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欢欢,徐艳梅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学界普遍认为,《国家篇》是柏拉图哲学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则体现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这或多或少隐含了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误读。《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都集中反映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体现出其思想发展的逐步演进。诚然,《国家篇》与《政治家篇》《法律篇》有着明显的思想差异。学者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且立论基础大多涉及到了哲学和政治两个概念。但是,他们并未对哲学与政治背后理性与习俗及其两者的关系做深入的研究。在柏拉图思想中,理性是一种自然存在。人类通过理性便能分辨各事物的自然秩序,获得最佳的生活方式,趋向善与正义。而习俗无关自然,与人类约定俗成的事物相关,正如人类的各种经验、意见、法律、技艺、传统习惯等。列奥·施特劳斯将自然之物的“习惯”看作自然的本性,将人类各部族的“习惯”视作人类的习俗。两者有着天然的冲突。[1]91梅丽莎·莱恩认为,习俗是人类后天创制的“约定”“惯例”;法律是人类约定俗成的惯例,且“事物的真正本质由某种正义或某种完全不同于人为的律法所支配”。[2]52在《国家篇》中,虽然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凸显出理性的价值,并对人类所持的各种习俗正义进行了批判,但却未完全否定习俗的意义;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彻底转向了政治哲学,着重阐述了技艺、法律等习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