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予
每年的高考牵动着无数考生的心。某种意义上,它确实能改变人的命运,让人改头换面。
1979年,我走进了大学校门。原以为工作后参加的高考我会是班里的“大龄青年”,谁知比我年龄大的起码还有20个。
刚恢复高考时考生年龄参差不齐。当年我们班里最小的同学不到17岁,最大的已过30岁,而且那些“大龄”的真实年龄谁也不知道。同宿舍有位老大哥自报年龄26岁,怎么看也不像这个岁数,觉得40岁都不为过。后来有同学解释说,整日在地里干农活日头晒、秋风吹的人长得老相点也正常,村里好多人见了以为是爷爷辈的,一说年龄发现叫他们一声大叔都冤得慌。這位老大哥寡言少语,除了学习很少参与同学活动,更别说星期天凑钱外出打个牙祭之类的。当年学校礼堂放电影很便宜但老大哥从不去看,每次问他都说看电影头疼,但大家在宿舍里讨论电影时他听得比谁都入迷,还时不时追问几句。时间常了,大家私下都说他是“葛朗台”。
他最大的快乐是收到老家来信,但从不在教室里打开看。别的同学收到信件总忙不迭地打开,他每次都塞进口袋匆匆赶回宿舍。好几次我回宿舍就能看到他在看信,那认真的神态甚至都没听到我的脚步声。我猜想他或许有对象,因为他这个年纪在农村早该成家立业了,于是总有意无意地问他“是家里的信吗?”他总笑笑应答再无下文。也有淘气的同学跟他开玩笑,拿着来信说:“交待吧,是不是嫂子来信了?”他马上涨红了脸十分紧张地看着大家,然后乞求对方:“别胡闹,是俺爹娘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