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变革视角下的回迁社区治理研究
——以Y 社区为例

陈绍军, 胡 琛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1100）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 推动非农产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 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法。2021 年 “十四五” 规划提出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要求。根据《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因此近年来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战略阶段,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新型城镇化发展必然会引发空间的变革, 人们生活的社区也相应发生空间转型, 随之而来的 “回迁社区” 治理难题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避免的伤痛。这种难题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搬离故土、远离田园的生活, 在一系列空间变迁中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际网络、心理调节都面临巨大的风险。对于此, 张秀云[1］、吴晓燕等[2］、崔宝琛等[3］、于显洋等[4］从回迁社区治理困境与路径进行分析探讨。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农民利益需要切实保护, 提供住所回迁安置仅仅是满足他们日常居住的需要。居住空间的动荡往往带来心理、文化的割裂与变化, 社交网络、风土人情也被拆卸重组, 各种矛盾凸显。回迁居民难以无缝链接城市生活, 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因此,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 聚焦空间视角分析该类难题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内容。

1 空间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列斐伏尔从本体论的视角, 指出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态, 而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纠缠在一起的, 并且由此提出了空间实践的三重性：空间的感知、再现和表象[5］。空间在被社会关系支持的同时, 还由此所生产和被生产[6］。激烈的空间冲突是可以通过 “差异权利的空间化” 来解决[7］。Harvey[8］提出 “空间意识” , 即社会个体不仅创造性使用空间, 还可欣赏由他人创造的空间意义, 同时阐释非正义空间的结果及其对弱势群体造成的社会影响。Soja[9］沿袭前人传统, 提出 “社会-空间” 辩证法, 强调任何社会性事物都具备内在空间性, 反之亦是如此, 由此认为空间和社会彼此相互整合生产出普遍性关系。

空间社会学理论传入中国后, 国内学者结合本土国情, 从社区治理、空间与社会关系、空间正义等多种视角展开研究。任平[10］利用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视角再分析空间生产的理论, 创造性地提出了 “空间正义” 这个概念；林聚任等[11］利用空间社会学分析框架发现城乡不平等实质上是空间不平等, 具有特定的时空特征与内涵。

随着空间社会学的发展, 专门从空间视角研究相关社区治理的成果也越来越多, 总的来说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第一, 回迁社区等城市社区空间割裂导致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困境。吕青[12］、李升[13］、崔宝琛等[3］发现剧烈的空间动荡会引发一系列居民生计受阻、社交断裂、文化割裂等 “被动市民化” 问题。第二, 探究社区空间转型下的社区治理路径。吴莹等[14］、李晗锦等[15］、杨菁等[16］提出通过不同类型的空间重塑促进移民社区认同, 从而促进社区治理。第三, 城镇化进程下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趋势。曹海林[17］、张良[18］通过乡村空间的分类、变迁趋势探究空间的重构与整合, 关于回迁社区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有形的物理空间变化带来的治理困境或政府的行政规划和社会组织的治理路径等方面, 未能考虑到基层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以及心理文化认同对居民融入的重要影响。

如图1 所示, 本研究主要探讨回迁居民文化心理空间重组及其影响, 为实现社区共同体的治理目标, 分析社区居委会在促进回迁居民市民化的历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其采取的空间重构方法和措施。

图1 空间变革下的社区治理分析框架

2 空间嬗变下的社区治理困境

2.1 回迁社区Y 社区的治理现状

Y 社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原G 村地域内, 存有600 多年历史的祖墓和300 多年历史的寺庙文物古迹, 随着城市的开发, 农村被拆分, 新建社区取而代之。社区成立于2016 年6 月, 原G 村回迁居民与城市商品房居民混合居住, 是一个新型的商业住宅社区。其中, 回迁居民楼共6 栋834 户2 262 人, 商品房23栋4 576户10 020余人。Y社区办公用房1 361.2 m2, 设有为民服务站、文化活动室、未成年人活动室等公共设施, 社区工作人员15 人。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 遵循空间理论的视角, 选取K 市Y 社区开展实地研究。通过参与观察、访谈的方式了解居民日常居住环境与活动, 观察社区居民委员会日常工作情况, 梳理回迁居民搬迁前后经历的空间变革。调研发现, 回迁居民成为 “新住户” “新市民” 时, 面临着生产生活习惯改变、社区治理中权利表达的缺失、社会交往网络的断裂等困境。回迁居民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文化心理空间的变迁重组, 进而影响社区共同体的塑造。

2.2 空间视角下的回迁社区治理难题

2.2.1 习惯上的矛盾性 从村庄到回迁社区, 居民居住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最为显著的是, 院落由之前 “一户一院” 的自由空间演变为规则分布于道路两侧、间隔有序 “一院多户” 的高层单元楼。现阶段, 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 社区内部绿化带、绿植以及单元楼前一定面积的空地相应出现。居住空间的垂直化与标准化引发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与社区绿化环境指标之间的矛盾, 居民试图通过公共绿地的侵占满足自身的现实需求, 给他人的生活、社区管理带来一定的难题。农村居民对于土地的认知更倾向于理性化, 认为种点蔬菜是发挥土地的剩余价值。实地考察发现在Y社区, 出现了很多绿地、空地被回迁居民界定为 “无人管理可利用的土地” , 对其进行蔬菜的种植、堆放杂物、在乔木灌木上晾晒衣物。居民认为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进行种植、晾晒是合理的, 但忽略了其他居民日常出行、观赏的需求。对土地价值认识的差异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习惯冲突, 甚至会引发居民间的矛盾。

2.2.2 心理上的难适应 Y 社区居民规模大、异质性高, 空间的压缩重组带来身份上的割裂, 回迁居民极易因此产生心理不适。一方面, 传统村庄与现代都市存在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 居民在迁入新社区后容易产生不适感与被抛弃感。因为收入等阶层差异划分 “我群” 与 “他群” 的群体界限, 从而诱发相对剥夺感, 影响居民身份转换与社区融入。另一方面, 居民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 即使居住条件、生活方式逐渐与城镇居民相似融合, 但其身份上的转换仍具有滞后性。日常行为的冲突与排斥、心理认同的混乱强化了回迁居民 “外来身份” 的标签, 根深蒂固的乡土认知导致居民难以认同自身的市民身份, 消极被动地参与社区活动与管理, 不利于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居民在适应的过程中经历空间的撕裂与重构, 时间上的延迟性与滞后性致使其无法尽快实现心理上的转变与身份的习惯, 从而导致社区归属感的缺失。

2.2.3 交际网络的割裂化 传统村落是一个同质性较强的人情社会, 交往的对象、规模通过血缘、地缘关系相互联接。搬入新社区后, 首先, 居住空间的重构带来私密性要求, 彼此之间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网络。其次, 门、楼梯等隐形间隔要素清晰划分公共与私人生活的界限, 以往生活情境中隔门吆喝、闲聊等动作加重居民人际交往的心理负担。同时身份转换仍不适应, 部分居民对于距离更远、开放性更足的公园、广场等地点带有抵触心理, 人为缩小个人社交网络。最后, 网络技术的发展进步, 使得居民有了更多娱乐方式, 这对于部分居民走出家门、扩大交际圈产生了一定阻碍。居民倾向于与自己熟悉的人群开展社交活动, 长此以往显现出社交的单一性, 形成原生居民的亚社会。原本的关系网络破裂, 整体的群际关系表现出非人情化和表面化, 地域性的亲密关系逐步转变为 “非个人化的、专门化的、没有情感关联的人际关系[19］。

2.2.4 传统公共空间的没落 传统村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 彼此之间相互熟悉, 集聚的公共空间也有较多的选择, 例如村口、大树下、水井旁甚至某位居民的院落前。居住空间的垂直化虽然带来楼梯、电梯口等新的公共空间, 但居民在这些空间里的体验远不如传统村落中熟悉、亲切。一方面, 楼梯、电梯口较为狭窄, 降低了居民之间交谈的欲望。另一方面, 楼梯、电梯的不稳定性提高了日常出行的难度与不安全, 居民人际交往减少。在传统乡村生活中, 居民的生产文化活动依托于水井、院坝或是祠堂等生活化空间, 改制后水井、祠堂等传统公共空间被取缔, 逐渐演变成城市社区中的服务中心、小广场等。公共空间的正式性、规范性提高, 传统公共空间的没落, 降低了居民日常生活互动的自由性, 活动空间多局限在小区活动室、麻将室等。传统公共空间的没落致使公共与私人空间分化明显, 居民生活趋于封闭化、隐私化、排斥性。

2.2.5 社区管理的复杂性 传统村落生活中公共空间的内生性与自发性便利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20］。宽阔的公共空间里, 信息反馈与传达的速度和效度明显,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治理使得传统农村社区治理更加便捷[15］。联系紧密的社交网络下, 村干部熟知居民情况；开放平铺展开的空间布局下, 村干部上门走访较为便利, 干群关系较为稳定。现代城市社区下, 空间的封闭性使得在没有预约、信息通知的情况下上门走访很是困难, 居民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影响社区干部开展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此外, 社区面积大、居民多、事务繁杂, 而干部数量有限, 在承担行政性事务的同时难以有足够的精力开展社区治理。最后, 空间重组带来的交际网络割裂、传统公共空间没落、社区参与不积极等问题导致社区治理力不从心。陌生人氛围浓厚下的社区治理举步维艰, 居民不关心、不主动参与社区事务, 甚至不理解社区工作, 出现社区干部所言 “居民不认识干部, 干部不了解居民” 。

3 空间重构下的社区治理实践

3.1 物理空间的拓展, 完善社区设施布局

Y 社区居民委员会建立适合回迁居民的个性化设施布局, 包容居民生活小习惯。首先, 为了整改回迁居民在小区公共区域晾晒衣物、果蔬等行为, 开放顶楼天台, 新增设晾衣区, 并安装晾衣绳。利用新空间的扩充倡导居民文明晾晒、有序晾晒, 减少回迁居民对于公共景观的占用、破坏。其次, 设置祭祀用品指定焚烧区。回迁居民存在清明节、中元节焚烧冥纸冥币的习俗, 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空旷区域设置指定焚烧区, 增设祭祀用品焚烧桶, 确保居民自身及他人人身安全。此外, 增设娱乐场所, 考虑到回迁居民兴趣爱好单一, 居民委员会为其增设棋牌室, 并且在室内加装厕所, 丰富老年人业余文体生活。最后, 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交流、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础之一, 社区居民委员会增设大型的社区活动中心, 居民议事厅、文化走廊、图书室、按摩室、排练厅等都在其中, 满足全体居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 提供了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交流娱乐平台。总的来说, Y 社区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促进回迁居民日常空间的扩展, 通过物理空间的改造包容其生活习惯、文体活动, 实现回迁居民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统一和认同。

3.2 心理空间的强化, 增强社区情感联结

回迁居民存在休闲娱乐方式单一、原村人际关系亲密、乡土宗族观念较强等特点, 扩大交际网络, 降低社区管理难度是促进居民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一方面, 居民委员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帮助社区居民拓宽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打破空间区隔。Y社区联合物业管理团队, 通过 “小管家” （每个楼栋的专门负责人）挖掘社区服务优势, 结合累计收集到的27 755 件问题总结经验, 重点解决回迁居民普遍存在的 “老大难” 问题。另一方面, 社区通过一系列包括文艺汇演、老年大学课程教学、日常公益等活动增进居民日常交流, 促进回迁居民新的社会网络的构建。在参与社区活动的过程中走出家门、走进社区, 增加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构建, 促进融合。同时开展共享养老服务, 通过 “公建民营” 的方式引进社会力量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吸纳了回迁居民、商品房居民的广泛参与, 形成养老、休闲为一体的社区公共服务板块。总之, Y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回迁居民, 帮助其尽快适应空间、生活的改变。此外, 利用开展活动、组建社区自组织队伍, 在拉近距离的同时推动居民实现组织认同与身份认同。

3.3 文化空间的保留, 挖掘社区文化脉络

首先, 社区充分尊重当地老人的风俗习惯并进行改良。例如Y 社区将原有围绕寺庙做祭祀的风俗习惯进行改良, 由小区物业提供汽油桶与三轮车, 鞭炮与纸钱都放在汽油桶里燃放或焚烧。既尊重回迁居民的风俗传统, 也不影响其他居民的出行。

其次, 社区以交流为路径搭建居民沟通平台, 同时规范回迁居民的行为意识。例如在老年大学学习中, 社区将回迁居民、商品房居民混合成同一个队伍, 便于社会关系的建立, 培育社会资本。此外, 对于城市生活中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门禁使用、如厕习惯, 社区居民委员会采取包容、理解的态度给予回迁居民帮助, 修缮公共厕所、更换被破坏门禁, 减少居民冲突。

最后, 制定新的村规民约并保护传统技艺。Y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定了包括邻里互助、移风易俗、摒弃陋习等文明规范在内的村规民约, 约束居民行为。同时提供道具服装和训练场, 并联系商业演出, 增加龙狮队成员收入, 传承农村生活的村落记忆与传统文化。虎头帽、牌坊帽、彩皮绣花鞋等工艺复杂的针线活是中年妇女的传统手艺, Y 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中老年妇女走出房门, 相互交流、切磋, 形成老带新的手艺传承风气。

4 社区和谐善治共治的行动逻辑

社会生活本质上仍然是实践的、物质的活动, 并以特殊的方式对空间产生形塑, 改变人与人、社会与自然的空间关系[21］。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城市的快速开发与扩张以及被迫城市化的 “失地农民” 。Y 社区的治理实践, 坚持了 “求同存异” 的原则, 减少了群体间的矛盾, 促进了社区融合。其治理主要遵循以下逻辑。

首先, 优化社区资源配置, 完善基础设施供给。一个和谐的社区必然能够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实现社区空间的合理配置。Y 社区的种植、晾晒等行为恰恰反映社区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现有的设置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才会有争夺、矛盾。因此, 活用社区公共空间, 利用空间布局增加居民的互动场景是合理利用资源、减少社区冲突的重中之重。一方面, 要求政府做好空间规划, 明确社区公共空间的管理体系, 遵守行政决策的要求与原则。另一方面, 基层居民委员会应与居民协调, 改造社区物理空间, 更新基础设施, 设计功能多样、配置合理的公共空间。从实践上, 可以通过构建社区活动中心、舞蹈室、会议室和图书室等活动场所以及完善个性化区域, 从而紧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状态, 实现物理空间的扩充转换。

其次, 坚持社区治理中的包容性, 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一方面, 回迁居民经历空间的嬗变后难以适应生活方式和社区管理模式的变化, 出现与商品房居民、社区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坚持社区治理的包容与理解, 实现社区的稳定团结。另一方面, 社区的善治共治需要居民、社会组织的多方参与。首先赋权于民, 建立居民参与表达机制, 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及时收集整理居民疑难, 将社区工作重心放在服务居民上, 尊重居民参与权、表达权。其次, 重点帮扶弱势群体, 如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 通过公益活动、日常援助增强居民幸福感, 强化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最后, 孵化社区自组织, 为社区活动提供专业化指导的同时整合社区力量, 增强社区内生动力, 减负增效。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 要发挥其链接资源、搭建平台的纽带作用。社区居民、社区自组织、基层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形成治理合力, 提升社区的整合度与团结感。

最后, 重塑情感脉络, 弘扬社区文化。社区是精神风貌、情感认同、生活习惯的具体体现, 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记忆, 因此加强社区情感链接, 以文化促进社区治理是营造社区共同体的关键。①尊重回迁居民的文化习俗, 如焚烧、祭祀习惯, 教育引导居民树立新的习俗观念, 丰富社区文化内涵。②挖掘社区文化特色, 如Y 社区的龙狮队等, 通过传统文化技艺或特色的保留弘扬, 强化居民之间的文化认同。③塑造社区情感纽带, 一方面通过楼栋长上传下达功能的发挥, 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在传民意、达民声的和谐氛围中群策群力, 感受社区温暖；另一方面, 利用社区文化活动, 如文艺汇演、公益送温暖、社区自组织活动等搭建居民互动平台, 丰富社区文体娱乐活动形式, 构建社区情感脉络, 提升社区情感认同。

面对空间嬗变引发的回迁社区治理困境, 在理论层次上, 治理主体应该在空间性、时间性与社会过程高度整合的前提下开展治理, 避免时空的割裂。在治理实践上, 注重多元治理主体的共治、多重立场的善治、多方资源的整合、多向力量的调整[22］。一方面, 治理主体要以尊重包容的态度引导居民积极融入城市生活, 以平等正义的视角改变商品房居民的态度, 从而达到社区共同体的治理目标。另一方面, 发挥基层治理主体贴近群众的优势与能力, 突出其链接资源、搭建平台的补充作用, 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 实现社区共同体的治理目标。

5 小结

Y 社区回迁居民, 在城镇化过程中经历空间的变革, 其生活习惯、交际方式、心理适应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使得初期社区融入度较低、社区治理困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加快, 回迁居民的增加, 空间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迫在眉睫, 也是重中之重。本文以Y 社区为例, 借鉴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经历空间嬗变的回迁居民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 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借鉴空间重构策略下的社区融入与治理。概言之, 空间视角下的回迁居民的城市化是空间正义下的多元协同共治, 是尊重包容下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