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摩崖（四题）

洋中鱼

我心非石

永州东安县紫溪镇渌埠头村沉香寺，是一个颇为特别的地方。一是它的地理位置独特，位于千里湘江第一湾底部的尖峰岭上；二是它的名字独特，以沉香为名，且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舜帝南巡从渌埠头路过，见尖峰岭上紫气腾腾，便知是块风水宝地，决定南巡结束归来再到山上看看。为了标识出具体的位置，便在半山腰的悬崖处栽种了两棵沉香树。后来，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没能再来渌埠头，可是沉香树却愈长愈大，人们为了缅怀他，将此崖命名为沉香崖。明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初五日，徐霞客曾过兵书峡、果盒塘，到沉香崖，宿罗（绿）埠头。初七日，由此溯流而上，进入广西全州，他在《徐霞客游记》里做了记载。

崖上有寺，名曰沉香。其实，此乃近年重建时更名。该寺原名沉香庵，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尽管屡修屡毁，但香火颇为旺盛。

站在沉香寺前的悬崖上，眺望湘江第一湾，听到背后传来的禅院钟声，我禁不住臆想出了一幕令人心酸的景象：黄昏时，一条悠悠的小船在河中随波逐流，一个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的官员，在船上已经漂泊了一天一夜，他想着自己在官场仗义执言结果被小人排挤，想着圣人的教诲和臣子的责任，想到祖先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想到家乡的父母与兄弟的生活状态，想着自己颠簸起伏的坎坷人生，睁着双眼久久不能入睡，忧愁像江面上四处弥漫的雾一样笼罩在心头。夜幕低垂时，小船靠岸，这位官员下了船，沿着小径上了山。当他站在这里借着月光眺望到蜿蜒北去的湘江时，似乎有所顿悟：我们每天见到的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等，都是相互交叠的，而人的善与恶、好与坏，也都是相互交织的。只要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又何必在乎小人的算计？又何必在乎能不能继续升迁？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生下来，本是纯洁得如同一块白色的布，而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一个人走上社会，谁敢保证自始至终不变色？现在自己心中有无尽的忧愁，就好比衣服被弄脏之后未洗干净。想到这里，官员决定效仿陶渊明，就地结庐，远离车马。尔后，索性落发为僧，筹资建庵，并在庵子后面的石头上刻下了四个大字：我心非石。

我眨了眨眼，又换成了另一幅景象，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土故事：东安的一个大家闺秀，爱上了本地的一个穷酸秀才。两情相悦，两心相许。闺秀支持秀才赴京赶考，秀才果然高中，转任地方要员，几年后三妻四妾，却忘了当初柳树下对大家闺秀的诺言。大家闺秀获悉后，跑到江边欲投江自尽，被庵里外出的尼姑拦下，带回庵里。在庵里，这位大家闺秀前思后想，觉得割舍不下。后来，决定就此出家，并写下了“我心非石”四个大字，几十年后，这位尼姑慈登莲界，后人在她的禅房找到她遗下的这幅字，就把它刻在庵子后面的石上。

这两幅景象虽然是我的臆想，但决不是胡思乱想。两次应邀到湘江之畔的沉香寺采风，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这里的建筑、树木和佛教，也不是寺庙后面的飞鸽石塔和圣泉，而是石塔旁边石头上不知谁人书写谁人刻石的“我心非石”四个字。如果依据建寺的历史来推算，应该是一方清代石刻。这些字每字高宽大致相等，约0.66米，阴刻，笔力沉穆雄浑，刻工细致精巧，刀痕清晰。这种无名氏的艺术作品，不但带给了人们愉悦的审美享受，而且容易引发人们深思。

熟悉国学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出自于《诗经·邶风·柏舟》，原文为：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而石刻改“匪”为“非”，虽为假借，但个中缘由值得思考。我想，大约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否定。虽然我已经落发为僧（尼），但我的心不是铁石心肠，还是对朝廷的大事（或通过考试当了官的你）念念不忘，心里很想再为朝廷效力（再次见到你）。无奈缘分已尽，我只好在这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二是表示心灵摆脱了羁绊，得到了解放。自从离开了官场，在这里做了僧人，经过终日诵经念佛，我感觉到自己疲惫的心逐渐得到了解脱。因为每当我在这里瞻峻朗崇山、睹清冽江水、浴习习微风、赏袅袅祥云时，就会有一种万般风情收眼底、千古真知开胸襟的感悟。是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其短暂？抚今鉴古，我们何必为名争？何必为利累？何必为权忧？何必为情困？不妨在此以虔诚之心，皈依佛祖，一朝一拜、一瞥一思，感悟人生。

站在石山前，仰望着四字石刻。想到自己前面的臆想，感觉那四个字忽然变成了蹿动的火焰。原来“我心非石”不是石动，而是心动。因为在那冰凉的石头之上，一直彰显着炙热的臣子忠诚与爱情忠贞。想到自己平时的忙忙碌碌浑浑噩噩，忽然向往起一种无得无失、无荣无辱、无是无非的人生境界来。是的，人生是一次旅行，我们不能有太多的负累，所以要用减法，减去欲望，减去贪念和心灵负担，卸下累赘，在人生的路上才会走得轻松稳健，日子才会舒坦和幸福。

水峙山流

在永州市现存的历代名家石刻中，“水峙山流”是一个特例。

该石刻为榜书，长一百一十五厘米，高四十厘米，镶嵌在永州市宁远县西湾村某村民家的门楣上。此书最大特点就是态势险峻，在不对称中求对称，于不和谐中求和谐，结体开张，篆隶兼备，精气神流溢于笔端，似动不动，不动似动，为何绍基榜书中的精品力作。

说是特例，一来这方石刻不是摩崖，而是活碑；二来没有署名和时间。但稍微有点见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何体”。

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猿叟（蝯叟），湖南道州（今永州道县）人，亦称何道州。他出入于阮元、程恩泽之门，通经史、律算，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以书法著称于世。他也是近代提倡宋诗的重要人物之一。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他作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不名一体，随境触发，较为真挚，为“宋诗派”重要倡导者之一，成就很高，只不过被书法光芒所掩盖。

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嘉庆四年农历十二月出生于道州东门乡东门村一耕读民家。幼年家境贫寒，他和弟弟随母就食于州西小坪舅舅廖氏家。八岁那年随父母入京，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时年三十七岁。后来，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广东乡试考官、提督，视学浙江，擢四川学政。咸丰五年（1855年）辞官，而后便游历各地，踯躅于山水之间，晚年主讲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论述，精小学金石碑版，富收藏。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水经注勘误》《东洲草堂诗文集》等。

何绍基书法成就很高，行、楷、隶、篆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他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同时还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还有《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气。他的小楷兼取晋代书法传统，笔意含蕴，行草书融篆、隶于一炉，骏发雄强，独具面貌。他的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而带行草笔势，自成一格。总的来说，其书法结合碑帖两派，融会四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法风貌，被誉为“清代第一”，是他“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向第三个高峰”。好友曾国藩说他的书法“必传千古无疑矣”，翁同龢说他是“有清二百年第一人”。

其实，何绍基对家乡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他自八岁离家至终老，一生仅四次回乡。第一次是道光元年（1821年），何绍基二十二岁；第二次是道光八年（1828年），何绍基二十九岁；第三次是咸丰元年（1851年），何绍基五十二岁。只是，前三次回乡的氛围都不好，只有同治元年（1862年）第四次回家时赶上杨翰出任永州知府。杨翰小他十三岁，是他在翰林院国使馆时的同事，十分崇拜何绍基的书法，甚至拜师学书，两人亦师亦友，所以何绍基才玩得比较开心，因而留下了大量题刻，包括这方“水峙山流”。

同治元年（1862年）夏天，刚刚即位改号同治的皇帝遣官赴九嶷山舜帝陵祭告即位。时任永州知府杨翰作陪，何绍基书写碑文，该碑文也是何绍基难得一见的楷书精品。

虽然九嶷山离何绍基的老家道州东门村并不遥远，但他一直没有游览过，所以，这次回来祭舜，有感而发，写下一首诗：“生长濂溪水一湾，老来才游九嶷山。半生费劲芒鞋力，踏破人间五岳还。”

祭舜完毕，何绍基提出好好散步游览一下，无奈杨翰公务繁忙，自己先回永州，委托宁远路亭村秀才王继斋带了一个衙役全程陪同何绍基。他们从九嶷山走出来，行至一个村庄，天色已晚，于是就近借宿。进了村庄，看见村庄里十分热闹，一派忙碌的样子，打听之下，才知道这是西湾村，村民大多姓张，此刻村里有三兄弟准备盖三栋房子，一字排开，气势恢宏。

村里有个张秀才，热衷于交友，何绍基一行就住在他家。

何绍基为人低调，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老百姓每年都能见到去舜帝陵祭舜的官员，也就见怪不怪，张秀才便把他们当作好朋友一样热情招待。

第二天清早，何绍基起来散步，在村子周边走来走去，发现这里风景很美，四周群山环抱，村前一条溪水汩汩流淌，溪水之上是小桥，小桥那边是田野，田野上是逐渐饱满的稻谷。

何绍基走了不远，发现那些修房子的人也很早就干活了。他见一个私塾先生模样的人，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挥毫写对联，于是走过去看热闹。看了片刻，忍不住手痒，就提出代劳。私塾先生把笔递给他，何绍基毫不客气，提笔蘸墨，刷刷刷地写起来，一口气写了二三十副对联，引得很多村民围观，大家纷纷取了回去。

王继斋原本找何绍基为他介绍本地风俗，见了这种情景，就嘱咐村民们好好珍惜，并说这是本朝的大书法家，这些对联将来会值很多钱。

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邀请何绍基题字，何绍基就为他题了“德为福基”四字。另一个人求榜书，何绍基就写下了“嶷山拱翠”。一个村民听王继斋说何绍基是书法大家，于是要求落款。何绍基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为大家写字纯属好玩，不值得落款。

这时候，一个老人家走过来，递给何绍基一碗茶水。何绍基喝了之后，出于感激，就挥毫写下“水峙山流”四个大字，嘱咐老人家将它刻石安置在门额上。

这本来是一番好意，不料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说何绍基写错了，应该是“山峙水流”。何绍基一听，放下手中的笔，说感谢指教，就准备与王继斋转身而去。而张秀才此刻也来到现场，一看架势，就知道何绍基的来头，于是向他求书。何绍基无奈，只好重新抓起笔，写了一首诗赠与张秀才：

不问山头与水边，一壶两盏又陶然。狂蹲破屋同听雨，气夺寒云已化烟。

笑我老愁危径仄，喜君闲识野游便。西湾暂借书堂住，剪烛论文得醉眠。

张秀才见了，如获至宝，高兴不已。

何绍基后来也把这首诗收入自己的《东洲草堂诗钞》中，命名为《王继斋携榼陪游，夜宿西湾张秀才家》。

其实，何绍基写“水峙山流”是有出处的。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年），是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人，他的人生跨越明清两朝，其故居原名廷尉第。其孙子方正瑗，康熙年间举人，曾官陕西潼商道，仕途困倦，寄情山水，潇洒不羁，人称潇洒公，署其所居曰“潇洒园”。邑人都御史姚元之曾为潇洒园撰联曰：“鱼飞鸢跃漆园吏，水峙山流太史公。”

九嶷山的群峰，山势逶迤，连绵十余里。如果用诗心来欣赏，人们看到的是流动的山和静止的水，而何绍基恰恰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诗人，题写“水峙山流”也在情理之中。

拙岩悟道

这原本是湘江边的一块小小的石岩，如果不是那个出生于斯成长于斯后来又归隐于斯的沈良臣，因追慕柳宗元的“八愚”精神和喜爱周敦颐所写的《拙赋》于明正德壬申岁（公元1512年）将它命名为拙岩，使之由一处自然景观变成人文景观，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追随者接踵而至。五百零六年后，我也追随诸多先人的脚步，来到了这里。

拙岩不大，而且局部已被泥土淤塞，我不能像以前的人们那样从岩中穿过。所幸的是，我在游览之后发现，三十几方石刻保存良好，基本上还可以辨认，能让人从中辨认拙岩的前生今世。拙岩大洞口右侧原有下河边去的人工石阶，因为毁坏，只好于林木中寻觅而下，行数十米，至江边，但见石壁上有“忘机处”三字榜书，前有“同治庚午”四字，落款为：仙农题。末有清同治年间翰林编修周崇傅所作的跋：“温飞卿《利州南渡》诗，有‘五湖烟水独忘机’句，仙农意不在钓，暇以钓为寄，自题其处曰‘忘机’，近乎道矣。”

站在江边，先看石刻，再看看跟前北去的江水，想想自号仙农这个人，我心里不禁萌生出许多感慨。仙农，本名唐九龄，大约是怀才不遇，艳羡陶渊明式的诗意生活，故自号仙农。仙农确实有点“仙味”，查找各种文献资料，其事迹及生卒年居然不详。不过，根据他在拙岩留下的《重修拙岩记》和《重修拙岩》《拙岩八景诗》等诗刻，可推测出他是清同光年间人，而且是拙岩的常客。

古人作诗题字很讲究渊源，许多看似简单的诗词语句，背后常有来龙去脉和深刻含义。我最初记得“忘机”一词，源自于八十年代初读到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中有“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一句。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的《列子·黄帝篇》中，就有“鸥鹭忘机”的典故。而唐代的骆宾王、岑参、刘禹锡等人，均有诗文提到“忘机”。温庭筠，字飞卿，其诗《利州南渡》曰：“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在我看来，周崇傅以此诗作跋，既有为唐九龄的隐逸点赞之意，也有自己对古人归隐乡野、寄情山水的艳羡之情。只是作跋时期的周崇傅，刚入翰林不久。假如他能预测自己后来追随左宗棠收复新疆，被授喀什噶尔兵备道，最后又因被诬陷而蒙羞自尽，很可能就跟他的好友唐九龄一样，退出江湖，归隐乡野了。

清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了两百七十六年，而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即位时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接班人，也是给清朝带来回光返照的一个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不但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镇压了太平天国，还平定了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及云南回乱，应该说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经历了诸多坎坷的皇帝。如果作为他的臣子或者庶民，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人生感慨。唐九龄多次到拙岩游玩、垂钓、写诗、题刻，可见是一种柳宗元式的寄情、周敦颐式的抒怀。光绪《零陵县志》有一点关于唐九龄的零星记载，说他“五品衔中书科中书”，并为母亲建了节孝亭。应该说，他是一个大孝子。古人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忠孝两全”。如果唐九龄从政，我想他一定是个忠臣。可能因为某种经历，让他有了一种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在贵州龙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那种顿悟，因而恋上了永州城西湘江之滨的这处水石。他携带家眷，迁居附近的村庄，既有柳宗元迁居愚溪之快乐，更有姜太公垂钓之风雅。他把拙岩这一带当作悟道之处，常常来这里游玩、垂钓。即便今日，人们也可以想象他坐在这江边的石头上垂钓，看江上名利双船来来往往而一笑置之的模样，是何等地超脱。难怪周崇傅说他“仙农意不在钓，暇以钓为寄，自题其处曰‘忘机’，近乎道矣”了。

其实，在唐九龄来这里悟道之前，拙岩的发现和命名者沈良臣早在这里就有了“推蓬坐，闲把长竿料理，不让志和烟水。投纶钓得锦粦来，步月前村沽醑。君莫喜，君不见，古今萑位皆香饵。朝黄暮紫。但玉带金鱼，难同蓑笠，小隐月艖里”（沈良臣《摸鱼儿·春江坐钓》）的感悟。世道虽已变迁，二人情怀相似。

同治庚午是公元一八七〇年，距今一百四十八年。从沈良臣命名拙岩，到唐九龄题刻“忘机处”，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在同一地点的悟道。只是当我追寻而来时，发现这里的石头依旧，江水依旧，他们留下的字在，诗文在，情怀在，精神在，唯人不在。

山谷绝唱

古代文人（大多是官员）闲暇之余喜欢到处玩耍，而且耍出了许多“味道”，许多文化。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三月二十八日，对于永州湘水之滨的朝阳岩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之日。这天，一条小船载着五六个爱耍的人在湘水上摇摇晃晃地行进着，船桨像一个摇把，在江面摇出许多漩涡。经过一阵子的行进，来到了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朝阳岩下。他们系好船，在下洞洞口略作休息，简短领略了一番朝阳岩的发现者元结诗句“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的意境之后，就开始实施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其中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在众人的建议下，一反常态，拿着毛笔在没有打磨的岩石上就随手写了一些字。另一个人等他写完，就开始用锤子、凿子、錾子等工具认真刻石。在朝阳岩潜阴洞泉水注入湘水的叮咚声伴奏下，在渔船的轻微摇摆中，这个踮起脚尖刻石的人，显得比那个题写者更投入、更认真。铁锤敲在凿子和錾子上，发出的金属声，跟洞口的泉水声汇成了一支悦耳的交响曲。忙了一阵子，二十三字就显现在大家面前：“崇宁三年三月辛丑，徐武、陶豫、黄庭坚及子相、僧崇广同来。”

原来，那个挥毫题字的人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

宋徽宗亲政之后再用新党，与黄庭坚有宿怨的赵挺之当上了副宰相。崇宁二年（1103年）十二月，对黄庭坚一直怀恨在心的陈举适时举报说其作品《承天院塔记》“诽谤朝廷”，赵挺之便罗织罪名，以致黄庭坚被“除名编管”发配到蛮荒之边地宜州，他携带家眷从湖北江陵出发，入洞庭，经岳阳、长沙、衡阳，一路游山玩水，吟诗会友，来到了永州。

应该说，晚年的黄庭坚是个很爱玩耍的人，仿佛童心未泯，每到一地，都要寻觅先贤的踪迹。虽然仕途不顺，却并不影响他的雅兴。据《山谷年谱》记载，黄庭坚是三月六日到永州府祁阳县浯溪碑林的，至四月二十八日去全州，他在永州这个地方前后待了有五十三天。期间，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到处玩耍，他游览了祁阳浯溪、零陵愚溪、朝阳岩、澹岩等地。清清潇水，曾经映出过他的倒影；乡间小路，曾经留下了他的脚印；不少地方，还有幸得到他的吟咏，乃至题刻。

在来朝阳岩之前同一天，黄庭坚一行还游览了愚溪，他在《游愚溪》诗里讲清楚了那天的行程：

意行到愚溪，竹舆鸣担肩。冉溪昔居人，埋没不知年。偶托文字工，遂以愚溪传。柳侯不可见，古木荫溅溅。罗氏家潇东，潇西读书园。笋茁不避道，檀栾摇春烟。下入朝阳岩，次山有铭镌。藓苔破篆文，不辨瞿李袁。嵌窦响笙磬，洞中出寒泉。同游三五客，拂石弄潺湲。俄顷生白云，似欲驾我仙。吾将从此逝，挽牵遂回船。

此诗当时刻石于朝阳岩。遗憾的是，这首诗刻因为种种原因而漫漶消失。清咸丰年间的永州知府杨翰苦觅此诗不得，曾于朝阳岩西壁补刻黄庭坚该诗及其画像，至今尚存。

在永州期间，黄庭坚还写有《题澹山岩》诗二首，并刻石，连同浯溪诗刻、朝阳岩诗刻和题名刻，为永州的历史人文增添了许多光辉。

特别庆幸的是，黄庭坚这方朝阳岩题名刻因别出心裁得以完整保存。也可以说，是黄庭坚当时耍了一个障眼法：字迹较浅，字体颜色与石头接近，肉眼难以识别。所以，分明就在眼前，除了清代金石大家陆增祥根据拓片做了记录之外，一直没有被人发现，也没有造成破坏。时隔近千年，直到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张京华教授带领学生在朝阳岩进行野外考察时，才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文人带有纪游性质的题名，兴盛于唐宋。盘点历年所见题名石刻，唐人以李渤居多，宋人则属黄庭坚。虽然黄庭坚曾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被后人称为“苏门四学士”，但他生前诗书双畅，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占据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所以他的诗文和题刻都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

朝阳岩是永州著名的石刻景点，现存历代石刻一百五十方。不少金石专家说，朝阳岩摩崖石刻之多、之奇、之怪，在国内外均属罕见。而我想补充一句：黄庭坚在朝阳岩的题名石刻，堪称朝阳岩石刻中的怪中之怪，实属特例。

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好玩的黄庭坚在这方题名刻上玩了几个手法：一是没有像平常人那样先把石崖磨平了再题刻，而是把题名直接写在石面上就刻的，可以说这是一处非摩崖石刻，而这种非摩崖石刻在永州乃至国内都很罕见；二是他选择题刻的地方也很奇怪，人家喜欢选择平整之处，他选的地方中间还有凹陷，整体呈弧形状，四五行之间因为凹陷而让后来者误以为是两处不同的石刻；三是他的题名顺着石面本身自然的形状，不仅行与行之间的字数不一，而且字与字之间的大小也不一致，最大的“徐”字与最小的“丑”字相差2.5倍。更让人惊奇的是，即便是在不平整的石岩上，整体章法竟显得错落自然，布局巧成，于不平之中见平，于宁静之中见动感。大约岩面极为不平，“徐武”“陶豫”四个字在整幅书法中，显得较大、较突出，各占一行。而末两行构架均一，则是岩面较为平整的缘故。整方题刻布局讲究，字体外紧内松，右边八字（一行“崇宁三年”，二行“三月辛丑”）上疏下实，中宫四字（三行的“徐武”、四行的“陶豫”四个字）疏可跑马，左边十一个字（五行“黄庭坚及子相”，六行“僧崇广同来”）密不透风。这处石刻是黄庭坚现存最大的楷书作品之一，书写章法富有变化，两个“三”字的写法不尽相同，用笔稳健沉着，所运用的长横、大撇、大捺、竖画、斜钩等笔画，不同于以往的瘦硬，与他在天柱山的题名相比，风格迥然不同。

据考证，徐武，字靖国，时任永州司法参军。黄庭坚的儿子黄相，时年二十岁。黄庭坚与僧人交往颇多，崇广是其中之一。陶豫是祁阳人，爱书好酒，喜欢玩石头。由此可知，那个认真刻石的人很可能就是陶豫。

诚如黄庭坚在《游朝阳岩》诗中“吾将从此逝，挽牵遂回船”的预言，离开永州两年后，他就客死在宜州（广西宜山县）贬所，终年六十岁。永州山水点燃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诗情，而他在永州的几处题刻和诗刻，也成了他生命末期遗留在湘江上的最后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