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21年度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热点
——基于CiteSpaceV可视化分析

◇喀什大学体育学院 赵亚莉 王 强 隋 红

为揭示2009-2021年度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热点问题，采用文献计量法，利用Cite Space V可视化软件对有关文献进行处理，了解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前沿趋势。结果显示，2009-2021年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关注度高，各机构区域分散，深入性研究较少；研究作者个体独立较多，团体性研究较少，研究领域较为单一；研究热点集中在育非物质文化、专门性的个案研究运用方式较少，研究的全面性不够。众多知识聚类与高影响力科研成果奠定了体育素养研究的基础与支柱，并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拓展空间进行了探讨。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主要血脉和灵魂，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助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方向[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5次提到“中华优秀文化”，并着重强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作为我国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主要表现形式[2]。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扶持推广各类民族民间民俗传统运动项目；加强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创新[3]，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强化体育非物质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对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以中国知网2009-2021年度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为主要检索源，共检索到307篇期刊，时间跨度为2009-2021年，文献的检索时间为2021年3月28日，并将“期刊录稿”等不属于大本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剔除，以保证研究文献的可信度，通过筛选预选共获得研究文献303篇。

1.2 研究方法

（1）知识谱图分析法。本研究方法为文献计量法，采用Cite Space V软件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作者、机构、关键词、高频关键词与共现网络等数据进行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4]，旨在进一步揭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基础理论的前沿热点，创新思路与方法，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发展与实践提参考。

（2）文献计量法。以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相关文献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性文献的特征进行统计，利用数据描述和解释文献等特点，借助计量学方法探讨该研究领域发展的现状与规律，并对对相关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5]。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2.1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主体分析

（1）发文量的统计。2009-2021年度的文献研究数量如图1所示，从图中发现2009-2010年，文献发表量趋于个位数，结合当前相关文献内容了解到，该时期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处于萌芽状态，极少数学者对其关注。2010-2011年文献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期大约是2009年研究初期文献量的5倍左右，通过这一现象说明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对其研究，也逐渐掀起了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第一次热潮，也逐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2014-2015年度发现，文献量下降了19%左右，但2015年也成为了文献数量的重要转折点，增长速度是2014年的2倍，说明该时期对其研究已经出现爆发式的状态，其研究形式也从多角度出发，例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传承人及发展路径上等态势较多。2016-2019年文献数量也在同年增长，速度较为平缓，但在2019-2020年文献数量略有下降，说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面临曲折的路径，在传承及保护的过程中，问题也在不断进行凸显，研究热点也在突破新瓶颈，增强历史新高，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图1 2009-2021年发表文献数量图

（2）研究机构分析。研究机构是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通过可视化分析了解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发文特征，有利于厘清问题，挑战自我[6]。通过用CiteSpace V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可以明晰了解学者的研究动态和方向，比较直观地表现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着力点。将数据导入CiteSpace V 中，网络节点选择“Institution”，可以得到有关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机构的共现图谱（见图2），此外根据研究单位及发文量也做了相关的数据整理，并将排名靠前的7个单位所列举，如表1所示。

图2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机构共视图

表1 研究机构发文量排名前7位统计表

通过图2和表1得知，节点最大的吉首大学，在2017年论文发表量11篇，居于首位，占总体单位的3.63%，在图2中，发现居于首位的共视图的图网直径最大，进一步说明圈的大小也代表了研究机构的发文量的多少。居第2位为深圳大学体育部，2017年论文发表量8篇，占总体单位的2.64%。其中通过前7位的研究机构得知，综合类大学对于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较高，占总体单位的11.88%，体育类大学对于此研究关注度较少。此外通过图表得知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在2017-2020年度关注度高，其他年份相对较少，其次通过研究机构节点圆圈越大，说明各单位之间联系紧密性越高。综上说明，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一领域，多集中在南方一线城市，科研能力最强的单位是吉首大学，也进一步对体育院校加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提出研究方向，为科研院校深入研究开拓了道路。

（3）发文作者分析。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作者所发表论文数量的多与少，与其知识储备与输出的能力有关，更能反映作者投入文献时间比。所发表论文刊物的高低，则决定了论文质量的高低，质量的高低反映了作者成就的水平，因此，在高质量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与作者的成就成正相关[7]。通过作者和团队的合作网络图谱连线可知（如图3所示），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各学者之间联系密切，基本形成了陈小蓉、崔家、周爱光，刘喜山、邓星华，马冬雷、梁忠福，韦启旺、杨万林等，胡江平、宋晓宇等研究团队为主的合作网络。其次通过共视图发现发文作者共视图发现，节点越多，并且越粗，说明个作者之间的联系紧密，居于重心位置，进一步表明该作者研究此问题及发文量越大，各作者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也大量的促进了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及保护，为推进科研工作的研究难点问题奠定了基础。

图3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发文作者共视图

（4）高频关键词与共现网络分析。随着中华传统文化政策的推进，体育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逐渐扩宽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研究热点在某个时期出现的频次多，而关键词是主要能更加进一步确定该时期所研究的主提的发展趋势，故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更加清晰表明该研究所发展的方向。本研究运用 Cite Spacev，将2009-2021年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排名前30名的高频词进行统计和中心性统计（见表2）并根据在 CNKI 数据库中选取303篇一般期刊文献在Citespace软件中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和聚类网络图谱绘制时间跨度为1年，选取关键词（Keyword）的网络节点阈值选择“Top 50%”，形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N=55，E=87，Density=0.0586），如图4所示。

图4 高频关键词共享网络图谱

表2 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的高频及高中心关键词一览表

通过关键词聚类结果分析得知，2009-2021年体育非物质文化（频次：137），非物质文化遗产（频次：105），保护（频次：45），体育（频次：39），民族传统体育（频次：33），传承（频次：24），传统体育（频次：20）等关键词频数统计结果（见表2）梳理得知，体育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等是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的热点话题，并且中心性均≥0.06，表明研究领域对研究对象的关注度高，也验证了检索关键词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通过上述结果分析，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趋于多元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革新，研究该内容的视角也在不断扩宽，研究价值也愈显重要。

2.2 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热点的演化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有内在联系且数量较多的一组文献所研究的主题或视角[8]。是一种多元的统计法，通过线性分析，可以清晰了解某一个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为推进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参考。由图5和图6可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趋势，根据图5的共现关键词时区分布情况，了解到民俗体育研究领域大致经历了“2009-2011年”“2012-2015年”和“2017-2019 年”三个演进阶段。

图5 关键词时间线性图谱

图6 2009-2021年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显关键词

（1）体育非物质文化发展的探索期（2009-2011年）。从图5和图6的关键词图谱分析，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显值为10.4408，居于研究的首位，其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显值49479，居于研究第二位，排名第三是体育突显值38524。通过关键词突显值及关键词时间线性分析，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是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领域的中心。通过关键词时间线性图谱发现，在2009-2011年该研究集中于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现状、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体育运动等研究阶段，展开了我国非物质文化萌芽式探索，这一阶段的启蒙，来源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充分彰显了我国体育强国的形象，推进了中国体育稳步前行，因此现阶段体育运动及体育文化热点多元化，研究多样化[9]。三个重要关键词的节点，强化了体育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为提升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方向。

（2）体育非物质文化研究的平缓期（2012-2015年）。2012-2015年我国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保护、法律保护、传承等核心词汇，在这一时期，研究研究动态及发文量相对较为平缓，研究的内容与当前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有关，研究领域更加倾向于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学校体育等范围。此外，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文件提到要加强做好非物质文化的“发掘、整理、认证、展示、推广”等工作，做好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要求警示[10]。同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历史符号的提出对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指引了方向，解决当前体育文化共同发展难题。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层次化发展，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奠定了发展优势,树立了民族体育文化自信，为搭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增强体育自信提供了保障。

（3）体育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狂热期（2017-2019年）。2017-2019年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在大众体育、全民健身、自媒体及体育文化的传播上较为体现，随着党的十九大成功召开，进一步对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有效推进了体育强国建设，把人民健康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有效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厘清了体育文化发展的脉络，为凝聚中华文化，做好文化认同，讲好中国故事等举措，拓宽了研究思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运会、北京冬奥会等体育赛事不断推进，如何确保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及发扬、后备人才的培养及民族特色文化的继承等现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在小康社会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应从体育文化的多元化、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出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快体育文化的发展，多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区域特色体育文化向社会发展，走可视化道路。

3 结论

（1）在20世纪末年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初次崭入头角，2009年后，关于该课题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2009-2014年文献量呈井喷式上涨，2014-2015年处于减缓下降，2015年后文献量再次出现跨越式增长，说明研究者对初探问题-厘清问题-解决问题三个方面在剖析问题，不断的增强了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

（2）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阵地主要在各大综合性体育院校，以吉首大学、深圳大学、华南师大等高校为首的发文量较多，其余各研究机构较为分散，未能形成良性的集聚态势。

（3）对于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学者居中于陈小蓉、刘喜山、马冬雷等，研究者研究的内容较为分散，多以个体独立分布，尚未建立密切和合作机构及科研团体，难以围绕体育非物质文化的政策形成研究群体，对于该研究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单一性。

（4）根据图4高频关键词共享网络图谱分析，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关键词集中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热点话题，然而结合政策发展趋势，对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路径、传承渠道、可视化分析上研究较少，专门性的个案研究运用方式较少，研究的视野过于表面化、零碎化，不够具体，研究深度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