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论

杜书瀛

“民间立场”诗派的代表人物，首推于坚。于坚之外，这个庞杂的大集团里还有其他一大批诗人，比较有名的，如与于坚一起创办《他们》杂志的盟友、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韩东，如“下半身”写作的提倡者沈浩波，如莽汉主义的李亚伟，如制作“口语诗”宣言的“大学生诗派”重要诗人尚仲敏，等等。不过，同属所谓“民间立场”，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很难完全“通约”。这里着重说于坚。

一、鸟瞰于坚

咱们先从宏观上瞧瞧于坚是怎样的一位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这之后，才能更顺畅地把握于坚那些特立独行的诗和文，以及他的那些让常人看了吃惊的理论言说。

于坚，祖籍四川资阳，1954年生于云南昆明。我无缘与于坚晤面，从未见过他的真身。他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从他出版的诗集、文集和网上的几张照片上得到的，其标志性形象就是大光头——你从他的各本书的封面或首页，几乎都能看到这一“光”辉形象。有一张大光头的半身像，穿浅色衬衣，面色红润而发光，充满生命活力，眼睛直视前方，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样子。光看照片，恍惚间还以为他是“引车卖浆者流”——如果在青岛海边儿，会说他像个渔民；如果夏天他站在北京街头，肩上再搭一条粗线手巾，可能误认为他是拉地排车的哥们儿（于坚你别生气，我只是同你开个玩笑，绝无恶意）。但是，一读他的作品，他的诗，特别是他的散文，印象完全两样：感受到的是大学问、大思想，或者说是一个有深厚学识、独特思想的文化人，一位有魅力的诗人、散文家，一位说了许多别人不敢说或许别人也说不出来那些话的颇为深沉的学者。

于坚少年时赶上“文化大革命”。通常对他的介绍是这样的：16岁后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宣传干事、农场工人……1980年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4年毕业后，当过编辑、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经历十分丰富。当工人的时候就开始写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新唐吉诃德之歌》。1983年与同学发起银杏文学社出版《银杏》。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他们》杂志。1994年之后曾相继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台湾《创世纪》杂志诗歌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十月》杂志散文奖、鲁迅文学奖等。2010年德语版诗选集《0档案》获德国亚非拉文学作品推广协会“Litprom”主办的“感受世界”亚非拉优秀文学作品评选第一名。2011年英语版诗集《便条集》入围美国BTBA最佳图书翻译奖。长诗《0档案》，曾被改编为诗剧在北京上演。著有诗集、文集数十种。

而我特别留意到他生平履历中一个细微的地方：他儿时吃药伤了听觉，当工人时又因强声而雪上加霜，造成重听，这就使他视觉强而听觉弱。上帝用视觉补偿了他的听觉，读他的作品（诗文）你会感觉到他虽重听而视觉却颇“发达”的痕迹：他在诗文中好多地方写到色彩，梦幻般的美妙；他也常常说到绘画和雕塑（主要是西方的），兴致勃勃，很细致，真实而生动，显得很内行。但他有时写到声音、说到音乐（譬如贝多芬），相对而言，模糊而抽象，看起来是在“门外”。

我对于坚最突出的感觉：特立独行，“无法无天”。是的，于坚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我是借用了毛泽东当年对自己的说法。“无法无天”这个词用在于坚身上，你觉得刺耳吗？是否我说得过于“狠”？但是，这的确是我读了于坚的诗集、文集，看了他的各种言论之后，得到的一个抹不去的真切印象。

我说他“无法无天”，是说无论艺术创作（诗歌、散文等）还是理论主张（诗论、文论以及有关社会现象的言论和时评之类），他都要努力打破之前的各种条条框框，天马行空，目无“法规”——视成法成规成言如粪土。或者说：他从不循规蹈矩，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于写别人不敢写的诗，敢于作别人不敢作的文。前些年我在写《李渔传》阅读资料时，常常碰到一个词：“自我作古”。意思是说，历史要从我这里开始；或者，我要当祖师爷。这是李渔说到自己，常用的一个词。于坚的所作所为，就有“自我作古”的味道——一切从我开始。他自己要成为某种“诗”某种“文”某种“说”的立法者。他还有这样一个雄心：“写出不朽的作品，是在我这一代人中成为经典作品封面上的名字。”①所以，读他的诗和文，看他的理论言说，常常感到震撼。虽然你不一定对他全都赞赏或认同，但你不能不佩服他的独特，不能不惊异他的大胆，不能不感叹他的与众不同。

当然，话说回来，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我说于坚“无法无天”，也许是我过于夸张的形容。我是想让你对于坚的特点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可能什么都“无法无天”，譬如对他的老婆，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孩子，还有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所有方面和场合……但此刻说到于坚，我姑且还是用“无法无天”形容他，容易让人一目了然，抓住特点。

就“无法无天”的于坚而言，我并无贬意，相反倒是非常欣赏。我认为于坚是文艺界一个真正的“爷们儿”；如果文艺界多有几个于坚，绝不会沉闷。我甚至想这样说：多几个于坚，文艺界就会多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于坚的“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

现在咱们谈谈于坚在诗歌理念上的“无法无天”言行。

于坚的诗歌美学有一个核心观念：“拒绝隐喻”——后来他又略加修正，称为“从隐喻后退”。

隐喻，在某些诗人那里，几乎是“天”理、“铁”则，似乎不可违反；诗歌中运用隐喻，古今中外皆然。19世纪法国象征派又特别将“隐喻”突出出来，配上“暗示”，加以标榜和宣扬。于是，“隐喻”和“暗示”（或者再加上“通感”），成为象征派的标志性理念。这在全世界都发生很强大、很深刻的影响。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李金发，60—70年代的“朦胧派”，都是法国象征派的忠实信徒，把隐喻、暗示、通感等，奉为圭臬，作为看家本领。

于坚却“不吃这一套”。他一反常理，大唱反调。你不是把隐喻当作圭臬吗？我偏要拿隐喻开刀：“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即使全世界的诗人都把隐喻、暗示当作金科玉律，当作制胜法宝，我于坚也要“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这是天下独一份的“于氏”宣言——你可曾听说古今中外有哪个诗人“拒绝隐喻”吗？“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对一个诗人来说，超级大胆而越过“天”理，可谓“无法无天”。

“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这些惊人之语，以写诗为己任的于坚并不是随意说说而已——有他的许多诗作为证：他写了许多“直截了当的东西显得具有诗性”的诗。而且，于坚是讲理的，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其实，于坚并非绝然否定“隐喻”。他在《棕皮手记·1990—1991》一文中说：“隐喻从根本上说是诗性的。诗必然是隐喻的。”——他在说“拒绝隐喻”之前抢先说“诗必然是隐喻的”，似乎肯定了隐喻之于诗这一常理，在自己脚下防御性地垫了一块砖。但话锋一转：“然而，在我国，隐喻的诗性功能早已退化。它令人厌恶地想到谋生技巧。隐喻在中国已离开诗性，成为一种最日常的东西。隐喻由于具有把不可说的经验转换成似乎能说出来的意象的喻体，有时它也被人们用来说那些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不敢明说的部分。在一个专制历史相当漫长的社会，人们总是被迫用隐喻的方式来交流信息，在最不具诗性的地方也使用隐喻，在明说更明白的地方也用隐喻。隐喻扩大到生活的一切方面。隐喻事实上是人们害怕、压抑的一种表现。人们从童年时代就学会隐喻地思维、讲话，这样才不会招来大祸。由此隐喻的诗性沉沦了。在中国，有时候却恰恰是那些最明白清楚，直截了当的东西显得具有诗性，使人重新感受到隐喻的古老光辉。在一个普通有隐喻习惯的社会里，一种‘说法’越是没有隐喻，越是不隐含任何意味，听众越是喜欢‘隐喻式’地来理解它。”②上面说的是于坚“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的一个理由，即：在中国，隐喻的诗性沉沦了，隐喻的诗性功能已经退化了，隐喻已经离开诗性；而那些最明白清楚、直截了当的东西却更显得具有诗性。结论是：写诗，“明白清楚”地讲、“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了，用不着隐喻，用不着暗示。所以，“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

于坚还说了另一个理由：诗歌后来发展的结果，或者语言使用中发展的结果，隐喻成了一种遮蔽——是对“在”的遮蔽，是对生活真象的遮蔽。他认为，这与诗的本意是矛盾的，因此要“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

在于坚看来，诗歌的重要特点是“去蔽”——生活真理的“去蔽”，事物真象的“去蔽”。诗歌的本意，是要让生活本然的样子显示出来，让事物本然的样子显示出来，让真理本身显示出来。于坚写了好多篇关于“词”、关于“词与物”的文章，其中或明显或曲折地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说，许多“词”，几经转变演化，已经脱离了它的本来所指（原本的意思），而且离得越来越远——本来的那个所指，已经远远隐退到后面去了，跑得没影儿了。这样的“词”作为诗的语言，“仅仅是知识”；而它对事物的本然，具有遮蔽性，已经很难表现诗意。

其实，汉语在原初发生时，是直指事物的本然、直指生活的本然的；那时没有所谓隐喻、暗示，是草就说草，是树就说树，是红就说红，是黑就说黑，所以最早的汉语语言，就是诗。于坚的对待隐喻、暗示的态度，使我想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阿克梅主义。阿克梅主义讨厌象征主义的隐喻、暗示。在象征主义那里，桌子不是桌子，蜡烛不是蜡烛，而要暗示背后的所谓本质——蜡烛，一经点燃，就可能暗示欲望、情欲之类，蓝天可能暗示理想。阿克梅主义则主张回归事物本身：玫瑰就是玫瑰，桌子就是桌子，蜡烛就是蜡烛。

不知道于坚是否受到过阿克梅主义的影响？

于坚认为，中国优秀的古典诗歌，之所以优秀，都是直指生活本然、事物本然的，都是直面生活真理的。于坚在《诗人及其命运》一文中说：“诗歌是普遍的生活形式。诗歌歌咏的不是兰波们所谓的‘生活在别处’，而是大地上诗人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杜甫：‘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苏子瞻：‘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就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诗歌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诗歌，并无所谓诗与非诗的区别。能指和所指是一致的。所以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世间一切皆诗也，在山林则山林，在庙堂则庙堂，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在日常生活的诗性世界中，大批大批的诗人老掉、死掉，不足为奇，死掉几个诗人对人生无足轻重。古代诗人是日常生活的住户、歌咏者。”③

但是，依于坚的考察，后来，特别是今日，发生了变化：诗不是直指诗人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不是直指当下的日常生活，而是所谓“生活在别处”。“今日的诗人高蹈在形而上精神世界的高处，他们成了神的隐喻，而不是神自己。他们与日常生活是对立的，因为日常生活与他们的诗歌词典不同，诗歌词典被罩上了高雅的封面。诗人们把大地、日常生活和芸芸众生视为俗物，世界发生了分裂，不再是混沌一团，世界成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并且分出是非。话，成了所谓‘词’。诗人们不再说话，而是构词，词也是分裂的，断裂为雅词和俗词。意与象，意与境发生了分裂。严羽感到担忧，所以指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做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以意为诗，唐人风气变矣。千年来，诗歌一味地向‘意’倾斜过去，道已不道，道成了意，意思，道理。无法再与‘境’、‘象’混沌一体了。”④

《诗人及其命运》这篇文章对理解于坚“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的诗学思想很重要。我引述得已经够多了，后面还有一些重要的话，但为了不让过长的引文惹人烦，就此打住。

总之，在于坚看来，今日某些诗，它们的“词语”时时都在“隐喻”，越来越“形而上”，不是“去蔽”而是“遮蔽”，离身边具体的事物越来越远，离脚下活生生的生活越来越远，离诗要直面生活、直面生命、直面真理的本意越来越远。所以要“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

于坚的“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是与他的“民间立场”、“日常生活经验”、身边的世界、本土化、口语化等等写作态度紧密相连的。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学者说，于坚写作的原动力便是他窗外的世界，如果他的视野被词语所遮挡，于坚会想办法通过这个遮挡。他把描写生活经验当作是他的主要客体，而这些经验正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日常世界。作为一个诗人的于坚就是这样深深地把自己立足于实实在在的巨大的社会和世界之上。他努力去真实地看清他的世界的模式和每个细节，它们的美丽和衰败，并把它们用词语写下来，像它们的录音磁带和火光。于坚所说的“民间”并不简单地就是一个反制度的独立的存在。这个词语还包括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经验。于坚在他对历史的书写中，分别深入阐述了民间立场和精英立场两大派的问题，写作的天才就来自对“日常语言所承载生活经验的感受”。虽然他坚持诗作为“它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但他所提倡的并不是把诗从生活中分离出来，而只是把诗从抽象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以他的看法，诗“必须坚定地植根于当下生活的土壤”。这和西川的观点，即诗是一个深思冥想的空间，在那里生活只是个第二位置形成鲜明的对照。于坚和其他的民间诗人经常被批评家和其他诗人(包括那些知识分子立场派的诗人)指责为“迎合大众口味，把庸俗带入诗”，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于坚的作品可称为“非诗”。这些责难大部分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于坚和其他民间立场派的诗人过重地利用了口语，无礼的措辞，都是在大街上听到的而不是在作品中读到的语言。这种语言显然是那种普通人民的语言而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式的，因此是“民间”的。它一点都不罗曼蒂克而是直来直去的。于坚捍卫着它的使用，他说他坚持使用这种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据他在1989年《诗60首》序言中说：“是我于坚的语言，是我的什么灌注于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对于这种属于他的民间语言的坚持代表了他与上世纪早期民间文学运动的明显区别。那时，大部分作家都在持续以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努力去发现“民间”的声音，然后代他们而言之；而于坚坚持以自己的声音说话，也只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说话，于是于坚就是“民间”——他们的而非那些学究式的语言就是他的语言。⑤

把于坚的“拒绝隐喻”或“从隐喻后退”，与他的“民间立场”、日常生活经验等等联系起来，能够更完整更深入地认识于坚的诗学主张。

三、“不讲理”的于坚诗歌

于坚不但在诗歌理论上是个“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在创作实践上亦如是。他写的，在常人看来是“不讲理”的诗，“无法无天”的诗。

他的诗，人们看到最扎眼的，是那些用“口语”“俚语”“无礼的措辞”“在大街上听到的而不是在作品中读到的语言”写出来的，直面脚下的生活的，不要隐喻不要暗示的诗，譬如他的《尚义街六号》《女同学》等。这些诗，似乎不像诗，它们“不讲理”——不讲诗的常理。

于坚的这部分诗很“俗”，“俗”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很“土”，“土”得掉渣儿……但是，它们却极具“杀伤力”，使人看了，心头为之一振，并且心头就像长了爬犁一样，用犁齿一下子把诗句挂住了。其中写得好的，仔细体味，会觉得它们非常接地气，充满生气、活力；有的，还真散发着生活本身的“形而下”的能够闻得到的气味呢——不管是田野里的芳香，还是“隔壁大厕所”的骚臭。

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尚义街六号》，这是于坚的代表作：“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打开烟盒打开嘴巴/打开灯/墙上钉着于坚的画/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只认识梵高/老卡的衬衣揉成一团抹布/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在翻一本黄书/后来他恋爱了/常常双双来临/在这里吵架，在这里调情/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朋友们一阵轻松很高兴/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大家也衣冠楚楚前去赴宴/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那些字乱七八糟/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我们只好说得朦胧/像一首时髦的诗/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他已经成名了有一本蓝皮会员证/他常常躺在上边/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怎样小便怎样洗短裤/怎样炒白菜怎样睡觉等等/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外衣比过去深沉/他讲文坛内幕/口气像作协主席/茶水是老吴的电表是老吴的/地板是老吴的邻居是老吴的/媳妇是老吴的胃舒平是老吴的/口痰烟头空气朋友是老吴的/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很少露面/没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钮扣/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他在某某处工作/‘他来是有用心的，/我们什么也不要讲！’/有些日子天气不好/生活中经常倒霉/我们就攻击费嘉的近作/称朱小羊为大师/后来这只手摸摸钱包/支支吾吾闪烁其辞/八张嘴马上笑嘻嘻地站起/那是智慧的年代/许多谈话如果录音/可以出一本名著/那是热闹的年代/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今天你去城里问问/他们都大名鼎鼎/外面下着小雨/我们来到街上/空荡荡的大厕所/他第一回独自使用/一些人结婚了/一些人成名了/一些人要到西部/老吴也要去西部/大家骂他硬充汉子/心中惶惶不安/吴文光你走了/今晚我去哪里混饭/恩恩怨怨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空唱片再也不响/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

这里没有以往诗里看到的那些文绉绉的雅词雅语，没有那些冒着香气的美词美语；勿宁说，它们发着脚臭味、汗臭味，甚至屁臭味。但它们不由分说，直指生活本身。于坚的这些诗，不是如以往的某些诗人那样，高高在上，从“上面”往下看；不，于坚在这里是从“下面”往上看，或在“下面”往周围看——于坚自己就在“下面”，就在“底层”，就在“民间”，他与生活本身贴得很近、很紧，他一伸手，就能够直接抓住生活的头、身子和尾巴，然后直接用于坚式的“民间”话语写出来，没有隐喻，没有暗示。

之前有过这样的诗吗？

我不必再花费太多文字进行评说，读者一看这些诗，会抿着嘴笑，自有话说。

于坚作品里，这种诗风的诗还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尚义街六号》《女同学》之外，还有《罗家生》《舅舅》《三个房间》……一大批。我不再多引，读者翻一翻于坚的诗集，它们会一首首自己蹦出来。

于坚“不讲理”的其他的诗，还有很多，譬如他的“事件”系列：《事件：风》（1988）、《事件：寻找荒原》（1989）、《事件：铺路》（1990）、《事件：停电》（1991）、《事件：诞生》（1992）、《事件：写作》（1994）、《事件：装修》（1995）、《事件：挖掘》（1996）、《事件：结婚》（1997）、《事件：翘起的地板》（1999）……

还有，他的“便条”诗。

写“事件”，写“便条”，记述某事本末……本非诗之正业；那是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等的活儿。这是常理。但于坚偏不信邪，他就是要用诗写“事件”写“便条”，而且写出诗味儿来。有人说，于坚的这些诗，写出花样来了：正话正说、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反话反说……总之，将一本正经与插科打诨杂糅。

更有甚者，是于坚的长诗《0档案》和《飞行》。特别是《0档案》。这首诗是对“档案”这一公文文体的戏拟，全诗的开头是《档案室》：“建筑物的五楼/锁和锁后面/密室里/他的那一份//装在文件袋里/它作为一个人的证据/隔着他本人两层楼//他在二楼上班/那一袋/距离他50米过道30级台阶//与众不同的房间/6面钢筋水泥灌注/3道门/没有窗子//1盏日光灯/4个红色消防瓶/200平方米一千多把锁//明锁/暗锁/抽屉锁/最大的一把是“永固牌”挂在外面//上楼/往左/上楼/往右/再往左/再往右 开锁/开锁……”

这样的诗亘古未有。反了，反了！只有“无法无天”的“不讲理”的于坚，敢于这样下笔，敢于写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不讲理”的诗。

它完全是公文语，硬邦邦、冰冷冷，像一个人事科长汇报某人生平。然而，要知道，体制内每个人，包括你我，锁在柜子里的档案就是这个样子的。《0档案》不动声色却戏谑地揭示出了政治一体化年代里鲜活的个人生命如何被一纸档案所掌控、指挥和压制。它硬邦邦地揭露出一个铁的生活事实，直面事物本身，没有“隐喻”，没有“暗示”，没有“通感”……

常人会说：这哪里是诗？

的确，它是“非诗”的诗。难怪谢冕教授说，这是“自杀性”的创作事件。但是谢冕并不是否定《0档案》，而是说它的“特别”。1994年谢冕在北京大学主持了《0档案》的讨论会，最后总结发言时，说：“于坚和他的《0档案》的价值在于，他所显示出来的人的语言存在的特殊困境，比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要涵括得多得多。他所要显示的，在《0档案》中已经表现到了极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深切感受到的。通过各种语词的有意味的拼凑和堆积，达到一种高度，所堆积的是一个非常宏伟和有深度的东西，一个震撼人的东西。”

于坚不是不会抒情，他写过《真实的冬天在郊外的指甲上……》（2004）、《只有大海苍茫如幕》（2007）、《芳邻》（2009）、《大象》（2011）等许多抒情诗，不过他的抒情很特别，有人说，于坚的抒情不是高蹈、虚矫的，而是具体、实在的，融入了个体微妙的生命经验和对传统抒情方式的自觉与省思的。就此来说，他修正和开拓了当代抒情诗的写法。

于坚还很会用诗幽默——于坚式的幽默。他写了一些所谓“物象”诗，如《啤酒瓶盖》（1992）、《速度》（1999）、《塑料袋》（2002）、《玻璃》（2007）之类。于坚在这些诗里，以冷幽默别开天地，令人耳目一新。1997年他出席了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其间朗诵了《啤酒瓶盖》，当时的情形，他在《马斯河上的诗歌之船》一文中记述道：“我一向坚信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它与人生、大地是一种亲和的关系，它不是为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为了从世俗人生中向偶像升华被创造出来的。它的自然、朴素、亲切、温和、优雅、幽默感和人间化是普遍性的，可以被任何一种听觉感知。下面开始微笑，开始大笑，开始笑得前仰后合。我有重听的耳朵都听见了他们在笑。我知道我的诗歌已经生效，我为他们展示了一种仅仅需要常识就可以理解的生活，一种来自日常世界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幽默，这种幽默遍布世界，只要人们打开一瓶啤酒。我不敢说我的诗有多么好，但我敢说，我没有装神弄鬼，没有夸大其辞。看啊，在那里，如此而已。翻译告诉我，他听见有听众说，没想到中国人还有幽默感。是了，瞧瞧这个世纪，我们写下了多少苦大仇深的文字。”⑥

顺便说说，于坚的散文主张和散文创作也是“无法无天”的、“不讲理”的。他在《因为一家刊物问了，所以谈起散文》中说：散文，在一切文体之外，又在一切文体之内。散文是没有方向的，怎么写都可以。散文如何说已经不重要。你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说什么说什么。散文的真实在于它是用心灵来写作。散文的自由在于，它可以是诗歌的、哲学的、文艺批评式的、小说的、书信的、通讯的、报告文学的、戏剧的、日记的，但在这些文类一般以为所是的标准来看，它又并不就是它们。这种文体上的自由保证了写作的自由。形散神不散也许是有道理的，散文在于你可以胡说八道东拉西扯，但要有感觉，要有灵魂，要造出你这些胡说八道可以存在的语境，场。叙述过程产生的快感、美感、觉悟是很重要的……⑦

我倒是觉得于坚关于散文的这种主张很有道理。我手边有两册于坚的散文集，《棕皮手记》和《相遇了几分钟》。正像于坚自己说的那样，它们的写法天马行空，内容五花八门：有论说（讲很抽象的哲学道理，像个哲学教授），有抒情（写的那么深情），有记述，有写景，有的像格言，有的像散文诗……有的散文很美，我简直爱不释手。

老实说，我喜欢于坚的散文更甚于他的诗。于坚，有许多诗，我很喜欢，觉得他很有才，觉得他是个难得的诗歌“鬼才”；也有些诗，虽然我承认它们是很特别的富有独特个性的诗，但我并不欣赏。另外，关于“拒绝隐喻”，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商榷。若从诗歌整体来说，即使你一首诗的具体语句看起来没有隐喻、没有暗示，但整首诗所传达出来的意蕴，可能是大的隐喻；至于隐喻着什么，读者细细体味，会体味出来。诗（我说的是真正的诗，可以称得上诗的诗），总有意蕴，总有言外之意吧？那意蕴，那言外之意，实际上就是隐喻啊。

还有，大概我还是太传统，我身上有一种传统美学的惰性，觉得文学各个部门，善于抒情的就抒情，善于“说事儿”的就“说事儿”，发挥各自的特长，不必硬要“赶着鸭子上架”——“赶”一两回，大家惊异，好玩儿，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老是“赶”，“赶”得次数太多，也就不新鲜了，也许会发生审美疲劳，也许……甚至形成某种“模式”。

上面关于于坚散文我略说了几句。然而，这里我们主要是“说诗”，至于散文，留待别的地方说吧。

注释：

①②③④⑥于坚：《棕皮手记》，中国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40、2、339、340—341、371—372页。

⑤以上这段话我参考了美国哈佛大学的Jillian shulman：《于坚：一个诗人的民间立场》，李梅译，《青年作家》2007年第8期。我觉得此文客观、中肯，对于坚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⑦参见于坚：《相遇了几分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9—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