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社会中的音乐及其解放
——以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为中心

□李雨轩

【导 读】 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对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属性做了较为深刻的说明。它采用历史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模式,将音乐的发展概括为牺牲、再现和重复三个阶段。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重复阶段音乐的一致性这一根本属性,并提出了重复社会理论。重复社会除表现为集体的无差异性,还借由众声喧哗达到沉寂状态。最后,阿达利提出了作为破局之道的“作曲”。然而,《噪音》在研究范式方面有其局限,它没有实现音乐的形式—本体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的有机结合。

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Bruits:Essaisurl’économiepolitiquedelamusique,1977)一书(以下简称《噪音》),力图在对音乐的历史分析中展现整体的时代变迁,其提出的重复社会理论对理解当代文化生态尤有价值。重复社会及其音乐具有何种特点,面临何种问题?能否构想出可能的解放路径?本文拟以《噪音》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一、牺牲与再现:前重复阶段的音乐符码

阿达利在“噪音”(bruit)与“音乐”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音乐也是一种“噪音”,一种“有组织的噪音”[1]13。法语词bruit 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普遍的声音,二是特指噪音。而本书中bruit 也兼有这两层含义。这样一来,噪音和音乐便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一方面是本体同源论,即承认噪音和音乐在本体上是同源的声音形式,“所有的音乐均可定义为依据某种符码(换言之,依据排列的规则和次序的法则,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声音的空间)所组合的噪音”[1]58;另一方面是功能差异论,即强调音乐是对噪音的导引和升华,是将各种噪音加以秩序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