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三十年中国古代“廉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郑薛薇　刘勤

[摘要]近三十年来，在党中央持续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氛围下，有关“廉文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学者们大多从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对廉政制度、廉德思想进行研究。其中，关于廉政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内容、特点、启示方面；而关于廉德思想的研究，则集中于述其内涵，溯其本源。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体现中国古代“廉文化”的文学形象进行了研究。不过，囿于学科认知和研究程度，“廉文化”相关概念的使用比较含混，对传统底蕴的挖掘和“廉文化”溯源也还不足。

[关键词]廉文化；廉政制度；廉德思想；文学形象；综述

[作者简介]郑薛薇，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四川成都 610000；刘勤，四川省纪检监察中心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0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三皇五帝神话体系的文化基因研究”（21XZW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64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3）09-0051-08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廉文化”①的研究可追溯到何芸樵1936年发表的《四维中之廉德》一文，此文认为“廉”并非指一概不取，而为“不得当而不取”之义，并以“审分”②与“审义”③作为“廉”的评判标准，显然是对儒家廉洁观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此文阐述了“廉德”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规范，既可以使个体具有心无贪欲、坦然自得的道德修养，也可以作为社会制度约束百姓，以达到买卖公正的目标。④但此文对“廉”的探讨尚不全面。之后的近四十年间，中国古代“廉文化”相關研究屈指可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提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要求。⑤在此氛围下，中国古代“廉文化”研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可谓突飞猛进，并持续保持热潮。不仅对廉政制度与廉德思想的研究逐渐全面，还有学者挖掘文学作品（如诗歌、戏剧、散文等）中体现的“廉文化”。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制度层面，因此对于廉政制度的研究较多，而对于廉德思想及体现“廉文化”的文学形象研究则较少。

一、对廉政制度的研究

廉政是“廉文化”的政治维度，主要针对的是官吏或统治阶级。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是实现廉政的根本保障，内涵十分丰富。学界对古代廉政制度的研究包含内容、特点及启示三方面。

（一）对廉政制度内容的研究

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包含监察制度、官吏的选任考制度、回避制度、奖惩制度等。如彭安玉在《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述略》（1992）中总结了古代廉政制度包含提倡贤人政治、惩治贪污腐败、慎选吏、强化监察、完善考核制度、实施回避制度、贯彻权力制衡原则等内容。⑥他认为政府将廉吏作为道德风尚的标杆可以对其他官员进行思想教育，并且惩治贪污腐败是历朝历代的治国重任，强化监察可以确认执法的森严，完善考核制度与实施回避制度都有利于朝廷选拔真正的人才。总之，彭安玉通过梳理和辨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政治典籍，提炼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宝贵经验。相似观点还可见成云雷《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解读》（2012）⑦、杨雪《浅谈中国古代的廉政举措》（2014）⑧等文。

在对廉政制度的研究中，监察制度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如王鸿儒《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与廉政建设》（1988）一文谈及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史，针对监察制度对吏治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⑨刘双舟在其博士论文《明代监察法制研究》（2002）中详细讨论了明代特设的监察机构“都察院”与监察官员“六科给事中”。他指出明代监察机构具有巩固极端君权的作用，它的独立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行政机构的干涉，这也是现代监察机关需借鉴的。⑩焦利的博士论文《清代监察法研究》（2006）则对清代的监察法律，如《钦定台规》《都察院则例》的结构、内容、意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清代的法律法规实现了监察体制、监察运行机制、监察范围、监察官选拔与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化运作，对于今天的监察制度有较大的参考意义。?张科科《中国古代廉政法治建设的现实启示——以古代监察制度为视角》（2008）一文中梳理了从先秦到明清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尧帝时就已经有了“谋于四岳”的拾遗补阙制度，重大政治事件需咨询四岳的意见，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2009）一文梳理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并对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张晋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2019）一书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具有不同特色的政权结构，理了从先秦到明清的监察制度。?

此外，部分学者集中于对职官考选制度的研究。如钱耿文《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浅析》（1994）一文中最具启发的是，认识到德治与法治相互配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想达到“明主治吏不治民”，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保障机制并采取相应措施，将学校、家庭、皇权三方面的道德教育与官员的选任考、以法治国、增俸裁员等措施相结合。?王增平在《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1999）一文中系统地总结了历代选、任、考制度，并为建设现代廉洁社会提供了一定建议。?刘莎莎《浅谈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2009）一文认为对官员的考核、惩戒制度可追溯到尧帝时期。?此说法或对于古代廉政制度溯源具有借鉴意义。张振国的《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2010）具体分析了清代开列、遴选制度的形成及演变，认为清代的选任制度在防止权臣结党、遏制冗官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二）对廉政制度特点的总结

王鸿儒1989年发表的《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与廉政建设》一文是学界对古代廉政制度研究的滥觞，他梳理了古代监察制度的流变与发展，分析了监察制度在明君政治情况下对于封建王朝的巩固作用，指出了古代监察制度具有独立性、监察官员权力强大、需要依靠选官制度配合等特点。?王鸿儒的总结较为合理，并为社会主义廉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对当代廉政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李洪峰在《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特色探析》（2012）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优点：官僚政治系统对皇权的制约性可以适当延缓古代王朝的衰亡；古代选官以“德”“才”为标准有利于促进选拔的公平性和加强官员的廉洁意识；设立监察系统可较为有效地防治古代政治腐败。?总的来说，以上三点对古代廉政制度优点的总结较为准确，对当代建设廉洁社会具有制度层面的借鉴价值。但是本文缺乏对于制度的德法结合、官员考核制度特点等方面的讨论，所以对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特点的把握还不够全面。黄建军《我国古代廉政制度及其镜鉴》（2017）一文在李洪峰的基础上，补充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法制规范与道德导向相结合，制度建设与组织机构相结合的特点，更加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优点。

也有一些学者更加着眼于对古代廉政制度缺点的批判，如陈平在《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研究》（2004）一文中总结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在思想方面的两大局限：中国古代王权至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造成古代廉政思想无法约束封建君主个人；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封建特权使得古代廉政思想不能一视同仁。陈平从中国古代君权神授的哲学观念以及门第血缘的任官因素对以上局限形成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同时为当代社会避免面临相同弊端提出了可行性较强的解决方案。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2006）一文同样从思想层面分析了廉政制度的局限性，她指出古代儒家以血缘为基础与以家庭宗族为核心的德治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中国古代德治具有道德义务与规范不平等与理想化的缺陷。杨文霞较为准确地认识到了以“德”为内核的儒家思想对于肃清贪污腐败的局限性，为当代社会德法结合的廉政制度提供了实施思路。

（三）关于古代廉政制度对当代启示的研究

黄建军《我国古代廉政制度及其镜鉴》（2017）借鉴了中国古代选官、考核、反腐等方面的有效经验，为廉政制度及当代廉洁社会的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借鉴中国古代的监察、进谏等制度以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学习中国古代“任人唯贤”的选官制度以确保人才的任用；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评机制以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黄建军从吏治的角度为建设当代廉洁社会提供了具有借鉴价值的建议。

吴根友、崔海亮在《试论传统儒家廉德的基本内涵、培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2020）一文中认为传统儒家廉德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廉洁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德养廉来夯实“不想腐”；以制保廉来筑牢“不能腐”；以法促廉来完善“不敢腐”。吴根友从德法结合的角度，从道德基础、制度约束、法律体系等三方面落实“三不腐”，为当代社会反腐倡廉，建立廉洁社会找到了一条可行路径。

与黄建军、吴根友等从古代廉洁文化、廉政建设中“取其精华”不同，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弃其糟粕”的角度，着眼于中国古代“廉文化”（尤其是廉政制度）的局限性，提醒今人批判地继承。

陈平（2004）吸取中国古代贪污腐败的教训，为当代社会提出了思想、制度等方面的防范之道：为避免官员失德要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素养与执政能力；为避免重现“封建特权”要健全当代法律法规；为避免“水亦覆舟”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陈平认识到了古代君主专政与封建特权对国家腐败造成的危害，以此为鉴，为当代反腐倡廉与党风建设提出了有力的建议。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2006）从中国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局限性对当代建设廉洁社会提出了建议：为避免中国古代法度松弛、纲常不振造成的社会颓废须注重发挥德法结合的互补作用；为避免官德失守造成国家衰亡要在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之下实现官德建设与治吏建设的统一。杨文霞从中国古代儒家德治轻视法律、过于理想化等缺陷进行了反思，对于当代德法结合的有效践行提供了可行之道。

卢鹰在《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启示》（2016）一文中總结了古代廉政制度在思想、作风、制度、法律等层面对当今党风建设的重要启示：为防止腐败造成人民革命要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为避免因君臣利益冲突危害国家稳固要坚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避免“德治过柔”的不良后果要加强法律对于贪污腐败的惩治；为避免官职的“商品化”要坚决刹住卖官鬻爵现象。卢鹰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封建君主与官僚集团、德治与法治间的矛盾冲突中总结经验教训，体现了对建设当代廉洁社会的多方位关照。

可见，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不仅在内容上涉及监察、选官等诸多方面，还对古代廉政制度的优劣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应用到了当今的廉政建设当中。

二、对廉德思想的研究

“廉德”属于“廉文化”的道德维度，体现了个人对于“廉”文化的遵从。与廉政制度的“统治阶级特有性”不同，廉德既包含以全人类为对象的普通伦理道德，也包含了以官员为对象的政治伦理道德。目前学界对于廉德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廉德思想的内容与廉德思想溯源。

（一）对廉德思想内容的研究

首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闫文娟在其博士论文《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2020）中，将孟子的民本思想概括为民贵君轻、实施仁政、推行王道等方面。本文注重将孟子的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相关联，强调了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促进民生的积极作用。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2022）一文从夏、商、秦、隋四代的兴亡中总结出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如兴国安邦、以农为本等，并指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另有部分学者虽未专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也有所谈及。如成云雷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哲学基础》（2011）一文中通过列举了历代思想家言论，认为民本思想发源于殷商时期。成云雷谈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特点，指出了民本思想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任松峰在其博士论文《儒家廉德思想研究》（2015）中提出以民为本、仁者爱人是儒家廉德思想的理论基础，并指出民本不仅与官员的廉洁具有一致性，更是直接关联国家的发展。

其次，修身律己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话题。早在1936年何芸樵发表的《四维中之廉德》一文中，便谈到了“廉德”在抑制贪欲、维持社会买卖公平方面的作用。古惠文在《略论中国古代儒法道佛的廉洁文化思想》（2010）一文中大概叙述了儒法道佛四家有关廉德的内容，如儒家的知耻、正己、重义等，法家的礼义廉耻、以民为本等，道家的无为而治、清心寡欲等，佛教的戒恶扬善、戒嗔戒贪等，惜无系统阐述。亓慧珍《先秦儒家廉洁思想及现代价值研究》（2016）一文将儒家廉德思想概括为克己自省、公私分明、节俭知足等。孙帆在《儒家廉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21）一文中指出儒家廉德思想包括修身、尚俭、知耻、重义等。张建晓、孙其昂在《“廉文化”的价值蕴涵及其转化》（2015）一文中将“廉文化”的核心道德内涵总结为崇德慎罚、克己修身、敢于担当、知足自然四方面。

由此可见，学界对廉德思想的内容在认识上具有一致性。他们普遍认为廉德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包含爱民、知耻、修身、节俭等方面。概而言之，其实包含了为人、为己两个方面。

（二）对廉德思想起源的研究

1.起源于春秋时期

杨昶在《“廉”德探源及古代廉吏标准》（1996）一文中以《周礼》年代存疑及春秋时期才出现具体的德目为据，认为“廉”是春秋之际的产物。同样有此观点的是郭武斌，他在《浅谈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中》（2002）一文中认为廉德最初以普通伦理道德的方式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并指出法家较早地将廉德延申到了政治伦理道德。郭武斌虽然认识到廉德具有双重含义，但此文重点在阐述制度及思想内涵，对廉德的起源只是略提而已，并无深入探讨，此观点缺乏依据。

2.起源于西周时期

王宏《论德治》（2002）一文将西周时期天命观的转变视为廉德思想产生的开始，此文强调了君主立德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廉德产生于私有制社会，目的是君主巩固封建统治。此文似乎忽略了在原始共和社会，氏族首领（如伏羲、神农、黄帝）同样具备爱民、勤政的廉德思想。索树华、李志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起源和形成》（2006）一文与王宏观点相似，本文详细阐述了周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并将其视为廉德思想的发端。周云芳《“廉”与古代官德》（2012）一文将《周礼》“六廉”视为廉德思想形成的标志。韩宛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转化研究》（2022）亦是如此，此文将“六廉”视为道德规范产生的源头，并阐述了“六廉”在吏治中的作用。但这种观点似乎局限于文字记载，“六廉”强调的是执政者的能力与品格，突出廉德在执政中的重要性。但廉德绝非因文字记载的出现才突然产生，而是对早期氏族文明的沿袭，因此廉德产生于《周礼》“六廉”的说法实为牵强。

3.起源于五帝时期

阎海玲在《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启示》（2003）一文中认为《尚书·皐陶谟》《尚书·尧典》等典籍对于尧舜治国“九族既睦”的记载是“以德治国”的体现，因此德治思想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毕云芝（2005）在《中国古代德治的演进及实现方式》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德治发展的三个阶段，她认为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标志了古代德治的起源。毕云芝强调了早期氏族社会中廉德思想对于维护部落稳定的重要性，对于促进中华民族遵守道德规范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古代德治思想的起源还有待商榷。李洪峰在《中国廉政史鉴—思想理论卷》（2012）一书中列举了尧舜善于纳谏、勤政为民的廉洁事迹，认为廉德思想最早在尧舜时期有所体现。

唐贤秋认为廉德思想出现的时间比尧舜时期更早，他在《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源流辨—兼与杨昶先生商榷》（2006）一文中对杨昶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他通过梳理史料中的上古神话传说提出廉洁实践活动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存在。尹贵斌等人在《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简编》（2018）一书中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于五帝事迹的歌颂实际上体现了对廉洁的歌颂，神农氏（炎帝）尝百草、黄帝驯服野兽等都是其廉洁思想的体现。

廉德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不过，虽最早出现的是篆体“廉”字，但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有以民为本、崇德尚俭等廉德思想，杨昶依据“廉”字作为具体的德目出现的时间来判定廉德思想产生的时间，局限于汉字记载的媒介范围，未免太过保守。若将西周时期视为廉德起源，则狭隘地将“廉”视为私有制社会的独有产物。原始共和制度下选举出的部落首领若不具备廉德，如何成为领导者？阎海玲、李洪峰等人从尧舜的神话传说中寻找线索，将廉德思想的起源追溯到尧舜时期，相对前人有了较大的突破。而唐贤秋、尹贵斌等人从五帝的事迹进行分析，将中华“廉文化”的起源追溯到炎帝时期，这是“廉文化”溯源研究的又一進步，但“廉文化”起源仍有探索空间。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古代廉德思想溯源的研究呈现时间上日益向前的趋势，不仅体现了学界对神话价值的认同，更说明了四重证据法（尤其是考古）为中华“廉文化”探源提供了有力帮助。

三、对体现中国古代“廉文化”的文学形象的研究

“文学”一词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广义的“文学”包含了文学、哲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正如章太炎所说：“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狭义的“文学”指是一种审美性概念，具有情感与想象的因素，专指今日所谓的“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美文等，侧重于塑造人物形象，抒发作者情感。折中义的“文学”指介乎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中间的口头或书面语言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及游记、史论等。基于本文所涉及作品的类型特征，本文采用狭义的“文学”一词。

目前，学界对体现中国古代“廉文化”的文学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与戏剧方面，偶涉及散文与小说，但研究数量都不多。如彭克清《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廉洁思想》（2014）一文列举了中国古代经典的托物言志类诗歌，并指出此类诗歌具有体现诗人清正廉明、修身律己、艰苦朴素形象的作用。杨斌《论屈原诗廉文化的内在特质》（2015）一文从“以诗颂廉”“以诗忧廉”“以诗铸廉”“以身践廉”四方面叙述了屈原诗歌中对廉洁正直之人的赞扬，以及对谗佞之人的批判，凸显了屈原对高尚人格的追求。杨斌对屈原的诗歌进行了分类，是学界首次较为全面地对屈原诗歌中蕴含的廉洁思想的阐述。肖瑞峰的《略议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2018）一文列举了古代经典送别诗、咏史诗、讽喻诗，指出中国古代廉政诗歌具有剖白心志、托古讽今、直陈时弊三方面的作用。张妙在《古代廉政文学初探》（2018）一文中大概梳理了历代与廉政有关的诗歌与戏剧作品，并指出《诗经·硕鼠》《诗经·荡》等是最早对贪腐行为进行批判的诗歌。此文还列举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代表性诗歌，认为彰显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人对廉政的渴望与追求；而戏剧诸如《蝴蝶梦》《留鞋记》《神奴儿》《魔合罗》等，则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清官和廉政的歌颂。除专门论述体现古代“廉文化”的文学形象的论文之外，一些作品也偶有涉及。如尹贵宾主编的《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史简编》（2018）一书，就对《诗经》、辞赋、唐传奇、宋元杂剧、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廉文化”进行了概说。郭钦所著的《中华廉洁文化史》（2019）同样也用一定篇幅叙述了古代民谣、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廉洁文化。此外，刘建秀的《从<史记·循吏列传>看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2017）一文指出《史记·循吏列传》具有树立循吏基本标准、传承循吏精神等作用。

总的来说，尽管所研究的文学范畴已包含了小说、诗歌、戏剧、史传散文等，但是所占比重还较少。此外，只有少部分作品的分析比较有深度，并且能够结合当下的青年思想教育或党风廉政建设来进行论述，这无疑对当代“廉文化”的传播与教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中国古代“廉文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纵观目前对于“廉”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缺乏考古方面的视角以及对体现“廉文化”的文学形象关注不足等，其中，最关键的是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有关“廉”的各种概念含混不清

目前，学界对于廉、廉政、廉德、廉洁等与“廉文化”相关的基本词汇的使用还存在含混不清的现象。如温利《北宋廉政文化研究》一文，就将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归为“廉政”思想。邵兴元的《儒家廉政思想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价值研究》一文，又将儒家思想中的修身律己、舍利取义等方面总结为“廉政”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尤为强调党内廉政风气的建设，因此目前的部分学者对“廉文化”的研究大多就政治、法律层面展开。纵然积极响应了国家号召，推动了廉洁文化的发展，但较片面地将廉、廉政、廉德、廉洁等词等同起来，而忽略了“廉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

廉、廉政、廉德、廉洁等词汇的内涵和范畴并非一致。“廉政”一词首见于《晏子春秋》，用于阐释清廉的政治理想，后历代相继遵循，多用于政治层面，尤其是制度层面，后人多是引用，而没有衍生出新的含义；“廉洁”一词首见于屈原的《楚辞·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故“廉洁”最初具有不贪财、清白不污的含义，后又衍生出诚信、公正等含义，如《孟子·尽心下》：“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可见“廉洁”一词内涵十分丰富，又常用于概括人的美好品质。我们可以说“廉洁”是“廉文化”的重要部分，但绝不等同于“廉”；“廉德”一词相较于“廉政”与“廉洁”来说晚出，大约始见于宋，包含了普通伦理道德与政治伦理道德两方面内涵，侧重于思想伦理层面，而非制度层面。

可见，理清这些基本概念作为“廉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十分重要。概念的混淆会给“廉文化”研究带来一定影响。

（二）忽略“廉文化”是“德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廉洁文化、监督思想创新发展。”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批政治学、法学领域的学者投入到对中国“廉文化”的研究当中，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囿于自身学科视野，难免在挖掘“廉文化”底蕴时显得捉襟见肘。“廉文化”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性质决定了“廉文化”研究必须走向跨学科，尤其不能忽略传统文化学科，如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等。若非如此，就只能是隔靴搔癢。

稽考古籍，中国古代的“廉”文化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德”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皋陶将“廉”作为九德之一，已经说明了“廉”是“德”的一部分，二者密不可分。《管子·牧民》又载：“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管子将“礼义廉耻”奉为国之四维，则将“廉”作为道德标准之一。而朱熹《小学·嘉言》：“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则明确将“廉”作为中国古代八德之一，说明“廉”具有深厚的道德底蕴。

此外，从文字层面来看，“德”字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写作    （《甲骨文编》），由“直”符

（  ）与“彳”符（  ）组成，其本义是正视前方，择路而行。到西周时期，则在“彳”符与“直”符的下方加上了“心”符（  ）。而“廉”字甲骨文中无，其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写作    （《说文解字注》）。《仪礼·乡饮酒礼》云：“设席于堂廉，东上。”廉的本义是指堂屋的侧边，侧边具有方正、平直、有棱角等特点。后又引申出“正直”“品行端正”等含义。从字形来说，“廉”“德”二字都具有“正”“直”的特点，本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后世常合用“廉德”二字用于描述人的美好品德。

（三）“廉文化”溯源不足

以往多将中国古代“廉文化”的思想内涵溯源至西周，认为《周礼》“六廉”是“廉文化”出现的标志（如索树华、李志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起源和形成》、周云芳《“廉”与古代官德》等），但是更多文献表明，中国古代“廉文化”源远流长，可以溯源到西周以前，甚至是三皇五帝时期。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三皇五帝或并不属于后人捏造，而是真切存在过，并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周易》云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拾遗记》记载“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故曰宓牺。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类，莫不尊焉。”伏羲所处的时代为渔猎时期，尚未掌握种植技能的原始先民以渔猎为生，伏羲结绳为渔网体现了他的爱民与勤政；向天下人散播道德，实行教化，又是他作为氏族首领亲民的反应。同为三皇之一的神农作为农神，“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是其农本思想的体现。《史记》云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管子·桓公问》亦记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衡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尚书·舜典》云“命汝作纳言。”黄帝置左右大监是后世监察制度的开端，禹立谏鼓则是登闻鼓的前身。五帝时期的监察制度反映了原始社会民主监督的遗风，体现了部落首领的廉洁品质，为后世廉政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总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廉文化”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还对当代“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与实践意义。近年来，中国古代“廉文化”已经逐步被应用到党风建设与高校廉政建设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当代“廉文化”的有机结合。然而，若无法理清“廉文化”相关概念，缺乏对“廉文化”传统底蕴的挖掘，忽略“廉文化”的历史根源，必然会使“廉文化”的发展走向困境，难以深入人心。因此唯有解决以上问题，才能起到固本培元、与时俱进的作用，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廉洁社会的全面建设。

[注释]

①关于“廉文化”的概念，前人已有提及，如张建晓、孙其昂在《“廉文化”的价值蕴涵及其转化》一文中，将“廉文化”的内涵总结为个体勇于担当、克己修身等方面.而本文所谓的“廉文化”是指与“廉”相关的文化，包含经济、制度、思想、教育等维度.

②所谓“审分”即依据各人的地位合法取用财物，体现了对儒家礼治观念的赞同，其内核是维护社会稳定.

③所谓“审义”是指在面临取财或不取财的双重抉择时，要兼顾道德责任与人伦义务.孟子云：“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即为此理.

④何芸樵.四维中之廉德.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6年第1524期.

⑤中共中央1988年6月1日发出《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提出必须把保持廉洁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党和国家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面前;明确了党和国家机关保持廉洁的基本要求，强调必须依法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刹住不良风气;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廉政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重视并解决党和国家机关保持廉洁的问题，使党和国家机关成为廉洁、高效、遵纪守法的机关.

⑥彭安玉.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述略[J].法学杂志，1992（02）.

⑦成云雷.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解读[J].廉政文化研究，2012（03）.

⑧杨雪.浅谈中国古代的廉政举措[J].兰台世界，2014（03）.

⑨王鸿儒.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与廉政建设[J].贵州文史丛刊，1989（03）.

⑩刘双舟.明代监察法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3.

?焦利.清代监察法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6.

?张科科.中国古代廉政法治建设的启示[D].西南政法大学，2008：2.

?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J].法学评论，2009（02）.

?张晋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M].方正出版社，2019.

?钱耿文，刘明波.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浅析[J].学术月刊，1994（04）.

?王增平.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J].山东社会科学，1999（04）.

?刘莎莎.浅谈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9（13）.

?张振国.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D].南开大学，2012.

?王鸿儒.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与廉政建设[J].贵州文史丛刊，1989（03）.

?李洪峰.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特色探析[J].中国监察，2012（05）.

黄建军.我国古代廉政制度及其镜鉴[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0）.

陈平.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研究[D].清华大学，2004：55.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D].中共中央党校，2006：166.

黄建军.我国古代廉政制度及其镜鉴[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0）.

吴根友，崔海亮.试论传统儒家廉德的基本内涵、培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J].现代哲学，2020（04）.

古代常把君、民关系比喻为舟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哀公》）体现了百姓对于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性.

陈平.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研究[D].清华大学，2004：56.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D].中共中央党校，2006：168-179.

卢鹰.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启示[J].廉政文化研究，2016（04）.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由统治阶级制定，因此廉政制度仅在政治层面有所体现，普通百姓并不参与，但廉德思想突破了这种束缚，这是任何个体都能具备的品质，也是中华传统“廉”文化的精髓所在.

闫文娟.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上海交通大学，2022.

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J].中国法学，2022（05）.

成云雷.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哲学基础[J].廉政文化研究，2011（04）.

任松峰.儒家廉德思想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5：32-74.

何蕓樵.四维中之廉德.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6年第1524期.

此文虽题目为《略论中国古代儒法道佛的廉洁文化思想》，但在叙述中，涉及了廉、廉洁、廉德等多个词汇，可见在概念上较为混淆.

古惠文.略论中国古代儒法道佛的廉洁文化思想[J].嘉应学院学报，2010（09）.

亓慧珍.先秦儒家廉洁思想及现代价值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6：22-28.

孙帆.儒家廉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青岛大学，2021：16.

张建晓，孙其昂.“廉文化”的价值蕴涵及其转化[J].重庆社会科学，2015（04）.

杨昶.“廉”德探源及古代廉吏标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4）.

郭武斌.浅谈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体会[J].新疆社科论坛，2002（03）.

王宏.论德治[D].南京师范大学，2002：7.

索树华，李志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起源和形成[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6（05）.

周云芳，谭忠诚.“廉”与古代官德[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8）.

韩宛宛.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转化研究[D].辽宁大学，2022：11.

阎海玲.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启示[J].理论探索，2003（04）.

毕云芝.中国古代德治的演进及实现方式[J].南都学坛，2005（03）.

李洪峰主编.中国廉政史鉴 思想理论卷一[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41.

唐贤秋.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源流辨——兼与杨昶先生商榷[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唐贤秋指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1记载有黄帝以“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教诲颛顼，此处体现了黄帝诲人律己的廉德思想.

尹贵斌等.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简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12.

如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蚕桑织物、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牙雕蚕都为黄帝“垂裳而治”“淳化鸟兽虫蛾”的廉德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周易》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史记》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大抵对应龙山文化早期，黄帝教民养蚕的故事流传至今反映出原始先民对部落首领勤政为民的赞颂.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9.

彭克清.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廉洁思想[j].教育教学论坛，2014（30）.

杨斌.论屈原诗“廉文化”的内在特质[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3）.

肖瑞峰.略议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J].浙江社会科学，2018（05）.

张妙.古代廉政文学初探[J].名作欣赏，2018（33）.

尹贵斌等.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简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

郭钦.中华廉洁文化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刘建秀.从《史记·循吏列传》看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J].党史博采（理论），2017（08）.《史记》作为史传散文，虽为直录之作，但仍塑造了不少丰满的人物形象，文学价值不可忽略，因此笔者将《史记》纳入文学作品范围.

温利.北宋廉政文化研究[D].青岛大学，2016：7-10.

邵兴元.儒家廉政思想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价值研究[D].上海海洋大学，2021：8-11.

[汉]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03.

[先秦]孟轲等著.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尽心下[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1031.

蔡志强.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历史脉络、理论建构和发展前瞻[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02）.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皋陶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4.

[先秦]管仲撰，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牧民[M].中華书局，2004：11.

[宋]朱熹撰.[明]陈选注.小学集注·嘉言第五[M].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129页.

[宋]真德秀撰.西山读书记[M].宋刻元修本，第1273页.

西周天命观的衰落催生了“圣王”思想，说明圣人养“德”已经具备主观能动性.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乡饮酒礼[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985.

如杨万里《诚斋集》卷九十“程试论”：“故夫粟帛之赐，文景之小惠也;征赋之减，文景之廉德也;刑罚之几措，文景之宽政也。”元晖《秋涧集》卷五十九“丁居实，字仲华，锦州人，用以吏起，身有廉德.”

王巍指出“从考古和历史记载、传说与史学相呼应的角度说明，黄帝时代确实应该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王巍《考古发现所见的黄帝时代的文明与社会》，《协商论坛》，2023年第6期.）而“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被认为是尧舜时期的都城所在.”（王巍《多元一体，百川归海——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光明日报》2023年9月4日06版.）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系辞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8.

[晋]王嘉撰.拾遗记[M].汉魏丛书本，第13页.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系辞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8.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M].中华书局，1959：6.

[先秦]管仲撰，黎祥凤撰.管子校注·桓公问[M].中华书局，2004：1047.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舜典[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