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有景君须道，或分秋色未可知
——略论黄维若的历史剧《屈原》

■ 邹 红

由黄维若编剧，郭小男执导，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湖北三峡演艺集团制作的话剧《屈原》继3月14日在武汉首演后，又于22日晋京演出，一时间在汉、京两地颇受关注，而业界亦多有好评。媒体在报道该剧演出时，大多称之为“新编历史剧《屈原》”或“新编话剧《屈原》”，这显然是为了区别于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话剧《屈原》。那么，这两出相隔八十多年的同名话剧究竟有何差异？或者说，黄作所谓“新编”，到底新在何处？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倍感兴趣的话题。本文即由此切入，通过比较两部《屈原》之异同，考察黄作新意所在，并连带讨论历史剧创作理念及同题续作等相关问题。

一

不言而喻，历史与戏剧是构成历史剧的两大要素，没有必要的史实依据固然难称历史剧，单纯叙述史实更不能算是历史剧。能被称为历史剧的作品，一定融合了史料与创作、事实与虚构、过去与当下等不同成分，差异仅在于孰轻孰重、孰多孰少。事实上，学界长期以来有关历史剧概念的争论辨析，无不是围绕历史与戏剧这两大要素在历史剧构成中的作用、地位而展开的，而所有分歧也都可以划分为是重历史还是重戏剧两大派别。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如此，或强调历史感、或追求戏剧性，或以今释古、或借古讽今，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创作理念。当然，历史剧并不是历史与戏剧两者的简单相加，不是将真实的历史故事直接搬到舞台上分角色扮演，历史剧的本质是剧，是对历史事件的戏剧化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