恩裕（1909—1979）、黄枬森（1921—2013）、张恩慈（1928—2009）、熊子云（生卒年代不详）为例，通过回顾、总结他们的学术历程和贡献，为上述状况的改变做点努力。

一、理性态度和学术规范

按照马克思著述提供的线索，我重新讨论他与古典经济学家关系的研究，最近进展到有关约翰·洛克对其思想影响具体细节的梳理阶段。在阅读作为研究背景和资料的洛克的《政府论》时，我特别注意到中译本下篇的序言，并由此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一些联想。对于我的课题研究来说，这某种程度上属于斜枝旁逸而出的工作，甚至显得有点跑题，但考虑到它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所以在这里我想陈述一下我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权作《政府论》下篇中译本序言的是吴恩裕先生标明“写于1963年12月”的一篇论文《论洛克的政治思想》，它从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对洛克的思想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体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及其氛围中所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和理解，以及对作为“异质”思想和主张的洛克政治理论的批判态度。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该文仅限于阶级立场的分析以及末尾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的那句评论的引用，即“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1]。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特别是基于最近40 多年马克思文献的大量刊布及其研究的深化所推进的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以及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化、国外有关洛克研究资料和前沿问题的引入，这篇论文的叙述、分析和评论无疑值得重新考量甚至需要补充、修正了。

由此我还想到，这并不是孤例。1978年以来，国内出版社再版了很多“文革”之前出版过的西方思想史名著的中译本，不仅大多数译文没有修订，序言也一照其旧。这样做自然比较省事，但其后果是，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态得不到及时反映和充分体现。比如，被马克思称为“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威廉·配第的著述也多次再版，但所用序言是王亚南先生20 世纪60 年代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2]。虽然他与郭大力先生首次完整翻译“通行本”《资本论》和推进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功彪炳史册，但仅就这篇文章来说，它已经不能作为当代配第研究的“指南”了。

《政府论》下篇中译本的这篇序言也让我对吴恩裕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情况产生了好奇，为此花几天时间找了一些相关材料予以了解①以下叙述来源于吴季松编著《吴恩裕先生学术年谱》《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年版）和来自网络上的相关介绍文章。，才知道他生于1909年，1928年先入东北工业大学哲学系、两年后又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并于1933年毕业。之后他短暂做过文学、哲学报刊的编辑，于1936年受公费资助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改学政治学（政治思想史）。其导师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年)赫赫有名，既是政治理论家，出版过《现代国家的权力》《政治典范》《政府的原理和实践》《信念、理想、文明的历史分析》等著作，也是政治活动家，曾担任过英国“费边社”和工党的主要领导人（1922—1936年任“费边社”执行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吴先生同期或者前后，拉斯基指导过的著名学生还有后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惠特拉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吴先生之外，20世纪30年代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还有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等。在英期间，吴先生受到较为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完成了各门课程的学习，又在拉斯基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从1937年春到1939年春，用两年时间写出博士论文《1840年—1848年间马克思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演变》，之后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939年4月他启程回国。

之后，吴先生于1939—1946 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46—1952 年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回国之后的十年间，厚积薄发的吴先生开始发力，在专业领域成果迭出。他于1944 年出版了《政治思想与逻辑》《民主政治的基础》，又将其博士论文进行了翻译、修订，于1945年更名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出版。之后又出版了《西洋政治思想史（上古中世纪编）》（1947）、《唯物史观精义》（1948）、《政治学问题研究》（1948），并发表了多篇论文。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吴先生离开北大，任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教授。这时的他尽管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思想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但其学术观念与研究思路带有典型的“英国式”的特征，已经明显不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尽管他曾尝试通过自我改变跟上社会潮流，但效果有限。以往的研究计划不能再接续和深化，思想观点更必须同过去实行彻底的决裂，所以他后来在政治学专业领域内的主要工作仅限于翻译，零星刊布的译作有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在德国》《欧洲大陆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九封》以及《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等。此外，他还写作出版了诸如《列宁〈国家与革命〉注释》《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国家学说》《〈联共（布）党史〉名词解释》（与人合作），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后来作为《政府论》序言的《论洛克的政治思想》等论文，但与他过去的成果对照起来，这些研究显得相当吃力和牵强。于是，从1953 年起，吴先生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红楼梦》研究。不料，在这条明显偏离了其过去学术兴趣和积累的道路上，几十年深研下来，其成就蔚为大观，有《曹雪芹佚著浅探》《曹雪芹丛考》《曹雪芹的故事》《考稗小记》等著述行世，这使他跻身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红学家”之列，甚至还曾受到高层关注。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中国政治学研究得以恢复，吴先生积极回归本行，于当年4 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和负责人，并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法律系教授。是年他便有多篇文章发表，特别是将之前积累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文，作为商务印书馆新版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论著选》以及洛克《政治学》中译本的“序言”。无奈上天没有给予他更多的时光唱响“归来的歌”，1979年12月12日处于工作状态的吴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辞世。

2019年，经过编者、家人和编辑的精心打磨，六卷本《吴恩裕文集》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前3卷为其政治学论著，后3卷是他有关《红楼梦》及曹雪芹的研究作品，这是吴先生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完整展示。

学生帮我从图书馆借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我阅读后有几点比较深的感受。

一是研究态度。在自序中作者称：“本书的性质，犹如我十年前出版的那本《马克思的哲学》一样：既不取感情上的赞成态度，也不取感情上的反对态度。我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然而，这种总体上理性的态度又没有构成对其研究范围和思想生发的限制，而是打开了不为成见所规约的更为广阔的境地，所以他接着这样说：“本书的范围，不限于中文书名中的‘政治’思想，也不限于英文原题目的‘社会及政治’思想；取材的时代，亦非囿于1840—1848年内的作品。在本书中，我分析马克思所有关于方法、哲学、历史、经济、政治、伦理各方面的理论；取材方面，也涉及马克思生平所有的著作。”[3]1

二是论文结构。作为一篇阐发马克思理论的论著，作者没有从“世界观”着手，而是首先讨论“方法与方法论”。在他看来，“方法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建构来说，才具有更为关键性的意义。接下来他探讨了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将其诠释为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超越，作者称之为“反玄学的论证”。这里的形而上学（“玄学”）指的是传统哲学形态及其思维方式，既包括唯心主义，也包括唯物主义。按照这种解释，该书围绕唯物史观进行了辨析，特别甄别了马克思著述中“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的性质”及“必然地”等概念的复杂内涵。在作者看来，马克思思想探索的最终的归结是其革命理论，对此该书也设专章进行了阐释。作者廓清了革命发生的社会状况（“革命、法律与实际需要”）和“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统一”关系，并着重阐释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指出了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和阶级斗争的多种方式。这与我们习见的理解和概括很不相同。

三是义理阐释。该书将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的性质”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分析社会事实的‘抽象能力’”“‘面对事实’”与“‘比较事实’”以及“求社会上层结构之历史经济动机的方法”。辩证法无疑是马克思方法论的核心，该书探究了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又着重区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思想律”）的差异，意在提醒我们不能将前者抽象化为简单的几个范畴和几条公理。与我们以往用“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来把握马克思早期哲学的演变不同，作者专门梳理了马克思“反形上学的论据”，即他否认形上学思考方法理解复杂的世界和现实的有效性，并从“实践”重新阐释了形上学中两个基本概念Wirklichkeite 和Wahrheit 的新内涵，指出“新哲学的性质及功用”就在于将抽象的范畴、单纯思维与现实内容结合并转化为“变革世界”的现实行动，这样，作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就赋予“唯物论”一词以“特殊意义”，即其中的“‘物’一字是指生产方法，它根本是一社会事实；其中包括许多成分”，它“既不是一元的（monisitic），也不是纯粹唯物的（purely materialistic）”[3]51。

四是比较视野。吴先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并不限于“方法论”“哲学观”“唯物史观”和“革命理论”等论域，在诸如“伦理及政治学说”“功利论”以及“道德和人性”问题上也有贡献，作者在更宽广的思想史视域和理论图景中，设两章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与康德、边沁、斯宾诺莎、卢梭等人之间传承、批判和超越关系，凸显出源自严密思考和逻辑推导而引申出的独特见解。

五是征引文献。吴先生虽然在英国留学，但既然以马克思为研究对象，则必须熟悉德文原著。所以，尽管他的论文是用英文写作的，但论文中引用的马克思原话大部分都引自德文文献，特别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 版（MEGA1）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这表明他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训练的要求，在英国短暂的留学期间掌握了英、德两种语言，这为他论文的高质量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的难题。

二、“哲学的科学化”建构

时间过得真快，黄枬森老师去世已经10年了！2013年1月23日，他离开我们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恍如发生在昨天。黄先生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哲学史和基础理论方面均取得卓越的成就。不仅如此，他更由此升华为对哲学的元问题和体系构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阐发了很多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晚年不遗余力地捍卫“哲学的科学化”，并提出“更完整严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设想。坦率地说，学界对这一理念和主张是有不同看法的，特别在所谓“后现代”的氛围中，甚至会被视为思维方式“过时”和“落伍”的表现。然而，处于全球化时代，对照思想史的演变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哲学的科学化”的深意愈加突显。它不仅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更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黄先生形成“哲学的科学化”的理念源于他早年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所受的严格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和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训练。1949 年以后，黄先生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将其作为一生的事业追求，最终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人学等学科的开创者。其中的关键之点就在于，他把坚定的信仰、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带入了专业研究领域，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化”。在晚年的一篇“自述”中，黄先生把自己长达70年的哲学生涯“用一句话来概括：探寻哲学的科学之路。”他将这条道路细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的10年——“在哲学迷宫中上下求索”；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哲学的科学之路上徐徐前进”；改革开放后的30年——“在哲学的科学大道上勇往直前”。诚如这篇“自述”的题目所标示的，黄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真正地“走在哲学的科学大道上”[4]。

众所周知，黄先生的学术观点鲜明而一贯。他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著名的“辩证唯物主义派”，而这种主张就是基于“哲学的科学化”的内涵和逻辑延伸而来的。黄先生曾将其要点做了七个方面层层递进的概括：“1．哲学是一门学科；2．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任何学科迟早都将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哲学不会例外；3．哲学学科建设的任务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或推进哲学的科学性；4．各门科学都各自有其特异性，但它们作为科学的根本属性是相同的，那就是真实性、完整性、严密性、发展性，即科学性；5．“四性”以思想体系为载体，通过思想体系表现出来；6．科学的思想体系有几个条件，它们是：明确的对象、适当的组成部分、真实的内容、合理的原理的顺序、与时代精神的精华相一致；7．以这些条件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基本上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但有不符合之处，必须在继承其科学性的基础上，按照构建学科的科学体系的要求来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科学体系。”[5]如果没有对这一理念的高度自觉和始终不渝的坚守，这样条分缕析的提炼是做不出来的。

黄先生一生具体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就是这种“哲学的科学化”意旨的践行和体现。这在文本研究和体系构建两方面展现得尤为明显。除了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家，黄先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进行精深研究的专家之一。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著作文本展开个案研究。其中对这一笔记的写作过程和编排方案进行的甄别、对其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悉心解读、将其与黑格尔《逻辑学》进行的比较以及对《哲学笔记》的思想史地位和现实价值的评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典型的“文本学研究”。而“哲学的科学化”最终必然与体系构建联系起来，为此，改革开放之后，黄先生先后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人学理论与历史》（3卷本）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4 卷本）等大部头巨著，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方面标志性的重大成就。为了强调这种努力的明确的意旨和思路，黄先生还特别将其两部自选集命名为《哲学的科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哲学既是理论体系，更是思维方式。因此，“哲学的科学化”也意味着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这一观点的根源就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之后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唯物主义”态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黄先生是马克思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的“哲学的科学化”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正实质和“科学化”精髓。

马克思是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在他的哲学理念和体系中贯穿和浸透着启蒙主义、科学理性，特别是“新唯物主义”的精神。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德国古典哲学浸润，特别是观念论的熏陶后，毅然“走向”唯物主义持有多种评论。大多数论者将这一转变置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予以梳理和把握，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放在德国哲学及德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中透视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变革”，其意义和价值更会得到彰显。假如撇开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和创建来看德国哲学的发展进程，我们会发现，当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向极致的时候，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立马崛起，这包括在黑格尔去世之后谢林去柏林讲授的“天启哲学”、青年黑格尔派推崇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是缺乏过渡、缓冲和超越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后来被迫流亡英伦，非理性主义主宰了德国的社会思潮和哲学发展，并引发深刻的社会运动，延伸至20世纪最终导致巨大的国家灾难。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强调理解世界的唯物主义原则、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等观点，目的就是要校正唯意志论、观念论等思维方式的弊端。

马克思把这种哲学观上的变革、“科学化”的态度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资本论》的撰写中。《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四十余年时光、几乎倾尽全部心力撰写的一部著述，而且在其生前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定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鉴于观察和把握资本时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探索超越资本的未来出路等工作具有极大的难度，甚至对于人的思维能力来说，构成一种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马克思还必须建构一个既与资本社会相关、但又不能机械复制和简单描摹，而是与其复杂性相对照、相匹配，同时又具有独立、自洽的框架和逻辑的理论大厦，进而完成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命运的透析。较之于前者，这是更为艰难的思想创造。在马克思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及其手稿撰写过程中，他在后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一点也不比前者少。马克思极其周全地考量了理论建构中的各种问题和细节，逐步形成和完善关于资本的“叙述方法”。从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直至1867年《资本论》第1卷定稿，马克思一直在进行探索。写作的构思先后经历了两卷本著作—3本书内容—5个分篇—6册计划—9项内容—2大部分—3卷4册的架构嬗变。这种结构的曲折变迁和反复调整，不是主观随意所为，而是与对象和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展开是否遂顺、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和总体上的统摄是否有效紧密相关，因为总框架的设计是否合理是著述成功与否最关键的因素。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6]。

“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和“科学的辉煌成就”，换成黄先生的语言，就是“哲学的科学化”。由黄先生主编的《人学理论与历史》分为3卷，即《西方人学观念史》《中国人学思想史》和《人学原理》。这样的设计力图“把人学的理论和中西人学的历史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为在黄先生看来，“人学原理与人学史是密不可分的,人学原理是人学史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与马克思最终以“‘理论部分’；‘理论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来设计《资本论》结构的思路非常类似。按照同样的思路，黄先生晚年主持了篇幅更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丛书，共分为4卷5册，前3卷研究哲学创新的时代前提，分别是《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第4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分为上、下册）。而这个体系，除了“概论”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问题而外，其他部分包括“一个主体”和“五个部门哲学”：主体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部门哲学为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黄先生为编撰这套丛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这一卷，真可以说是殚精竭力。我作为课题组成员和这一卷有关章节的执笔人，对此有很深刻的感受。

“哲学的科学化”的理念和主张更具有现实价值。特别是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包括哲学）、思维方式的矫正和培育来说，它能促使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

黄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我们看到，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经过新中国成立70余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艰苦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勃勃生机。然而，遗憾的是，与迅速发展的实践相比，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就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在队伍构成、研究视域和理论倾向等方面，总体格局基本上是由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门学科的研究组合而成的。三者之间有融通、会合的意向，但融通、会合的程度却极为有限。更重要的问题是，三派之中不在少数的学者囿于各自的学科领域、特殊的研究对象，形成画地为牢的单一性思维和价值观念。比如，有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把中国的未来发展片面化为文化问题，而文化的建构又被其看作只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认为一种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成长、发育起来的文化可以不经过现代性转化，就可以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宰。还比如，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的代际更替，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在欣喜之余也不能忽略诸多隐忧：我们产生了许多关于某些流派、人物研究的专家，但鲜有能站在比研究对象更大的范围和更高条件下对其进行透视，从而有效地把握西方哲学和思潮发展大势的论者。更需引起注意的是，一些论者放弃批判立场，无原则地服膺和接受，借口“前卫”“新潮”“现代”，唯“新”是从，唯“洋”为上，成为一部分研究者的心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大而无当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前述马克思、黄先生的研究表明，体系建构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现在不在少数的论者，根本无视这种复杂和艰难，有的人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基于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的理论旨趣和学术动因”，就可以随意勾勒和炮制“理论模型和理论体系”。总之，在目前的哲学研究中，我们不只少有既与时代的巨变相匹配、又具有超前性和超越性的重大成果，反而在“科学化”方面有所退化了。

学界的上述情形无疑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和熏染。放眼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和景观。就世界总体来说，人类的发展是日益复杂而艰难了。前些年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还未得到根本缓解，新冠疫情又蔓延开来，把整个世界推向了更为莫测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合谋和分离、急功近利与战略全局之间的矛盾、个体主观意愿与社会总体协调之间的掣肘、动机与效果之间的错位、理论与行动之间的冲突、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立等问题混杂在一起，盘根错节。尤其令人心忧的现象是，不在少数的人在态度、言论和做法等方面表现得非常极端，常常把基于个人生活阅历和遭际而产生的情绪带入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中，不分青红皂白、不区分对象层次，一味吹捧或者痛斥社会，无原则地赞美或诋毁现实，非理性地固守单一的价值观，乃至极端幼稚而不负责任地为问题的解决指方向、开药方。这种极端论思维的泛滥、非理性情绪的发泄，甚至成为了一种“公害”。这不仅完全于事无补，相反常常会混淆视听、扰乱秩序、延缓甚至妨碍问题的解决。

过滤掉时代的风尘，面对严峻的现实，真理的光芒、理性的思维和逻辑的力量愈加凸显出来。黄先生“哲学的科学化”的理念和主张启示我们，必须弘扬辩证方法、理性态度、科学精神和总体性思维。

三、哲人沉思在书外

山西大学一位老师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张恩慈先生50 年前（1972）出版的小册子《认识与真理》，就将其复印下来，装订了一本寄给我。

这是张老师于1964 年出版的同名著述的再版。他在“后记”中称，“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想通过真理问题阐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利同现代修正主义的谣言和诡辩划清界限。”[7]全书共5 章，依次讨论和阐释的内容是“客观真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具体真理”“真理同错误的斗争”。据说，这本书先后发行过500万册，还被翻译成日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在当年，可以说“风行一时”。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十余年波折的张老师，在山西有了专事教学和研究的条件，于是就沿着这本书的思路持续探索下去，先后出版过《唯物论的反映论》（1980）、《人类认识运动》（1984）、《认识论原理》（1986）等著述，还发表了70 余篇论文；但已经不可能产生当年那般“轰动效应”了。

我是张老师的学生，当年跟他做论文自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领域中选题。但那时的我已经对传统的研究思路产生了怀疑。我感到，拘泥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截然对立，固守“强唯物主义”路线，而一味排斥唯心主义对于马克思思想建构的影响，否认主体和自我意识也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需要相对独立进行探究的领域，这可以构成一个有严密逻辑自洽性的解释，但却偏离了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呈现不出他与德国古典哲学（包括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启发—影响—融入—怀疑—反叛—剥离—回溯—重思—扬弃”等复杂的纠葛及其过程。尤其马克思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对于人来说，“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对已经被灌输从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理解马克思的思路来说，简直是一种颠覆，使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讨论，张老师和教科书的讨论从反映论讲起，然后考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世界的路线，这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揭示的是一条线性的认识路线，而马克思的认识论显然比这种阐释要复杂得多。

鉴于上述考量，受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启示，也受到当时中国文学界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的影响，我选择《主体的自我意识》作为硕士论文讨论的课题。张老师认可了我的选题，他没有给予任何干预，甚至没有提什么要求和建议，就听任我自己瞎琢磨下去了。待我写完初稿，他浏览了一下，也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就让我打印、提交答辩了。现在看来，那是一篇很幼稚的习作[8]。为了与老师的探究方式有所关联，我也不敢敞开来讨论，反而将这样一个很开放的主题也纳入一个框架性的结构中进行分析；而为了掩盖自己对马克思原著不熟悉的缺陷，我又拉扯了很多现代认识论、心理学的材料做填充。然而，尽管如此，它还是显现出一种迹象和征兆，就是说，即便我以后还和老师们一样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愿按照传统的方式和习惯了的路数来进行了，我得寻找新的角度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学术上我没有传承。

时至今日，张老师这种讨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路还被原理教科书和不在少数的教学者、研究者所重复和延续。当然，鉴于时代境况的改变和教学效果的考量，也有一些微小的变通，但总体上说，成效并不明显。鉴于在原有教科书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中，本体论研究进展缓慢，辩证法部分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历史观部分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而认识论研究在一段时期内也比较活跃，但其偏差依然存在。一方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题中原有之意的部分，诸如“博士论文”中所阐释的主体自我意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建构的历史的本真存在与对历史的观念把握、文本“编纂”之间的关系论，《资本论》及其手稿所阐述和践行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方式，理解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结构及其运行逻辑的“普照光方法”“人体解剖方法”“从后思索方法”和“抽象-具体方法”，等等，仍然语焉不详或者皆付阙如，而另一方面，却把根据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分子生物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等领域的新成就提出的发生认识论、认知图式论、建构论、语言转向和语义分析方法论等等，大量加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与当代哲学流派比肩而立的地位。我的疑惑是，这种做法有利于其历史面貌的厘清吗？这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与当代哲学的其他流派进行比较，而是说比较应当是在清理和把握了本属于其独特状态的理论构架和思想主旨之后进行的，而不能把本来探讨过的东西遮蔽了，同时也不能把它没有涉及过的问题加诸其身上。即使是那些与当代现实相关联、相契合的议题，也必须对两个不同时间段所产生的语境和意旨之间的视差进行必要的区分和甄别。比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不是等同于当今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取消哲学”的说法是不是能与当代的“哲学终结论”接轨，等等，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慎重地作出判断。

最后，我还想岔开上面的讨论，分析一下张老师当年为何没有对我那篇“另类的”论文发表任何意见，更没有一点反对或者不赞同的表示，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值得琢磨的意味。

我是张老师最后一个学生，我毕业后他就退休了。除此而外，我与老师更深的缘分还在于，我们都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又来到北大哲学系同一个教研室任教。不同的是，我迄今为止还在这里厮混，而他在“成名”（参看毛泽东：《在〈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上的批语》[9]和《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10]）之后被调离，后陷入政治风暴，再后下放我的老家山西，直至去世一直待在那里。

曲折的经历反而练就了张老师豁达、通透的胸襟和坦然面对生活的态度，更有宽广的眼光和敢于自我反思乃至“否定”的魄力。他没有沉浸在作为他一生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领域耕耘的最终结晶、大部头的《认识论原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0余万字）的荣耀中，更很少提及60年代他所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论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以及这部《认识与真理》的小册子翻译成几种外文，相反，他想将过去的这些“业绩”彻底忘掉。退休之后，他的选择更是不再从事所谓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书房中只保留了《二十四史》《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曾参加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作为常务理事的他对会长肖前教授的建议是：“以后开会我们就不要发言了，没有新东西讲什么呢？尽量让年轻人讲吧。”他是很少向学生流露情感的，但我回去看他时，他说的两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次谈到北京学界的状况，他不再注视我，而是把目光转向窗外，望着黑沉沉的夜幕，停顿了一下后说：“我回不去了……”另一次，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我们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但从来没有到过他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多年后，我几次到特里尔，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每当我看完材料在布吕肯大街斜对面的广场边上等车回住地时，遥望那些耸立着的古罗马宫殿和巴洛克建筑，浏览风景如画的摩泽尔河畔风光，无限地感叹：这块土地上酝酿、培育的理论和学说怎么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威权专制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中的单线论？于是，我心里一再回味起张老师那些话的深意和他晚年选择的价值——他是以自己的“无所作为”表达对以往的研究方式的彻底反省。

由于多种多样复杂的情形和考量，一个人的思考在其公开发表的东西中并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张老师的情况就是如此——所谓“哲人沉思在书外”是也。

四、翻译：研究的基础

杨耕老师私信问我：“熊子云是马列所的吗？”这里的“马列所”的全称是“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1964—1996 年间它是中国人民大学独立运行的实体研究机构。当年受高层之命，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同时成立，后两者现在还是我国学术研究的重镇，但人民大学马列所已经成为历史，我是最后一届学生，我们毕业后它就被撤销建制，并入了新成立的学院。对于熊子云老师，我对其有关《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稍有印象，也觉得他“好像是”马列所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并不能确定。于是，我询问了长期在马列所工作的梁树发老师和我们在读期间担任所支部书记的吕小明老师。梁老师回复称：“熊子云是人大马列所的，是从外单位调过来的，在科社室。学问不错，德文翻译东西不少。后从马列所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不久外出时遇车祸身亡。很可惜。这事已经久远了，好像90 年代中期前。”吕老师也说：“是（马列所的）。家住黄亭子，我搞到马列所的，1979—1980年。但没退休前离开马列所，在哪里我记不得了……。”

我自己也上网搜索了一下相关资料，弄清楚了熊子云老师的最终身份——“中国工运学院（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际工人运动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同时，我把熊老师的学术成果也大致梳理了一下，计有著作（包括译著）7部、论文（包括译文）4篇。情况如下：

著作：1.《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到巴黎公社之前》（〔东德〕马•克莱恩、埃•朗格、弗•李希特著，熊子云、俞长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2.《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张向东译，重庆出版社1983 年版）；3.《〈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熊子云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4.《当代国际工人运动》（熊子云主编，团结出版社1989 年版）；5.《唯物史观形成史》（熊子云、张向东著，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6.《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熊子云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7.《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德〕卡尔•柯尔施著，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论文：1.《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背景,》（J.贺蒲内尔著，熊子云译，《哲学译丛》1979第4期）；2.《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中的有关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 年第3 期）；3.《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4.《当代国际工运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工会理论与实践·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我让学生帮我将以上著作和论文都下载下来，浏览之后发现，熊子云老师的成果大部分发表在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成就以翻译为主。特别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所收入的9 篇论文可以说是当时马克思文献考证中最重要、最前沿的成果，很多是刚刚发表的。情况如下：

1.《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摘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德文版补卷第一卷《前言》）；2.《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一部分第一卷《导言》）；3.《马克思1840—1843年摘录笔记的介绍》（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第一卷下册《导言》）；4.《〈博士论文〉写作背景与内容简介》（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一部分第一卷《导言》和鲁·托马斯著《不为人知的马克思》）；5.《马克思在1841年3月至1843年3月期间世界观的发展问题》（英格·陶伯特著，《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一卷，1978）；6.《关于马克思1842年至1843年3月的政治活动》（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一部分第一卷《导言》）；7.《论在MEGA2 第四部分第二卷中卡尔·马克思的巴黎笔记的发表》（尼琳·卢姆扬策娃著，《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三卷，1980）；8.《〈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介绍》（詹·贺蒲内尔著，《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莱比锡雷克拉姆出版社1974 年版）；9.《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弗里茨·库姆夫著，《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柏林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

熊子云老师翻译的作品中篇幅最大的是由东德马·克莱恩（Matthäus Klein）、埃·朗格（Erhard Lange）和弗·李希特（Fridrich Richtet）撰写的三卷本《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Zur 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Dietz Verlag, Berlin,1969）中的第一卷，该书主要梳理“巴黎公社”事件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40余万字。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同仁合作的成果，熊子云、俞长彬是译文最终校订者，庄福龄老师审阅了全书中文译稿。

熊子云老师个人的著作和论文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些译著提供的资料，但可能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影响，他并不很重视对文献本身进行详尽的吸收、考证和分析，只是撷取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其粗线条地勾勒马克思思想演变的依据和线索。至于在文本阐释和思想评价方面，更为苏联、东德主流的解释框架和基本观点所左右。比如，在马克思著述研究中，他下功夫最大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其译著大致可以判定，他看过MEGA2第一部分第二卷、第四部分第二卷的主要内容，理应熟悉其中的文献学信息。然而，他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关注“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的关联和区分、“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顺序、“原始顺序版”较之于“逻辑编排版”的价值、“第一笔记本”分栏写作的含义、“第二笔记本”遗失内容的复原、“第三笔记本”插入关于黑格尔部分论述的用意等，更不用说基于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古典经济学等的思想剥离，来深度探究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为归旨的共产主义理念，以及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的漫长历程、20世纪资本批判形式的转换和当代全球化格局中重估这一著述的意义。相反，熊子云老师在其论著中只粗略地介绍了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情况，之后又按照“两个转变”的框架来诠释其内容、评价其地位，称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一些原理的论述，还带有旧的痕迹……，最明显的，他这时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某些思想模式”，这基本上是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思想史教科书观点的重复和照搬。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著述所作的不同评价，他一概认为都是一些“陈词滥调”[11]。这种研究思路和特征在他由马克思思想研究延伸开来、对苏东剧变后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格局和态势的综述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他虽然引用了很多新的文献资料来描述这些变化，但基本上还是站在原先的立场上来予以评价和定位的（参看《当代国际工人运动》一书导言和论文《当代国际工运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所以，置身于那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群体中，可以说，熊子云老师既是独特的（他是当时为数极少能够直接阅读和翻译德文文献的学者之一），也是“从众”的（其理解方式、解释框架和基本观点与他人无异）；这是我的理解。

通过这番考辨，我了解了熊子云老师的学术研究情况。但是，关于他的生平状况，还是没有确切的信息。于是我想到他曾经的合作者——俞长彬及其夫人钱学敏老师。就发短信给已经90岁高龄的钱老师，询问“您和俞老师能回忆起他是哪年出生、哪年离开马列所、哪年去世的吗？”钱老师回复说：“熊子云的准确而详细的情况，我不了解，也记不清了，对不起。只记得我和老伴一起翻译德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书，他参加了这本书的一部分的翻译。听说他死于在外旅游时一次车祸。”我的这篇随感在微信公众号“清理与超越”推出后，曾在马列所工作过的奚广庆教授提供了如下的信息：“熊子云和我同是196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政治学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分配到新华社，并进新华社外训班学习德语。1978 年人大复校到马列所社科研究室工作。德文很强……后来他调到工运学院。以后联系很少。他车祸身亡是事后一段时间才知道。”

我把搜集到的关于熊子云老师上述信息告诉最初向我打听其情况的杨耕老师，他回复说：“知道了，可惜！”的确，谈及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程和命运，应该记住这些学者的名字，珍视他们的成果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