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刘云杉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当代资本主义被称作“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是以互联网信息网络为核心、以大数据为血肉，技术与资本在“虚拟空间”结合的全新现代性图景。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虚拟空间中不断释放自身变革的“魔力”，无所不包的庞大数字体系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体验，并在其中寄托了精神生活不断丰富与解放的理想愿景。然而，资本的本性并不会仁慈地将自由留存在这一全新的空间，网络世界仍然处于资本操控下支配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普遍化权力结构之中，网络数字技术搭建的虚拟空间成为资本精神政治统治的绝佳温床，普遍性的精神危机正处于看似繁荣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新诠释资本的精神政治，透视其中的精神危机并加以超越便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精神政治的话语辨明

在对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进行吸收批判的基础上，德国批判理论家韩炳哲以“精神政治学”这一全新概念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权力统治分析，他以新自由主义对整个资本权力世界的占据为背景，试图宣称“规训社会”理论的过时，认为“21世纪的精神疾病也遵循着一种辩证逻辑，但并非否定的辩证，而是肯定的辩证”[1]32，建构起了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批判的新架构。在相关研究中，“‘精神政治学’将关注的焦点更加朝向人的精神领域的自由意志、自我认知等方面，从而在认知、意志等被如何操控的意义上,划掉了古典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2]，是一种讨论资本主义统治深化的背景下人的精神文化向度“主体性”怎样受到资本权力支配的理论范式，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当代建构的重要领域。韩炳哲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精神政治有着重要意义，这一理论背后隐藏的正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虚拟世界”对“真实世界”的“更替”，使精神的生产和统治发生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转变进行深入解读。

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完全不存在“精神政治学”成分，是不现实的。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均对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主体性丧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福柯、阿甘本等将其称之为“生命政治学”，事实上其已经包含了精神政治学的雏形。正如恩格斯所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它作为同各个工人的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被应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且，社会的一般发展由于被资本所利用而与劳动相对立，所以它就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与劳动相对立，就表现为资本的发展”[3]536，资本为生命政治赋予力量，并逐渐从单纯的物质生产中通过工厂与社会系统的规训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精神政治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拜物教”“纪律”“物化”等词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政治统治。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生产的受支配性不断增强，人的主体性不断湮灭，具有阶级性，而精神生产也可以通过实践形式影响或转化为物质生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3]95，揭示了精神政治内在于资本政治逻辑之中的实质。在不断延长的劳动时间、规训日益深化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制度之中，精神政治集中体现为作为规训空间的工厂与社会“实体”对人精神的压榨和支配，“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4]形成的规范权力，是一种直接性、奴役肉体和精神的权力支配方式，也就是福柯、阿甘本所描述的“全景监狱”等生命政治学范畴，“福柯的事业主要在作为纯粹自然生命的‘zoe’被划定的政治范畴内,于是赤裸生命(bare life)被逐步政治化，并构成了现代性的标志，使古典政治哲学范畴发生根本性转变”[5]，此时精神政治潜藏于生命政治之中。

顾名思义，虚拟空间就是空间本体的虚拟化，是网络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全新“世界”。资本在虚拟空间中以数字资本形式表现。与现实社会不同，虚拟空间中的资本权力更多呈现为间接性、柔性的观念支配，精神政治成为生活世界中的权力核心，一切遵循虚拟空间带来的“自愿原则”“幸福原则”，以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功能各样的应用系统搭建起来的虚拟空间使人们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幸福感”“获得感”“享受感”飙升，整个社会变成了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人们的生活世界高度嵌入虚拟空间的赛博空间之中，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巨大变革。此时的精神政治形态正如韩炳哲所言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被迫”到“自愿”，从“苦难”到“享受”，这种从“生命政治”转换为“精神政治”的动因，就必须从虚拟空间中找到答案。

正如马克思所说：“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都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3]119在虚拟的赛博空间中，资本增殖的逻辑方式和现实途径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以实体生产与实体经济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方式、劳动范式被虚拟空间中建构的全新生产劳动形式取代，物质劳动转化为非物质劳动或数字劳动，同样再生产出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数字资本的虚拟空间运行方式，将生产过程、生活世界都牢牢绑定在网络终端之上，实现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的有效链接，为这种虚拟空间的进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动力。资本主义依靠网络数字技术改变了统治方式，不仅通过虚拟空间提高了资本周转的效率、增加了资本增殖的新场域，更将人们的娱乐、休闲、发展等活动统统纳入数字化网络，成为虚拟空间非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劳动与生活转向虚拟空间是一种历史性变化，资本权力似乎随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严苛的空间规训、醒目的监视体制被解构。但事实上，劳动扩散进生活、规训成了“自愿”、监视体制则隐藏在后台，生命政治开始“攻心为上”。此时，精神政治才从生命政治中得以出场，成为数字资本主义虚拟空间的统治术，精神政治就是虚拟空间中的生命政治。

二、在技术与劳动之间：精神政治的生产机制

既然虚拟空间带来了从“被迫”到“自愿”、从“苦难”到“享受”的转变，那么这种理想乌托邦的幻象是怎样形成的？虚拟空间是怎样被搭建为一种关于资本极权统治的精神政治学？这就必须回归数字资本主义构建的庞大虚拟空间精神政治体系，如此才能在繁华幻象中揭开数字资本主义精神控制的机制。“与过去的复合型制度形式相比，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遍的形式”[6]，数字资本主义使精神政治通过数字技术影响更加广泛。而马克思主义应当依据新的时代条件探查这种精神政治的新特征，揭示使精神危机愈加深重的结构根源。

(一)生产方式：虚拟空间精神主体的塑造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602，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具体模式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方式，任何精神政治的形态都是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创造了全新的虚拟空间劳动模式：数字劳动，即以数字软件、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工具虚拟化，以大数据、信息流为代表的生产对象虚拟化，以互联网平台、数字化车间为代表的劳动载体虚拟化，以自动化控制、智能化管理为代表的控制手段虚拟化，以及空间更加多元、侵入人们生活世界的劳动形式虚拟化。福克斯将数字劳动看作“数字信息技术价值链条中资本积累需要的全部劳动方式”[8]，这种总体性样态在不同生产背景中得以具体化。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虚拟空间是“物的依赖性”结构的新特征。一方面，虚拟空间打破了数字劳动的时空局限性，只要有互联网接入的地点，人们都时刻处在劳作之中，根本无暇从事个人精神发展。以保留自身工作岗位的生存为目的，人们必须不断延长自身劳动时间，提高自身时间分配效率和数字化技术掌握能力，即便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每年因年龄等问题失业的劳工仍不断增多，其他产业部门也由于技术化革新大规模裁员，瓦克曼所说的“工作极化”问题席卷各个产业，西方风行的“削减劳动时间运动”沦为空谈数字。另一方面，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之所以成为纯粹的物而丧失了自身主体性的价值性，就因为抽象的社会劳动形式取代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自身的本质关系。“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3]51劳动者通过将劳动投入虚拟空间使自身成为一个抽象的表现对象，劳动的具体性与劳动者渐行渐远，人们的主体性进一步丧失。

由于数字网络技术投入成本大、技术要求高，虚拟空间就越来越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而其余大部分人则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中沦为数字劳工，这种生产结构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资产者—劳动者间铺展，同时也在世界体系中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铺展，精神政治的支配性也就随之扩散。数字劳动的普遍性将主体性套入算法的既定技术格式之中，生活、劳动、娱乐都成为数字生产方式重构主体性的操作环节，数字劳动的过程也就成为了主体与自身生命本性相剥离的过程。正如阿多诺所说：“尽管文化工业毫无疑问地诉诸它所关注的成千上万的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大众却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是被计算的对象和机器的附属物。”[9]技术在对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处境进行改造，人们变成了精神生产工业的终端，成为资本流通环节的一部分。

(二)劳动过程：虚拟空间精神生产的表现

在精神生产方面，数字技术成为精神生产主体和内容的中介，资本控制下的信息大数据和高度智能化的算法随之控制了劳动主体，在情绪、情感、价值等主体意识维度人被数字化的中介所重构。数字技术及其工具作为生产中介以数字技术应用的既定程序不断再造着人们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以技术化的精神产品获得资本增殖。

一方面，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技术对劳动与生活控制的介入体现在社会全方位的技术监控机制中，直接反映在技术对于劳动者个体声誉指标的控制上。数字技术将对生产或者服务过程中人的情感与情绪活动的全面监控，纳入一种制约生产效率与影响交易效率的可测量化指标体系，作为一种劳动者精神能力的“软效能”。例如，甘迪尼指出情感活动本身在劳动与消费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将其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声誉指标拥有相当大的影响……会影响到劳工的地位，以及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做出的聘用决定”[10]。因此，“态度、社会倾向和性格特征……情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劳动，因为员工的指标、反馈、排名和/或评级实际上显示在每个平台上”[11]。数字技术使劳动情绪、服务态度与客户满意度的制度化测量和反馈成为可能，从而影响到劳动者的报酬、职位以及声望，并被纳入劳动生产率，与“末位淘汰”“指标评比”等相挂钩。正如韩炳哲所分析的“情绪才是精神政治对人进行控制的有效媒介”[12]65，劳动者必须在劳动过程中控制自身的情感和情绪活动，因为这些个体情绪的建构已经成为付出劳动的一部分，这就令劳动过程中的“强制改变”变成劳动者的“自我改变”，使劳动者自行通过服从技术体系的评价规范来异化自身的精神活动，使劳动者的精神活动符合数字化工作场所、指标体系的需要，通过精神对技术的从属，实现对资本的从属，呈现一种“自我剥削”的特征。

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呈现“去自然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7]171，高度技术化的物质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规定了精神生产的“去自然性”趋势。在前现代文明中，人的精神生产活动通常来源于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直接关系，例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精神产品具有强烈的“自然性”，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与对象化世界的共鸣。资本主义诞生与发展以来，货币作为资本最现实也最抽象的载体成为整个社会的中介，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逐渐深化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外化，人的生产与生活实践的“自然性”让位于异化了的资本属性，精神生产与精神产品的“自然化”属性逐渐消失。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使一切社会存在物都连接在一起，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得极其依赖数字技术。在资本裹挟下的虚拟空间中，美术、戏曲、文学等自然化精神产品被电子游戏、网络购物、在线聊天等数字化产品取代，传统的“自然性”精神产品在数字时代很难找到普遍性共鸣。这不仅使精神生产规律直接化约为简单的资本增殖规律，还异化了精神产品内在的超越物质现实的自由本性，使人的创造性的本真性被技术中介所覆盖。虚拟空间仿佛成了以资本为最高目的的全新“自然”，阻断了人们精神活动接触自然本性的通路，形成了精神生产的闭环。精神产品的“去自然化”与精神生产的“去自然化”互为依托，精神及其产品的存在被虚拟空间所笼罩和支配。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贫乏，精神活动庸俗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述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3]。

(三)技术规则：虚拟空间精神尺度的建构

随着数字技术对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全面接管，一种技术理性的“算法工具主义”形成了。马克思曾言，“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14]49，技术工具替代劳动创造性越是显著，人的价值理性被技术理性取代也越彻底。精神活动本具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52的主体能动性与丰富性、基于精神生产者生命历程和意识结构的多元性及独特性统统被异化为依赖于技术形式、无法摆脱技术工具的精神产品生产过程。数字技术革命将以技术为中介、资本为动源的支配性权力隐藏在人们生命过程的普遍时间中，而这一时间的普遍性已然被转化为虚拟空间技术规则的普遍性。虚拟空间搭建起来的“价值无涉”假象，实质上是以实证思维确立完全脱离于人的个体性价值形式的中立化领域，仅仅关注事实的经验性、实证性和有效性，以绝对化的“先验真理”替代人的价值的丰富性。但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一种技术有效性被视为最高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我们通常称为‘技术统治’。它是神秘化地装扮成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清除价值判断的科学世界观的技术统治意识形态。”[15]在资本的作用下，数字技术以最为明显也最隐蔽的形式扩张并控制了主体精神世界，即数字异化。这意味着技术理性在不断侵入大众的精神形态，将精神主体性改造成为技术逻辑的外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塑造计算思想和技术理性的思维范式，凭借人们对于技术系统的无条件信任使之产生对数字技术的强烈依赖，从而丧失自我的精神主体性和创造力。资本通过“技术黑箱”生产特定的信息和知识，从而通过操控精神的生成而操控社会权力，人们身处其中进行无意识的精神实践，却无法逃离整个资本的技术控制。

无论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技术规制行事、依靠技术工具思考、通过技术中介互动、以技术要求来衡量价值和创造文化，主体精神在被工具理性化为技术终端的过程中，就如同马克思论述的“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7]246，卢卡奇的“使其丧失人格并且削弱了其‘灵魂’”[16]，虚拟空间的精神尺度由此建立。人精神生产的主体性被异化为一种活的、能动的数字工具。资本支配的虚拟空间取代了人与世界的直接接触和意义的获取，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社会进步的表象，人沉浸在不停歇的进步主义幻象过程中，不断抽离着自身的主体性，这样的生活，注定是空虚的。

(四)意识形态：虚拟空间精神话语的诱导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商品或服务的供求，无需政府或其他力量的干预，就能实现最优的结果”[17]，他们认可市场在几乎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效性，并试图消解集体公共性与私人选择之间矛盾的道德标准。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自发性的合理性，认为市场原则本身就应当取代公共部门干预整个社会生活，并以自发性评判作为道德原则。这也就等于将非道德性的市场原则延伸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导致了道德评判和基本价值原则的缺位，取而代之的则是伦理基础的个人利益导向。韩炳哲正是以“自我剥削”的新自由主义作为精神政治的核心特征，指出主体虽然摆脱了外在的、显性的统治，但又“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1]20。此时，主体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一种在“自我筹划、自我优化的项目”[1]85中被精神政治改造的人。

虚拟空间号称“所有人都可以进入……不需要考虑种族、经济实力、暴力、出生地带来的特权或偏见……一种思维的文明，将比政府历来所创设的更加接近平等主义与人道主义”[18]。网络数字平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人们在工作时空、信息获取、社会互动、发表言论等方面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捷和自由，也因此制造了一个信息乌托邦。这种数字场域正因其匿名性和时空脱场的物理特征助长了新自由主义的实现，认为应以技术框架代替道德规范来保证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和算法的精准计算在较大程度上规避市场风险，在精神生产领域则可以帮助人们生产更加丰富的精神产品，并实现基于数字平台精神产品的共享。但这种假象回避了一种隐蔽的事实：以增值的价值作为非道德性空间的基本价值。在此逻辑下，自由发表意见和展示价值来标榜自身的“自由民主”背后都是平台本身算法的“黑箱”对庞大信息流的价值操控。这种依赖于平台技术规范模式与市场要求进行精神生产的“技术政治”，将虚拟空间的伦理导向隐蔽在信息茧房、算法推荐、感官刺激、欲望满足的“自由”中，人们只能在算法技术给予的内容和框架中被动“自由”选择。

在这种去价值化的虚拟空间中，精神体验的虚无化不可避免。马克思界定的意义时间“无论是在自然的时间框架内自在地存在着，还是在社会时间的空间里自为地活动着，都是为了能够创造价值和体验价值”[19]，但意义时间却在新自由主义帷幕下因剩余时间剥削而被解构，同时伴随着“人的世界”的贬值。20世纪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生动再现了人们争名逐利，却最终陷入价值虚空、精神空洞的迷茫之中的状况。剩余时间不断渗入生活时间，并侵占了意义时间。技术带来的时间加速不断制造时间紧迫感，进而给人们带来快节奏、感官刺激性的精神体验，如电影特效、电子游戏、虚拟实景技术以及消费景观，人们在其中获得短暂的、表面的精神满足，实则却愈发茫然无措，不断强化自身的价值虚无感。技术工业化的精神产品是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控制人们非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塑造意识形态的异化精神产品，抽空了人的主体性和精神信仰，是精神政治在生活世界领域的集中表现。

三、在理论与行动之间：精神政治的扬弃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种种精神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主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也存在内在限度，无论精神政治施以何种严密的统治，也不可能带来“历史的终结”。因为无论如何，数字资本的虚拟空间精神政治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最新阶段，仍然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的现实性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14]66无论福柯、阿甘本还是韩炳哲，他们的批判话语都必须被回溯到马克思那里，从历史运动的辩证性中反思其中的绝望情绪或理想主义，唯此，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基础无法离开马克思，才可能为打开全新的精神空间创造理论前提。精神政治的解放不是孤立的，而是置于无产阶级摆脱“物的依赖性”整体性运动之中的，它脱胎于资本主义，最终也将会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扬弃。

(一)用现实击破形式：回归经济生活优先性分析范式

资本搭建的虚拟空间精神政治形式形成了权力统治的闭环，数字资本主义危机是经济危机与精神危机的统一。麦克卢汉曾经在批判数字化媒介社会时指出数字时代的异化会引发一场“媒介革命”，“他用媒介替换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代替了劳动和财富管理的方式”[20]，但是他并没有给出革命的结果，因为他显然只看到了数字异化问题的表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是无所不包的统摄性支配逻辑，它的物质生产形式决定着精神生产形式。无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始终是劳动和资本冲突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744

而在韩炳哲那里，“作为对自由进行实践的生存艺术，就必须采用去心理化的模式。它让作为统治工具的精神政治无计可施，主体被去心理化，就意味着被倒空，只有这样主体才会在任何生存模式下都获得自由。”[12]107这是他给出的精神政治解脱方案。很明显，这种将精神政治问题悬置的方式使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决定作用变得无足轻重，劳动的对象性不再重要，本质上仍是用资本主义建构自由的方式来批判资本主义，只能幻想形式的自由。这实际上继承自许多当代左翼思想家的理论风格：当人们身处庞大的抽象统治结构之中，即便发现了这种统治术及自身的卑微处境，但仍然屈服于命运，因为他们认为从劳动到社会的整体抽象化形式是无法摆脱的。这正是他们绝望情绪的来源，也是资本的精神政治学本就想达到的目的。而虚拟空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外衣下人们被允许寻找与享受自由，但这本质上是利用技术操纵人们的自由意识而已。自由也成为了空洞、异化的自由，而不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表达。因此，即便这些精神政治学家的病症诊断相当深刻，但他们的药方却无法治本。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革命，才能摆脱这种被统治的“宿命”。

精神政治是数字资本主义虚拟空间生产关系在精神领域的体现，精神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伴相生，两者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得到彻底消解。精神政治的实质是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建立在不断深化的数字剥削基础上的。精神政治从未实现观念上的“铁板一块”，数字经济在带来贫富差距拉大、“技术极化”显著、失业率不断上升等经济社会危机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其自我宣称的民主、自由、富裕等精神的破产，资本创造的虚拟空间精神牢笼也会随着资本与劳动矛盾的激化而成为历史。

(二)用行动实现观念：获取虚拟空间领导权

虚拟空间在当今被作为发挥资本权力与进行非物质劳动的核心场所。但归根究底，无论是工厂与机器，还是数字技术或虚拟空间本质上都具有工具属性，只因它们处在资本的牢笼之中，受到资本的摆布而成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3]508引起“机器排挤工人”的并不是机器本身，而工人想要获得解放并不能只单纯依赖观念，而是要用行动掌握机器。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解放有赖于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生产方式的共同改变，仍然需要实现数字时代的无产者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这是对整个资本统治下技术世界支配权的翻转，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7]189。作为革命阶级，就“需要展示对社会技术的领导权：在观念领域与物质平台上体现超越性，使全新的行动、关系和权力创生得以可能”[21]。

在虚拟空间中，“领导权”的形式也许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大不相同，但目的仍然是一致的，即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经济关系的解放带动精神政治的解放，而虚拟空间也就成为摆脱“物的依赖性”的重要革命场域。从作为无产阶级形成联合体必要的空间前提上看，虚拟空间无疑提供了革命空间前所未有的统一可能。此时，革命的空间就是革命的物质对象，对劳动空间的掌握就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掌握，就实现了对其中的劳动、关系与权力的革命性重构。正如奈格里和哈特所指出的，一种解放的空间形态“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人既生产，也被生产”[22]。在取得现实的物质生产权后，被解放了的精神政治呈现出一种追求自我的精神生产权，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天性能动表现”，是对资本逻辑进行扬弃，实现真正自由的人的逻辑的结果。丰富的自由时间、充足的物质资料、开放的分工形式使人类在文明史中的种种精神禁锢得到全面解除，整个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以积极的精神辩证法打开了通往真正解放的大门。

(三)用发展代替支配：虚拟空间本真价值的塑造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虚拟空间已然成为意识形态对抗、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阵地。在高度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虚拟空间中，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自然渗透其中。我国许多领域出现的资本负面效应带来的社会精神问题，以及资本裹挟下的精神产品和精神话语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体现为资本无序压榨劳动人民、强迫“996”；网络无政府主义、网络自由主义、网络消费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与多元思潮，妄图对我国进行“网络和平演变”等等，直接影响到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社会思潮、国民精神生活与个人价值等社会精神领域构成巨大挑战，进而也使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直接威胁。

对于我国而言，恰恰需要以人的发展这一本真价值的塑造来消除上述威胁，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中共同发力。一方面，要以发展代替支配，积极对资本市场进行规范，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使人们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神生活发展。另一方面，在网络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网民提供更加丰富的且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神产品，通过加强精神产品技术监管、增强互联网平台精神文化生产的政治自觉等措施，共同构建防范精神侵略与社会精神危机的动力机制。毛泽东曾经指出：“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精神。”[23]新时代，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坚持社会主义精神主旋律，使精神生产依赖人民、精神产品服务人民，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先进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发扬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大发展、大繁荣，进而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结语

精神政治是数字资本主义在虚拟空间治理术的最新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内在化的、自我伪装的形态。对于这一形态的理解，只有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源才能真正获得，任何脱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精神政治学话语都仍处在马克思批判的旧哲学的表达方式之中，是不彻底的、描述性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24]批判的科学一定是实践的、革命的科学，而这种科学只有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后才能够实现自身的意义。与此同时，“武器的批判”在面对诸如精神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时，如何有效地扬弃并将其丰富为自身的话语就成为了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